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藏医在切脉时，虽有"男诊左脉女诊右边脉"之说，与中医一样，但总的来说还是两手脉的合参，如文中提到"首先病人左手医师右"再"病人右手医师左手看"。此外，不论从文献记载还是"唐卡"的内容来看，藏医在诊脉时不象中医那样广泛使用脉枕，这一点可能是因为环境的缘故，作为一个游牧民族，藏族人民总是处在一种迁徒的生活中，没有条件来讲究脉枕的存在。这也反映出他们善于根据本民族的具体情况形成自己的特色和风格。在诊法方面，藏医也认为诊脉部位与脏腑有所相关,而且，藏医诊脉部位所候的脏腑与中医相似，只是左右手甘部所候的脏腑正好与中医相反。之所以存在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两者不同的解剖学基础造成的。在《内经》中虽然有了比较原始的解剖学知识，但由于建立了整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的基础理论，使得中医对解剖的依赖大大减弱，失去了推动其进步的直接动力，也使古代医生重"气"而不重"形"。《素问·刺禁论》中有"肝生于左，肺藏于右，心部于表，肾治于里，脾为之使，胃为之市"的说法，对于这里所说的"肝生于左"历来就有许多争论，但通常都将其看作是功能的论述，《内经》中经常用外界环境中的木、春、风、东方、左位等一系列具有升发向上性质的自然现象，来比喻肝的功能有从左升发的特点，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医的"寸、关、尺"与脏腑的配属多从功能上来说，所以左关配属肝胆。而居住在青藏高原的藏族人民，自古就有行"天葬"的习俗，即在人死后用刀解剖尸体以喂饲老鹰，所以藏医对人体的内部构造了解的比较清楚，他们从直接的观察中知道肝脏位于人体的右边，所以将右关配属肝胆。虽然两者存在一些不同，但仅凭这一点并不能否认他们之间的渊源关系。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藏医脉诊的形成和发展从最初引入和翻译外来的脉学内容到最终形成有独特风格的藏医脉诊体系，同中医一样，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我们可以从《月王药诊》和《四部医典》中的脉诊内容看到这一发展的形迹。《月王药诊》没有明确指出诊脉的部位，而且冲、甘、恰与脏腑的配属关系和中医一样，左手甘部诊肝胆，右手甘部诊脾胃，这是因为《月王药诊》是将金城公主入藏时带来的医书编译而成的，其中既有汉地的医学内容，又有藏族本民族的医疗卫生经验，很显然在脉诊的这一点上必然更多地借鉴了中医的理论；而《四部医典》则是宇妥·元丹贡布在综合各种医学知识和丰富临床经验基础上著成的，他根据藏医的基础理论和临床发展了脉学知识，不但指出了诊脉的具体部位，而且还将左右手甘部的脏腑配属根据藏医对人体构造的了解纠正过来。除此之外，他还进一步详细地论述了死兆脉、鬼邪脉和以命脉断寿数，提出了七种奇脉之说，并指出了容易混淆的六种脉象，更加完善了藏医脉学体系。
综上所述，藏医和中医的脉学体系都在总结和积累本民族医疗经验的基础上，经历了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虽然藏医的脉学理论主要影响来自中医，但藏族人民并不局限于接受外来知识，他们十分善于将医药卫生活动中积累的经验与外来医学知识结合在一起，取长补短，不断发展创新，形成自己独特的医学体系，充分显示出了藏族人民的创造性和聪明才智。中国中医药网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藏医脉诊的形成和发展从最初引入和翻译外来的脉学内容到最终形成有独特风格的藏医脉诊体系，同中医一样，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我们可以从《月王药诊》和《四部医典》中的脉诊内容看到这一发展的形迹。《月王药诊》没有明确指出诊脉的部位，而且冲、甘、恰与脏腑的配属关系和中医一样，左手甘部诊肝胆，右手甘部诊脾胃，这是因为《月王药诊》是将金城公主入藏时带来的医书编译而成的，其中既有汉地的医学内容，又有藏族本民族的医疗卫生经验，很显然在脉诊的这一点上必然更多地借鉴了中医的理论；而《四部医典》则是宇妥·元丹贡布在综合各种医学知识和丰富临床经验基础上著成的，他根据藏医的基础理论和临床发展了脉学知识，不但指出了诊脉的具体部位，而且还将左右手甘部的脏腑配属根据藏医对人体构造的了解纠正过来。除此之外，他还进一步详细地论述了死兆脉、鬼邪脉和以命脉断寿数，提出了七种奇脉之说，并指出了容易混淆的六种脉象，更加完善了藏医脉学体系。
综上所述，藏医和中医的脉学体系都在总结和积累本民族医疗经验的基础上，经历了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虽然藏医的脉学理论主要影响来自中医，但藏族人民并不局限于接受外来知识，他们十分善于将医药卫生活动中积累的经验与外来医学知识结合在一起，取长补短，不断发展创新，形成自己独特的医学体系，充分显示出了藏族人民的创造性和聪明才智。中国中医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