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医学在新世纪继往开来
蒙医学是蒙古族人民在历史上创造的传统医学。它既是蒙古族人民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积累，又是蒙古文化与周边文化交融生发的医学结晶。世界上任何一种传统医学都有与生俱来的漫长历史，都经历过充满神话与巫术的童年时代，但真正的医学史是以医学体系的形成作为标志的。
蒙医学的形成，首先是蒙古族人民自身医疗实践的总结。蒙古族人民长期生活在中国北方，游牧，狩猎，逐水草而居，常年与寒冷、潮湿、风雪作斗争。人们的生活与疾病和当地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食物种类、生活习俗息息相关，在“天人相应”中体现着人与自然的矛盾统一。同时，蒙古人民长期以来是一个马背民族，游牧，狩猎和战争交替构成跌宕起伏的历史画卷，摔伤、战伤、骨折、脑震荡都成了常见病和多发病，客观的生存需要时时刻刻都在呼唤医学和创造医学。当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受了箭伤，他的同伴用嘴吸吮伤口的瘀血，用烧红的铁块烙治新鲜的创面的时候，他们动用了全部的经验和智慧，利用身边一切自以为有效的药物和工具，以达到救死扶伤的目的。
, 百拇医药 公元13世纪初，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出现在地平线上，在客观上提供了中西方文化大交流的舞台。印度医学、希腊医学、阿拉伯医学进一步传入东方。元朝在太医院下设广惠司，最早由一位叙利亚人掌修回回药物及其制剂。1292年，在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兰旗的避暑行宫还设立了“回回药物院”。加上当时辽、金、南宋地区中医学的发展，在医学领域出现了开放的、泛滥的、供人择善而从的热闹景象。16世纪以后即明代中、末期，随着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在全面接受和弘扬佛教文化的背景下，印度医学和藏医学深深地切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全面影响了蒙医学的发展。伊希巴拉珠尔等医学家结合蒙医的实践，对藏医学大胆吸收，全面继承，积极创新，形成了相对独立的蒙医学学术体系。这一切都表明，传统医学的大树总是深深地根植于民族文化的本土之中。纵然它借用外来的枝干形成骨架，撑起那千千万万智慧的绿叶，但仍然吸吮着地下的养分，覆荫着自己的人民，并一脉相承，流传千秋。
因此，从宏观的角度审视，蒙医学不仅是一种传统的医学科学，而且是蒙古族人民观察人体生命现象的特有的思路和方法，是那一个社会的文化沉淀的一部分。蒙医学的发展必将在继承学术精华的基础上，融入医疗实践和理论研究的新知，并用时代精神和现代科学促进发展，以适应现代社会医疗保健的需要。
, 百拇医药
我们清醒地看到，当代传统医学的发展面临着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一方面，时代在飞速前进，传统医学已经永远失去它原创时期的宁静生活和宽松环境，现代的卫生法规和医药管理已经不适合“神农尝百草”了；另一方面，传统医学正面临现代医学的激烈竞争。在理论上说，这种竞争应该是中西医并重，取长补短，相互促进，但实际上某些“游戏规则”可能只利于现代医学而不利于传统医学。于是就需要政府当局采取某些调整的措施，于是就产生了对传统医学的这样那样的政策，于是就产生因政策的落实与否所引发的这样那样的呼吁。
这个时候，蒙医学像其他传统医学一样，只有保持和发扬自己的特色与优势，循着自身的基本规律向上攀升，才能自立于世界医学之林。这期间并不排斥、相反地应积极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手段促进蒙医学的发展，但决不是为了迎合西医的认可，皈依西方医学的模式，走“西医化”的道路。18世纪，蒙医学家伊希巴拉珠尔把藏医《四部医典》的理论和蒙医的医疗实践相结合，在他所著的《甘露四部》一书中，重点阐述了“寒症”理论，把寒、热两章列在“十要症”的首位，从而弥补了前人在寒症方面的论述不足，使之更适合于蒙古地区的医疗实践。在另一部著作《甘露之泉》中，他又在赫衣病、希拉病、巴达干病之外，加上血病、黄水病和虫病，全称为“六基症”，从而把蒙医学的理论建设大大地推进了一步。这是前人理论创新的光辉范例。今天的蒙医学者也应该在蒙医学本身的领地内纵横驰骋，而不是轻易地荒芜自己的田园，去耕耘别人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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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个世纪，中国的传统医学包括蒙医学在内遭遇过不公正的对待，有些人想方设法要把传统医学驱逐出现代文明。“西医在朝，中医在野”的状况，“改变从属地位，争取自主发展”的呼声，屡见于史，不绝于耳。今天，人们在回归自然的中途反思传统医学的价值，在重开学术民主的大门中再一次评估传统医学的作用，在总结“文化革命”的历史教训中检讨以“革命”和“科学”的名义对传统文化的扫荡，这一切都成了振兴传统医学的深刻教训和思想前提。
当前，医学尚未至善，更非万能。医学仅仅是一列载着人类健康的目标奔驰前进的列车。当年成吉思汗在西征途中，七十余岁高龄的长春真人丘处机万里赴约，两人在撒马尔干(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附近会面。成吉思汗问道：“真人远来，有何长生之药，以资朕乎?”丘处机回答道：“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据说成吉思汗当场表彰了他的坦诚。我们今天发展蒙医学，其真谛也在这里。我们并不想从中寻找长生不老之药，而是从传统医学的底蕴中探求其卫生之道，使它更好地为新世纪的人民健康服务。(作者为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会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副局长), 百拇医药(中国民族医药学会 诸国本)
蒙医学的形成，首先是蒙古族人民自身医疗实践的总结。蒙古族人民长期生活在中国北方，游牧，狩猎，逐水草而居，常年与寒冷、潮湿、风雪作斗争。人们的生活与疾病和当地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食物种类、生活习俗息息相关，在“天人相应”中体现着人与自然的矛盾统一。同时，蒙古人民长期以来是一个马背民族，游牧，狩猎和战争交替构成跌宕起伏的历史画卷，摔伤、战伤、骨折、脑震荡都成了常见病和多发病，客观的生存需要时时刻刻都在呼唤医学和创造医学。当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受了箭伤，他的同伴用嘴吸吮伤口的瘀血，用烧红的铁块烙治新鲜的创面的时候，他们动用了全部的经验和智慧，利用身边一切自以为有效的药物和工具，以达到救死扶伤的目的。
, 百拇医药 公元13世纪初，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出现在地平线上，在客观上提供了中西方文化大交流的舞台。印度医学、希腊医学、阿拉伯医学进一步传入东方。元朝在太医院下设广惠司，最早由一位叙利亚人掌修回回药物及其制剂。1292年，在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兰旗的避暑行宫还设立了“回回药物院”。加上当时辽、金、南宋地区中医学的发展，在医学领域出现了开放的、泛滥的、供人择善而从的热闹景象。16世纪以后即明代中、末期，随着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在全面接受和弘扬佛教文化的背景下，印度医学和藏医学深深地切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全面影响了蒙医学的发展。伊希巴拉珠尔等医学家结合蒙医的实践，对藏医学大胆吸收，全面继承，积极创新，形成了相对独立的蒙医学学术体系。这一切都表明，传统医学的大树总是深深地根植于民族文化的本土之中。纵然它借用外来的枝干形成骨架，撑起那千千万万智慧的绿叶，但仍然吸吮着地下的养分，覆荫着自己的人民，并一脉相承，流传千秋。
因此，从宏观的角度审视，蒙医学不仅是一种传统的医学科学，而且是蒙古族人民观察人体生命现象的特有的思路和方法，是那一个社会的文化沉淀的一部分。蒙医学的发展必将在继承学术精华的基础上，融入医疗实践和理论研究的新知，并用时代精神和现代科学促进发展，以适应现代社会医疗保健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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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清醒地看到，当代传统医学的发展面临着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一方面，时代在飞速前进，传统医学已经永远失去它原创时期的宁静生活和宽松环境，现代的卫生法规和医药管理已经不适合“神农尝百草”了；另一方面，传统医学正面临现代医学的激烈竞争。在理论上说，这种竞争应该是中西医并重，取长补短，相互促进，但实际上某些“游戏规则”可能只利于现代医学而不利于传统医学。于是就需要政府当局采取某些调整的措施，于是就产生了对传统医学的这样那样的政策，于是就产生因政策的落实与否所引发的这样那样的呼吁。
这个时候，蒙医学像其他传统医学一样，只有保持和发扬自己的特色与优势，循着自身的基本规律向上攀升，才能自立于世界医学之林。这期间并不排斥、相反地应积极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手段促进蒙医学的发展，但决不是为了迎合西医的认可，皈依西方医学的模式，走“西医化”的道路。18世纪，蒙医学家伊希巴拉珠尔把藏医《四部医典》的理论和蒙医的医疗实践相结合，在他所著的《甘露四部》一书中，重点阐述了“寒症”理论，把寒、热两章列在“十要症”的首位，从而弥补了前人在寒症方面的论述不足，使之更适合于蒙古地区的医疗实践。在另一部著作《甘露之泉》中，他又在赫衣病、希拉病、巴达干病之外，加上血病、黄水病和虫病，全称为“六基症”，从而把蒙医学的理论建设大大地推进了一步。这是前人理论创新的光辉范例。今天的蒙医学者也应该在蒙医学本身的领地内纵横驰骋，而不是轻易地荒芜自己的田园，去耕耘别人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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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个世纪，中国的传统医学包括蒙医学在内遭遇过不公正的对待，有些人想方设法要把传统医学驱逐出现代文明。“西医在朝，中医在野”的状况，“改变从属地位，争取自主发展”的呼声，屡见于史，不绝于耳。今天，人们在回归自然的中途反思传统医学的价值，在重开学术民主的大门中再一次评估传统医学的作用，在总结“文化革命”的历史教训中检讨以“革命”和“科学”的名义对传统文化的扫荡，这一切都成了振兴传统医学的深刻教训和思想前提。
当前，医学尚未至善，更非万能。医学仅仅是一列载着人类健康的目标奔驰前进的列车。当年成吉思汗在西征途中，七十余岁高龄的长春真人丘处机万里赴约，两人在撒马尔干(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附近会面。成吉思汗问道：“真人远来，有何长生之药，以资朕乎?”丘处机回答道：“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据说成吉思汗当场表彰了他的坦诚。我们今天发展蒙医学，其真谛也在这里。我们并不想从中寻找长生不老之药，而是从传统医学的底蕴中探求其卫生之道，使它更好地为新世纪的人民健康服务。(作者为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会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副局长), 百拇医药(中国民族医药学会 诸国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