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说纷纭医患权益4
在审判中，赔偿原则是不应用补偿来代替赔偿。
医疗鉴定不是惟一证据，使法官为难的正是举证问题。鉴定程序的公开、公正是我国民主法制的重要一环。
全国人大法工委代表：《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规定，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鉴定结论是惟一根据，法院认为不合适，只是证据的一种，而且要由法院来认可。现在的鉴定委员会依附于行政机关，这种形式要改革。鉴定程序要公开、公正，这方面过去不重视，而这正是我国民主法制的重要标志。现在不少地方都在搞程序公开，比如鉴定人选任制度，让患者、医院、行政机关各推选一名鉴定人；还有设“专家库”随机抽取、易地鉴定等；人民法院也可以选鉴定人，天津有个案例就是这样。
最高人民法院民庭审判员高珂：《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认为，当事人对事实有争议可以申请鉴定，对医疗事故处理有争议，不服可上诉，其实是把行政处理和鉴定混在了一起。高法认为，当事人对鉴定结论不服的，起诉不予受理，对赔偿结果不服的，上诉可以受理。民事诉讼法认为，鉴定结论只是一种证据，能否作为判案依据，要开庭通过，交法定机构或专门机构鉴定。我认为，鉴定不是起诉证据，而是胜诉证据。在审判中，有些鉴定结论认为“是这样，但有时不排除……”这种情况涉及举证问题，使审判人员面临一定的选择，办案的法官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定。许多纠纷打来打去，都是因为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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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享有哪些权利？应当说，宪法规定的权利都有。但医院有没有特定的权利很难说。
全国人大法工委代表：我认为医院的权利有三个方面。第一是院长对内部的管理权。中国医院院长们的管理能力是很强的，但不管什么性质的医院，都要依法管理。第二是作为独立法人，医院要在社会中依法活动，接受行政机关的管理。同时，行政机关也要依法管理，如违法，医院可以进行行政诉讼，这也是很重要的权利。第三，医院是老百姓看病的地方，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也要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对于医疗纠纷和医疗事故，医院既是独立的民事法律主体，应有的权利和责任就都有。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高珂：医院合法权益与其它民事主体一样；医院权益要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对医院合法权益，司法部门应加强保护，依法解决纠纷；医疗单位要重视自身权益的保护，如对医务人员加强培训，弥补过失，力争降低损失，转移风险，加强医患沟通等。
市场经济就是要赢得消费者，什么时候医生把患者真正当成了衣食父母，观念就算转过来了。医院的问题是改革还不彻底。
, 百拇医药
中消协秘书长杨竖昆：维权问题的讨论不宜具体，要用望远镜而不是显微镜。世界上所有提出维权的都是弱者，在医院与患者之间，我们认为患者是弱者，因为从专业技术、信息取得、处理纠纷的精力与经济实力上，患者都无法与医院相比。医院的软弱在于改革不彻底。医院什么时候把患者当成了衣食父母，观念就转过来了。这需要进一步改革。
医疗纠纷的处理由一个行政部门包下来是一厢情愿。中消协对许多纠纷的成功调解，使“私了”可以成为一种模式。
中消协秘书长杨竖昆：卫生部门认为，凡医患纠纷都应由卫生部门包下来，其鉴定是法院的惟一证据和判决前提，社会不要介入，这是一厢情愿。从国务院机构改革看，过去是减人不减事，现在要减人又减事。政府办不了、办不好的事，可以由其它途径解决。民事纠纷不应由行政主管部门包下来，医疗纠纷由行政部门包下来也是不可能的。一些小额赔偿、合同纠纷，可以通过中介组织调解，不要放弃让其它部门去解决，有些官司可以“私了”，给了我们许多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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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办公室主任孙东东：医疗纠纷问题解决不了，关键是管理体制，卫生部门大包大揽，医院院长、医生执行卫生部门的文件，对法律不甚了解，不知道事故与非事故之间还有第三者，可以“私了”。
《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在人们的急切盼望中加紧修订，在许多方面有了进步。
近日，《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修订已进入实质阶段，卫生部在京召开的研讨会成为迄今为止最广泛吸收各方人士的会议。据媒体报道，新办法在许多方面有了进步，如患者有权查阅和要求复印门诊病历、住院志、化验单、医嘱单、病理报告单等病历资料；实行法医参加鉴定委员会，组成鉴定委员会专家库，当事人可以随机抽取专家参加鉴定；涂改、伪造、隐匿、销毁病历资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鉴定委员会工作人员弄虚作假、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可判刑；在医疗事故争议问题上，当事人可以不需经过医疗事故鉴定而直接向法院起诉；大大提高实际赔偿标准等。
医生、患者本该是“同一条战壕的战友”，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疾病。
刘虹健康报, 百拇医药
医疗鉴定不是惟一证据，使法官为难的正是举证问题。鉴定程序的公开、公正是我国民主法制的重要一环。
全国人大法工委代表：《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规定，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鉴定结论是惟一根据，法院认为不合适，只是证据的一种，而且要由法院来认可。现在的鉴定委员会依附于行政机关，这种形式要改革。鉴定程序要公开、公正，这方面过去不重视，而这正是我国民主法制的重要标志。现在不少地方都在搞程序公开，比如鉴定人选任制度，让患者、医院、行政机关各推选一名鉴定人；还有设“专家库”随机抽取、易地鉴定等；人民法院也可以选鉴定人，天津有个案例就是这样。
最高人民法院民庭审判员高珂：《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认为，当事人对事实有争议可以申请鉴定，对医疗事故处理有争议，不服可上诉，其实是把行政处理和鉴定混在了一起。高法认为，当事人对鉴定结论不服的，起诉不予受理，对赔偿结果不服的，上诉可以受理。民事诉讼法认为，鉴定结论只是一种证据，能否作为判案依据，要开庭通过，交法定机构或专门机构鉴定。我认为，鉴定不是起诉证据，而是胜诉证据。在审判中，有些鉴定结论认为“是这样，但有时不排除……”这种情况涉及举证问题，使审判人员面临一定的选择，办案的法官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定。许多纠纷打来打去，都是因为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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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享有哪些权利？应当说，宪法规定的权利都有。但医院有没有特定的权利很难说。
全国人大法工委代表：我认为医院的权利有三个方面。第一是院长对内部的管理权。中国医院院长们的管理能力是很强的，但不管什么性质的医院，都要依法管理。第二是作为独立法人，医院要在社会中依法活动，接受行政机关的管理。同时，行政机关也要依法管理，如违法，医院可以进行行政诉讼，这也是很重要的权利。第三，医院是老百姓看病的地方，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也要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对于医疗纠纷和医疗事故，医院既是独立的民事法律主体，应有的权利和责任就都有。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高珂：医院合法权益与其它民事主体一样；医院权益要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对医院合法权益，司法部门应加强保护，依法解决纠纷；医疗单位要重视自身权益的保护，如对医务人员加强培训，弥补过失，力争降低损失，转移风险，加强医患沟通等。
市场经济就是要赢得消费者，什么时候医生把患者真正当成了衣食父母，观念就算转过来了。医院的问题是改革还不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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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消协秘书长杨竖昆：维权问题的讨论不宜具体，要用望远镜而不是显微镜。世界上所有提出维权的都是弱者，在医院与患者之间，我们认为患者是弱者，因为从专业技术、信息取得、处理纠纷的精力与经济实力上，患者都无法与医院相比。医院的软弱在于改革不彻底。医院什么时候把患者当成了衣食父母，观念就转过来了。这需要进一步改革。
医疗纠纷的处理由一个行政部门包下来是一厢情愿。中消协对许多纠纷的成功调解，使“私了”可以成为一种模式。
中消协秘书长杨竖昆：卫生部门认为，凡医患纠纷都应由卫生部门包下来，其鉴定是法院的惟一证据和判决前提，社会不要介入，这是一厢情愿。从国务院机构改革看，过去是减人不减事，现在要减人又减事。政府办不了、办不好的事，可以由其它途径解决。民事纠纷不应由行政主管部门包下来，医疗纠纷由行政部门包下来也是不可能的。一些小额赔偿、合同纠纷，可以通过中介组织调解，不要放弃让其它部门去解决，有些官司可以“私了”，给了我们许多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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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办公室主任孙东东：医疗纠纷问题解决不了，关键是管理体制，卫生部门大包大揽，医院院长、医生执行卫生部门的文件，对法律不甚了解，不知道事故与非事故之间还有第三者，可以“私了”。
《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在人们的急切盼望中加紧修订，在许多方面有了进步。
近日，《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修订已进入实质阶段，卫生部在京召开的研讨会成为迄今为止最广泛吸收各方人士的会议。据媒体报道，新办法在许多方面有了进步，如患者有权查阅和要求复印门诊病历、住院志、化验单、医嘱单、病理报告单等病历资料；实行法医参加鉴定委员会，组成鉴定委员会专家库，当事人可以随机抽取专家参加鉴定；涂改、伪造、隐匿、销毁病历资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鉴定委员会工作人员弄虚作假、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可判刑；在医疗事故争议问题上，当事人可以不需经过医疗事故鉴定而直接向法院起诉；大大提高实际赔偿标准等。
医生、患者本该是“同一条战壕的战友”，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疾病。
刘虹健康报,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