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中医中药比破除迷信更容易
写在前面2006年第4期出版的《医学与哲学》杂志，发表了我的《告别中医中药》一文。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早在19世纪末叶就已经公开提出并讨论了的问题。发展到现在，其基本问题没有多大变化。只是因为有人曾经吹捧中医为“伟大宝库”，各省都不顾客观情况盲目办起了中医学院和中医医院，它一方面使中医成了一种建制化的医学，也壮大了中医的队伍，使得相当多的人依靠中医吃饭，另一方面，还在我国形成了一种“中医批评不得”的民族情感。从那以后的几十年里，中医取得了唯我独尊的地位。但是，科学本身是革命的，它将冲击任何不科学的和反科学的东西。只要科学存在一天，科学与愚昧之间的斗争就会存在一天。经过改革开放近30年的发展，以往那种通过政治手段压制科学精神，甚至毁灭科学精神的企图，再也不能进行下去了。科学问题只有通过科学的方法去解决。这是任何政治武断也不能阻挡的。于是，我国公民科学精神的重新崛起，终于再次打响了向愚昧和落后作斗争的第一枪。
但是，我们也十分清楚，这是一场艰苦的思想斗争，它甚至比20世纪头40年的斗争还要艰难。这些艰难不是我们面临着无法攀登的科学高峰，而是我们面临着所谓的“民族情感”问题，因为“护医派”人士身上穿的那厚厚的而且冠冕堂皇的“爱国主义的盔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欺骗性。但是，我可以非常有信心地说，尽管我们还有艰苦的理论工作要做，而科学的力量却具有摧枯拉朽的能力。正如恩格斯所说，奥地利帝国可以使拿破仑的三次侵袭不留半点痕迹，却阻挡不住蒸汽的进攻。蒸汽机可以使奥地利帝国崩溃，科学也照样可以把“有意或无意的骗子”送进历史的垃圾箱。蔑视科学，并不能战胜科学。科学的力量是任何狂热和愚昧都无法阻挡的。治病救人属于科学研究的范畴，这就决定了在我国实现告别中医中药要比在我国废除迷信容易得多。
, 百拇医药
本文将详细论述这个问题。
正文《医学与哲学》杂志2006年第4期公开发表了我的“告别中医中药”一文。这篇文章发表以后，马上便有人对我提出质疑：“从1879年俞樾先生发表《废医论》开始到现在，那么多著名的文豪、思想家、医生和政治家都试图废除中医，至今没有成功，你现在重新提出这个问题，能成功吗？”
其实，学者只是承担学者的学术职责。至于社会接受与否，那是社会的责任。社会的觉醒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学者如果停留在与社会完全一致的水平上，学者的存在就没有价值了。这也是我2000年以来一直主张学者要引导社会，而不是苟同于社会的原因所在。事实上，16世纪欧洲爆发医学革命的初期，欧洲人也是不接受这场革命的。发动医学革命的瑞士医生巴拉塞尔苏士甚至被当成“全巴塞尔市人民的公敌”驱逐出了大学讲坛。几乎所有欧洲的学术刊物都拒绝发表他的论文。直到19世纪，医学革命的成果在欧洲完全站立起来以后，欧洲医学界才想起400多年前最初发动医学革命的这位英雄来。
, 百拇医药
我们不要指望不开化的族群去很快接受那些开化的、多少有些超前的科学与哲学思想。于是，我非常有信心地对提出这些质疑的朋友们说：“告别中医中药是要比破除迷信更容易做到的事情。”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急于求成的毛病。如果不能速成，我们便会认为这件事做得没有意义。其实，涉及思想改造的工作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欧洲改造“单一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状况，花了近600年。日本接受西方文化经历了400多年。我们这个国家，至今还没有出现任何优秀的哲学家。像11到14世纪欧洲出现的托马斯·阿奎那、罗吉尔·培根、邓斯·斯各托、奥康的威廉那样优秀的哲学家，我们至今还没有培养出来。思想改造是要靠哲学家做工作的。因此，中国的思想改造比欧洲11世纪开始的思想改造要困难得多。一个强有力的历史证据就是，我们中国人试图破除迷信，从墨子就开始了，以后又有那么多的“无神论者”(恕笔者直言，迷信问题不属于“无神论”问题，而是“无根据的信仰”问题，所以，笔者对我国用推行无神论来反对迷信表示质疑)发表了那么多的文章和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迷信活动进行过多次扫除，至今也没有破除迷信。这件事没有速成，不能说我国思想家自古以来反对迷信的努力就是错的。
, http://www.100md.com
不过，我非常有信心地认为，告别中医中药要比破除迷信容易得多。其原因就在于，迷信有单独的语境，不属于科学范畴。有人以为，可以通过普及科学知识来反对或破除迷信。这个愿望当然是好的。可惜，不容易奏效。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迷信论者的语境不能与科学的语境进行通约和交流。与迷信论者谈科学，好比对牛弹琴，不会有实际效果。医学则不同，它属于科学。凡是科学的东西，都有共同的判断标准。更何况医学与人们的健康息息相关，为了个人的健康，人们或迟或早会接受这些共同的科学标准对中医的判断。比如，现在绝大部分的年轻人，和部分老年人，对中药医生把具有确切诊断标准的高血压，模糊解释为“心气虚”，把同样具有确切诊断标准的慢性浅表性胃炎，模糊解释为“脾胃不和”，已经多有不以为然的讥讽了。尽管我国现在还有人企图证明中医属于“另类科学”，即“超科学”，但如果这个所谓的“另类科学”或“超科学”不能接受通常的科学方法的检验，则这个“超科学”或“另类科学”的包装，就会连同被它所包装内容一起遭到抛弃。
因此，笔者非常有信心地断言，我们不要等到在中国彻底破除迷信，就能看到中国人民自觉告别中医中药的那一天!
2006年6月1日, http://www.100md.com(张功耀)
但是，我们也十分清楚，这是一场艰苦的思想斗争，它甚至比20世纪头40年的斗争还要艰难。这些艰难不是我们面临着无法攀登的科学高峰，而是我们面临着所谓的“民族情感”问题，因为“护医派”人士身上穿的那厚厚的而且冠冕堂皇的“爱国主义的盔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欺骗性。但是，我可以非常有信心地说，尽管我们还有艰苦的理论工作要做，而科学的力量却具有摧枯拉朽的能力。正如恩格斯所说，奥地利帝国可以使拿破仑的三次侵袭不留半点痕迹，却阻挡不住蒸汽的进攻。蒸汽机可以使奥地利帝国崩溃，科学也照样可以把“有意或无意的骗子”送进历史的垃圾箱。蔑视科学，并不能战胜科学。科学的力量是任何狂热和愚昧都无法阻挡的。治病救人属于科学研究的范畴，这就决定了在我国实现告别中医中药要比在我国废除迷信容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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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详细论述这个问题。
正文《医学与哲学》杂志2006年第4期公开发表了我的“告别中医中药”一文。这篇文章发表以后，马上便有人对我提出质疑：“从1879年俞樾先生发表《废医论》开始到现在，那么多著名的文豪、思想家、医生和政治家都试图废除中医，至今没有成功，你现在重新提出这个问题，能成功吗？”
其实，学者只是承担学者的学术职责。至于社会接受与否，那是社会的责任。社会的觉醒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学者如果停留在与社会完全一致的水平上，学者的存在就没有价值了。这也是我2000年以来一直主张学者要引导社会，而不是苟同于社会的原因所在。事实上，16世纪欧洲爆发医学革命的初期，欧洲人也是不接受这场革命的。发动医学革命的瑞士医生巴拉塞尔苏士甚至被当成“全巴塞尔市人民的公敌”驱逐出了大学讲坛。几乎所有欧洲的学术刊物都拒绝发表他的论文。直到19世纪，医学革命的成果在欧洲完全站立起来以后，欧洲医学界才想起400多年前最初发动医学革命的这位英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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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要指望不开化的族群去很快接受那些开化的、多少有些超前的科学与哲学思想。于是，我非常有信心地对提出这些质疑的朋友们说：“告别中医中药是要比破除迷信更容易做到的事情。”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急于求成的毛病。如果不能速成，我们便会认为这件事做得没有意义。其实，涉及思想改造的工作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欧洲改造“单一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状况，花了近600年。日本接受西方文化经历了400多年。我们这个国家，至今还没有出现任何优秀的哲学家。像11到14世纪欧洲出现的托马斯·阿奎那、罗吉尔·培根、邓斯·斯各托、奥康的威廉那样优秀的哲学家，我们至今还没有培养出来。思想改造是要靠哲学家做工作的。因此，中国的思想改造比欧洲11世纪开始的思想改造要困难得多。一个强有力的历史证据就是，我们中国人试图破除迷信，从墨子就开始了，以后又有那么多的“无神论者”(恕笔者直言，迷信问题不属于“无神论”问题，而是“无根据的信仰”问题，所以，笔者对我国用推行无神论来反对迷信表示质疑)发表了那么多的文章和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迷信活动进行过多次扫除，至今也没有破除迷信。这件事没有速成，不能说我国思想家自古以来反对迷信的努力就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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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非常有信心地认为，告别中医中药要比破除迷信容易得多。其原因就在于，迷信有单独的语境，不属于科学范畴。有人以为，可以通过普及科学知识来反对或破除迷信。这个愿望当然是好的。可惜，不容易奏效。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迷信论者的语境不能与科学的语境进行通约和交流。与迷信论者谈科学，好比对牛弹琴，不会有实际效果。医学则不同，它属于科学。凡是科学的东西，都有共同的判断标准。更何况医学与人们的健康息息相关，为了个人的健康，人们或迟或早会接受这些共同的科学标准对中医的判断。比如，现在绝大部分的年轻人，和部分老年人，对中药医生把具有确切诊断标准的高血压，模糊解释为“心气虚”，把同样具有确切诊断标准的慢性浅表性胃炎，模糊解释为“脾胃不和”，已经多有不以为然的讥讽了。尽管我国现在还有人企图证明中医属于“另类科学”，即“超科学”，但如果这个所谓的“另类科学”或“超科学”不能接受通常的科学方法的检验，则这个“超科学”或“另类科学”的包装，就会连同被它所包装内容一起遭到抛弃。
因此，笔者非常有信心地断言，我们不要等到在中国彻底破除迷信，就能看到中国人民自觉告别中医中药的那一天!
2006年6月1日, http://www.100md.com(张功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