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用动物在中国应用的历史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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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药来源于植物、动物、矿物三大类，药用动物也是中国医药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药用植物一样，药用动物的应用在我国也有悠久的历史。早在三千多年前，中国就开始了对蜜蜂的利用，而珍珠、牡蛎的养殖最早也见于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中国古代有名的著作《诗经》一书中，有鸟、兽、虫、鱼的记载，据不完全的统例,其中共收载了各类动物约160种，有许多既可供食用，也可以供药用，并且从这些动物名称的文字偏旁看，有“虫”、“鱼、“犭”等，可知古代已有了对动物分类的初步意识。此外，春秋战国时期的《山海经》，也已收载了动物药67种。从中国古代专门记载药物的书籍本草看，秦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已收载动物药65种，其中，，鹿茸、麝香、牛黄等，仍为现今医药学所应用。唐代由国家组织编纂的《新修本草》收载动物药128种。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收载动物药461种；并将其分为虫、鳞、介、禽、兽、人各部。清代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载动物药128种。近代的《中药大辞典》收载动物药达740种。当然，本草上的记载是以药味为主，不是以药用动物种类来计算。据统计，现今中国已知可供入药的动物已有900余种了。一个国家应用这样众多的药用动物来防病治病，在全世界是少有的，这也是世界医药学中的一个重要宝库。

    中国有关药用动物的研究，大约是随着自然科学，特别是动物学及其分支科学，以及国外的生药学的输入中国而开始的。据一些资料记载，早在19世纪中叶，就有关于中国五倍子的研究报道。在本世纪初又陆续有一些虫白蜡、养蚕的研究记述。大约在1931年，建霞根据日本人木村重1929～1930年间，在长江一带考察中国动物的资料，写下了本草中的鳞类、介类、禽类等文章。以后(i941年)美国人Read，B.E.根据《本草纲目》初步考征了昆虫类药材。中国一些生药学家，从30年代起出版了一些生药学书籍，如赵燏黄、叶三多、李承祜、徐国钧、楼之岑等，所著的《生药学》，均已记载了一定数量的药用动物。这些著作都为中国学者进一步研究动物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与药用动物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随着中药科学技术的发展，药用动物的研究不断得到深化和完善。一些有关中药的著作，如：南京药学院1960年的《药材学》、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等1961年的《中药志》，以及广东、四川、湖南、广西等省区的中药志、药物志、中药材手册等都记载了一部份药用动物。许多综合性的药用动物著作相继出版，如1976年林吕何的《广西药用动物》、1977年吉林医大第四临床学院的《东北动物药》；1977年何时新的《浙江药用动物》；197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后勤部的《中国药用海洋生物》；1978年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海洋生物研究室的《南海海洋药用生物》；1979～1983年中国药用动物志编写协作组的《中国药用动物志》Ⅰ、Ⅱ；1981年邓明鲁等的《中国动物药》;1988年赵肯堂的《内蒙古药用动物》等。此外，各地学者也先后发表了许多有关药用动物的研究论文，因此，大量药用动物品种得以肯定，或提出一些动物药的鉴定方法，虎骨、豹骨、熊胆、麝香、哈士蟆、蛤蚧、牛黄、草灵脂，以及贝类药材、蛇类药材等的鉴定。又通过理化分析和药理、临床的研究，在扩大药源，寻找类同品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如水牛角与犀角，狗骨与虎骨，珍珠层与珍珠，藏羚羊角与羚羊角的比较研究，以及灵猫香的培殖和生产，新阿胶(猪皮胶)的使用等。在药用动物驯化、养殖方面，不少药用动物已变野生为人工养殖，如人工养麝，活体取香，鹿的驯化和鹿茸的生产，蛤蚧、金钱白花蛇、全蝎、地鳖虫的人工养殖，河蚌的人工育珠，以及人工养熊，活体引流胆汁：以熊胆粉代替药材熊胆，和人工培殖牛黄、羊黄等都已取得成功，有的并已有了商品药材供给市场。近十余年来，对动物药活性成分的研究，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如从蟾酥中分离出廿余种蟾毒配基，其中脂蟾毒配基兼有升压、强心、兴奋呼吸等作用；从胆汁中发现的鹅去氧胆酸、熊去氧胆酸有溶解胆结石的作用；从斑蝥等昆虫中提取的斑蝥素有抑制癌细胞分裂的作用，其半合成品与羟基斑蝥胺的作用类似，但毒性却比斑蝥素轻等。

    由于药用动物的活性成份有作用强、使用剂量小、疗效显著而专一等优点，加以其毒副作用低，药物来源及使用广泛，群众对采药、用药有丰富的经验。因此可以预料，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药用动物在防病、治病中也有着广阔的前景。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广泛征求全世界有关专家的意见后，认为21世纪将是动物药研究的世纪。药用动物的研究和应用将进一步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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