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与藏医脉诊的比较研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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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作为治疗的基础在医疗实践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中国传统医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诊断体系，即望、闻、问、切，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利用切脉来诊治疾病，这也是古代传统医学的精华之一。
从广义上来说，中国传统医学应该包括全国各民族所创造的传统医学，而不应该仅指汉族所创造的医学，其中亦有藏医学、蒙医学等比较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医学体系，虽然不如汉族中医(本文以下所述及的中医，均指汉族中医)那样历史悠久，但依旧对本民族医疗水平的提高有重要的作用。
从比较学的观点来看，中医与藏医的脉诊具有比较的基础，因其都是通过医生的主观感受以搜集患者的异常表现来做出疾病诊断的，不论是从历史上还是地域上，两者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同时又因为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中医与藏医又有各自的发展轨迹，可以说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任何事物的发展与成熟都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一点上中医与藏医都不例外，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从医学史角度加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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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中医和藏医脉诊时，请先来看一下两个医学体系的哲学背景。在古老东方的哲学思想引导下，天人相应及整体观等观念亦渗入到医学之中。中医和藏医都强调遵循自然规律，要"法天则地，随应而动"(《素问·宝命全形论》)，"和于阴阳，调于四时"(《素问·上古天真论》)；藏医的经典著作《四部医典》中在讲。到时令之行时有云："初冬寒冷使得毛孔闭"，"是故当进辣涩苦三味"，"芝麻油擦肉汤油食添"。这都反映；出只有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才能保持精力的旺盛，不受疾病的侵害。另外，不论中医还是藏医都很自然地将人看作是一个整体。在治疗疾病时，重视将患者的内外环境变化和生理、心理状况考虑在内，同时也善于见微知著，即从某一部位的病理变化来推知全身情况，而脉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最典型代表。从这一点来看，西方医学由于建立在解剖学和实验学基础上，相对来说比较重视观察和实验所得出的客观事实，不可避免地容易割裂地看待疾病和人，所以就脉诊而言，不如中医和藏医那样至关重要，而仅仅是用于衡量心脏和循环系统疾病的指标和实验室辅助诊断手段之一。
中医的脉学知识由来已久，1973年长沙马王堆3号墓发掘出的帛书和竹木简中就有《脉法》的甲乙两种古传本，其中提出了患者自身对比诊脉的方法，即"左手上去踝五寸而按之，右手直踩而探之"，脉诊的部位只有手太阴、少阴及足少阴三处，记载的脉象也只有盈、虚、滑、动、静六种，可见这时的脉诊还处于萌芽阶段，所有的也只是一些比较零散的纪录。公元前5世纪，扁鹊创立了脉学，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述有关长桑君与扁鹊的相互关系时，提到扁鹊饮"上池之水"后，可"尽见五藏症结，持以诊脉为名耳"，这说明扁鹊已经可以根据脉象来推断人体五脏的情况，不但使用了脉诊而且也讨论有关理论。《黄帝内经》是中医经典著作，其中的脉学知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但提出了三部九候和人迎脉口的诊脉法，而且记载了"气口成寸，以决死生"(《素问·经脉别论》)，说明了寸口脉可以诊知全身的疾患。而后，《难经》又对《内经》做了补充，提出"独取寸口"的理论，将三部九候归并到手部的寸口脉，提出了"寸、关、尺"、"浮、中、沉"的观点。到了公元3世纪，王叔和著《脉经》，成为第一部脉学的总结性著作，其中肯定了"寸口诊法"，提出24种脉象并加以鉴别，同时也记述了多种危重脉象。至此，中医脉学理论已经系统化、全面化，并在以后的传播中对世界医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从藏医脉诊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医的脉诊对其产生的明显影响。众所周知，藏族有文字记录的历史是从松赞干布统一全藏，建立吐番王朝开始的。公元641年，松赞干布与唐朝文成公主联姻，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了各种人员和典籍，其中就包括医药的内容。《贤者喜宴》中记载，唐太宗曾将"六十部工巧著作，八观察法，五诊断法，六祛除法，四部配药法等等医疗法和治疗法全部赐给(公主)"，这是吐蕃王朝第一次大规模接受外来医药知识，他对藏医学的形成和发展有深远的影响。据载这些医著曾由汉族医僧和藏族译师综合编译成一部《医学大全》。虽然该书已经散佚，而且这些医著中是否有脉诊的内容也已无法确知；但不难从全面系统化的脉诊在中医诊断法中举足轻重的地位看出，这些医著中肯定包含了中医脉诊的内容，甚至包括了《脉经》这一部诊断法专著。甄艳,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