十八世纪中期，中医喉科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相当成熟，曾陆续出版了几部很有份量的喉科专著，如张宗良的《喉科指掌》(1757年)、郑梅涧(约1727～1787)《重楼玉钥》、《喉症全科紫珍集》等，这几本书都系统全面地讨论了喉科各种疾病的诊法及治疗，使喉科辨证论治大法日趋丰富。近代几种可怕的喉科传染病在中国大地上蔓延，严重地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与健康，对此我国中医界人士奋起努力，进行了不懈的研究探索，经过一百多年的临床实践，终于总结出一套完整而行之有效的诊疗大法。这一实践过程，几乎贯穿于整个近代历史时期。
一、近代喉科传染病的流行及喉科专著的涌现
喉科传染病对人民健康危害轻重的主要有白喉及烂喉痧(或称痧喉，即猩红热)。近代名医丁甘仁自述：“行道数十年，诊治烂喉痧不下万余人”(丁甘仁《喉痧症治概要》1927年)。近代时期曾涌现出大量的喉科专著、疫喉专书。以新版《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统计，自古至l840年以前，现存喉科著作大约有三、四十种。自1840年至1949年这百余年间，喉科专著猛增至三百余种，尤其是疫喉专书在短时间内大量出版，在医学史上也较为少见，仅白喉专书自1869年第一部白喉著作《时疫白喉捷要》问世，截至l935年止，六、七十年间共出版白喉专著五十余种，烂喉痧专书二十余种。这说明中医界在诊疗疫喉的临床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及时调整辨证施治，出现了不少很有价值的喉科著作。
二、诊治法的进步
1. 对传染性喉科症的基本认识
《重楼五钥》(郑梅涧著)，其中有一段关于“白缠喉”的论述，可说是我国最早关于白喉确切记裁，郑氏制定的“养阴清肺汤”创立了治疗白喉的基本法则。
烂喉痧一证的详细记载可见于金保三《烂喉丹痧辑要》(1867年)一书，书中记录了叶天士医案一则，“雍正癸丑年间有烂喉痧一症，发于冬春之标，不分老幼，遍相传染。发则壮热烦渴，丹密肌红，宛如绵纹，咽喉疼痛肿烂……”。
2.对传染性喉科证认识的逐步深化及诊疗法则的不断发展。
自《时疫白喉捷要》问世以来，白喉专书沓踏而至。其中对白喉病因认识较有见地的当属许佐廷《喉科白腐要旨》(1875年)，作者总结多年临诊心得，认为白喉发病不外乎内外二因，内因为病家素体肺肾阴虚，外因为感受燥气时邪，外火引动内火，而致阴亏火热之证，故初期治病切忌疏散温燥之品，治宜清肺养阴。其后又有李伦青(纪方)《白喉全生集》(1882年)。该书诊治细腻，以寒热为纲，再分轻重虚实论治，共分九大证类，对寒热错杂证及误治坏证的治法颇有特色。主张内服药与吹药并用，效果好。
烂喉痧专书的第一部著作是陈耕道(继宣)《疫莎草》(1801年)，陈氏首次将烂喉痧病从诸斑疹中摘出。后世夏春农《疫喉浅论》(1875年)，对《疫痧草》作了发挥，对诸多变证灵活施治，条理清晰，治法较前完备。
由于白喉、烂喉痧均为急性传染性热病，来势凶猛，瞬息万变，并且初期多伴有表证，对此各医家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阐发医理，有认为白喉不可表散，一切解表药均在禁忌之列。有认为白喉可表散，不可升散，葛根、牛蒡可用，升麻、柴胡不可用。有认为痧属寒湿齐或有之，香需桂枝宜在可用之列，仅需慎用。关于白喉忌表、宜表的论争最为激烈。《白喉治法忌表抉微》耐修予著，刊于1891年，为白喉忌表的代表著作。作者鉴于医家常把白喉误作风寒表证而妄投辛散之品，致使毒邪内陷，酿成危侯。特主张白喉忌表，“坚信养阴忌表四字治白喉者，历劫不磨之论”。后世医家张采田、朱铁山等经过临床实践，认为《忌表抉微》之论过于偏颇，张采田(孟劬)著《白喉证治通考》(1901年)，纠其偏差，认为表散不可与升表相提并论。白喉初期表症俱在，即投滋阴养肺汤，岂有成理？故治白喉当审证辨脉，察之秋毫，当表则表，当清由清，药贵神速，十不失一。
至此，医家们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求索，疫喉的辨证论治思想逐渐清晰明确起来，取得可喜的治疗效果。
3.近代喉证诊疗大法已臻成熟完善
二十世纪前后，有关疫喉一套完整而行之有效的治疗法则基本完备。
《喉痧正义》正是其中一部代表作，作者张醴泉撰于1889年。书中汇集了百余年间29位著名医家有关疫喉的论述，其中不乏大家，如叶天士、王孟英、吴鞠通等论疫；张绍修论白喉；在每篇医论后都缀以按语，详如分折，当褒者褒，当贬者贬。其曰：“多读自如……务获真诠，自能胸有把握”。
在综述疫喉论诒的专书中，学术价值较高的还有近代名医丁甘仁的《喉痧症治概要》(1927年)、曹炳章的《喉痧证治要略》(1936年)。丁氏论治喉痧主张分初、中、末三期，订立疏表、清凉、下达数法。考古证今，用药审镇，其所列药方效果极好。曹炳章对白喉痧喉两大病种，以比较的形式作了全面介绍，条分缕晰，一目了然。尤其治法总结的更为详尽，分内服汤药法与外治手术法。外治法包括提毒药、探吐、吹喉药等。并且还介绍了西医的血清抗体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