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儒医与中医文化建设
宋代儒医及医德学风为中医文化史之显例。宋代儒子重视医学，范仲庵曾建议召集全国医学家“聚而讲习，以精其术”。儒士以医为孝为仁。高若讷因母病研习医学，并考校整理医籍。发奋读尽天下书的苏东坡，不仅喜爱谈医，还著《药诵》、《盖公堂记》，并辑有《苏学七方》一书，后与沈括的《良方》合编成《苏沈良方》。公元1089年，苏东坡任杭州太守，当时有疫病流行，他把有效方剂抄写贴于广场，供病人使用。又从公款里拨出2000缗，自己捐出50两黄金，在杭州城中心众安桥建立一了家公立医院——“安乐坊”。后来，此医院迁到西湖边，改名为“安济坊”。宋仁宗庆历年间有进士沈常，拜太医院医师赵从古学师学习医学，此后便有“儒医”的称谓。宋代医生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国家医生有六个品级，19阶具体官职，最高为翰林医官、保安郎等，翰林医官相当于五品大夫，后世遂称医生为大夫，由此开辟了医学儒学化的发展路线。
医学儒学化为宋以后医学发展注入了生机，主要有四端：
一是以儒家伦理阐述医德，提高了医德境界。仁学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儒医们把医术作为推行仁术的手段之一。唐慎微为人疗疾不取一钱；庞安时为人治病，率十愈八九，“活人无数，病人持金帛来谢，不尽取也”。朱丹溪对病人体贴入微，言“病者度刻如岁，而欲立自逸也”。宋元明时代医学家建立了比汉唐时代要求更高更具体的医德规范，例如南宋张杲《医说》中的“医通神明”之论，明代陈实功《外科正宗》有“五戒十要”，明代李蓇《医学入门》有“习医规格”等，把医德规范提升到一个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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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搜集整理古医籍，竞相著书。著书立说为儒家根基，儒医当仁不让，不以医为业的儒子也参与医籍整理工作。宋代于1057年成立校正医书局，校订《素问》等医籍。在宋人的笔记小说中也多有医事轶闻。名士论医多有高见，如苏东坡针对医家废学《难经》之风批评道：“《难经》可废非愚蠢无知则狂而已，《难经》不学岂不误哉!”。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以实例说明人禀赋不同，用药剂量当有别，以及常服补药的危害，以实例论述极为深刻。宋以后的医家常把临证体会、读书心得、医闻轶事等，以散文形式写成医话，以歌赋形式授学。最早见于五代人高阳生所著的《王叔和脉诀》，自宋代周守忠以四言诗著《历代名医蒙术》以后，医学歌赋蜂起：著名的如明代龚延贤的《药性歌括四百味》、明代李时珍的《濒湖脉学》、清代汪昂的《汤头歌诀》和陈修园的《医学三字经》。上述四部歌赋又被后世称为中医的“四小经典”。
三是临床诊治思维的理学取向。汉至唐代的临床医学，虽然有张仲景的平脉辨证，但医生主要以方证对应的方式诊治，以“医者意也”的悟性思维为最高境界，但也阻隔了对诊治原理的探讨。自朱熹大张“格物穷理”的旗帜以后，医家开始注重探讨病机，探索理论，辨证论治。朱熹还把认识过程分为“格物穷理”和“格物致知”两个阶段。受其影响，刘完素和张元素都以探索病机为诊治的重点，朱丹溪则把医学活动视为格物致知的一项内容，他在所著的《格致余论·序》中称道：“古人以医为吾儒格物致知一事，故其篇曰《格致余论》。”这就把诊治提高到理性思维的认知层次上。此后医学家们以格物致知的认识路线审视疾病的诊治过程，明清之际，以精湛赅恰的语言加以概括，张介宾在《景岳全书·传忠录》中称为“诊病施治”，周之干在《慎斋遗书》中要之为“辨证施治”，章虚谷在《医门棒喝》中概之为“辨证论治”。此后“辨证论治”一语遂成为中医临床操作的理论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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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阻止了房中术的流行。魏晋玄学以后，房中术和食饵之风流行于世。汉至隋唐是房中术著作的繁荣时期。在性开放风气甚剧的魏晋时，如何晏等倡服石炼丹，服五石散及炼内外丹以求长生不老，企望成仙。晋葛洪为丹鼎派的领袖。《序房内秘术》和《葛氏房中秘书》皆是他所撰，并在《抱朴子》等著作中论述服石与炼丹。隋唐时代的医学著作也收录了这方面内容，如《诸病源候论》、《千金方》、《外台秘要》、《医心方》等。宋代理学家以理欲之辨审视与规范养生，其严肃色性，卑视感情而强调禁欲，医家奉为医理。理学家又吸收禅宗关于“万法尽在自己心中，顿见真如本性”之论，突出心主导行为的作用，以清静养心而成佛，是禅宗所谓：“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正佛。”儒学的禁欲抵制了性开放之风，使房中术仅在道教内部秘传。医学家们也提出相应论据，如朱丹溪据《老子》“致虚极，守静笃”，结合禁欲，创“相火论”。相火包括情欲、动静，因道心主静，静则神藏，躁则消亡。以此批评房中养生，在《格致余论》中断言：“若以房中为补，杀人多矣。”李时珍既批评房中术，也反对服饵，理学家和儒医阻止房中术和食饵风虽然有其正负两方面的作用，但从养生保健而论，是有益于人体健康的。综上所述，宋代儒医在以儒学精神治医的实践中，不仅发展了中医学理论，提高了医德境界，而且创造了丰富灿烂的中医学文化，成为宝贵的民族遗产。, http://www.100md.com(孟庆云)
医学儒学化为宋以后医学发展注入了生机，主要有四端：
一是以儒家伦理阐述医德，提高了医德境界。仁学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儒医们把医术作为推行仁术的手段之一。唐慎微为人疗疾不取一钱；庞安时为人治病，率十愈八九，“活人无数，病人持金帛来谢，不尽取也”。朱丹溪对病人体贴入微，言“病者度刻如岁，而欲立自逸也”。宋元明时代医学家建立了比汉唐时代要求更高更具体的医德规范，例如南宋张杲《医说》中的“医通神明”之论，明代陈实功《外科正宗》有“五戒十要”，明代李蓇《医学入门》有“习医规格”等，把医德规范提升到一个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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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搜集整理古医籍，竞相著书。著书立说为儒家根基，儒医当仁不让，不以医为业的儒子也参与医籍整理工作。宋代于1057年成立校正医书局，校订《素问》等医籍。在宋人的笔记小说中也多有医事轶闻。名士论医多有高见，如苏东坡针对医家废学《难经》之风批评道：“《难经》可废非愚蠢无知则狂而已，《难经》不学岂不误哉!”。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以实例说明人禀赋不同，用药剂量当有别，以及常服补药的危害，以实例论述极为深刻。宋以后的医家常把临证体会、读书心得、医闻轶事等，以散文形式写成医话，以歌赋形式授学。最早见于五代人高阳生所著的《王叔和脉诀》，自宋代周守忠以四言诗著《历代名医蒙术》以后，医学歌赋蜂起：著名的如明代龚延贤的《药性歌括四百味》、明代李时珍的《濒湖脉学》、清代汪昂的《汤头歌诀》和陈修园的《医学三字经》。上述四部歌赋又被后世称为中医的“四小经典”。
三是临床诊治思维的理学取向。汉至唐代的临床医学，虽然有张仲景的平脉辨证，但医生主要以方证对应的方式诊治，以“医者意也”的悟性思维为最高境界，但也阻隔了对诊治原理的探讨。自朱熹大张“格物穷理”的旗帜以后，医家开始注重探讨病机，探索理论，辨证论治。朱熹还把认识过程分为“格物穷理”和“格物致知”两个阶段。受其影响，刘完素和张元素都以探索病机为诊治的重点，朱丹溪则把医学活动视为格物致知的一项内容，他在所著的《格致余论·序》中称道：“古人以医为吾儒格物致知一事，故其篇曰《格致余论》。”这就把诊治提高到理性思维的认知层次上。此后医学家们以格物致知的认识路线审视疾病的诊治过程，明清之际，以精湛赅恰的语言加以概括，张介宾在《景岳全书·传忠录》中称为“诊病施治”，周之干在《慎斋遗书》中要之为“辨证施治”，章虚谷在《医门棒喝》中概之为“辨证论治”。此后“辨证论治”一语遂成为中医临床操作的理论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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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阻止了房中术的流行。魏晋玄学以后，房中术和食饵之风流行于世。汉至隋唐是房中术著作的繁荣时期。在性开放风气甚剧的魏晋时，如何晏等倡服石炼丹，服五石散及炼内外丹以求长生不老，企望成仙。晋葛洪为丹鼎派的领袖。《序房内秘术》和《葛氏房中秘书》皆是他所撰，并在《抱朴子》等著作中论述服石与炼丹。隋唐时代的医学著作也收录了这方面内容，如《诸病源候论》、《千金方》、《外台秘要》、《医心方》等。宋代理学家以理欲之辨审视与规范养生，其严肃色性，卑视感情而强调禁欲，医家奉为医理。理学家又吸收禅宗关于“万法尽在自己心中，顿见真如本性”之论，突出心主导行为的作用，以清静养心而成佛，是禅宗所谓：“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正佛。”儒学的禁欲抵制了性开放之风，使房中术仅在道教内部秘传。医学家们也提出相应论据，如朱丹溪据《老子》“致虚极，守静笃”，结合禁欲，创“相火论”。相火包括情欲、动静，因道心主静，静则神藏，躁则消亡。以此批评房中养生，在《格致余论》中断言：“若以房中为补，杀人多矣。”李时珍既批评房中术，也反对服饵，理学家和儒医阻止房中术和食饵风虽然有其正负两方面的作用，但从养生保健而论，是有益于人体健康的。综上所述，宋代儒医在以儒学精神治医的实践中，不仅发展了中医学理论，提高了医德境界，而且创造了丰富灿烂的中医学文化，成为宝贵的民族遗产。, http://www.100md.com(孟庆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