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致命病毒打交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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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疫情随时待命 担心泄漏压力巨大
病毒所工作人员正准备进入P3实验室。
“你觉得这工作很危险吗？”面对记者的提问，舒跃龙——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CDC”)病毒预防控制所主任在他略显凌乱的办公室里，一脸轻松地反问道。
“也许吧，在外人看来，它的危险系数的确挺高。但离得近了，自己都不觉得了。”
就在离他办公室不到10米的走廊口，赫然挂着写有“禽流感”、“流感”字样的牌子，里面那一间间小屋便是存放这些病毒的“潘朵拉盒子”。
随时准备出发
令常人备感神秘且恐惧的CDC病毒所是一座再普通不过的五层小楼，坐落在北京市宣武区一条拥挤的胡同里。门口的牌子有些褪色，不仔细看很难分辨出“病毒预防控制所”的字样。走进楼，扑面而来的是一股呛鼻的消毒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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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监控疫情，研究病毒。从当学生的时候就开始和这些病毒打交道，时间长了，自己也不觉得有什么神秘。”舒跃龙说，进实验室工作要经过严格的培训，一般人根本进不去。“培训的内容很复杂，从怎么穿防护服到遇到突发情况该怎么处理，每样都得熟练掌握。想要进入P3实验室拿到病毒，更要过很多道关卡。”
P3实验室，是中国目前等级最高的实验室。SARS病毒、鼠疫病毒、禽流感病毒等致命病毒，都存放在这一级别的实验室中。进入前，要用厚厚的防护服、眼罩、口罩将整个人全副武装起来。相比而言，P1、P2实验室危险系数则小一些。“其实，从采样开始，我们就有一套严格的程序。”病毒所国家麻疹实验室主任许文波介绍说，由于病毒种类的不同，采样方式也不同。“SARS病毒，有时会用尸检标本；手足口病，一般用疱疹标本。”
采样之后的运输同样按病毒危险程度分了级别——A类病毒最危险，要用三层包装；B类病毒也要用专门的包装箱进行运输。“根据实验环节，我们每天都有不同的工作计划，比如进行病毒分离实验，观察细胞病变过程，或是在P1实验室进行普通的血清检测。”正因为深知这项工作的危险，科研人员才懂得更小心地保护自己。用舒跃龙的话来说，“这样反而不会害怕，我们从来不打无准备的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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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每位科研人员而言，他们每天都要随时待命，随时出发。“有段时间，我们的行李箱就放在办公室里，哪一有疫情，拎起箱子马上就走。”而在许文波的办公室墙上，一直挂着一件深褐色夹克，时刻准备着跟随主人奔赴疫区。
2004年初的一个深夜，非典警报再次袭来。23点左右，许文波接到通知，赶紧给实验室的同事打电话。“打了一圈，所有人都关机了。只剩两个人的电话我没好意思打，那是我们两个年轻人——当晚正是他们的新婚之夜。”最后，许文波还是硬着头皮拨通了电话。“他俩接到通知，二话没说，就来了实验室，连夜做完了序列复合。”追忆这段往事，许文波有些激动：“有这样的团队，我们还怕什么!”
常常一干就是通宵
除了随时待命，“正点下班的时候也不多”。尤其是碰到疫情时，熬通宵都是常有的事，其中最艰难的“两大战役”，一是SARS，二是禽流感。
“2003年SARS期间，我们实验室的10个人就住在办公室，把自己隔离起来，饿了就叫外卖。”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将近半年，直到SARS浓烟散去，生活才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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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禽流感开始“周游列国”，截止2007年6月10日，已有19个国家发生了疫情，全球死亡人数达190例，中国16例。从2005年中国出现第一例禽流感病人起，舒跃龙和他的战友们就夜以继日地与病毒展开了“生死时速”般的赛跑。
每天，一群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人整夜工作在P3实验室里。在他们旁边的玻璃器皿中，存放的就是那些让人谈之色变的病毒。在这里，他们不但要严防被感染的危险，还要与瞌睡、疲惫作斗争。
高倍电子显微镜下，一个个小东西现身了——这就是致命的病毒。而此时，这些人与病毒，不过是一支显微镜的距离。
十几年如一日与病毒打交道的日子，让许文波和他的同事们染上了“洁癖”——每做完一件事，洗手、擦桌子是免不了的；到郊区游玩，不洗手，就不敢吃饭。
创伤难以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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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着引以为傲的团队和严密的防护措施，尽管病毒泄露的可能性也许不足0.01%，但2004年，这里还是发生了“SARS病毒泄露事故”，这成了许文波难以抚平的伤口。
2003年SARS疫情平息后，病毒所被卫生部指定为6家病毒保管单位之一。4月的一天，博士生任小莉(化名)从磷酸盐缓冲液中取出了装着SARS病毒的试剂盒，直接走出了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她丝毫没想到，手中的病毒还有存活的可能。最终，由7位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证实：正是任小莉这个不规范的举动，造成了病毒泄漏。因此，病毒所遭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指责。
“美国学者做过统计，近50年全球病毒实验室泄露事故不下2000起。”许文波感到有些委屈，毕竟任何事情都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安全，“但那确实是一个血淋淋的教训，够我们每个人记一辈子的。”
当年存放SARS病毒的P3实验室紧邻许文波的办公室，大铁门紧紧地锁着。通往实验室走廊的玻璃门上贴着“生物危险”的标识。“如今实验室标准提高，它已经够不上P3的标准，早就不用了。”许文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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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与成就感并存
一次严重的疏忽，用10次功劳也难以弥补。对于病毒所的人来说，几乎每天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取得了成就，是我们该做的；而一旦出现问题，带来的危害是根本不可想象的。”此外，病毒所发布的每一个结论，都牵动着公众的神经，会在社会上造成极大影响，这也无形中增加了科研人员的心理压力。“2005年，确诊国内第一例禽流感病人的时候，我们特别怕说错话，好几天没睡着觉，压力太大了。好在最后事实证明我们的结论是正确的。”舒跃龙说起这些，仿佛松了口气。
2003年SARS期间，工作在一线的医务工作者用生命赢得了鲜花和掌声，成了媒体的宠儿，但离病毒最近的科研人员始终在幕后默默地耕耘。“习惯了，但还是难免有些失落。”对此，许文波用了这样的字眼，“我们没有立功一说，做的也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加班的时候，吃的喝的也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不过，每完成一项任务，都会很有成就感。”
采访结束了，记者走出病毒所大门，发现院子里停满了自行车。“这儿的人大多走路或骑车，开车的很少。”门口的保安随口说道。也许正如舒跃龙和许文波所说，“选择了这份工作，就选择了责任，选择了默默无闻。”, 百拇医药(王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