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制度比好人管用(一家之言)
在医患关系空前紧张的现状下，听到如下的故事让人无比感动：38岁的瓜农陶保国在郑州卖瓜时突发脑溢血昏倒，被送进金水区人民医院救治。为了让陶保国安心治病，医院把他地里剩下的3000多公斤西瓜全部高价买下，用来支付医药费。陶保国的妻子看着日渐康复的丈夫，嘴里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他们真是俺家的恩人啊!”
陶保国无疑是非常幸运的。碰上了一家好心的医院，才使贫穷的他及时得到了救治，转危为安。医院做出如此善举，无论怎样赞誉都不为过。然而，我们又不得不思考其后一连串的问题：假如陶保国穷得连西瓜都没有呢？假如他没有遇到一位好院长、不是进了一家好医院呢？假如金水区人民医院也像其他许许多多的医院一样，有病无钱莫进来，对交不起医药费的病人见死不救呢？
这样一想就会发现，陶保国的幸运只是一例特殊的个案，并没有普遍意义，也很难推广。像陶保国这样看不起病的穷人，在中国有很多，谁能保证他们突发疾病时，都能遇到好院长、好医院，都能及时地得到救治呢？至少在眼下，能像金水区人民医院这样“见死必救”的医院还不多，甚至只是个别。
当人们遇到困难身陷窘境之时，总是希望能得到无私的救助。实际上，好人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因而这种希望在很多时候只是一相情愿。但是，如果建立一套“要求做好人”的制度，效果就大不一样了。在我看来，这种制度在目前的情况下比好人更可靠，也更重要：只有我们的医疗制度不再允许医院见死不救；只有让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本位，收费不再昂贵；只有我们的医疗保障体系能实现全民“低保”，每一位贫穷者生病时能得到及时救治，无数低收入者在疾病袭来时才不会只能“期待”好人出现。
伟人说过，好的制度会使坏人变好，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变坏。用在这里可能过激了一些。但是，勇于见死相救的医院的多与少，取决于医疗制度的优与劣。只有在一个好的医疗制度之下，才会涌现出无数个“好心”的院长、医院，才会使原本好心得不够的院长、医院更加积极。也许，这就是瓜农陶保国的幸运带给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启示。, 百拇医药(易家言)
陶保国无疑是非常幸运的。碰上了一家好心的医院，才使贫穷的他及时得到了救治，转危为安。医院做出如此善举，无论怎样赞誉都不为过。然而，我们又不得不思考其后一连串的问题：假如陶保国穷得连西瓜都没有呢？假如他没有遇到一位好院长、不是进了一家好医院呢？假如金水区人民医院也像其他许许多多的医院一样，有病无钱莫进来，对交不起医药费的病人见死不救呢？
这样一想就会发现，陶保国的幸运只是一例特殊的个案，并没有普遍意义，也很难推广。像陶保国这样看不起病的穷人，在中国有很多，谁能保证他们突发疾病时，都能遇到好院长、好医院，都能及时地得到救治呢？至少在眼下，能像金水区人民医院这样“见死必救”的医院还不多，甚至只是个别。
当人们遇到困难身陷窘境之时，总是希望能得到无私的救助。实际上，好人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因而这种希望在很多时候只是一相情愿。但是，如果建立一套“要求做好人”的制度，效果就大不一样了。在我看来，这种制度在目前的情况下比好人更可靠，也更重要：只有我们的医疗制度不再允许医院见死不救；只有让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本位，收费不再昂贵；只有我们的医疗保障体系能实现全民“低保”，每一位贫穷者生病时能得到及时救治，无数低收入者在疾病袭来时才不会只能“期待”好人出现。
伟人说过，好的制度会使坏人变好，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变坏。用在这里可能过激了一些。但是，勇于见死相救的医院的多与少，取决于医疗制度的优与劣。只有在一个好的医疗制度之下，才会涌现出无数个“好心”的院长、医院，才会使原本好心得不够的院长、医院更加积极。也许，这就是瓜农陶保国的幸运带给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启示。, 百拇医药(易家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