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这是莎士比亚名著《哈姆雷特》中留下的千古的名言。时至今日，广东省广州市一名步入花甲之年的退休职工老余（化名）却时常在为他结发33年的妻子阿芳（化名）考虑着这个问题。从罹患脑炎—脑梗塞—中风—植物人状况，现年58岁的阿芳已经在病榻上躺了整整的十年，进入植物人状况也已整整4年。目睹了妻子治疗中的种种痛苦后，他和女儿终于决定让她“安乐死”。可辗转了多家医院后，得到的都是尚无法律依据可供操作的答复。阿芳、老余的悲剧，只是全国成千上万名植物人、癌症末期患者和其家人的一个缩影。

在本次全国两会上，“安乐死”的问题再次引起了代表、委员们的关注。事件 为植物人妻子求死无门“真正让我萌生了为妻子实施‘安乐死’的想法，是在去年九月医院为我妻子实施的一次抢救过程中。当时作为亲人的我，在旁边亲眼目睹了已是植物人的妻子，在各项医疗设备刺激下的惨状。”照顾了妻子10年无怨无悔的老余老人哽咽着告诉记者，他现在还时常想起当时的情景，原本毫无意识的妻子，在抢救过程中出现了抽搐、癫痫的活动。在他看来，这些活动，是一个一息尚存的生命，在濒临死亡前的痛苦挣扎，是一种痛苦不堪的条件反射。当时陪同在老余旁边的女儿

也目睹了这一场景，并哭成了一个泪人。在此情此景下，两父女开始交换了各自对“安乐死”问题的看法，随后达成了一致的意见——为了减轻妻子、母亲的痛苦，愿意对病榻上的阿芳采取安乐死。然而，从中山一院、省人民医院再到目前妻子接受住院治疗的广东省第二中医院，他这个病患家属只要一提出请求，就被医生、大夫们二

话不说的挡了回来。“他们给的最多的答复就是目前没有法律依据，亲人或医生为患者实施‘安乐死’是要被追究法律责任的”，老余说。而他可以得到的最大限度帮助，也只能是为患者实施“消极抢救”。

调查 民间赞同安乐死比率很高

在此次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中，安乐死立法问题再度引起了委员们的普遍关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赵功民在大会发言中表示，有关部门曾对北京、上海、河北、广东等地进行调查，民间测评赞成安乐死的比率很高，上海对200名老人问卷中，赞成安乐死占73%，北京有85%以上的人认为安乐死是符合人道主义的，80%的人认为目前国内可以实施安乐死。

据了解，邓颖超同志生前曾在某科学院计算中心周某某（一位身患癌症、生存无望、疼痛难忍的患者）坚决要求安乐死的材料上写道：“该同志进行一次常人所不能进行的对死的革命，她是一位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她也说过这样的话：“当我生命濒临结束，千万不要用抢救的方式以人工和药物来延长。”不久前辞世两院院士王选在遗嘱上也这样写道：“一旦病情不治，我坚决要求安乐死……，我不愿浪费国家和医生们的财力物力，并且死后不再麻烦人。”

观点对碰

赞成 安乐死符合临终病人利益

赵功名表示，伦理原则是支持安乐死的。该作法尊重了临终病人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相反，违反病人自主原则，是不符合病人利益，另外，实行安乐死，把有限的资源过多地用于临终病人身上而使他人得不到应用的治疗，是不公正的。安乐死有利于病人的最佳利益。他建议，国家可在某个地区、省、市等局部性地点制定有关规范性规定和条例，加强个例研究，作为试点积累经验，然后才逐步向全国推广。

广州市女法官协会会长毛宇峨表示，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她是主张安乐死的。安乐死的问题，既是道德问题，又是一个法律问题。从道德伦理方面来讲，中国人儿女讲尽孝，朋友讲关爱。市民的普遍看法，总觉得活着比死了好，很多人不愿意接受，不敢接受安乐死。就目前身体健康的人群而言，他们是估计不到要求安乐死的人们群的承受能力，对于他们而言，更是很难预测得到的这种濒临死亡之前的痛苦。

就目前的社会氛围而言，社会对安乐死问题关注是不够的。

反对 安乐死立法为时过早

全国政协委员、省人民医院心外科吴若彬主任介绍，目前，医学专家们都在呼吁出台《器官移植法》和《脑死亡法》，目的是为了让脑死亡者捐出活体器官救活他人。脑死亡病人从医学的角度上讲，这样的病人即使有呼吸心跳等生命特征，但是已没有任何的生存意义，实施脑死亡，可大大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也可以减少医疗负担。而安乐死的病人则不同，虽然医学水平已回天无力，可是病人不但有呼吸和

心跳，大脑的功能完好，用安乐死的方法，就相当于人为地让这些病人死去，在缺少法律和社会伦理支持的今天，医生为满足病人的作法无异于“杀人”。因此，他认为，在《器官移植法》和《脑死法》出台之后，再来谈安乐死的立法更有意义。

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李力认为，目前，脑死亡都还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如果要提到立法的层面，这些前题必须搞清楚。从我国的现状来看，安乐死立法是不现实的。

健康报 肝病网编辑－时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