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医学与道教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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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韩国传统医学可分为高丽时代符呪系列的巫医和朝鲜时代养生系列的儒医二个轴心。属于符呪系列的巫医，是高丽时代传入的符箓派道敎医学在信奉《玉枢经》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到了以儒敎为统治理念的朝鲜时代，巫医们的治病术露出了许多弊端，甚至威胁到了儒敎的支配秩序。鉴于此，朝鲜时的儒学者们开始心起医学来，结果出现了很多儒医。
朝鲜时代的儒医对道敎养生术和内丹学造诣颇深。象杨礼寿、郑磏、郑碏那样的儒医，既是医生也是道敎修炼家，凭借他们的努力，道敎医学的体制在《东医宝鉴》的结集过程中得到了确立，道敎医学体制的确立是正了巫医们无节制的医疗行为所带来的弊端，在对鬼祟和瘟疫进行科学的探究和治疗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一, 高丽时代道敎符呪治病术与《玉枢经》
李能和(1868-1945)所著《朝鮮道敎史》第二十四章〈年中行事與道敎〉有如下記錄: "今我巷俗尙有直星吉凶，度厄之法，而於正月十四日爲之。此虽年中行事之一事，而究其所自则，盖出于上元日行本命醮礼之义也。又有岁畵、十长生、及门排、仙女、神将、天中节之赤符，亦皆高丽遗传之道家行事也。"
在这里，李能和认为直到朝鲜时代，在民间巷俗方面仍留有高丽时代道敎活动的痕迹。通过"本命醮礼"、"门排"、"天中赤符"等用语来推测，我们便可得出:他所说的高丽时代道敎痕迹便是符箓派系列的道敎。
卽使到了以儒敎为支配理念的朝鲜时代，作为高丽时代道敎的遗产，民间和宫中，也还残存着通过符籍或者呪术来治疗疾病的风俗，代表性的事例有端午节"天中赤符"、"玉枢丹"、"玉枢丹祭" 等活动。
朝鲜后期学者洪锡谟的《东国岁时记》中的〈五月〉篇云:"观象监朱砂搨天中赤符，进于大内贴门楣，以除弗祥。卿士家亦贴之。其文曰:五月五日，天中之节，上得天禄，下得地福，蚩尤之神，铜头铁额，赤口赤舌，四百四病，一时消灭，急急如律令。按汉制有桃印，以止恶气，抱朴子作赤灵符，皆端午旧制，而今之符制，盖出于此。"这里介绍的是观象监所推行的五月五日端午节"天中赤符"风俗，使用诸如"急急如律令"等道敎呪文所祈愿的是"四百四病"的"一时消灭"。
觀象監推行"天中赤符"謀求治病，宮中的內醫院也不甘落后，推行進御"玉樞丹"風俗。金邁淳(1776-1840)所作《冽陽歲時記》中的〈六月〉篇云:"內醫院以季夏土旺日，祀黃帝，製玉樞丹進御。内赐阁臣三枚。"说的正是此事。"玉枢丹"是"太乙紫金丹"的别名，在1497年李宗准刊行的《神仙太乙紫金丹》医书中有详细的介绍，从"玉枢丹"、"太乙紫金丹"等名称可以推测出它与道敎有关联。
《东医宝鉴》卷九〈杂病篇〉介绍说，"玉枢丹"的制作方法和"太乙紫金丹"一样，"太乙紫金丹"又名"紫金锭", 也做"万病解毒丹"，是用来治疗蛊毒的。药材制作方法如下: "蚊蛤去虫土三两，山茨菰去皮焙二两，红芽大戟洗焙一两半，续随子去皮油一两，麝香三钱右为末，糯米粥和匀捣千余杵。每一料分作四十锭。......修合时宜端午、七夕、重阳，或天德、月德日。在净室焚香斋戒。勿令妇人、孝服人、鸡犬见之。"玉枢丹便是在此基础上添加一两雄黄和五钱朱砂，然后用金箔包起而成的。
制作"玉枢丹"一事正如《增补文献备考》所云:"玉枢丹祭，祭始医药之神，五月五日行于内医院。馔实樽罍币爵，同风、云、雷、雨。献官内医院官。"，具有祭礼的格式，由内医院主管。这里，玉枢丹祭作为祭祀医药之神活动的一部分，与对"风、云、雷、雨"行祭的国家祭礼有着同等的地位。对"风、云、雷、雨"的祭礼作为祭礼法中之一，是高丽恭愍王十九年四月，明朝天宫道士徐师昊作为祭官来高丽传授的, 来源于献叫做风师、雨师、云师、雷师的天神们的道敎祭仪(注1)。如果考虑到这些情况，便可以说"玉枢丹祭"是高丽时代科仪道敎的传统对朝鲜时代的医学产生过一定的影响的证据。
众所周知，高丽时代是韩国歷史上道敎最盛行的时期。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高丽的代表性道观福源宫是政和年间借鉴了体系化了的北宋的科仪道敎而建立的，李仲若(?-1122)在福源宫建立上起了主导性作用，他是高丽睿宗时金门羽客维舆(1059-1130)的道友，据高丽仁宗(1122-1146)时文人林椿的〈逸斋记〉所载:"先妣李氏，尝梦黄冠，而遂有娠。故先生幼而嗜读道藏，服事眞风。" 李仲若博学而精通医术，以致能被招进宫中。"后航海入宋, 从法师黄大忠、周与龄，亲传道要、玄关秘钥，罔不洞释。及还本国，上疏置玄馆，馆以为国家斋醮之福地。"(注2)。他前往宋朝学习道敎，模仿中国道观在高丽建立了福源宫。虽然李仲若所师事的法师黄大忠、周与龄是哪一敎派的道士不是很淸楚，可按林椿〈逸斋记〉的说法，他"与扶桑公、陶隐居、张天师，遥为师友"，还有他非常重视《黄庭经》，以及他从师过中国道敎"法师"等事实可推测出当是符箓派道士。
还有，从高丽朝廷在政和七年(1117年)七月给宋徽宗送过靑牛礼物的记载可推定其和神霄派系列的道敎有一定的交流。《歷代眞仙体道通鉴》卷五十三载有林靈素的传记，写道:"政和七年七月，高丽国果进靑牛到京。帝不勝欣喜，百官拜賀。帝卽賜先生，乘騎入朝。先生遂作靑牛歌一篇。首句有云：政和丁酉西風秋，天子賜以騎靑牛。成篇進奏, 帝大悅。" 这里可以看出神霄派道士林靈素从宋徽宗那里受赐了老子骑来的靑牛后满怀"紫气东来"的心情。
前面說過端午節流行治病的風俗到了朝鮮時代還保留有"天中赤符"和"玉樞丹祭"。这些风俗与道敎有关是无庸置疑的，就此还可进一步推定其与宋代符箓派道敎中的神霄派有密切的关联。《玉枢经》的原名是《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玉枢宝经》，被公认为是宋代出现的神霄派典籍。由此可见，朝鲜时代《玉枢经》之所以能够流行，是以高丽时代与神霄派道敎的交流为前提的。
通过政和年间与宋的交流，高丽道敎以福源宫为中心发展起来，朝鲜成宗时昭格署被废之前，朝鲜初期受中国符箓派道敎的影响而设有崇拜上淸、太淸、玉淸的三淸殿，供奉着玉皇上帝像、太上老君像、普化天尊像，道士们在那里举行醮祭仪式。
朝鮮初期，在掌管道觀的國家機關昭格署設有以一名從八品尙道和一名從九品志道爲首的道流十五人。"道流十五員：尙道一員，從八品，志道一員，從九品。"(注3) 而且昭格署属下道流的选拔内容是"诵《禁应》，读《靈宝经》，科义《延生经》、《太一经》、《玉枢经》、《眞武经》、《龍王经》中三经。"(注4)，指定《玉枢经》为科义经文之一。還有，"《玉樞經》八節酬所讀。" (註5)的說法，在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秋分、冬至、夏至等八節醮祭上，要誦讀 《玉樞經》。
韓國道敎醫學是什麼時候正式開始的？對此雖不得祥知，但是査考《高麗史》，有高麗睿宗十三年(1118)七月，宋徽宗派遣楊宗立、秉義郞、曹誼、杜舜擧、成湘迪、陳宗仁、藍茁七名宋醫出使高麗，傳授了兩年的宋醫學的事實記錄，由此可以推測出從那時起中國道敎醫學開始在高麗悄然傳承，因爲宋徽宗卽位之前就十分寵愛以符呪方法爲皇后治病的茅山宗道士劉混康，卽位後又寵信神霄派道士林靈素，他是在全面施行以道敎爲主的政策之時期派遣宋醫去高麗的。此時傳入高麗的道敎醫學當是以《玉樞經》爲中心的治療法。
二, 儒醫對符呪治病術弊端的應對
作爲新符籙派神霄派典籍之一的《玉樞經》，其治病時的根據隱含在《玉樞經》下面的句子中: "天尊言：沈痾伏枕，痼疾壓身，積時弗瘳，求醫罔效。五神無主，四大不收。或是五帝、三官之前，泰山五道之前，日月星辰之前，山林草木之前，靈应古迹之前，城隍社庙之前，里巷井灶之前，寺观塔楼之前，或地府三十六狱、冥官七十二司，有诸寃枉，致死牵缠。或盟詛呪，誓之所招。或債垜負，償之所致。三世結釁，累劫興仇。埒其咎尤，厙其執對，皆當首謝，卽誦此經。"(註6)《玉樞經》認爲治療病因不明的痼疾或由怨恨而生的心病時最爲緊要，誦讀對于各種瘟疫和鬼祟有特別療效。"天尊言：天瘟地瘟，二十五瘟。天蠱地蠱，二十四蠱。天瘵地瘵，三十六瘵。能誦此經，卽使瘟?淸淨，蠱毒消除，勞瘵平復。亦有其由。或者先亡復連，或者伏屍故氣，或者塚訟墓注，或者死魂染惹，或者屍氣感招。凡此鬼神，或悲思，或恚恨，牽連執證，倂緣注射，乘隙伺間，乃得其便。故此經者，上通三天，下徹九泉，可以追薦魂爽，超度祖玄。太上遣素車白馬大將軍，以鑑之。"(註7)
鑒于此，我們認爲就連朝鮮時代國家選拔的醫生們也爲了硏究疾病而必耽讀《玉樞經》，隨之而來的結果是內醫院開始擧行"玉樞丹祭"。《东医宝鉴》中〈杂病篇〉把"玉枢丹"介绍为治疗巫蛊和鬼祟的特效药，主要理由是"玉枢丹"是治疗因宫中政治暗鬪和心理压迫感而产生的精神疾患的代表性处方，这一点値得注目。
朝鲜时代，宫中和民间流行的治病法可分为两大类:一种是象"玉枢丹"一样，由专门的医生处方以具体的药物;另一种是依据巫觋而行的呪术治病法。巫呪術治病法主要使用厭勝法和誦讀方法，首先厭勝法見于高麗時代記錄。
高麗時代通過厭勝法來治病的事實以及當時的社會雰圍，我們可以從1123年宋國派往高麗的使臣徐兢所做的記錄中得到確認。《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十七〈祠宇〉中所錄云："高麗素畏信鬼神，拘忌陰陽，病不服藥。雖父子至親不相視，唯知呪詛厭勝而已。"徐兢在此告訴我們高麗人比起純粹的醫療行爲來更傾向于巫醫的治療。厭勝和呪詛作爲巫醫代表性的呪術,被用來遮斷或擊退雜鬼或邪氣。
厭勝法的最初文獻記錄，見于高麗國睿宗六年(1111年)八月，因受寵而被任命爲權知直翰林院的宋朝福州人胡宗旦几次進言建議使用厭勝術的事實記載。(注8) 考虑到当时胡宗旦谏言的厌胜法不是巫觋而是宋代民间流行的驱鬼巫术这一点，可以认为厌胜术是与符箓派道敎有关的治病术。
厌胜法是通过何种路经成为朝鲜时代巫觋们的治病法的不得而知，朝鲜厌胜法在民间流行甚広， 弊害至大。有关朝鲜时代巫觋厌胜法在民间流行的记录于《成宗实录》: "近日鱼有沼家，有男巫以人头?，埋庭中，为鎭禳之术。"(注9)朝鲜成宗在位时，男巫为防止灾殃发生使用掩埋头盖骨的厌胜法作为呪术。发生在鱼有沼家的厌胜不仅仅是单纯的诅呪术，而是巫医依据病因论解祟或防祟的治病术。
和高丽时代相比，朝鲜时代的儒敎秩序虽然得到了稳固，但依然有依赖巫医的倾向，以致金堉在《潜谷先生笔谈》里恨叹道: "明庙时，巫觋盛行，人有疾病，不求医药。唯祈禱是事，松嶽、大井、大谷、德物等七處神祠、自闕中諸宮家下至庶人。" 宋寅(1516-1584)有过如下描写: "或视异状，则昧者疑有鬼神之使作。巫觋因之，恣为恐吓，而最所禁忌者，祭祀也牲牢香火。"(注10)说明这样的民间风俗已经到了废弃儒敎祭祀的地步了。
除此之外，朝鲜时代，和流行于民间的巫觋们的厌胜法并行的还有靠诵读《玉枢经》来治病的方法，这应是高丽道敎符箓派的痕迹。
《朝鲜道敎史》第二十二章〈道敎与盲人〉说: "按道家者流，有术数、占验之一派。朝鮮盲人，以卜爲業，是屬此派也。"， "今我俗閭巷家，修造家宅、動土，犯煞飮食、衣服憑鬼患病之時，賽神以祈禳者，巫堂之事也。讀經以驅逐者，盲人之業也。而盲所讀有佛家之書(如千手八陽等經)，有道家之經。然而千手八陽，乃間誦而非專讀。專讀之經，《玉樞經》是已。"还说，盲人"道流僧"读经之时，用朱砂在槐黄纸上写下从"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到"素车白马大将军"总共 四十八神将的名号，贴在躺有患者的房内，打鼓、读经四到七日，然后请神将降临，捉邪鬼埋于地下。盲人"道流僧"的如此之呪术和道敎符箓派的呪术毫无差别。
从以上所举之例可以看出，巫医的病因论和治疗有别于一般的医疗行为而期待于某种医疗传统， 呪术的医疗行为威胁着儒敎的祭礼行为的实践而偏执于鬼祟的病因论。但是，在朝鲜时代的儒敎社会，这样的呪术式治病活动在修己治人的层面上是绝对得不到支持的，可想而知，儒敎必然会对构筑鬼祟病因论，为解祟而依赖于符呪的治病行为加以应对的。于是，到了朝鲜初期，把儒敎的信念和儒敎文化理想与治病的职能相结合的儒医就随之出现了。
儒医作为足以和巫医相抗衡的存在，根据阴阳五行之生克消息理论来把握病因。他们以宋代儒家精巧地硏磨出的五运六气说为理论基础，并且直接参与医书的撰写与治病活动。五运六气说以阴阳五行说为基础，力图系统地把握天地自然的变化和人体的变化。作为从儒家观点出发对古代的天文学、易学、地理学等加以整理的结果，这是以阴阳五行的理论体系来理解自然的变化原理，硏究其对人体的影响的理论。 根据这样的理论，人体的病理现象是随着和自然界相互感应的人体生理的调和和均衡被打破而产生的。因而，在治疗上，把握阴阳五行的生克消息，观察四时之五运六气的盛衰，把这种变化应用到人体上加以处方是关键所在。
可是，对朝鲜的儒医们来说，在制度上他们不具备专门施展医术的条件，虽然精通医理，但对以一般人为对象的治病活动贡献不大。儒医的医术不是本业，而是为了便于自己养生和维持家庭成员身体健康的手段, 因而在道敎内丹学和养生术的基础上有追求博学多识的倾向。朝鲜初期的韩国医学，为了对抗巫医治病行为的弊端，从中国引进了各种医书，在规模和体制以及内容方面加以革新，得到了长足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无数的道敎典籍在儒医们中间被传阅，其理由正可从这个脉络上得以理解。
三, 朝鮮內丹派與《東醫寶鑑》的編纂
朝鲜中宗在位时(1518)，即使是最后剩下的道观昭格署被废的情况下，韩国医学也和道敎有着紧密的关联。这一点从朝鲜的代表性医书《东医宝鉴》的内容和编纂过程上可以找到证据。
《东医宝鉴》的主编是许浚(1539-1615)，完成于朝鲜光海君二年(1610年)，1613年被内医院初版刊行，此后几百年间屡有新版本，直到今天还在继续出刊。《东医宝鉴》的体制以〈内景篇〉、〈外形篇〉、〈杂病篇〉、〈汤液篇〉、〈针灸篇〉构成，其特征是以道敎的敎理为依据来揭示医学本质。
参与编纂《东医宝鉴》的朝鲜医官们基本上采取了依据李杲、劉完素、张从政、朱震亨金元四大家的运气说来解释病因论的态度。在这一点上儒医的贡献很大。
《東醫寶鑑?序》说"(許)逡退與儒醫鄭碏、太醫楊禮壽、金應鐸、李命源 、鄭禮男等 ，設局撰集，略成肯綮。" 明确地记载了编纂者的姓名，其中儒医郑碏、太医杨禮寿都是深有道敎素养的人物。
关于杨禮寿(?-1600)，《异乡见闻录》卷九有如下记载:"杨禮寿，字敬南，号退思翁，太医也。學于山人張漢雄。神於醫理，著《醫林撮要》。"由此可知楊禮壽是張漢雄的弟子。许筠(1539-1618)所着《惺所覆怨藁》卷八〈张山人传〉有如下记载:"张山人，名汉雄，不知何许人也。自其祖三世業瘍醫。其父嘗餌商陸，能視鬼而役使之，年九十八如四十許人。出家去，莫知所終。臨行，以二卷付之，乃《玉樞經》及《運化玄樞》也。山人受之，讀數萬遍，亦能呼召神鬼，治瘧癘輒已之。四十出家，入智異山，嘗逢異人，受煉魔法。又讀《修眞十書》，空菴不食三年餘。"......（后略) ......
【內容提要】
韩国传统医学可分为高丽时代符呪系列的巫医和朝鲜时代养生系列的儒医二个轴心。属于符呪系列的巫医，是高丽时代传入的符箓派道敎医学在信奉《玉枢经》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到了以儒敎为统治理念的朝鲜时代，巫医们的治病术露出了许多弊端，甚至威胁到了儒敎的支配秩序。鉴于此，朝鲜时的儒学者们开始心起医学来，结果出现了很多儒医。
朝鲜时代的儒医对道敎养生术和内丹学造诣颇深。象杨礼寿、郑磏、郑碏那样的儒医，既是医生也是道敎修炼家，凭借他们的努力，道敎医学的体制在《东医宝鉴》的结集过程中得到了确立，道敎医学体制的确立是正了巫医们无节制的医疗行为所带来的弊端，在对鬼祟和瘟疫进行科学的探究和治疗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一, 高丽时代道敎符呪治病术与《玉枢经》
李能和(1868-1945)所著《朝鮮道敎史》第二十四章〈年中行事與道敎〉有如下記錄: "今我巷俗尙有直星吉凶，度厄之法，而於正月十四日爲之。此虽年中行事之一事，而究其所自则，盖出于上元日行本命醮礼之义也。又有岁畵、十长生、及门排、仙女、神将、天中节之赤符，亦皆高丽遗传之道家行事也。"
在这里，李能和认为直到朝鲜时代，在民间巷俗方面仍留有高丽时代道敎活动的痕迹。通过"本命醮礼"、"门排"、"天中赤符"等用语来推测，我们便可得出:他所说的高丽时代道敎痕迹便是符箓派系列的道敎。
卽使到了以儒敎为支配理念的朝鲜时代，作为高丽时代道敎的遗产，民间和宫中，也还残存着通过符籍或者呪术来治疗疾病的风俗，代表性的事例有端午节"天中赤符"、"玉枢丹"、"玉枢丹祭" 等活动。
朝鲜后期学者洪锡谟的《东国岁时记》中的〈五月〉篇云:"观象监朱砂搨天中赤符，进于大内贴门楣，以除弗祥。卿士家亦贴之。其文曰:五月五日，天中之节，上得天禄，下得地福，蚩尤之神，铜头铁额，赤口赤舌，四百四病，一时消灭，急急如律令。按汉制有桃印，以止恶气，抱朴子作赤灵符，皆端午旧制，而今之符制，盖出于此。"这里介绍的是观象监所推行的五月五日端午节"天中赤符"风俗，使用诸如"急急如律令"等道敎呪文所祈愿的是"四百四病"的"一时消灭"。
觀象監推行"天中赤符"謀求治病，宮中的內醫院也不甘落后，推行進御"玉樞丹"風俗。金邁淳(1776-1840)所作《冽陽歲時記》中的〈六月〉篇云:"內醫院以季夏土旺日，祀黃帝，製玉樞丹進御。内赐阁臣三枚。"说的正是此事。"玉枢丹"是"太乙紫金丹"的别名，在1497年李宗准刊行的《神仙太乙紫金丹》医书中有详细的介绍，从"玉枢丹"、"太乙紫金丹"等名称可以推测出它与道敎有关联。
《东医宝鉴》卷九〈杂病篇〉介绍说，"玉枢丹"的制作方法和"太乙紫金丹"一样，"太乙紫金丹"又名"紫金锭", 也做"万病解毒丹"，是用来治疗蛊毒的。药材制作方法如下: "蚊蛤去虫土三两，山茨菰去皮焙二两，红芽大戟洗焙一两半，续随子去皮油一两，麝香三钱右为末，糯米粥和匀捣千余杵。每一料分作四十锭。......修合时宜端午、七夕、重阳，或天德、月德日。在净室焚香斋戒。勿令妇人、孝服人、鸡犬见之。"玉枢丹便是在此基础上添加一两雄黄和五钱朱砂，然后用金箔包起而成的。
制作"玉枢丹"一事正如《增补文献备考》所云:"玉枢丹祭，祭始医药之神，五月五日行于内医院。馔实樽罍币爵，同风、云、雷、雨。献官内医院官。"，具有祭礼的格式，由内医院主管。这里，玉枢丹祭作为祭祀医药之神活动的一部分，与对"风、云、雷、雨"行祭的国家祭礼有着同等的地位。对"风、云、雷、雨"的祭礼作为祭礼法中之一，是高丽恭愍王十九年四月，明朝天宫道士徐师昊作为祭官来高丽传授的, 来源于献叫做风师、雨师、云师、雷师的天神们的道敎祭仪(注1)。如果考虑到这些情况，便可以说"玉枢丹祭"是高丽时代科仪道敎的传统对朝鲜时代的医学产生过一定的影响的证据。
众所周知，高丽时代是韩国歷史上道敎最盛行的时期。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高丽的代表性道观福源宫是政和年间借鉴了体系化了的北宋的科仪道敎而建立的，李仲若(?-1122)在福源宫建立上起了主导性作用，他是高丽睿宗时金门羽客维舆(1059-1130)的道友，据高丽仁宗(1122-1146)时文人林椿的〈逸斋记〉所载:"先妣李氏，尝梦黄冠，而遂有娠。故先生幼而嗜读道藏，服事眞风。" 李仲若博学而精通医术，以致能被招进宫中。"后航海入宋, 从法师黄大忠、周与龄，亲传道要、玄关秘钥，罔不洞释。及还本国，上疏置玄馆，馆以为国家斋醮之福地。"(注2)。他前往宋朝学习道敎，模仿中国道观在高丽建立了福源宫。虽然李仲若所师事的法师黄大忠、周与龄是哪一敎派的道士不是很淸楚，可按林椿〈逸斋记〉的说法，他"与扶桑公、陶隐居、张天师，遥为师友"，还有他非常重视《黄庭经》，以及他从师过中国道敎"法师"等事实可推测出当是符箓派道士。
还有，从高丽朝廷在政和七年(1117年)七月给宋徽宗送过靑牛礼物的记载可推定其和神霄派系列的道敎有一定的交流。《歷代眞仙体道通鉴》卷五十三载有林靈素的传记，写道:"政和七年七月，高丽国果进靑牛到京。帝不勝欣喜，百官拜賀。帝卽賜先生，乘騎入朝。先生遂作靑牛歌一篇。首句有云：政和丁酉西風秋，天子賜以騎靑牛。成篇進奏, 帝大悅。" 这里可以看出神霄派道士林靈素从宋徽宗那里受赐了老子骑来的靑牛后满怀"紫气东来"的心情。
前面說過端午節流行治病的風俗到了朝鮮時代還保留有"天中赤符"和"玉樞丹祭"。这些风俗与道敎有关是无庸置疑的，就此还可进一步推定其与宋代符箓派道敎中的神霄派有密切的关联。《玉枢经》的原名是《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玉枢宝经》，被公认为是宋代出现的神霄派典籍。由此可见，朝鲜时代《玉枢经》之所以能够流行，是以高丽时代与神霄派道敎的交流为前提的。
通过政和年间与宋的交流，高丽道敎以福源宫为中心发展起来，朝鲜成宗时昭格署被废之前，朝鲜初期受中国符箓派道敎的影响而设有崇拜上淸、太淸、玉淸的三淸殿，供奉着玉皇上帝像、太上老君像、普化天尊像，道士们在那里举行醮祭仪式。
朝鮮初期，在掌管道觀的國家機關昭格署設有以一名從八品尙道和一名從九品志道爲首的道流十五人。"道流十五員：尙道一員，從八品，志道一員，從九品。"(注3) 而且昭格署属下道流的选拔内容是"诵《禁应》，读《靈宝经》，科义《延生经》、《太一经》、《玉枢经》、《眞武经》、《龍王经》中三经。"(注4)，指定《玉枢经》为科义经文之一。還有，"《玉樞經》八節酬所讀。" (註5)的說法，在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秋分、冬至、夏至等八節醮祭上，要誦讀 《玉樞經》。
韓國道敎醫學是什麼時候正式開始的？對此雖不得祥知，但是査考《高麗史》，有高麗睿宗十三年(1118)七月，宋徽宗派遣楊宗立、秉義郞、曹誼、杜舜擧、成湘迪、陳宗仁、藍茁七名宋醫出使高麗，傳授了兩年的宋醫學的事實記錄，由此可以推測出從那時起中國道敎醫學開始在高麗悄然傳承，因爲宋徽宗卽位之前就十分寵愛以符呪方法爲皇后治病的茅山宗道士劉混康，卽位後又寵信神霄派道士林靈素，他是在全面施行以道敎爲主的政策之時期派遣宋醫去高麗的。此時傳入高麗的道敎醫學當是以《玉樞經》爲中心的治療法。
二, 儒醫對符呪治病術弊端的應對
作爲新符籙派神霄派典籍之一的《玉樞經》，其治病時的根據隱含在《玉樞經》下面的句子中: "天尊言：沈痾伏枕，痼疾壓身，積時弗瘳，求醫罔效。五神無主，四大不收。或是五帝、三官之前，泰山五道之前，日月星辰之前，山林草木之前，靈应古迹之前，城隍社庙之前，里巷井灶之前，寺观塔楼之前，或地府三十六狱、冥官七十二司，有诸寃枉，致死牵缠。或盟詛呪，誓之所招。或債垜負，償之所致。三世結釁，累劫興仇。埒其咎尤，厙其執對，皆當首謝，卽誦此經。"(註6)《玉樞經》認爲治療病因不明的痼疾或由怨恨而生的心病時最爲緊要，誦讀對于各種瘟疫和鬼祟有特別療效。"天尊言：天瘟地瘟，二十五瘟。天蠱地蠱，二十四蠱。天瘵地瘵，三十六瘵。能誦此經，卽使瘟?淸淨，蠱毒消除，勞瘵平復。亦有其由。或者先亡復連，或者伏屍故氣，或者塚訟墓注，或者死魂染惹，或者屍氣感招。凡此鬼神，或悲思，或恚恨，牽連執證，倂緣注射，乘隙伺間，乃得其便。故此經者，上通三天，下徹九泉，可以追薦魂爽，超度祖玄。太上遣素車白馬大將軍，以鑑之。"(註7)
鑒于此，我們認爲就連朝鮮時代國家選拔的醫生們也爲了硏究疾病而必耽讀《玉樞經》，隨之而來的結果是內醫院開始擧行"玉樞丹祭"。《东医宝鉴》中〈杂病篇〉把"玉枢丹"介绍为治疗巫蛊和鬼祟的特效药，主要理由是"玉枢丹"是治疗因宫中政治暗鬪和心理压迫感而产生的精神疾患的代表性处方，这一点値得注目。
朝鲜时代，宫中和民间流行的治病法可分为两大类:一种是象"玉枢丹"一样，由专门的医生处方以具体的药物;另一种是依据巫觋而行的呪术治病法。巫呪術治病法主要使用厭勝法和誦讀方法，首先厭勝法見于高麗時代記錄。
高麗時代通過厭勝法來治病的事實以及當時的社會雰圍，我們可以從1123年宋國派往高麗的使臣徐兢所做的記錄中得到確認。《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十七〈祠宇〉中所錄云："高麗素畏信鬼神，拘忌陰陽，病不服藥。雖父子至親不相視，唯知呪詛厭勝而已。"徐兢在此告訴我們高麗人比起純粹的醫療行爲來更傾向于巫醫的治療。厭勝和呪詛作爲巫醫代表性的呪術,被用來遮斷或擊退雜鬼或邪氣。
厭勝法的最初文獻記錄，見于高麗國睿宗六年(1111年)八月，因受寵而被任命爲權知直翰林院的宋朝福州人胡宗旦几次進言建議使用厭勝術的事實記載。(注8) 考虑到当时胡宗旦谏言的厌胜法不是巫觋而是宋代民间流行的驱鬼巫术这一点，可以认为厌胜术是与符箓派道敎有关的治病术。
厌胜法是通过何种路经成为朝鲜时代巫觋们的治病法的不得而知，朝鲜厌胜法在民间流行甚広， 弊害至大。有关朝鲜时代巫觋厌胜法在民间流行的记录于《成宗实录》: "近日鱼有沼家，有男巫以人头?，埋庭中，为鎭禳之术。"(注9)朝鲜成宗在位时，男巫为防止灾殃发生使用掩埋头盖骨的厌胜法作为呪术。发生在鱼有沼家的厌胜不仅仅是单纯的诅呪术，而是巫医依据病因论解祟或防祟的治病术。
和高丽时代相比，朝鲜时代的儒敎秩序虽然得到了稳固，但依然有依赖巫医的倾向，以致金堉在《潜谷先生笔谈》里恨叹道: "明庙时，巫觋盛行，人有疾病，不求医药。唯祈禱是事，松嶽、大井、大谷、德物等七處神祠、自闕中諸宮家下至庶人。" 宋寅(1516-1584)有过如下描写: "或视异状，则昧者疑有鬼神之使作。巫觋因之，恣为恐吓，而最所禁忌者，祭祀也牲牢香火。"(注10)说明这样的民间风俗已经到了废弃儒敎祭祀的地步了。
除此之外，朝鲜时代，和流行于民间的巫觋们的厌胜法并行的还有靠诵读《玉枢经》来治病的方法，这应是高丽道敎符箓派的痕迹。
《朝鲜道敎史》第二十二章〈道敎与盲人〉说: "按道家者流，有术数、占验之一派。朝鮮盲人，以卜爲業，是屬此派也。"， "今我俗閭巷家，修造家宅、動土，犯煞飮食、衣服憑鬼患病之時，賽神以祈禳者，巫堂之事也。讀經以驅逐者，盲人之業也。而盲所讀有佛家之書(如千手八陽等經)，有道家之經。然而千手八陽，乃間誦而非專讀。專讀之經，《玉樞經》是已。"还说，盲人"道流僧"读经之时，用朱砂在槐黄纸上写下从"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到"素车白马大将军"总共 四十八神将的名号，贴在躺有患者的房内，打鼓、读经四到七日，然后请神将降临，捉邪鬼埋于地下。盲人"道流僧"的如此之呪术和道敎符箓派的呪术毫无差别。
从以上所举之例可以看出，巫医的病因论和治疗有别于一般的医疗行为而期待于某种医疗传统， 呪术的医疗行为威胁着儒敎的祭礼行为的实践而偏执于鬼祟的病因论。但是，在朝鲜时代的儒敎社会，这样的呪术式治病活动在修己治人的层面上是绝对得不到支持的，可想而知，儒敎必然会对构筑鬼祟病因论，为解祟而依赖于符呪的治病行为加以应对的。于是，到了朝鲜初期，把儒敎的信念和儒敎文化理想与治病的职能相结合的儒医就随之出现了。
儒医作为足以和巫医相抗衡的存在，根据阴阳五行之生克消息理论来把握病因。他们以宋代儒家精巧地硏磨出的五运六气说为理论基础，并且直接参与医书的撰写与治病活动。五运六气说以阴阳五行说为基础，力图系统地把握天地自然的变化和人体的变化。作为从儒家观点出发对古代的天文学、易学、地理学等加以整理的结果，这是以阴阳五行的理论体系来理解自然的变化原理，硏究其对人体的影响的理论。 根据这样的理论，人体的病理现象是随着和自然界相互感应的人体生理的调和和均衡被打破而产生的。因而，在治疗上，把握阴阳五行的生克消息，观察四时之五运六气的盛衰，把这种变化应用到人体上加以处方是关键所在。
可是，对朝鲜的儒医们来说，在制度上他们不具备专门施展医术的条件，虽然精通医理，但对以一般人为对象的治病活动贡献不大。儒医的医术不是本业，而是为了便于自己养生和维持家庭成员身体健康的手段, 因而在道敎内丹学和养生术的基础上有追求博学多识的倾向。朝鲜初期的韩国医学，为了对抗巫医治病行为的弊端，从中国引进了各种医书，在规模和体制以及内容方面加以革新，得到了长足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无数的道敎典籍在儒医们中间被传阅，其理由正可从这个脉络上得以理解。
三, 朝鮮內丹派與《東醫寶鑑》的編纂
朝鲜中宗在位时(1518)，即使是最后剩下的道观昭格署被废的情况下，韩国医学也和道敎有着紧密的关联。这一点从朝鲜的代表性医书《东医宝鉴》的内容和编纂过程上可以找到证据。
《东医宝鉴》的主编是许浚(1539-1615)，完成于朝鲜光海君二年(1610年)，1613年被内医院初版刊行，此后几百年间屡有新版本，直到今天还在继续出刊。《东医宝鉴》的体制以〈内景篇〉、〈外形篇〉、〈杂病篇〉、〈汤液篇〉、〈针灸篇〉构成，其特征是以道敎的敎理为依据来揭示医学本质。
参与编纂《东医宝鉴》的朝鲜医官们基本上采取了依据李杲、劉完素、张从政、朱震亨金元四大家的运气说来解释病因论的态度。在这一点上儒医的贡献很大。
《東醫寶鑑?序》说"(許)逡退與儒醫鄭碏、太醫楊禮壽、金應鐸、李命源 、鄭禮男等 ，設局撰集，略成肯綮。" 明确地记载了编纂者的姓名，其中儒医郑碏、太医杨禮寿都是深有道敎素养的人物。
关于杨禮寿(?-1600)，《异乡见闻录》卷九有如下记载:"杨禮寿，字敬南，号退思翁，太医也。學于山人張漢雄。神於醫理，著《醫林撮要》。"由此可知楊禮壽是張漢雄的弟子。许筠(1539-1618)所着《惺所覆怨藁》卷八〈张山人传〉有如下记载:"张山人，名汉雄，不知何许人也。自其祖三世業瘍醫。其父嘗餌商陸，能視鬼而役使之，年九十八如四十許人。出家去，莫知所終。臨行，以二卷付之，乃《玉樞經》及《運化玄樞》也。山人受之，讀數萬遍，亦能呼召神鬼，治瘧癘輒已之。四十出家，入智異山，嘗逢異人，受煉魔法。又讀《修眞十書》，空菴不食三年餘。"......（后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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