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和讯》网记者问
记者：大家好，这里是和讯博客访谈，今天我们请到了在我们这里开博客的张功耀先生。张先生，您好，很高兴今天您能抽出一段时间来与网友做在线的交流。在访谈开始前，很多网友就跟贴向您提问，并发表了自己的观点。现在我们开始。
张先生，您的关于“告别中医中药”的系列文章，在网络上发表以后，引起了网友强烈的关注，你觉得大家为什么对这个问题这么关注呢？
张：废除中医中药问题，其实是一个19世纪就已经提出来了的老问题。离大陆读者最近的一篇关于废除中医的文章发表于1934年8月26日出版的《独立评论》，作者是北京大学老校长傅斯年先生。以后，台湾的李敖先生在1961年发表过两篇关于废除中医的文章，大陆读者没有读到。从19世纪末到1934年，废除中医的呼声是相当高的。后来，废除中医的声音渐渐弱了下来。文化大革命，中医走向了神坛。这就是说，一个现年72岁的“老中医”，如果他不去回顾历史的话，他是不知道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废除中医之议的。因为72年来没有人再提废除中医，于是，现在的读者看到我重新提出废除中医，缺乏心理承受能力，以至于表现得非常不理性。这是可以理解，也可以原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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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家关注这个问题，可能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关心。大家担心，废除中医是否意味着否定传统文化。这个问题涉及我们一种习以为常的真理观。因为“有效即真理”的真理观在我国公民中根深蒂固，废除中医可能意味着对我们这种真理观产生颠覆。出于对废除中医中药引起的社会问题的担心。因为废除中医中药，可能导致我国现有的中医中药建制(中医医院、中医学院、中医研究院、中药厂)退出国家体制，回归民间，于是就有生活在这个建制中的那么多人如何生存的问题。就废除中医是否废除传统文化而言，我们需要建立对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我们的确没有必要把过去的东西捆绑在祖宗名份上。熟悉医学史的读者知道，被追认为古埃及医神的“平安莅临者”，生活在公元前2500年，古巴比仑流传下来的《尼尼微医书》，明确可追溯年代可以达到公元前2100年，就是被追认为西医鼻祖的希波克拉底，也比中国的扁鹊大53岁(按现有考证)，罗马皇帝的御医盖仑，可能比张仲景的年龄要大50岁。人家的这些医学成就，就没有被捆绑在“埃及传统文化”、“巴比仑传统文化”、“希腊传统文化”一起。中国则不同，什么东西落后，就把什么东西捆绑在祖宗一起。好像我们祖先只会创造些不进步，没有竞争力的东西。这种做法，实属不智。个人就是个人。任何个人都没有资格冒用祖宗之名。只要我们在反思我国古代文化的时候，彻底放弃“捆绑祖宗”的做法，我们就可以战胜某些情感的困扰，推动我国文化的进步。国与国之间的文化竞争，不是靠保守落后来躲避竞争，而是要通过自我进步来参与竞争。“爱国”要体现在推动国家不断进步上。抱残守缺，不是爱国，而是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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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谢谢张先生的回答。我的第二个问题：您做为一个主要学术方向是科学思想史的学者，是什么让你萌生提出这一个论点呢？并且中医在中国很多人心目中地位很高，你提出这样的观点，有些冒天下之大韪啊。
张：是的，我的主要学术方向是科学思想史。我得说明一下，我公开发表的所有观点，包括对中医中药的看法，都不是我脑袋发热“萌生”出来的，而是通过我自己多年的研究与思考后得出来的。中国的旧文化中，科学的东西太少，不确定性的东西太多，时代在呼唤我们理直气壮地走向科学。1918年，鲁迅先生回国后开的第一门课就是科学史。可是，那个时候，中国人不懂多少科学，跟中国人讲科学史就太为难了，效果不好。于是，鲁迅转向用文学作武器，来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现在比鲁迅那个时候好多了，懂科学的多起来了。哲学研究也终于从意识形态层面，走上了反思知识、行为和道德标准的正确道路，并取得了不少成就。所以，从1999年开始，我就下定决心，用科学和哲学来改造我国传统文化。鲁迅用文学，我用科学和哲学，目的都是为了改造我们的传统文化。医学问题属于科学问题，自然，中医就免不了进入我的改造视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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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谢谢。第三个问题，张先生，中医中药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从神农氏尝百草开始，为中国人的诊病疗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您基于什么认为中医中药已经无可救药，而必须该告别？
张：自从有人类以来，可能就开始了对征服疾病的探索。动物尚且需要征服疾病，何况人呢？读者随便翻开一部医学史著作都可以看到，所有古老民族征服疾病的古老方法都是类似的。就见诸文字的部分而言，中国探索征服疾病的起始时间，大概要算最晚的，比古代希腊至少要晚300年，比埃及、巴比仑、印度和中美洲地区晚至少1000年。神农“尝百草”不等于神农“尝百药”。这一点，俞樾先生在19世纪就已经做过考证了。实际上，植物的药理作用是“尝”不出来的。
说到中医中药的“巨大贡献”，这涉及一个用什么标准来评价它。研究科学史或科学思想史的学者很清楚，中医中药在整个世界科学史上是最没有地位的，连一章都写不满。比如，你说中医中药做出了“巨大贡献”，它表现在哪些地方呢？古代的欧洲人用自己的医学征服过黑死病，用手术方法征服过疝气和白内障。这些都可以清清楚楚地写出来。中医中药征服了什么疾病呢？说它可以治疗“心气虚”？“心气虚”是什么病呢？“心气虚”的诊断标准和治疗标准又是什么呢？中医中药是不是真的征服了“心气虚”呢？就科学层面说，“个案列举”是不能作为征服疾病的证据的。因此，对于你所说的“巨大贡献”还应该保持一种冷静，要在比较的基础上说这个话。当然，我不是要彻底否认我国古代先民在征服疾病的过程中无所作为，而是说中医中药对世界医学的贡献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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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属于科学。科学应该进步。否则，就可能危害人的生命安全。这与二胡是不一样的。二胡只是一种音乐的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只要独特就行。进步了就可能不独特了。所以，二胡可以不进步，医学则不能不进步。中医中药由于没有寻求到自我进步的道路，它被废除是不可避免的。1923年，主张保守中医的陆渊雷说，中医被废的危机来自中医自身，而不是来自一些废除中医的口号，就是这个道理。
记者：好。第四个问题。有网友认为,日本和韩国利用中医的理论和从中国进口的草药,制成中成药,迅速占据了国际中药95%的市场份额。而在我们看到的韩国电视剧《大长今》里面，也将中医演绎得神乎其神，说明在东亚中医还是很得到人们的认可的。而有些网友还认为，既然现在国外都在提倡中医，在中医药的发源地为什么我们要主张抛弃掉呢？
张：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讲一点背景。
大家都可能听说过“全球化”这个词。由于“全球化”，出国的人越来越多了。但是，出国的人未必都带着医生走，疾病又是难免的，于是，就有一个看病问题。欧美国家，对自己本国的公民看病，有一套医疗保障制度，那些非本国公民看病不能享受这种医疗保障，本国公民在本国看病，门槛比较低，非本国公民在所在国看病，门槛比较高。为了廉价看病，出国的人多以自己本土的土著医术作为首选。于是，中国人出国，首选看中医；印度人出国，首选看印度土医；非洲人出国，首选看非洲土医；伊朗人出国，首选看波斯土医；如此等等。中国人口众多，出国的人也很多，这个国际医疗市场就这样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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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有市场”，当然就有人来经营这个市场。于是，日本人经营日本人的中医药市场，欧洲人经营欧洲人的中医药市场，韩国人经营韩国的中医药市场。他们当然不会轻易丢掉这个“现有的市场”，而让中国人去占领更大的份额。所以，这些国家占有中草药95%的市场份额是可能的。
从这个背景你可以看出，中医药占领的“国际市场”，不属于医药卫生的主流市场，而是“非主流市场”。占领多大的市场份额，也不反映中草药治病救人的水平，只反映华裔人口出国后，没有享受所在国医疗保险的人口越来越多，它所折射的，是华裔人口出国谋生非常艰难，医疗没有保障那种非常值得我们同情的现象。自从1992年，比利时报道“中草药肾病”事件以来，欧洲、美国和日本把接受中国出口中医药的“安全防线”(国内错误地把它说成“技术壁垒”)加高了。台湾、香港也跟着加高了中医药的“安全防线”。安全防线比较低的，目前就是俄国。于是，中医药出口就开始受到障碍了。对此，我已经写了《中医药“国际化热”的冷思考》一文。大家可以阅读那篇文章。
, 百拇医药 韩国电视剧《大长今》，我只浏览过大约1分钟。好像是讲古代的事。古代朝鲜人、古代日本人相信中医，这丝毫也不奇怪。日本19世纪进行了一次“脱亚”的文化改造，废除了“皇汉医学”。韩国曾经被日本占领50年，也受到过日本“脱亚”的影响。因此，现在的韩国和日本，主流医学是西医，不是中医。
我所说的告别中医中药，不是对中医中药也来一个“破四旧”，把中医中药扫地出门。我告别中医中药的意思是：
中医中药不能继续作为主流医学存在；中医中药的存在不得占有我国医学和科学资源；中医中药的思想和方法(尤其是《黄帝内经》和《扁鹊难经》所宣扬的那一套)必须彻底根除；在“无伤害原则”和“维护生物多样性原则”的约束下，保留中医中药作为我国公民的应急选择(没有西医看中医)和最后选择(西医无能为力看中医)。记者：第五个问题：有人认为，西医治标不治本，而中药标本兼治。还有认为西药的成分过于简单，西医治疗某些疾病有后遗症。而中药是来自自然生长的植物，中医没有后遗症。对于这种观点，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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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这个说法是错误的。西医对“标”和“本”的认识比中医深刻得多。对于简单的阑尾炎，割掉阑尾比吃中药止痛，就更能够“治本”。当今医学已经进入分子水平，它对“标”和“本”的认识，就更加深刻了。此外，不能说“西医治疗”有后遗症。有没有后遗症，不是治疗过程决定的，是疾病本身决定的。而且，西医对于治疗后的后遗症问题，大多可以预言。这一点中医是望尘莫及的。中药治病引起“后遗症”才是真正由于治疗而引起的。比如说，重金属中毒导致神经系统混乱，服用广防己引起“中草药肾病”，服用雷公滕引起肝中毒，等等，才是由于治疗过程引起的“后遗症”。西医的安全防线很明确。遵守西医治病的规则，不会有什么问题。国内西医出的问题，大多数属于“故意踩地雷”。中医中药则不然。不用说别的，中药连“有效期”概念都没有。你怎么可以保证中药不产生“后遗症”呢？
记者：第六个问题，有网友认为，作为中国人要提倡废除中医,就和废除汉语一样,不可理喻。您觉得两者有可比性吗？
张：不一样。医学属于科学范畴。科学是不断进步的。众所周知，瓦特改进纽可门蒸汽机，导致了工业革命。按照某些网络读者的说法，他改进纽可门蒸汽机的理论是“有效的”。可是，熟悉科学史的知道。他所使用的理论(热质说)是错误的。科学就是这样，它是在不断更新中进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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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属于习惯，不属于科学。只要有说汉语的人，这种语言习惯就会存在。湖南的江永曾经流行过一种“女书”，因为使用这种文字体系的人没有了，所以，它就退出历史舞台了。不过，语言也是可以被改良的。白话文替代文言文就是例子。白话文尚且可以替代文言文，科学的医学替代不科学的医学，又有何不可呢？
记者：第七个问题，有很多网友举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例子，说明中医比西医更有效，比如网友遏飞说：我小的时候得了一场大病,西医说是白血病,又说是败血症,还说是袋子化浓性关节炎等等.差一点要椐掉我的左腿.最后是中医治好了我的病,如果按西医的方法去治,那我永远是个残疾人了。这个你如何看呢？刚刚网友曹东义也提到了中医中药在非典时期起到一定作用，对此你如何看呢。
张：这样的举例的确很多。
关于这个问题，我已经写了《从大叶肺炎看中医“神奇”》和《谈谈“中医有效”问题》(未完)，还翻译了《双盲研究：20世纪的重大科学进步》。大家还可以回去重新琢磨其中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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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还想补充一点，那就是诊断标准问题。最近我看到两个资料，一个说，辽宁省有一个女孩把她的植物人妈妈唤醒了；还有一个例子也是发生在辽宁，说是一个母亲把一个曾经是“空姐”的植物人女儿也唤醒了。这两个例子，比网络上流行的“用针灸唤醒植物人”更加神奇。
无独有偶，我昨天看到英国的一个报道，说英国医生通过对植物人的大脑造影监视发现，植物人与正常人的大脑活动是一样的。这样，植物人的诊断标准就成问题了。所谓“脑死亡”的标准也成问题了。因此，对于网络读者列举的这些个案，首先需要进一步理解的就是，它们是不是符合医学界通行的诊断标准。上海就出现过这样的笑话，一个被某医院误诊断为晚期肝癌的病人，被医院劝回以后，做了“西医无能为力看中医”的最后选择。不知他从哪里得到一个秘方，一直坚持吃，居然存活了11年。临死之前，他献出秘方，希望这个“秘方”造福子孙后代。上海医学界非常重视。可是，经过对老先生进行尸体解剖才发现，他生前患的根本就不是什么“晚期肝癌”。
由于我国没有及时废除中医，中医的思维习惯还在影响着我们。比如说，这个叫“遏飞”的网友，他所遇到的那位西医医生，是怎样判断他患的“败血症”或“白血病”的，是不是受了望、闻、问、切这种粗陋的诊断方式的影响，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以大叶肺炎为例。笼统地诊断出大叶肺炎，还不算合格的医生，还要诊断出导致大叶肺炎的肺炎球菌属于哪一种类型(总共有40多种)，才算合格的西医。在进行这样的诊断以后，再去施治，才可能有效。中医思维在我国根深蒂固。诊断不精细、施治不严密的事情在我国时有发生。这不是“西医”有问题，而是从事西医的“医生”或诊断设备有问题。据我本人观察，所有我国西药医生所发生的问题，都与我国根深蒂固的中医思维方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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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医在治疗非典中的作用，王澄先生已经有专门的文章谈到了，我完全赞同他的分析，读者可以看看他的分析文章。
记者：第八个问题：有一位学中医的网友喜塔拉说现在中药广泛应用在日用生活品中，比如中草药牙膏和香皂以及皂荚香波等等，这不算中药的现代化吗？
张：这不算中药现代化，而且没有什么意义。
记者：第九个问题，有一些从事医务工作的网友也参与提问了，他们的观点是认为张先生不是专门从事医学研究的，所以对这一领域不该下此断言，你觉得这种观点成立吗？
张：我的大学本科是学习政治理论的，但我谈论政治理论的时间很少。估计经常在网络上谈论政治的，也未必就是政治理论专业毕业的。法拉第的专业是化学，他成名在于电磁学。魏格纳的专业是气象学，成名在地质学。提出一个问题，使达尔文陷入“詹金恶梦”的，不是生物学家，而是电学家。导致数学走入集合论悖论危机的，是哲学家，不是数学家。我只谈医学哲学和医学社会学问题，不谈医学本身的问题，这有什么不可呢？我可以谈论相对论的哲学问题，出版了《相对论革命》，我为什么就不可以谈论医学哲学和医学社会学问题呢？此外，我本人从1973年就开始学习中医，我妻子也是77级5年制中医学院本科毕业生。我经常阅读中医著作。我从1985年开始，就经常与医学界的朋友讨论医学哲学和医学社会学问题，正式发表文章则是在今年。我是有充分的资格和信心讨论中医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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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第十个问题，有网友认为，应该走一个中间路线，即中西医结合路线，你觉得这一路线可行吗？
张：“中西医结合”暴露出来的问题相当多。其中尤以“中药当中掺西药”造成的危害最大。最近几年国际上打击“中药掺西药”最烈。主要有三个问题，一是西药被掺以后，导致西药用药不均匀，容易突破西药的安全防线；二是西药被掺以后，西药丧失了它的独立性；三是侵犯了西药(特指专利药)发明人的知识产权。中西医结合不可能为中医找到任何有意义的出路。西医医生如果要保持自己的纯洁和科学，应该尽快从“中西医结合”中脱离出来，做纯粹的西医(科学医学)。
记者：第十一个问题，有一位网友留言赞同你的观点，认为中医没有西医先进科学，他的依据是：时代不同了，如今水，空气，土壤，都发生了变化，人参都成罗卜似的了，药性也今非昔比，在现代医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西医当仁不让的要成主流医学。你赞同他的这一说法吗？
张：中医中药不科学，主要还在于它的基本概念不能在实践领域还原，而不是植物禀性发生了变化。比如，中医的脏腑是“从理”，还是“从形”，“从理”的东西，要不要通过“从形”来理解，中医就还原不到实践中去。中医没有生理学、解剖学、病理学、病原学、化学、物理系的起码基础。它对人和人的疾病的了解，非常朦胧，却煞有介事地对人的疾病施治。这不但不科学，而且极端不尊重人的生命安全。我们倡导告别中医中药，包括告别中医不尊重人，又要装腔作势。我们主张，把人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不要用“先吃两付药试一试”的中医思维来对待病人。至于植物的禀性，在历史的长河中多少会有些改变，但改变它们需要很长时间，自然状态下，要按地质年代计算，而且变化不会很大。1900年，西班牙的生物学家德·弗里斯已经证明过，后天获得性的性状不能在后代遗传，就是这个论断的科学依据。人参不是今天才像萝卜，而是它一直就是如此。人参既没有药用价值，也没有营养价值。古代是这样，现代也是这样，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如果人参真的像中国人说的那么神奇，欧洲人会只买中国的茶叶和香料，而不买中国的人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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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因为时间关系问最后一个问题，张先生，如果你的观点被国家采纳，真的废除中医，那么中国那些中医从业者的出路在那里呢？中医将变成一种将变成一种养生和保健之道吗？
张：中医就业难，中医医院效益不好，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由于我们没有及时采取废除中医的措施，才累积了这么多的问题。我希望这样的问题不要继续累积下去。为此，我和王澄先生都建议，尽快把中医学院的教学内容转为全面的西医。废除中医中药之后，现在中医的从业人员可以继续从事他的中医事业。我们说了，废除中医中药之后，中医可以继续作为“替代医学”存在，以满足人们的“应急选择”和“最后选择”需求。但不得允许中医继续占有国家资源。中医本来就没有医院，也没有护士和检验这一套，办中医医院干什么呢？中医退出国家医疗体制以后，中医生可以开个人诊所，也可以业余看病。“医术高明”的，还可以带徒弟。国家对中医生的管理也应该有所变化，其新的管理原则就是：“无伤害”、“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照章纳税”。在这三项基本原则的指导下，中医生享有比现在更充分的自由。估计赚的钱也会比现在多。当然，那些不愿意继续在中医界呆的，可以转做其它工作。李扬是学机械的，转做配音演员，不是蛮好吗？我的本科是学政治理论的，现在我做科学思想史研究，也觉得不错，甚至还有归宿感。何必要吊死在中医这棵歪脖子树上呢？中医学院毕业的，还有几个在那里搞中医，这谁都心知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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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劝读者，不要接受任何中药养生。几乎所有的中药养生都没有明确的因果关系，蕴含的不安全性因素至今不明。古代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都曾经用中药养生，没有一个表现了正面作用。基本素食、营养均衡、良好的生活习惯、定期检查身体，发现问题及时纠正，这样才能保证人们的生命安全与健康。
因为时间关系，我的回答就到这里。感谢“和训”网给我这个机会，来讨论中医中药问题。也感谢来到这个网看贴和发表意见的网友。中医中药问题，从19世纪末提出来至今还没有结论。大家可以继续讨论下去，争取把这个事情做得比我们的前人更有成效。
我在长沙祝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再见!, http://www.100md.com
张先生，您的关于“告别中医中药”的系列文章，在网络上发表以后，引起了网友强烈的关注，你觉得大家为什么对这个问题这么关注呢？
张：废除中医中药问题，其实是一个19世纪就已经提出来了的老问题。离大陆读者最近的一篇关于废除中医的文章发表于1934年8月26日出版的《独立评论》，作者是北京大学老校长傅斯年先生。以后，台湾的李敖先生在1961年发表过两篇关于废除中医的文章，大陆读者没有读到。从19世纪末到1934年，废除中医的呼声是相当高的。后来，废除中医的声音渐渐弱了下来。文化大革命，中医走向了神坛。这就是说，一个现年72岁的“老中医”，如果他不去回顾历史的话，他是不知道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废除中医之议的。因为72年来没有人再提废除中医，于是，现在的读者看到我重新提出废除中医，缺乏心理承受能力，以至于表现得非常不理性。这是可以理解，也可以原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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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家关注这个问题，可能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关心。大家担心，废除中医是否意味着否定传统文化。这个问题涉及我们一种习以为常的真理观。因为“有效即真理”的真理观在我国公民中根深蒂固，废除中医可能意味着对我们这种真理观产生颠覆。出于对废除中医中药引起的社会问题的担心。因为废除中医中药，可能导致我国现有的中医中药建制(中医医院、中医学院、中医研究院、中药厂)退出国家体制，回归民间，于是就有生活在这个建制中的那么多人如何生存的问题。就废除中医是否废除传统文化而言，我们需要建立对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我们的确没有必要把过去的东西捆绑在祖宗名份上。熟悉医学史的读者知道，被追认为古埃及医神的“平安莅临者”，生活在公元前2500年，古巴比仑流传下来的《尼尼微医书》，明确可追溯年代可以达到公元前2100年，就是被追认为西医鼻祖的希波克拉底，也比中国的扁鹊大53岁(按现有考证)，罗马皇帝的御医盖仑，可能比张仲景的年龄要大50岁。人家的这些医学成就，就没有被捆绑在“埃及传统文化”、“巴比仑传统文化”、“希腊传统文化”一起。中国则不同，什么东西落后，就把什么东西捆绑在祖宗一起。好像我们祖先只会创造些不进步，没有竞争力的东西。这种做法，实属不智。个人就是个人。任何个人都没有资格冒用祖宗之名。只要我们在反思我国古代文化的时候，彻底放弃“捆绑祖宗”的做法，我们就可以战胜某些情感的困扰，推动我国文化的进步。国与国之间的文化竞争，不是靠保守落后来躲避竞争，而是要通过自我进步来参与竞争。“爱国”要体现在推动国家不断进步上。抱残守缺，不是爱国，而是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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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谢谢张先生的回答。我的第二个问题：您做为一个主要学术方向是科学思想史的学者，是什么让你萌生提出这一个论点呢？并且中医在中国很多人心目中地位很高，你提出这样的观点，有些冒天下之大韪啊。
张：是的，我的主要学术方向是科学思想史。我得说明一下，我公开发表的所有观点，包括对中医中药的看法，都不是我脑袋发热“萌生”出来的，而是通过我自己多年的研究与思考后得出来的。中国的旧文化中，科学的东西太少，不确定性的东西太多，时代在呼唤我们理直气壮地走向科学。1918年，鲁迅先生回国后开的第一门课就是科学史。可是，那个时候，中国人不懂多少科学，跟中国人讲科学史就太为难了，效果不好。于是，鲁迅转向用文学作武器，来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现在比鲁迅那个时候好多了，懂科学的多起来了。哲学研究也终于从意识形态层面，走上了反思知识、行为和道德标准的正确道路，并取得了不少成就。所以，从1999年开始，我就下定决心，用科学和哲学来改造我国传统文化。鲁迅用文学，我用科学和哲学，目的都是为了改造我们的传统文化。医学问题属于科学问题，自然，中医就免不了进入我的改造视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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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谢谢。第三个问题，张先生，中医中药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从神农氏尝百草开始，为中国人的诊病疗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您基于什么认为中医中药已经无可救药，而必须该告别？
张：自从有人类以来，可能就开始了对征服疾病的探索。动物尚且需要征服疾病，何况人呢？读者随便翻开一部医学史著作都可以看到，所有古老民族征服疾病的古老方法都是类似的。就见诸文字的部分而言，中国探索征服疾病的起始时间，大概要算最晚的，比古代希腊至少要晚300年，比埃及、巴比仑、印度和中美洲地区晚至少1000年。神农“尝百草”不等于神农“尝百药”。这一点，俞樾先生在19世纪就已经做过考证了。实际上，植物的药理作用是“尝”不出来的。
说到中医中药的“巨大贡献”，这涉及一个用什么标准来评价它。研究科学史或科学思想史的学者很清楚，中医中药在整个世界科学史上是最没有地位的，连一章都写不满。比如，你说中医中药做出了“巨大贡献”，它表现在哪些地方呢？古代的欧洲人用自己的医学征服过黑死病，用手术方法征服过疝气和白内障。这些都可以清清楚楚地写出来。中医中药征服了什么疾病呢？说它可以治疗“心气虚”？“心气虚”是什么病呢？“心气虚”的诊断标准和治疗标准又是什么呢？中医中药是不是真的征服了“心气虚”呢？就科学层面说，“个案列举”是不能作为征服疾病的证据的。因此，对于你所说的“巨大贡献”还应该保持一种冷静，要在比较的基础上说这个话。当然，我不是要彻底否认我国古代先民在征服疾病的过程中无所作为，而是说中医中药对世界医学的贡献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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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属于科学。科学应该进步。否则，就可能危害人的生命安全。这与二胡是不一样的。二胡只是一种音乐的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只要独特就行。进步了就可能不独特了。所以，二胡可以不进步，医学则不能不进步。中医中药由于没有寻求到自我进步的道路，它被废除是不可避免的。1923年，主张保守中医的陆渊雷说，中医被废的危机来自中医自身，而不是来自一些废除中医的口号，就是这个道理。
记者：好。第四个问题。有网友认为,日本和韩国利用中医的理论和从中国进口的草药,制成中成药,迅速占据了国际中药95%的市场份额。而在我们看到的韩国电视剧《大长今》里面，也将中医演绎得神乎其神，说明在东亚中医还是很得到人们的认可的。而有些网友还认为，既然现在国外都在提倡中医，在中医药的发源地为什么我们要主张抛弃掉呢？
张：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讲一点背景。
大家都可能听说过“全球化”这个词。由于“全球化”，出国的人越来越多了。但是，出国的人未必都带着医生走，疾病又是难免的，于是，就有一个看病问题。欧美国家，对自己本国的公民看病，有一套医疗保障制度，那些非本国公民看病不能享受这种医疗保障，本国公民在本国看病，门槛比较低，非本国公民在所在国看病，门槛比较高。为了廉价看病，出国的人多以自己本土的土著医术作为首选。于是，中国人出国，首选看中医；印度人出国，首选看印度土医；非洲人出国，首选看非洲土医；伊朗人出国，首选看波斯土医；如此等等。中国人口众多，出国的人也很多，这个国际医疗市场就这样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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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有市场”，当然就有人来经营这个市场。于是，日本人经营日本人的中医药市场，欧洲人经营欧洲人的中医药市场，韩国人经营韩国的中医药市场。他们当然不会轻易丢掉这个“现有的市场”，而让中国人去占领更大的份额。所以，这些国家占有中草药95%的市场份额是可能的。
从这个背景你可以看出，中医药占领的“国际市场”，不属于医药卫生的主流市场，而是“非主流市场”。占领多大的市场份额，也不反映中草药治病救人的水平，只反映华裔人口出国后，没有享受所在国医疗保险的人口越来越多，它所折射的，是华裔人口出国谋生非常艰难，医疗没有保障那种非常值得我们同情的现象。自从1992年，比利时报道“中草药肾病”事件以来，欧洲、美国和日本把接受中国出口中医药的“安全防线”(国内错误地把它说成“技术壁垒”)加高了。台湾、香港也跟着加高了中医药的“安全防线”。安全防线比较低的，目前就是俄国。于是，中医药出口就开始受到障碍了。对此，我已经写了《中医药“国际化热”的冷思考》一文。大家可以阅读那篇文章。
, 百拇医药 韩国电视剧《大长今》，我只浏览过大约1分钟。好像是讲古代的事。古代朝鲜人、古代日本人相信中医，这丝毫也不奇怪。日本19世纪进行了一次“脱亚”的文化改造，废除了“皇汉医学”。韩国曾经被日本占领50年，也受到过日本“脱亚”的影响。因此，现在的韩国和日本，主流医学是西医，不是中医。
我所说的告别中医中药，不是对中医中药也来一个“破四旧”，把中医中药扫地出门。我告别中医中药的意思是：
中医中药不能继续作为主流医学存在；中医中药的存在不得占有我国医学和科学资源；中医中药的思想和方法(尤其是《黄帝内经》和《扁鹊难经》所宣扬的那一套)必须彻底根除；在“无伤害原则”和“维护生物多样性原则”的约束下，保留中医中药作为我国公民的应急选择(没有西医看中医)和最后选择(西医无能为力看中医)。记者：第五个问题：有人认为，西医治标不治本，而中药标本兼治。还有认为西药的成分过于简单，西医治疗某些疾病有后遗症。而中药是来自自然生长的植物，中医没有后遗症。对于这种观点，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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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这个说法是错误的。西医对“标”和“本”的认识比中医深刻得多。对于简单的阑尾炎，割掉阑尾比吃中药止痛，就更能够“治本”。当今医学已经进入分子水平，它对“标”和“本”的认识，就更加深刻了。此外，不能说“西医治疗”有后遗症。有没有后遗症，不是治疗过程决定的，是疾病本身决定的。而且，西医对于治疗后的后遗症问题，大多可以预言。这一点中医是望尘莫及的。中药治病引起“后遗症”才是真正由于治疗而引起的。比如说，重金属中毒导致神经系统混乱，服用广防己引起“中草药肾病”，服用雷公滕引起肝中毒，等等，才是由于治疗过程引起的“后遗症”。西医的安全防线很明确。遵守西医治病的规则，不会有什么问题。国内西医出的问题，大多数属于“故意踩地雷”。中医中药则不然。不用说别的，中药连“有效期”概念都没有。你怎么可以保证中药不产生“后遗症”呢？
记者：第六个问题，有网友认为，作为中国人要提倡废除中医,就和废除汉语一样,不可理喻。您觉得两者有可比性吗？
张：不一样。医学属于科学范畴。科学是不断进步的。众所周知，瓦特改进纽可门蒸汽机，导致了工业革命。按照某些网络读者的说法，他改进纽可门蒸汽机的理论是“有效的”。可是，熟悉科学史的知道。他所使用的理论(热质说)是错误的。科学就是这样，它是在不断更新中进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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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属于习惯，不属于科学。只要有说汉语的人，这种语言习惯就会存在。湖南的江永曾经流行过一种“女书”，因为使用这种文字体系的人没有了，所以，它就退出历史舞台了。不过，语言也是可以被改良的。白话文替代文言文就是例子。白话文尚且可以替代文言文，科学的医学替代不科学的医学，又有何不可呢？
记者：第七个问题，有很多网友举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例子，说明中医比西医更有效，比如网友遏飞说：我小的时候得了一场大病,西医说是白血病,又说是败血症,还说是袋子化浓性关节炎等等.差一点要椐掉我的左腿.最后是中医治好了我的病,如果按西医的方法去治,那我永远是个残疾人了。这个你如何看呢？刚刚网友曹东义也提到了中医中药在非典时期起到一定作用，对此你如何看呢。
张：这样的举例的确很多。
关于这个问题，我已经写了《从大叶肺炎看中医“神奇”》和《谈谈“中医有效”问题》(未完)，还翻译了《双盲研究：20世纪的重大科学进步》。大家还可以回去重新琢磨其中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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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还想补充一点，那就是诊断标准问题。最近我看到两个资料，一个说，辽宁省有一个女孩把她的植物人妈妈唤醒了；还有一个例子也是发生在辽宁，说是一个母亲把一个曾经是“空姐”的植物人女儿也唤醒了。这两个例子，比网络上流行的“用针灸唤醒植物人”更加神奇。
无独有偶，我昨天看到英国的一个报道，说英国医生通过对植物人的大脑造影监视发现，植物人与正常人的大脑活动是一样的。这样，植物人的诊断标准就成问题了。所谓“脑死亡”的标准也成问题了。因此，对于网络读者列举的这些个案，首先需要进一步理解的就是，它们是不是符合医学界通行的诊断标准。上海就出现过这样的笑话，一个被某医院误诊断为晚期肝癌的病人，被医院劝回以后，做了“西医无能为力看中医”的最后选择。不知他从哪里得到一个秘方，一直坚持吃，居然存活了11年。临死之前，他献出秘方，希望这个“秘方”造福子孙后代。上海医学界非常重视。可是，经过对老先生进行尸体解剖才发现，他生前患的根本就不是什么“晚期肝癌”。
由于我国没有及时废除中医，中医的思维习惯还在影响着我们。比如说，这个叫“遏飞”的网友，他所遇到的那位西医医生，是怎样判断他患的“败血症”或“白血病”的，是不是受了望、闻、问、切这种粗陋的诊断方式的影响，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以大叶肺炎为例。笼统地诊断出大叶肺炎，还不算合格的医生，还要诊断出导致大叶肺炎的肺炎球菌属于哪一种类型(总共有40多种)，才算合格的西医。在进行这样的诊断以后，再去施治，才可能有效。中医思维在我国根深蒂固。诊断不精细、施治不严密的事情在我国时有发生。这不是“西医”有问题，而是从事西医的“医生”或诊断设备有问题。据我本人观察，所有我国西药医生所发生的问题，都与我国根深蒂固的中医思维方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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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医在治疗非典中的作用，王澄先生已经有专门的文章谈到了，我完全赞同他的分析，读者可以看看他的分析文章。
记者：第八个问题：有一位学中医的网友喜塔拉说现在中药广泛应用在日用生活品中，比如中草药牙膏和香皂以及皂荚香波等等，这不算中药的现代化吗？
张：这不算中药现代化，而且没有什么意义。
记者：第九个问题，有一些从事医务工作的网友也参与提问了，他们的观点是认为张先生不是专门从事医学研究的，所以对这一领域不该下此断言，你觉得这种观点成立吗？
张：我的大学本科是学习政治理论的，但我谈论政治理论的时间很少。估计经常在网络上谈论政治的，也未必就是政治理论专业毕业的。法拉第的专业是化学，他成名在于电磁学。魏格纳的专业是气象学，成名在地质学。提出一个问题，使达尔文陷入“詹金恶梦”的，不是生物学家，而是电学家。导致数学走入集合论悖论危机的，是哲学家，不是数学家。我只谈医学哲学和医学社会学问题，不谈医学本身的问题，这有什么不可呢？我可以谈论相对论的哲学问题，出版了《相对论革命》，我为什么就不可以谈论医学哲学和医学社会学问题呢？此外，我本人从1973年就开始学习中医，我妻子也是77级5年制中医学院本科毕业生。我经常阅读中医著作。我从1985年开始，就经常与医学界的朋友讨论医学哲学和医学社会学问题，正式发表文章则是在今年。我是有充分的资格和信心讨论中医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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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第十个问题，有网友认为，应该走一个中间路线，即中西医结合路线，你觉得这一路线可行吗？
张：“中西医结合”暴露出来的问题相当多。其中尤以“中药当中掺西药”造成的危害最大。最近几年国际上打击“中药掺西药”最烈。主要有三个问题，一是西药被掺以后，导致西药用药不均匀，容易突破西药的安全防线；二是西药被掺以后，西药丧失了它的独立性；三是侵犯了西药(特指专利药)发明人的知识产权。中西医结合不可能为中医找到任何有意义的出路。西医医生如果要保持自己的纯洁和科学，应该尽快从“中西医结合”中脱离出来，做纯粹的西医(科学医学)。
记者：第十一个问题，有一位网友留言赞同你的观点，认为中医没有西医先进科学，他的依据是：时代不同了，如今水，空气，土壤，都发生了变化，人参都成罗卜似的了，药性也今非昔比，在现代医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西医当仁不让的要成主流医学。你赞同他的这一说法吗？
张：中医中药不科学，主要还在于它的基本概念不能在实践领域还原，而不是植物禀性发生了变化。比如，中医的脏腑是“从理”，还是“从形”，“从理”的东西，要不要通过“从形”来理解，中医就还原不到实践中去。中医没有生理学、解剖学、病理学、病原学、化学、物理系的起码基础。它对人和人的疾病的了解，非常朦胧，却煞有介事地对人的疾病施治。这不但不科学，而且极端不尊重人的生命安全。我们倡导告别中医中药，包括告别中医不尊重人，又要装腔作势。我们主张，把人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不要用“先吃两付药试一试”的中医思维来对待病人。至于植物的禀性，在历史的长河中多少会有些改变，但改变它们需要很长时间，自然状态下，要按地质年代计算，而且变化不会很大。1900年，西班牙的生物学家德·弗里斯已经证明过，后天获得性的性状不能在后代遗传，就是这个论断的科学依据。人参不是今天才像萝卜，而是它一直就是如此。人参既没有药用价值，也没有营养价值。古代是这样，现代也是这样，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如果人参真的像中国人说的那么神奇，欧洲人会只买中国的茶叶和香料，而不买中国的人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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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因为时间关系问最后一个问题，张先生，如果你的观点被国家采纳，真的废除中医，那么中国那些中医从业者的出路在那里呢？中医将变成一种将变成一种养生和保健之道吗？
张：中医就业难，中医医院效益不好，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由于我们没有及时采取废除中医的措施，才累积了这么多的问题。我希望这样的问题不要继续累积下去。为此，我和王澄先生都建议，尽快把中医学院的教学内容转为全面的西医。废除中医中药之后，现在中医的从业人员可以继续从事他的中医事业。我们说了，废除中医中药之后，中医可以继续作为“替代医学”存在，以满足人们的“应急选择”和“最后选择”需求。但不得允许中医继续占有国家资源。中医本来就没有医院，也没有护士和检验这一套，办中医医院干什么呢？中医退出国家医疗体制以后，中医生可以开个人诊所，也可以业余看病。“医术高明”的，还可以带徒弟。国家对中医生的管理也应该有所变化，其新的管理原则就是：“无伤害”、“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照章纳税”。在这三项基本原则的指导下，中医生享有比现在更充分的自由。估计赚的钱也会比现在多。当然，那些不愿意继续在中医界呆的，可以转做其它工作。李扬是学机械的，转做配音演员，不是蛮好吗？我的本科是学政治理论的，现在我做科学思想史研究，也觉得不错，甚至还有归宿感。何必要吊死在中医这棵歪脖子树上呢？中医学院毕业的，还有几个在那里搞中医，这谁都心知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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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劝读者，不要接受任何中药养生。几乎所有的中药养生都没有明确的因果关系，蕴含的不安全性因素至今不明。古代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都曾经用中药养生，没有一个表现了正面作用。基本素食、营养均衡、良好的生活习惯、定期检查身体，发现问题及时纠正，这样才能保证人们的生命安全与健康。
因为时间关系，我的回答就到这里。感谢“和训”网给我这个机会，来讨论中医中药问题。也感谢来到这个网看贴和发表意见的网友。中医中药问题，从19世纪末提出来至今还没有结论。大家可以继续讨论下去，争取把这个事情做得比我们的前人更有成效。
我在长沙祝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再见!,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