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韵伯对六经辨证论治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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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伤寒》
广州中医药大学98级博士生：汪栋材
柯琴，字韵伯，号似峰，浙江慈溪丈亭(余姚市)人，后迁居吴之虞山(江苏常熟市)。约生于公元1662年，卒于1735年后，柯氏家世清贫，闭门读书，矢志于岐黄仲景之学，其据仲景自序所言，撰用《素问》、《九卷》等书，著《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为精研仲景之学，先从岐黄入手，晓夜孜孜于先圣《内经》之蕴，苦攻二十余年，于1726年校正《内经》，著《内经合壁》一书，惜佚不传。1729年著《伤寒论注》四卷。1734年又著《伤寒论翼》二卷，后又著《伤寒附翼》二卷。三书合称为《伤寒来苏集》。是书为柯氏昌明经旨之微言大义，所以罗东逸在《伤寒论翼》序文中说“自此仲景之书可读，《内经》之旨益明，六经察病之法遂定，而虚实辨证之妙，可不烦多索而拈，此非谓知其一万事毕者欤？”
(一)
《伤寒杂病论》为东汉医学家张仲景所著。医圣张仲景在医学上的伟大成就，是因为他发明了辨六经病脉证并治这一“辨证论治”临床医学理论体系。其成书之时，值三国割剧，战争兵燹频繁，原书已散失不全。后经西晋王叔和将原书伤寒部分整理成册，名为《伤寒论》，以致仲景本合论的《伤寒杂病论》十六卷分成《伤寒论》和后经林亿等对《金匮玉函要略》进行校正而成《金匮要略方论》，即现所称的《金匮要略》。至此《伤寒杂病论》分成《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柯琴认为《伤寒论》经叔和编次后，已非仲景之书，仲景原著不可复见，然叔和去仲景未远，虽章次混淆，但仔细寻绎，犹可得见仲景面目。至林亿、方有执、喻嘉言等各凭己见更定以后，距仲景原旨更加遥远。正如柯氏在《伤寒论翼》自序中所说：“林亿诸公校正，不得仲景原集，惑于《伤寒论》之名，又妄编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之数，以附会叔和所定之伤寒，于是仲景之道更不可得。”“方中行《条辨》之作，而仲景之规矩准绳更加败坏，名为叔和之编，实以灭仲景之活法。”“《尚论》愈奇，去理愈远。条文愈新，古法愈乱，仲景六经反茅塞而莫辨。”在他看来，已没有可能恢复仲景原著旧貌，所以错简重订编次，不过“种种蛇足”而已。对尊经维护旧论“不敢增减一字，移换一节”亦不赞成。他认为《伤寒论》的精髓，仲景的活法，就是辨证论治。因此，不必孜孜考订仲景旧论编次，而是要把仲景辨证论治心法阐发出来。其据仲景有太阳证、桂枝证、柴胡证等辞，必然是以辨证为主，提出“以证名篇，而以论次第之”，“以证为主，故汇集六经旧论，各以类从。”“分编汇论，挈其大纲，详其细目，证因类聚，方随附之”的方法，这样，证以方名，方随证附，对《伤寒论》条文方证重新编次，每一大类证下又汇列了有关方证，以及变证、坏证、疑似证等，如此以方类证，切于临床实用，着重仲景辨证论治精神阐发，“虽非仲景编次，或不失仲景心法耳。”所以马中骅说：“柯韵伯先生《伤寒论注》、《论翼》二书，立言明彻，独出心裁，不落前人窠臼，仲景隐而未发之旨，抉以表著，俾仲景之精微奥妙，跃然心目之间，实有裨益于斯道。”温病大家叶天士亦说：“韵伯之注疏，透澈详明，可谓精而不乱。”“如是之注疏，实阐先圣不传之秘，堪为后学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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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伤寒杂病论》经叔和、林亿编次校正后分成《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自唐宋以下，医家多步履叔和之说，以伤寒论外感、金匮论杂病，认为《伤寒论》仅是局限于辨治外感疾病之书。柯氏认为：“按仲景自序言，作《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则伤寒、杂病未尝分为两书也。凡条中不冠伤寒者，即与杂病同义。如太阳之头项强痛，阳明之胃家实，少阳之口苦、咽干、目眩，太阴之腹满吐利，少阴之欲寐，厥阴之消渴、气上撞心等证，是六经之为病，不是六经之伤寒，乃六经分司诸病之提纲，非专为伤寒一证立法也。观五经提纲，皆指内证，惟太阳提纲为寒邪伤表立；五经提纲皆指热证，惟太阴提纲为寒邪伤里立。然太阳中暑发热而亦恶寒，太阴伤热亦腹痛而吐利，俱不离太阳主外，太阴主内之定法，而六经分症，皆兼伤寒杂病也明矣。”可见“六经提纲，各立一局”，但提纲既不为经络所拘，也不受风寒所限，伤寒只是六经病的一种，六经分证，实已包括了伤寒和杂病两端。
太阳主一身之表、为六经之藩篱。六淫之邪侵袭人体，太阳首当其冲。因而仲景于太阳篇中分列六淫提纲独详。这些提纲，非为太阳一经设立，而是六经所共有。柯琴说：“因太阳主表，其提纲为外感立法，故叔和将仲景之合论全属伤寒，不知仲景已自明其书不独为伤寒设，所以太阳篇中，先将诸病线索逐件提清，比他经更详。其曰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曰伤寒，是伤寒另有提纲矣，此不特为太阳伤寒之提纲，即六经伤寒总纲，亦不外是。观仲景独于太阳篇，别其名曰伤寒、曰中风、曰中暑、曰温病、曰湿痹，而他经不复分者，则一隅之举，可以寻其一贯之理。”说明外感六淫之邪为病，不独太阳一经所专有，六淫之邪发病提纲，亦非专为太阳一经而设立。故柯氏在《伤寒论翼》序中说：“六经各有伤寒，非伤寒中独有六经。”此仅就外感病而论。至于《伤寒论》中说：“结胸、藏结、阳结、阴结，瘀热发黄，热入血室，谵语如狂等症，或因伤寒，或非伤寒，纷纭杂沓之中，正可以思伤寒杂病合论之旨矣。盖伤寒之外皆杂病，病名多端，不可以数计，故立六经分而司之。伤寒之中，最多杂病，内外夹杂，虚实互呈，故将伤寒杂病合而参之，正以合中见泾渭之清浊，此扼要法也。”正因柯氏认为《伤寒论》不仅仅是研究外感疾病，而是包括了内伤杂病在内的辨证论治的专著，《伤寒论》所揭示的六经分证的辨证论治规律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所以柯氏说：“仲景约病，能令百病兼赅于六经，而不能逃六经之外，只在六经上求根本，不在诸病名目上寻枝叶。”“原夫仲景六经为百病立法，不专为伤寒一科，伤寒杂病，治无二理，咸归六经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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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伤寒论》六经辨证，兼赅伤寒杂病，为百病立法。柯氏说：“按仲景自序云：虽未能尽愈诸病，其留心诸病可知，故于诸病之表里阴阳，分为六经，令各得所司，清理脉症之异同，寒热之虚实，使治病者只在六经中下手，行汗、吐、下、和解、温补等法而无失也。”《伤寒论》六经辨证，虽源于《素问·热论》六经分证，但两者本质内容已有很大不同。“夫热病之六经，专主经脉为病，但有表里之实热，并无表里之虚寒。虽因于伤寒，而已变成热病，故竟称热病而不称伤寒。”“但有可汗可泄之法，并无可温可补之例也。”柯氏认为，《伤寒论》的六经是“经界之经”，不仅仅是“经络之经”。他说：“夫仲景之六经，是分六区，地面所赅者广，虽以脉为经络，而不专在经络上立说。凡风寒湿热，内伤外感，或虚或实，无乎不包。故以伤寒杂病合为一书，而总名为《伤寒杂病论》。所以六经提纲，各立一局，不为经络所拘，弗为风寒划定也。”柯氏据仲景序云撰用《素问》，认为《素问·皮部论》所说：“皮有分部，脉有经纪，其生病各异，别其部分，左右上下，阴阳所在，诸经始终。”是仲景“创立六经部位之原。”柯氏在具体论述六经地面时指出：“腰以上为三阳之地面，三阳主乎外本乎里。心者三阳夹界之地也。内由心胸，外自巅顶，前至额颅，后至肩背，下及于足，内合膀胱，是太阳地面也，此经统领营卫，主一身之表证，犹近边御敌之国也。内自心胸，至胃及肠，外自额颅，由面至腹，下及于足，是阳明地面也。由心至咽，出口颊，上耳目，斜至巅，外自胁，内属胆，是少阳地面也，比太阳差近阳明，犹京畿矣。腰以下为三阴地面，三阴主里而不及外，腹者，三阴夹界之地也。自腹由脾及二肠魄门，为太阴地面。自腹至两肾及膀胱溺道，为少阴地面。自腹由肝上膈至心，从胁肋下及小腹宗筋，为厥阴地面。此经通行三焦，主一身之里证，犹近京夹辅之国也。”柯氏并明确指出“经络之经，是六经道路，非六经地面。”可见柯氏论《伤寒论》六经是建立在经络、脏腑以及经脉循行部位、脏腑所属组织、器官、苗窍之上的整个人体的六大“地面”。当然也就包括每一经所分主地面之脏腑、经络、气血、组织、器官、苗窍等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柯氏六经地面说的实质是力求把疾病的发生与演变落实到具体的“地形”上，即人体形质结构上。因而任何疾病，无论外感疾病、内伤杂病，皆可用六经统属，所以柯氏说：“夫一身之病，俱受六经范围者，犹《周礼》分六官而百职举，司天分六气而万物成耳。伤寒不过是六经中一证，叔和不知仲景之六经，是经界之经，而非经络之经，妄引《内经》热病论作序例，以冠仲景之书，而混其六经之证治，六经之理因不明，而仲景平脉辨证能尽愈诸病之权衡废矣。”只有“明六经之地形，始得握百病之枢机，详六经来路，乃得操治病之规则。”由此可见，柯氏六经地面分区学说，是六经统领百病辨证论治的生理病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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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仲景受《素问·热论》三阴三阳六经分证之启发，创立了六经辨证论治体系，构成仲景三阴三阳六经辨证论治的要素在于六经中的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也就是说每一经均有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变化。六经辨证中辨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方法以及在辨证论治理论指导下的理法方药相统一的原则，不但适用于外感疾病，而且也适用于内伤杂病。柯氏在对仲景辨证论治规律具体论述时，亦每多发挥。在辨证方面，注重阴阳，如《伤寒论注》起手先立总纲一篇，令人开卷便知伤寒家脉证得失之大局。其据《内经》“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之旨，将《伤寒论》第七条“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冠于《伤寒论注》伤寒总纲之篇首，作为全书总纲。本条辨病之阴阳，实为六经病辨证之总纲，继以脉之浮、大、滑、动、数和沉、弱、弦、微、迟，辨脉之阴阳。然后以阴阳为纲，辨病之传变、预后和愈期，使人知伤寒诊病大略。在诊断方面，指出“症因不可拘，脉亦不可执”，应该脉证合参。柯氏在《伤寒论翼》中说：“仲景言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是脉与证，亦未尝两分也。夫因病而平脉，则平脉即在辨证中。”其在《伤寒论注》更是明确指出：“太阳之脉，从风则缓，从寒则紧，从湿则细，伤上则浮，伤下则沉，当因症而合脉，勿据脉而断症”，“要知仲景立方，因证而设，不专因脉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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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氏强调辨证论治，反对辨病论治，他在解释《伤寒论》13条时说：“此条是桂枝汤本证，辨证为主，合此证即用此汤，不必问其伤寒、中风、杂病也。今人凿分风寒，不知辨证，故仲景佳方置之疑窟。”“仲景细审脉证施治，何尝拘拘于中风伤寒之名是别乎？”在《伤寒论注》中亦说：“太阳有麻黄证，阳明亦有麻黄证，则麻黄汤不独为太阳设也。见麻黄证，即用麻黄汤，是仲景大法。”“仲景之方，因证而设，非因经而设，见此证用此方，此仲景之活法，后人妄以分经络。”所以柯琴在《伤寒论翼》中又说：“凡病有名，有证，有机，有情”，“因名立方者，粗工也；据症定方者，中工也；于证中审病机察病情者，良工也。仲景制方，不拘病之命名，惟求证之切当，知其机，得其情，凡中风伤寒杂病宜主某方，随手拈来，无不合法，此谓医不执方也。今谈仲景方者，皆曰桂枝汤治中风，不治伤寒，麻黄汤治伤寒，不治中风，不审仲景此方主何等证，又不察仲景何证用何药，只在中风伤寒二症中相较，青龙白虎命名上敷衍，将仲景活方活法为死方死法矣。”所以临证“只在六经上求根本，不在诸病名目上寻枝叶”。反之，“不于病根上求，但于病名上分解，既背仲景之旨，亦舛岐伯之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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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此，柯氏主张风寒相因为病，各有轻重，不在命名，而在见症，反对三纲鼎立之说。其在《伤寒论翼》中说：“风寒二气有阴阳之分，又相因为患，盖风中无寒，即是和风，一夹寒邪，中人而病，故得与伤寒相类，亦得以伤寒名之。所以四时皆有风寒，而冬月为重也。伤寒中风，各有轻重，不在命名，而在见症”，“今人必以伤寒为重，中风为轻，但知分风寒之中伤，而不辨风寒之轻重。”三纲鼎立之说自许叔微首创，方有执继之，柯氏力辟其说。《伤寒论注》自序云：“大青龙汤，仲景为伤寒中风无汗而烦躁设，即加味麻黄汤耳，而谓其伤寒见风，又谓之伤风见寒，因此以麻黄汤主寒伤营，治营病而卫不病；桂枝汤主风伤卫，治卫病而营不病。大青龙汤主风寒两伤营卫，治营卫俱病。三方割据瓜分，太阳之主寒多风少，风多寒少，种种蛇足，羽翼青龙，曲成三纲鼎立之说。”《伤寒论注》大青龙汤证下又说：“大青龙汤之不明于世者，许叔微始作俑也。其言曰桂枝治中风，麻黄治伤寒，大青龙治中风见寒脉、伤寒中风脉，三者如鼎立也，此三大纲所由来乎”，“盖中风伤寒各有浅深，或因人之强弱而异，或因地之高下，时之乖和而殊”。“要知仲景凭脉辨证，只审虚实，不论中风伤寒，脉之紧缓，但于指下有力者为实，脉弱无力者为虚；不汗出而烦躁者为实，汗出多而烦躁者为虚；实者可服大青龙，虚者便不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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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柯氏认为临床对发病季节的考虑应从属于辨证，不可因时论治。其在《伤寒论翼》中批评王叔和说：“其云大法春夏宜发汗，春宜吐，秋宜下，设未值其时，当汗不汗，当下不下，必待其时耶？”接着又说：“夫四时者，众人所同，受病者，因人而异。汗吐下者，因病而施也。立法所以治病，非以治时，自有此大法之谬，后人因有随时用药之迂。论麻黄汤者，谓宜于冬月严寒，而三时禁用。论白虎汤者，谓宜于夏，而大禁秋分与立夏之前。仲景因证立方，岂随时定剂哉？”“夫病寒病热，当审其人阴阳之盛衰，不得拘天气之寒热，天气之寒热伤人，必因其人阴阳之多少，元气之虚实为轻重，不全凭时令之阴阳为转移也。所以仲景制方，全以平脉辨证为急务，不拘于受病之因，不拘于发病之时为施治。如夏月盛暑而伤寒吐利，多有用姜附吴萸而始效，隆冬而病温，多有用石膏硝黄而热乃解者，谓麻黄、桂枝二汤，只宜于冬三月之正伤寒，三时不可轻用，其失岂不多乎。”
(五)
辨证论治是《伤寒论》的核心与精髓。柯氏于仲景书究心有年，始终领会，前后合参，深得仲景之旨。他认为：“仲景先师著《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良法大备。《灵》《素》已具诸病之体，而明针法之巧妙，至仲景复备诸病之用，而详方药之准绳，其常中之变，变中之常，靡不曲尽，使全书具在，寻其所集，尽可以见病知源。”柯氏对《伤寒论》制方大法，尤有心得，辟专篇详为论述，他指出仲景制方准则是“随证立方”，“合是证便用是方，方各有经，而用不可拘，是仲景法也。仲景立方，只有表里寒热虚实之不同，并无伤寒杂病中风之分别。”所以其在《伤寒附翼》中说：“仲景以病分六经，而制方分表里寒热虚实之六法，六经中各有六法，而有偏重焉。太阳偏于表寒，阳明偏于里热，太阴偏于虚寒，厥阴偏于实热，惟少阳与少阴司枢机之职，故无偏重，而少阳偏于阳，少阴偏于阴，制方亦因之而偏重矣。”因此，“六经各有主治之方”，但“他经有互相通用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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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氏在《伤寒论翼》中还认为仲景制方不仅依于六法，且“因乎经气。”“人身表里寒热虚实，亦皆因经气而异矣”。“风寒暑湿之伤人，六经各有所受，而发见之脉不同，或脉同而症异，或脉症皆同而主症不同者，此经气之有别也。”“仲景制方，因乎经气，《内经》审其阴阳，以别刚柔，阳病治阴，阴病治阳，定其气血，各守其乡之理也。所以表里攻补阴阳之品，或同或异者，亦因其经气血之多少而为之定剂耳。”然针对表里、寒热、虚实诸证，仲景在处方时，遵《内经》七剂之法则，更能穷其病之变幻，而尽其精微。如发表攻里为逐邪大法，方有青龙、柴胡、陷胸、承气大小之制。如小青龙汤治表热里寒，大青龙汤治表寒里热，二方在表中便兼解里；小柴胡汤防半里之虚，大柴胡汤除半里之实，二方在表中便兼和里。发表攻里之方又有缓急之法，如麻黄汤，大承气汤为汗下之急剂 ；桂枝汤、小承气汤为汗下之缓剂。此外奇偶之法，诸方既已备见，而更有麻黄桂枝各半汤之偶剂，桂枝二麻黄一汤之奇方。而复方也有汗下之别，如服桂枝汤后啜热粥为汗法之复；小柴胡汤加芒硝是下法之复方。至于后世所谓“十剂”在《伤寒论》中也都悉备，如轻可去实，有麻黄汤、葛根汤；宣可去壅，有栀子豉汤、瓜蒂散；通可行滞，如五苓散、十枣汤；泄可去闭，如陷胸汤、承气汤；滑可去著，胆导蜜煎是也；涩可固脱，赤石脂禹余粮汤、桃花汤是也；补可扶弱，有附子汤、理中汤；重可镇怯，有禹余粮丸、旋复代赭汤；湿可润燥，如黄连阿胶汤；燥可去湿，如麻黄连翘赤小豆汤；寒能胜热，白虎汤、黄连汤是也；热能制寒，白通汤、四逆汤是也。凡此种种，都说明仲景诸方，随证而立，其制方皆尊《内经》之旨，所以柯琴说：“仲景治法，悉本《内经》，先圣后圣，其揆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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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仲景撰用《素问》、《九卷》等书，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创立六经辨证论治体系。柯琴著《伤寒来苏集》，将“岐伯仲景之隐旨，发挥本论各条之下”，在六经地面分区理论的基础上，倡“六经分证兼赅伤寒杂病”、“六经为百病立法”、“伤寒杂病，异轨有源，治无二理，咸归六经节制”等学说，其书名来苏，语出《尚书》“后来其苏”，意不在恢复仲景原书旧貌，而是着重先圣辨证论治心法的阐发，以潜通《灵》《素》幽隐，上接仲景渊源，所以曹禾《医学读书志》说：“至谓伤寒杂病异轨同源，六经本为百病立法，不专系伤寒，实传仲景数千年未火之薪，厥功伟矣”。可见柯氏治学严谨，对《伤寒论》的整理校订，注疏立论始终未离《内经》法度，其立言清澈，匠心独运，见解超群。他提出《伤寒论》为百病立法，视其为指导临床辨证沦治的规矩准绳，阐先圣不传之秘，发仲景之精微，破诸家之偏见，是伤寒学派中阐发仲景辨证论治精神的杰出医家。正如孙介夫所说：“上下千载，驰骋百家，前无古，后无今，竭志殚心，究晰至理，揆之岐伯仲景之所传，锱铢不爽。”, http://www.100md.com
柯琴，字韵伯，号似峰，浙江慈溪丈亭(余姚市)人，后迁居吴之虞山(江苏常熟市)。约生于公元1662年，卒于1735年后，柯氏家世清贫，闭门读书，矢志于岐黄仲景之学，其据仲景自序所言，撰用《素问》、《九卷》等书，著《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为精研仲景之学，先从岐黄入手，晓夜孜孜于先圣《内经》之蕴，苦攻二十余年，于1726年校正《内经》，著《内经合壁》一书，惜佚不传。1729年著《伤寒论注》四卷。1734年又著《伤寒论翼》二卷，后又著《伤寒附翼》二卷。三书合称为《伤寒来苏集》。是书为柯氏昌明经旨之微言大义，所以罗东逸在《伤寒论翼》序文中说“自此仲景之书可读，《内经》之旨益明，六经察病之法遂定，而虚实辨证之妙，可不烦多索而拈，此非谓知其一万事毕者欤？”
(一)
《伤寒杂病论》为东汉医学家张仲景所著。医圣张仲景在医学上的伟大成就，是因为他发明了辨六经病脉证并治这一“辨证论治”临床医学理论体系。其成书之时，值三国割剧，战争兵燹频繁，原书已散失不全。后经西晋王叔和将原书伤寒部分整理成册，名为《伤寒论》，以致仲景本合论的《伤寒杂病论》十六卷分成《伤寒论》和后经林亿等对《金匮玉函要略》进行校正而成《金匮要略方论》，即现所称的《金匮要略》。至此《伤寒杂病论》分成《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柯琴认为《伤寒论》经叔和编次后，已非仲景之书，仲景原著不可复见，然叔和去仲景未远，虽章次混淆，但仔细寻绎，犹可得见仲景面目。至林亿、方有执、喻嘉言等各凭己见更定以后，距仲景原旨更加遥远。正如柯氏在《伤寒论翼》自序中所说：“林亿诸公校正，不得仲景原集，惑于《伤寒论》之名，又妄编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之数，以附会叔和所定之伤寒，于是仲景之道更不可得。”“方中行《条辨》之作，而仲景之规矩准绳更加败坏，名为叔和之编，实以灭仲景之活法。”“《尚论》愈奇，去理愈远。条文愈新，古法愈乱，仲景六经反茅塞而莫辨。”在他看来，已没有可能恢复仲景原著旧貌，所以错简重订编次，不过“种种蛇足”而已。对尊经维护旧论“不敢增减一字，移换一节”亦不赞成。他认为《伤寒论》的精髓，仲景的活法，就是辨证论治。因此，不必孜孜考订仲景旧论编次，而是要把仲景辨证论治心法阐发出来。其据仲景有太阳证、桂枝证、柴胡证等辞，必然是以辨证为主，提出“以证名篇，而以论次第之”，“以证为主，故汇集六经旧论，各以类从。”“分编汇论，挈其大纲，详其细目，证因类聚，方随附之”的方法，这样，证以方名，方随证附，对《伤寒论》条文方证重新编次，每一大类证下又汇列了有关方证，以及变证、坏证、疑似证等，如此以方类证，切于临床实用，着重仲景辨证论治精神阐发，“虽非仲景编次，或不失仲景心法耳。”所以马中骅说：“柯韵伯先生《伤寒论注》、《论翼》二书，立言明彻，独出心裁，不落前人窠臼，仲景隐而未发之旨，抉以表著，俾仲景之精微奥妙，跃然心目之间，实有裨益于斯道。”温病大家叶天士亦说：“韵伯之注疏，透澈详明，可谓精而不乱。”“如是之注疏，实阐先圣不传之秘，堪为后学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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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伤寒杂病论》经叔和、林亿编次校正后分成《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自唐宋以下，医家多步履叔和之说，以伤寒论外感、金匮论杂病，认为《伤寒论》仅是局限于辨治外感疾病之书。柯氏认为：“按仲景自序言，作《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则伤寒、杂病未尝分为两书也。凡条中不冠伤寒者，即与杂病同义。如太阳之头项强痛，阳明之胃家实，少阳之口苦、咽干、目眩，太阴之腹满吐利，少阴之欲寐，厥阴之消渴、气上撞心等证，是六经之为病，不是六经之伤寒，乃六经分司诸病之提纲，非专为伤寒一证立法也。观五经提纲，皆指内证，惟太阳提纲为寒邪伤表立；五经提纲皆指热证，惟太阴提纲为寒邪伤里立。然太阳中暑发热而亦恶寒，太阴伤热亦腹痛而吐利，俱不离太阳主外，太阴主内之定法，而六经分症，皆兼伤寒杂病也明矣。”可见“六经提纲，各立一局”，但提纲既不为经络所拘，也不受风寒所限，伤寒只是六经病的一种，六经分证，实已包括了伤寒和杂病两端。
太阳主一身之表、为六经之藩篱。六淫之邪侵袭人体，太阳首当其冲。因而仲景于太阳篇中分列六淫提纲独详。这些提纲，非为太阳一经设立，而是六经所共有。柯琴说：“因太阳主表，其提纲为外感立法，故叔和将仲景之合论全属伤寒，不知仲景已自明其书不独为伤寒设，所以太阳篇中，先将诸病线索逐件提清，比他经更详。其曰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曰伤寒，是伤寒另有提纲矣，此不特为太阳伤寒之提纲，即六经伤寒总纲，亦不外是。观仲景独于太阳篇，别其名曰伤寒、曰中风、曰中暑、曰温病、曰湿痹，而他经不复分者，则一隅之举，可以寻其一贯之理。”说明外感六淫之邪为病，不独太阳一经所专有，六淫之邪发病提纲，亦非专为太阳一经而设立。故柯氏在《伤寒论翼》序中说：“六经各有伤寒，非伤寒中独有六经。”此仅就外感病而论。至于《伤寒论》中说：“结胸、藏结、阳结、阴结，瘀热发黄，热入血室，谵语如狂等症，或因伤寒，或非伤寒，纷纭杂沓之中，正可以思伤寒杂病合论之旨矣。盖伤寒之外皆杂病，病名多端，不可以数计，故立六经分而司之。伤寒之中，最多杂病，内外夹杂，虚实互呈，故将伤寒杂病合而参之，正以合中见泾渭之清浊，此扼要法也。”正因柯氏认为《伤寒论》不仅仅是研究外感疾病，而是包括了内伤杂病在内的辨证论治的专著，《伤寒论》所揭示的六经分证的辨证论治规律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所以柯氏说：“仲景约病，能令百病兼赅于六经，而不能逃六经之外，只在六经上求根本，不在诸病名目上寻枝叶。”“原夫仲景六经为百病立法，不专为伤寒一科，伤寒杂病，治无二理，咸归六经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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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伤寒论》六经辨证，兼赅伤寒杂病，为百病立法。柯氏说：“按仲景自序云：虽未能尽愈诸病，其留心诸病可知，故于诸病之表里阴阳，分为六经，令各得所司，清理脉症之异同，寒热之虚实，使治病者只在六经中下手，行汗、吐、下、和解、温补等法而无失也。”《伤寒论》六经辨证，虽源于《素问·热论》六经分证，但两者本质内容已有很大不同。“夫热病之六经，专主经脉为病，但有表里之实热，并无表里之虚寒。虽因于伤寒，而已变成热病，故竟称热病而不称伤寒。”“但有可汗可泄之法，并无可温可补之例也。”柯氏认为，《伤寒论》的六经是“经界之经”，不仅仅是“经络之经”。他说：“夫仲景之六经，是分六区，地面所赅者广，虽以脉为经络，而不专在经络上立说。凡风寒湿热，内伤外感，或虚或实，无乎不包。故以伤寒杂病合为一书，而总名为《伤寒杂病论》。所以六经提纲，各立一局，不为经络所拘，弗为风寒划定也。”柯氏据仲景序云撰用《素问》，认为《素问·皮部论》所说：“皮有分部，脉有经纪，其生病各异，别其部分，左右上下，阴阳所在，诸经始终。”是仲景“创立六经部位之原。”柯氏在具体论述六经地面时指出：“腰以上为三阳之地面，三阳主乎外本乎里。心者三阳夹界之地也。内由心胸，外自巅顶，前至额颅，后至肩背，下及于足，内合膀胱，是太阳地面也，此经统领营卫，主一身之表证，犹近边御敌之国也。内自心胸，至胃及肠，外自额颅，由面至腹，下及于足，是阳明地面也。由心至咽，出口颊，上耳目，斜至巅，外自胁，内属胆，是少阳地面也，比太阳差近阳明，犹京畿矣。腰以下为三阴地面，三阴主里而不及外，腹者，三阴夹界之地也。自腹由脾及二肠魄门，为太阴地面。自腹至两肾及膀胱溺道，为少阴地面。自腹由肝上膈至心，从胁肋下及小腹宗筋，为厥阴地面。此经通行三焦，主一身之里证，犹近京夹辅之国也。”柯氏并明确指出“经络之经，是六经道路，非六经地面。”可见柯氏论《伤寒论》六经是建立在经络、脏腑以及经脉循行部位、脏腑所属组织、器官、苗窍之上的整个人体的六大“地面”。当然也就包括每一经所分主地面之脏腑、经络、气血、组织、器官、苗窍等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柯氏六经地面说的实质是力求把疾病的发生与演变落实到具体的“地形”上，即人体形质结构上。因而任何疾病，无论外感疾病、内伤杂病，皆可用六经统属，所以柯氏说：“夫一身之病，俱受六经范围者，犹《周礼》分六官而百职举，司天分六气而万物成耳。伤寒不过是六经中一证，叔和不知仲景之六经，是经界之经，而非经络之经，妄引《内经》热病论作序例，以冠仲景之书，而混其六经之证治，六经之理因不明，而仲景平脉辨证能尽愈诸病之权衡废矣。”只有“明六经之地形，始得握百病之枢机，详六经来路，乃得操治病之规则。”由此可见，柯氏六经地面分区学说，是六经统领百病辨证论治的生理病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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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仲景受《素问·热论》三阴三阳六经分证之启发，创立了六经辨证论治体系，构成仲景三阴三阳六经辨证论治的要素在于六经中的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也就是说每一经均有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变化。六经辨证中辨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方法以及在辨证论治理论指导下的理法方药相统一的原则，不但适用于外感疾病，而且也适用于内伤杂病。柯氏在对仲景辨证论治规律具体论述时，亦每多发挥。在辨证方面，注重阴阳，如《伤寒论注》起手先立总纲一篇，令人开卷便知伤寒家脉证得失之大局。其据《内经》“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之旨，将《伤寒论》第七条“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冠于《伤寒论注》伤寒总纲之篇首，作为全书总纲。本条辨病之阴阳，实为六经病辨证之总纲，继以脉之浮、大、滑、动、数和沉、弱、弦、微、迟，辨脉之阴阳。然后以阴阳为纲，辨病之传变、预后和愈期，使人知伤寒诊病大略。在诊断方面，指出“症因不可拘，脉亦不可执”，应该脉证合参。柯氏在《伤寒论翼》中说：“仲景言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是脉与证，亦未尝两分也。夫因病而平脉，则平脉即在辨证中。”其在《伤寒论注》更是明确指出：“太阳之脉，从风则缓，从寒则紧，从湿则细，伤上则浮，伤下则沉，当因症而合脉，勿据脉而断症”，“要知仲景立方，因证而设，不专因脉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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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氏强调辨证论治，反对辨病论治，他在解释《伤寒论》13条时说：“此条是桂枝汤本证，辨证为主，合此证即用此汤，不必问其伤寒、中风、杂病也。今人凿分风寒，不知辨证，故仲景佳方置之疑窟。”“仲景细审脉证施治，何尝拘拘于中风伤寒之名是别乎？”在《伤寒论注》中亦说：“太阳有麻黄证，阳明亦有麻黄证，则麻黄汤不独为太阳设也。见麻黄证，即用麻黄汤，是仲景大法。”“仲景之方，因证而设，非因经而设，见此证用此方，此仲景之活法，后人妄以分经络。”所以柯琴在《伤寒论翼》中又说：“凡病有名，有证，有机，有情”，“因名立方者，粗工也；据症定方者，中工也；于证中审病机察病情者，良工也。仲景制方，不拘病之命名，惟求证之切当，知其机，得其情，凡中风伤寒杂病宜主某方，随手拈来，无不合法，此谓医不执方也。今谈仲景方者，皆曰桂枝汤治中风，不治伤寒，麻黄汤治伤寒，不治中风，不审仲景此方主何等证，又不察仲景何证用何药，只在中风伤寒二症中相较，青龙白虎命名上敷衍，将仲景活方活法为死方死法矣。”所以临证“只在六经上求根本，不在诸病名目上寻枝叶”。反之，“不于病根上求，但于病名上分解，既背仲景之旨，亦舛岐伯之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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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此，柯氏主张风寒相因为病，各有轻重，不在命名，而在见症，反对三纲鼎立之说。其在《伤寒论翼》中说：“风寒二气有阴阳之分，又相因为患，盖风中无寒，即是和风，一夹寒邪，中人而病，故得与伤寒相类，亦得以伤寒名之。所以四时皆有风寒，而冬月为重也。伤寒中风，各有轻重，不在命名，而在见症”，“今人必以伤寒为重，中风为轻，但知分风寒之中伤，而不辨风寒之轻重。”三纲鼎立之说自许叔微首创，方有执继之，柯氏力辟其说。《伤寒论注》自序云：“大青龙汤，仲景为伤寒中风无汗而烦躁设，即加味麻黄汤耳，而谓其伤寒见风，又谓之伤风见寒，因此以麻黄汤主寒伤营，治营病而卫不病；桂枝汤主风伤卫，治卫病而营不病。大青龙汤主风寒两伤营卫，治营卫俱病。三方割据瓜分，太阳之主寒多风少，风多寒少，种种蛇足，羽翼青龙，曲成三纲鼎立之说。”《伤寒论注》大青龙汤证下又说：“大青龙汤之不明于世者，许叔微始作俑也。其言曰桂枝治中风，麻黄治伤寒，大青龙治中风见寒脉、伤寒中风脉，三者如鼎立也，此三大纲所由来乎”，“盖中风伤寒各有浅深，或因人之强弱而异，或因地之高下，时之乖和而殊”。“要知仲景凭脉辨证，只审虚实，不论中风伤寒，脉之紧缓，但于指下有力者为实，脉弱无力者为虚；不汗出而烦躁者为实，汗出多而烦躁者为虚；实者可服大青龙，虚者便不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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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柯氏认为临床对发病季节的考虑应从属于辨证，不可因时论治。其在《伤寒论翼》中批评王叔和说：“其云大法春夏宜发汗，春宜吐，秋宜下，设未值其时，当汗不汗，当下不下，必待其时耶？”接着又说：“夫四时者，众人所同，受病者，因人而异。汗吐下者，因病而施也。立法所以治病，非以治时，自有此大法之谬，后人因有随时用药之迂。论麻黄汤者，谓宜于冬月严寒，而三时禁用。论白虎汤者，谓宜于夏，而大禁秋分与立夏之前。仲景因证立方，岂随时定剂哉？”“夫病寒病热，当审其人阴阳之盛衰，不得拘天气之寒热，天气之寒热伤人，必因其人阴阳之多少，元气之虚实为轻重，不全凭时令之阴阳为转移也。所以仲景制方，全以平脉辨证为急务，不拘于受病之因，不拘于发病之时为施治。如夏月盛暑而伤寒吐利，多有用姜附吴萸而始效，隆冬而病温，多有用石膏硝黄而热乃解者，谓麻黄、桂枝二汤，只宜于冬三月之正伤寒，三时不可轻用，其失岂不多乎。”
(五)
辨证论治是《伤寒论》的核心与精髓。柯氏于仲景书究心有年，始终领会，前后合参，深得仲景之旨。他认为：“仲景先师著《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良法大备。《灵》《素》已具诸病之体，而明针法之巧妙，至仲景复备诸病之用，而详方药之准绳，其常中之变，变中之常，靡不曲尽，使全书具在，寻其所集，尽可以见病知源。”柯氏对《伤寒论》制方大法，尤有心得，辟专篇详为论述，他指出仲景制方准则是“随证立方”，“合是证便用是方，方各有经，而用不可拘，是仲景法也。仲景立方，只有表里寒热虚实之不同，并无伤寒杂病中风之分别。”所以其在《伤寒附翼》中说：“仲景以病分六经，而制方分表里寒热虚实之六法，六经中各有六法，而有偏重焉。太阳偏于表寒，阳明偏于里热，太阴偏于虚寒，厥阴偏于实热，惟少阳与少阴司枢机之职，故无偏重，而少阳偏于阳，少阴偏于阴，制方亦因之而偏重矣。”因此，“六经各有主治之方”，但“他经有互相通用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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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氏在《伤寒论翼》中还认为仲景制方不仅依于六法，且“因乎经气。”“人身表里寒热虚实，亦皆因经气而异矣”。“风寒暑湿之伤人，六经各有所受，而发见之脉不同，或脉同而症异，或脉症皆同而主症不同者，此经气之有别也。”“仲景制方，因乎经气，《内经》审其阴阳，以别刚柔，阳病治阴，阴病治阳，定其气血，各守其乡之理也。所以表里攻补阴阳之品，或同或异者，亦因其经气血之多少而为之定剂耳。”然针对表里、寒热、虚实诸证，仲景在处方时，遵《内经》七剂之法则，更能穷其病之变幻，而尽其精微。如发表攻里为逐邪大法，方有青龙、柴胡、陷胸、承气大小之制。如小青龙汤治表热里寒，大青龙汤治表寒里热，二方在表中便兼解里；小柴胡汤防半里之虚，大柴胡汤除半里之实，二方在表中便兼和里。发表攻里之方又有缓急之法，如麻黄汤，大承气汤为汗下之急剂 ；桂枝汤、小承气汤为汗下之缓剂。此外奇偶之法，诸方既已备见，而更有麻黄桂枝各半汤之偶剂，桂枝二麻黄一汤之奇方。而复方也有汗下之别，如服桂枝汤后啜热粥为汗法之复；小柴胡汤加芒硝是下法之复方。至于后世所谓“十剂”在《伤寒论》中也都悉备，如轻可去实，有麻黄汤、葛根汤；宣可去壅，有栀子豉汤、瓜蒂散；通可行滞，如五苓散、十枣汤；泄可去闭，如陷胸汤、承气汤；滑可去著，胆导蜜煎是也；涩可固脱，赤石脂禹余粮汤、桃花汤是也；补可扶弱，有附子汤、理中汤；重可镇怯，有禹余粮丸、旋复代赭汤；湿可润燥，如黄连阿胶汤；燥可去湿，如麻黄连翘赤小豆汤；寒能胜热，白虎汤、黄连汤是也；热能制寒，白通汤、四逆汤是也。凡此种种，都说明仲景诸方，随证而立，其制方皆尊《内经》之旨，所以柯琴说：“仲景治法，悉本《内经》，先圣后圣，其揆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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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仲景撰用《素问》、《九卷》等书，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创立六经辨证论治体系。柯琴著《伤寒来苏集》，将“岐伯仲景之隐旨，发挥本论各条之下”，在六经地面分区理论的基础上，倡“六经分证兼赅伤寒杂病”、“六经为百病立法”、“伤寒杂病，异轨有源，治无二理，咸归六经节制”等学说，其书名来苏，语出《尚书》“后来其苏”，意不在恢复仲景原书旧貌，而是着重先圣辨证论治心法的阐发，以潜通《灵》《素》幽隐，上接仲景渊源，所以曹禾《医学读书志》说：“至谓伤寒杂病异轨同源，六经本为百病立法，不专系伤寒，实传仲景数千年未火之薪，厥功伟矣”。可见柯氏治学严谨，对《伤寒论》的整理校订，注疏立论始终未离《内经》法度，其立言清澈，匠心独运，见解超群。他提出《伤寒论》为百病立法，视其为指导临床辨证沦治的规矩准绳，阐先圣不传之秘，发仲景之精微，破诸家之偏见，是伤寒学派中阐发仲景辨证论治精神的杰出医家。正如孙介夫所说：“上下千载，驰骋百家，前无古，后无今，竭志殚心，究晰至理，揆之岐伯仲景之所传，锱铢不爽。”,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