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呼唤
孟庆云
中医学基础的研究，经过20世纪的激越蹈厉和沉潜蕴积，学术不断深入精进，但仍然期待路向的明晰和强劲的支持。
中医学基础研究是从中医学研究对象入手，以认识生命现象、揭示健康和疾病防治规律为主要目的理论研究。百年之前，中医大抵以《内经》为理论“源泉”，采用文献学方法和理论思维的方法拓展经典理论，或对临床新经验概括升华，从经典的茎枝上萌芽引伸，故而中医学理论发展的生态呈树状分枝式，理论发展的动力机制是经验总结式。20世纪初，以读经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学问，仍以特有的魅力熠熠生辉。在科学总趋势的推动下，20世纪五十年代以降，肇始了实验研究，以此也吸纳了现代医学诸多基础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这使中医学增加了一条实验研究的产出理论的渠道和动力机制。迄至目前，中医学实验方法尚不成熟，但毕竟是传统学术的求新之举。
每一种理论、学说都有自己的时代，凡是称之为科学的理论，都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反映该时代理论思维所达到的程度。中医学术在演进的历程中总是与时俱进，与当时科学文化双向传播，并行互动。中医学在汉代，由于经学的影响，重要医著皆称之为“经”或为“述经叙理”之“论”(如《伤寒杂病论》)，以达“圣意不隧”。在魏晋玄学的影响下，魏晋南北朝的医学也冲破医经的束缚，又在与域外医学交流中，使当时的医学风貌和医家的思维，皆宛如后世的西医，像重视形体分析，擅长外科手术，对辨病和证候同等重视，收辑方书的热情胜过研修医经，致力于炼制丹药等。宋明理学时代，医家又复重视理论建设，重道轻术，以儒分门户为先机，医家敢疑经立派，把医学实践视为格物致知的过程，明代周慎斋和张景岳分别提出“辨证施治”和“因证论治”。清代，朴学领军，医家也援用小学、考据、训诂等治学之法辨章医经，考镜源流，并奠立了温病学派。清代以后，西学东渐，而有汇通学派之兴。而现代中医学理论应该在现代人的实践中探索和创造，淡化无谓的纯度之争。富于生机的学术，总是纯变相涵，“纯”是一种传承方式，“变”也是一种传承方式，一味追求其纯则会影响传播，甚至可导致狭隘化。一个世纪以来，人类的总思维方式已经改变，当今的中医学者已经不可能全按古代医家的思维方式去辨证论治，增益之多，超轶前代。已经运用了诸如系统综合思维，动态开放思维，多种创造思维，以及分析思维方式和方法等等，新一代中医学者应兼容多种上佳思维，才能构建高层建瓴的实验研究体系，萌发创意以据轩岐之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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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现代化是历史的必然。科学发展的适应性原理指出，医学在发展中既受其他科学技术的影响，也要以自身的发展适应社会的需求。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产生新的医学难题也是中医学发展的动力之一，中医现代化也包括中医学要解决现代人在卫生保健方面的新问题。中医学的理论从来就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诵得滚瓜烂熟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从时间空间而论，中医学理论体系是一个开放性的发展过程。在《内经》的五行、藏象学说不敷于实践之际，东汉时成书的“七篇大论”把五行发展为五运，其五运六气学说提出了运气为病、亢害承制以及病机十九条等一系列新理论，第一次扩大了藏象学说的框架；金元医家和明代医家们提出的相火论和命门学说，又一次拓展了藏象学说的内涵；明清时代的温病学说，虽然把创新点引接于卫气营血和三焦等传统名词述语上，但所认识的疾病规律和提出的治则治法，堪为古代最系统的传染病学。临床实践显示，仅对中医学的宝库去挖掘显然不够，应该弘扬创新的发展观，以不断开拓中医学研究的新领域，其视野更广，目标更高，内容更丰富，使原本恢宏的理论体系，原创更多，框架更大，使中医学基础性研究不仅气势磅礴，而且当蔚为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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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中医学工作有两功两疏。两功是保存了这个国粹未被消灭和奠定了实验研究体系。两疏是对学术家底未全臻善的清理和未完成学术的现代转换工作。甚至对国家的定位及发展理论也多不谐之音，诸如前景悲观论、彻底重建论和不越底线论等，熟悉过去又把握现实才堪言发展。继承是历史的使命、创新的基本功，也是认识现实的台阶。《内经》就非常重视对理论根基的继承，(“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20世纪中医界曾开展过温课活动，收到温故知新使达盛大其业之效。但继承非依样重复、陈陈相因，而是辩证地继承。继承的前路或研究新问题，或运用新思路方法则必然导致创新。创新者是中医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主旨。中医学理论创新的基本形式有三种：第一是原始性创新，即从新的医学实践(包括临床、理论和实践研究)中，概括出创造性的理论，如经络学说、五运六气学说、变蒸学说等。第二是引申性创新，是对理论的补充、发展、完善，如张仲景把《内经》的三篇热论发展为六经辨证，金元四大家分别发挥主火、主攻、补脾、滋阴等理论而自创一家。第三是整合性创新，即把中西医两种理论和方法整合而实现的综合创新，如肾虚和脾虚的动物模型研制等，皆超越了中医命题西医解释并具有概念方法的突破，是为了整合性创新。中医学的总属性是应用学科，基础性研究以其带动性、超前性、探索性等对于中医理论体系发展的意义殊为重要，特别是理论在于解决认识的本质问题应受到重视和支持，但也因其成果的不可预测性、难度大和没有直接的效益而令人生畏，当代中医学正逢三大机遇，即科学思潮的机遇，需求的机遇和文化开放的机遇。20世纪世界科学思潮和方法的总趋势是分析归纳，21世纪则是整体统一，这与中医学的理论观念赅洽相契。实践表明，中医学术包括其古方能够治疗许多种“新病”，而又在科技文化开放的氛围中走向世界，造福人类。这是中医学的机遇，也是中医基础研究的机遇。致力于中医学术研究痴迷者大可在以兴趣为事业中感受中医学之美，而无须愤世忧时，以学研托业怡生的寂寞将超越诸如灰色氛围、泡沫学术、旧钱铸铜、曲学功利等等的干扰，潜心奋进，宁静致远。从而促成新世纪中医学术之“预流”，把基础性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百拇医药
中医学基础的研究，经过20世纪的激越蹈厉和沉潜蕴积，学术不断深入精进，但仍然期待路向的明晰和强劲的支持。
中医学基础研究是从中医学研究对象入手，以认识生命现象、揭示健康和疾病防治规律为主要目的理论研究。百年之前，中医大抵以《内经》为理论“源泉”，采用文献学方法和理论思维的方法拓展经典理论，或对临床新经验概括升华，从经典的茎枝上萌芽引伸，故而中医学理论发展的生态呈树状分枝式，理论发展的动力机制是经验总结式。20世纪初，以读经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学问，仍以特有的魅力熠熠生辉。在科学总趋势的推动下，20世纪五十年代以降，肇始了实验研究，以此也吸纳了现代医学诸多基础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这使中医学增加了一条实验研究的产出理论的渠道和动力机制。迄至目前，中医学实验方法尚不成熟，但毕竟是传统学术的求新之举。
每一种理论、学说都有自己的时代，凡是称之为科学的理论，都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反映该时代理论思维所达到的程度。中医学术在演进的历程中总是与时俱进，与当时科学文化双向传播，并行互动。中医学在汉代，由于经学的影响，重要医著皆称之为“经”或为“述经叙理”之“论”(如《伤寒杂病论》)，以达“圣意不隧”。在魏晋玄学的影响下，魏晋南北朝的医学也冲破医经的束缚，又在与域外医学交流中，使当时的医学风貌和医家的思维，皆宛如后世的西医，像重视形体分析，擅长外科手术，对辨病和证候同等重视，收辑方书的热情胜过研修医经，致力于炼制丹药等。宋明理学时代，医家又复重视理论建设，重道轻术，以儒分门户为先机，医家敢疑经立派，把医学实践视为格物致知的过程，明代周慎斋和张景岳分别提出“辨证施治”和“因证论治”。清代，朴学领军，医家也援用小学、考据、训诂等治学之法辨章医经，考镜源流，并奠立了温病学派。清代以后，西学东渐，而有汇通学派之兴。而现代中医学理论应该在现代人的实践中探索和创造，淡化无谓的纯度之争。富于生机的学术，总是纯变相涵，“纯”是一种传承方式，“变”也是一种传承方式，一味追求其纯则会影响传播，甚至可导致狭隘化。一个世纪以来，人类的总思维方式已经改变，当今的中医学者已经不可能全按古代医家的思维方式去辨证论治，增益之多，超轶前代。已经运用了诸如系统综合思维，动态开放思维，多种创造思维，以及分析思维方式和方法等等，新一代中医学者应兼容多种上佳思维，才能构建高层建瓴的实验研究体系，萌发创意以据轩岐之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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