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先秦至东汉有关伤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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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伤寒》
医药起源于人类的社会生产斗争实践，自然，人类对伤寒的认识亦源于此。早在远古时期，人类即穴居以避风寒。《礼记·礼运》曰：“冬居营窟，夏则居曾巢。”而近古则居屋宇，“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周礼·系辞》)“为宫室之法，曰：高足以辟润湿，边足以圉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墨子·辞过第六》)另外，钻木取火，剥皮制衣，均是人类御寒防冻之有效措施。
伤寒概念，最早见于《黄帝内经》和武威汉简《治百病方》。然而，甲骨文资料表明，殷商时代即有“疾年”、“雨疾”、“降疾”、“祸风”、“病疫”等记载，根据《内经》伤寒概念之内涵，这可能是有关广义伤寒病的最早文字记录。另外，《山海经》中记载了38种疾病，其中疠、疫、风等均属传染病(广义伤寒)范畴。
有关伤寒病因的认识，《左传·昭公元年》记曰：“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周礼》亦曰：“夫天之寒、暑、阴、阳、风、雨、晦、明，既足以伤形……。”这是有关六气致病的最早记录，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意识到四时气候的异常变化可引起疾病，甚至导致疾病流行。如《礼记·月令》文曰：“孟春……行秋令，则其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仲夏之月，……行秋令，……民殃于疫”。《灵枢·岁露篇》亦指出：“因岁之和而少贼风者，民少病而少死；岁多贼风邪气，寒温不和，则民多病而死矣。”而《孟子·公孙丑》“有寒疾不可以风”之语，则明确指出了伤寒的调护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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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经》是我国早期的医学典籍，集此期医学之大成，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医学理论。其于伤寒之认识，较为全面系统，包括了伤寒概念之内涵、病因病机、临床表现、治疗方法、预后转归等。如《素问·热论》曰：“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对伤寒概念作出明确规定，即其内涵得以确立。而“人之伤于寒者，则为病热，热虽甚不死，其两感于寒者，必不免于死。……其不两感于寒者，七日巨阳病衰，头痛少愈；八日阳明病衰，身热少愈；九日少阳病衰，耳聋微闻；十日太阴病衰，腹减如故，则思饮食；十一日少阴病衰，渴止不满，舌干已而嚏；十二日厥阴病衰，囊纵少腹微下，大气皆去，病日已矣。”讨论了伤寒的病因和预后；“伤寒一日，巨阳受之，故头项痛腰脊强。二日阳明受之，……故身热目疼而鼻干，不得卧也。三日少阳受之……，故胸胁痛而耳聋。……四日太阴受之……，故腹满而嗌干。五日少阴受之……，故口燥舌干而渴。六日厥阴受之……，故烦满而囊缩。”论述了伤寒的发展过程和主要临床表现；“治之各通其脏脉，病日衰而已矣。其未满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满三日，可泄而已。”提出了伤寒的治疗原则和方法；“病热少愈，食肉则复，多食则遗，此其禁也。”治之宜“视其虚实，调其逆从”，论述了伤寒病愈后的调护禁忌和食复的治疗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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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之《难经》，于伤寒概念之外延，则在继承《内经》思想的基础上，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曰： “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这一外延规定，一方面拓展了《内经》伤寒概念的外延(热病、温病)，另一方面则明确将伤寒分为广义与狭义二种概念，对后世伤寒学术的发展，影响甚大。其次，作为在脉学方面成就突出的著作，《难经》对伤寒各类脉象作了形象描述，亦为后世治伤寒者所重。
同期之《神农本草经》，为目前存世之最早药物学专著。其内容虽以药物功性味为重，然其序例中言：“夫大病之主，有中风、伤寒、寒热、温疟、中恶、霍乱……。”所涉近40种病证，多为仲景《伤寒杂病论》所论对象，且以外感热病之中风、伤寒等病为首，足以可证作者对伤寒学术的重视。其所载药物，亦多为《伤寒杂病论》所用。而其用药规律，有着较为明显的一致性。
西汉名医淳于意，对伤寒病诊治经验十分丰富。《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曾记载：齐中御府长信病，臣意入诊其脉，告曰：“热病气也，然暑汗，脉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当浴流水而寒甚，已则热。”信曰：“唯，然。往冬时，为王使于楚，至莒县阳周水……，马惊，即坠，信身入水中，几死，吏即来救信，出之水中，衣尽濡。有间而身寒，已热如火，至今不可以见寒。”臣意即为之液汤火齐逐热，一饮汗尽，再饮热去，三饮病已。这则医案，充分反映了当时伤寒诊断和治疗已达到一定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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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百病方》载有“治伤寒遂风方：附子三分，蜀椒二分……，凡五物，皆冶合，方寸匕酒饮。”另外，“经方十一家”之中的《风寒热十六病方》，其内容虽早已失传，但据书名推测，显然是论述伤寒病证治疗方剂之专著。在众多早期方剂中，值得注意的是火齐汤。在《韩非子·喻老篇》曾记载扁鹊望蔡恒公之事，曰：“在肠胃，火齐之所及也。”其记事虽难以考证，但足以说明火齐汤一方，早在战国时期即已得到具体运用，而后世淳于意用以治疗多种热病，其效显著。据考证，此方即伊尹三黄汤，方由大黄、黄连、黄芩三味药组成，在组方及应用范围上，均与《伤寒杂病论》之大黄黄连泻心汤相同。
由上可知，从先秦至东汉时期，人们对伤寒概念、病因病机、临床表现、治疗方药、预后转归、调护禁忌等，都有了初步认识，为伤寒学说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百拇医药
伤寒概念，最早见于《黄帝内经》和武威汉简《治百病方》。然而，甲骨文资料表明，殷商时代即有“疾年”、“雨疾”、“降疾”、“祸风”、“病疫”等记载，根据《内经》伤寒概念之内涵，这可能是有关广义伤寒病的最早文字记录。另外，《山海经》中记载了38种疾病，其中疠、疫、风等均属传染病(广义伤寒)范畴。
有关伤寒病因的认识，《左传·昭公元年》记曰：“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周礼》亦曰：“夫天之寒、暑、阴、阳、风、雨、晦、明，既足以伤形……。”这是有关六气致病的最早记录，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意识到四时气候的异常变化可引起疾病，甚至导致疾病流行。如《礼记·月令》文曰：“孟春……行秋令，则其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仲夏之月，……行秋令，……民殃于疫”。《灵枢·岁露篇》亦指出：“因岁之和而少贼风者，民少病而少死；岁多贼风邪气，寒温不和，则民多病而死矣。”而《孟子·公孙丑》“有寒疾不可以风”之语，则明确指出了伤寒的调护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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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经》是我国早期的医学典籍，集此期医学之大成，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医学理论。其于伤寒之认识，较为全面系统，包括了伤寒概念之内涵、病因病机、临床表现、治疗方法、预后转归等。如《素问·热论》曰：“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对伤寒概念作出明确规定，即其内涵得以确立。而“人之伤于寒者，则为病热，热虽甚不死，其两感于寒者，必不免于死。……其不两感于寒者，七日巨阳病衰，头痛少愈；八日阳明病衰，身热少愈；九日少阳病衰，耳聋微闻；十日太阴病衰，腹减如故，则思饮食；十一日少阴病衰，渴止不满，舌干已而嚏；十二日厥阴病衰，囊纵少腹微下，大气皆去，病日已矣。”讨论了伤寒的病因和预后；“伤寒一日，巨阳受之，故头项痛腰脊强。二日阳明受之，……故身热目疼而鼻干，不得卧也。三日少阳受之……，故胸胁痛而耳聋。……四日太阴受之……，故腹满而嗌干。五日少阴受之……，故口燥舌干而渴。六日厥阴受之……，故烦满而囊缩。”论述了伤寒的发展过程和主要临床表现；“治之各通其脏脉，病日衰而已矣。其未满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满三日，可泄而已。”提出了伤寒的治疗原则和方法；“病热少愈，食肉则复，多食则遗，此其禁也。”治之宜“视其虚实，调其逆从”，论述了伤寒病愈后的调护禁忌和食复的治疗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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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之《难经》，于伤寒概念之外延，则在继承《内经》思想的基础上，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曰： “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这一外延规定，一方面拓展了《内经》伤寒概念的外延(热病、温病)，另一方面则明确将伤寒分为广义与狭义二种概念，对后世伤寒学术的发展，影响甚大。其次，作为在脉学方面成就突出的著作，《难经》对伤寒各类脉象作了形象描述，亦为后世治伤寒者所重。
同期之《神农本草经》，为目前存世之最早药物学专著。其内容虽以药物功性味为重，然其序例中言：“夫大病之主，有中风、伤寒、寒热、温疟、中恶、霍乱……。”所涉近40种病证，多为仲景《伤寒杂病论》所论对象，且以外感热病之中风、伤寒等病为首，足以可证作者对伤寒学术的重视。其所载药物，亦多为《伤寒杂病论》所用。而其用药规律，有着较为明显的一致性。
西汉名医淳于意，对伤寒病诊治经验十分丰富。《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曾记载：齐中御府长信病，臣意入诊其脉，告曰：“热病气也，然暑汗，脉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当浴流水而寒甚，已则热。”信曰：“唯，然。往冬时，为王使于楚，至莒县阳周水……，马惊，即坠，信身入水中，几死，吏即来救信，出之水中，衣尽濡。有间而身寒，已热如火，至今不可以见寒。”臣意即为之液汤火齐逐热，一饮汗尽，再饮热去，三饮病已。这则医案，充分反映了当时伤寒诊断和治疗已达到一定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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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百病方》载有“治伤寒遂风方：附子三分，蜀椒二分……，凡五物，皆冶合，方寸匕酒饮。”另外，“经方十一家”之中的《风寒热十六病方》，其内容虽早已失传，但据书名推测，显然是论述伤寒病证治疗方剂之专著。在众多早期方剂中，值得注意的是火齐汤。在《韩非子·喻老篇》曾记载扁鹊望蔡恒公之事，曰：“在肠胃，火齐之所及也。”其记事虽难以考证，但足以说明火齐汤一方，早在战国时期即已得到具体运用，而后世淳于意用以治疗多种热病，其效显著。据考证，此方即伊尹三黄汤，方由大黄、黄连、黄芩三味药组成，在组方及应用范围上，均与《伤寒杂病论》之大黄黄连泻心汤相同。
由上可知，从先秦至东汉时期，人们对伤寒概念、病因病机、临床表现、治疗方药、预后转归、调护禁忌等，都有了初步认识，为伤寒学说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