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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大同:我是一个比较严谨的书呆子
http://www.100md.com 2007年9月21日 《医药经济报》 2007.09.21
储大同:我是一个比较严谨的书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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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大同:我是一个比较严谨的书呆子
储大同:我是一个比较严谨的书呆子

     (关鑫 摄)

    十年前,他参与创建了中国抗癌协会临床肿瘤学协作委员会(CSCO);他推动CSCO与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和欧洲临床肿瘤学会等著名国际组织建立互认互访关系。

    一年前,他又参与创建了中国老年学学会老年肿瘤专业委员会(CGOS);面对中国社会老龄化问题以及近30年来国人肿瘤发病率迅速攀升的现状,他希望在老年肿瘤学领域“超前性地做一些工作”。

    他,就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肿瘤内科学首席科学家储大同教授。

    恶性肿瘤作为致死性极强的疾病,一直是影响人类健康的主要疾病,其对老年人群的健康影响尤为突出。已有的大量资料显示65岁以上老年人群最容易患癌症,其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

    老年肿瘤患者由于基础疾病多,器官功能差,对抗癌治疗顺应性差,常规剂量的放疗、化疗使很多老年患者免疫功能严重受损,生活质量明显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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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根据老年人的生理特点、疾病特点和药代动力学特征,合理制定治疗方案,达到延长老年肿瘤患者生存期、改善生活质量的目的成为医务工作者一个重要课题。

    医患之间

    ——“我知道你刚毕业,但是我看到你对我特别尽心,我更需要这样一个大夫来关心我。”

    “储大夫,我不想走,你们救救我,我还年轻……”时隔30多年,储大同依然能够清晰地记起这个声音,甚至还能回忆起女孩一边拉着他一边哭诉的情形。

    那无助的眼神、请求医生尽全力来挽救她的场面,让当时刚做住院医生的储大同至今难忘。

    那是一个18岁的女孩,因患有巨大纵隔淋巴瘤,呼吸困难,用尽了各种办法,还是没能留住她。作为一名医生,没有任何办法去帮助这样一个年轻的生命,当时储大同那种心情可想而知。“当时心情极其复杂,恨自己水平低,发誓要把肿瘤治疗医学真正学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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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大同说,这种对病人的同情心和爱心,很多时候来自于病人的激发,“那是一种很朴素的力量”。

    让储大同记忆犹新的,还有另一个白血病男孩。

    每次查房,小男孩总会跟储大同说很多话,一有事情也总是来找他,而储大同当时不过是一个刚刚毕业不久的普通医生。

    于是,储大同问:“叔叔刚毕业呢,你为什么总来找我啊?”

    小男孩回答:“我知道你刚毕业,但是我看到你对我特别尽心,回去给我查书,翻文献资料。为了我这个病,你付出了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我觉得你是个特别认真负责的医生。主任很忙没时间,我更需要这样一个大夫来关心我。”

    小男孩的回答让储大同至今难忘。从病人实际病情来看,显然需要一个医术高深的医生,但是其实从病人的内心而言,他更需要一个真正负责、有爱心的医生。“这件事情一直在鼓励我,尽管我现在年资已深,但还是会不断想办法解决疑难问题,同时我也保留了查文献、翻资料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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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要保持这种不断探索、不断进取的精神很难。一些医生在出名之后便不再看书,到处去开会,兜售自己的“老本”,将大把时间消耗在了社会活动上。“这样的医生即使再有名,恐怕也就到头了。”储大同认为。

    师生之间

    ——当时医院与美国方面的合作很不顺利,李冰院长便亲自点将,对宋少章说“派储大同去”。

    “在30多年的医学生涯中,有两个人对我影响很深。一个是我的研究生导师宋少章教授,另一个是我们医院的老院长李冰。”储大同说。

    宋少章,我国血液学奠基人之一。在储大同眼中,宋少章非常严谨,从来不吹牛不自夸,不以自己权威地位自居。

    1982年,储大同在《中华内科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报道了国际首例双副蛋白血症LgA型多发性骨髓瘤。“当时,我把宋教授放在了第一作者,我排在第二作者。老师看到了非常生气,他严肃地对我说,‘既然是你先发现的,是你的思维、你的分析,又是你实验证明的,第一作者你当之无愧。在这点上不要谦虚,不能因为我是老师就把我放在第一作者,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是老师带徒弟的客观规律,只有这样医学科学才能发展,社会才能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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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后,同样作为研究生导师的储大同体会到了当年宋少章教授这种培养年轻一代的责任心和义务感。

    李冰,原日坛医院(肿瘤医院前身)党委书记、院长。在那个极左的年代里,李冰从全国各地调进一大批名医,其中包括后来的四位院士(吴旻、陆士新、程书钧和孙燕)和四大名医(吴桓兴、宋少章、谷铣之和黄国俊)。在储大同看来,正是因为李冰坚定地发展医学科学事业,才保住了这批优秀的人才,使得肿瘤医院有机会成为今天中国肿瘤学界的“国家队”和“火车头”。

    爱才的李冰对早年创造性改良常规免疫电泳法的储大同也非常器重。当时医院与美国方面的合作很不顺利,李冰院长便亲自点将,对宋少章说“派储大同去”。考虑到选拔的公平性,宋少章则提议进行考试选拔。最终,英文基础不错的储大同在考试中脱颖而出,顺利出国。

    研究深造

    ——美国多家新闻媒体对这一成果进行了广泛报道,引起国际生物免疫学界的极大重视。当时甚至有美国病人拿着报纸来找储大同,希望他帮自己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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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大同在美国的表现也不负众望。1984年,储大同以访问学者身份赴美国德克萨斯州大学M.D. Anderson肿瘤中心临床免疫和生物学治疗系进行协作研究。由于具有长期中西医结合的临床工作经验,他一直坚信中医在肿瘤的治疗中应当起到一定的作用,于是便开始从植物中寻找生物反应调节剂(BRMs)的研究。

    经过3年的努力,储大同发现黄芪的成分F3可以提高LAK细胞的杀伤能力并且大大减少白介素-2的诱导剂量,从而为临床减毒或无毒使用白介素-2开辟了新的途径。美国多家新闻媒体对这一成果进行了广泛报道,引起国际生物免疫学界的极大重视。当时甚至有美国病人拿着报纸来找储大同,希望他帮自己解决问题。基于在这一领域里的多方面贡献,美国癌症研究学会(AACR)在1988年吸收他为正式会员,次年获得卫生部颁发的“孙氏鼓励医学科研基金”二等奖,并于1994年获此项目专利。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当时,美国一位Littlefeild先生,他的太太患了晚期乳腺癌,看到有关“从中药中提取生物调节剂治疗癌症”的报道,便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求医于储大同。经过中西医结合治疗,这位美国女患者存活至今,20多年来生活得很好。后来,作为匹兹堡-武汉姐妹友好城市会长的Littlefeild先生将这个故事告诉了到匹兹堡访问的中国驻美大使李道豫。李道豫听了很高兴,同时记住了这名为国争光的医生。一次,储大同与太太去美国休斯敦过圣诞节,李道豫大使特地从华盛顿打来电话问候他们,并感谢他为中美两国人民友谊所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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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较真儿

    ——“我是一个比较严谨的书呆子。做自然科学,要求具备实事求是、尊重事物发展本身客观规律的品格。”

    谈到自己的性格,储大同认为自己是一个“比较严谨的书呆子”,什么事情都“好较真儿”。因为储大同觉得“做自然科学,要求具备实事求是、尊重事物发展本身客观规律的品格”。

    储大同曾经为了一封电子邮件花费了7个小时。那是在担任CSCO主任委员期间,他推动CSCO与ASCO、ESMO搭建互认互访关系,前期做了大量的极其充分的工作。一次,为了一封写给ESMO主席的电子邮件,储大同写了4个小时,正在遣词造句之时,突然停电了,他只得又用了3个小时重写,将每句话精雕细琢之后,才把邮件发出。据说,ESMO主席看完邮件之后,“感动得不行”,马上回信表示感谢,并就双方进一步交流进行协商。此后,双方互认互访关系得以顺利进行。

    “看来我那7个小时没有白花。”储大同笑了笑。事实上,由于时差的关系,储大同经常半夜三更给地球另一端的同行打电话和写信。很多表面上看起来很容易办到的事情,储大同却投入了为一般人所不知的时间和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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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大同还将这种“好较真儿”用在摄影上面。喜欢摄影的储大同,非常注重画面的构思与布局,譬如为了让摄影画面更加完美,他会考虑画面主体应该放在哪里,需要几个层次才能突出主题。日子一久,储大同还从摄影里面悟出了为人处世的道理。“我很注重事情各方面的协调,摄影与我处理事情的思维相互反衬,对我很有裨益。”

    对话储大同

    “老年肿瘤学在我国还是一个空白,我们希望在CGOS这个‘阵地’上多做一些符合中国国情的临床研究,同时也为世界老年学研究领域填补一点空白。”在8月中旬召开的黑龙江省老年学学会老年肿瘤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记者采访到了这位著名的肿瘤学专家。

    记者:储教授,我了解到您的职务头衔挺多的,您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肿瘤内科学首席科学家、CSCO主任委员、CGOS主任委员,还是很多学术杂志的主编,还有人直接称您为“首席科学家”,对此您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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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大同:所谓“首席科学家”,是我们医院赵平院长“任命”的。这不仅是对我个人过去在肿瘤内科学界工作的认可,也是对CSCO创建之后我们医院在肿瘤内科学界所起作用的肯定,这是一个荣誉。这些成绩的取得,除了我个人的努力外,也和老一辈专家密切的支持和帮助分不开的。

    2005年,我已从CSCO主任委员一职上卸任了。我连续担任了两届主任委员,每届4年。以后,CSCO的主任委员等职是两年一届,参照国外学会的模式运行。

    我注意到,国外学会的学术民主思想非常浓厚,学会是大家的,由大家来运作,而不是把持在少数人手中,变成一些人养老退休的地方,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恰恰也是我国的各类学会需要学习改进的地方。

    早在CSCO第一届主任委员任期结束时,我就要求卸任,但由于当时CSCO与国际接轨的相关事务刚刚策划尚未完成,一旦卸任,很多工作可能就此中断,于是我再任了一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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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CSCO任职期间,我还兼任医院肿瘤内科主任。我很感谢科里的其他同事帮我分担了很多科里的行政工作,使我有时间和精力来做CSCO的工作。CSCO发展到与国际接轨,与他们的鼎力相助有很大关系。所以,我在CSCO取得的成绩不只是我一个人的。

    近年来,逐渐壮大的CSCO在全球肿瘤学术组织中已位居第三,与ASCO和ESMO建立了互认会员资格和学术互访的关系。

    记者:去年11月4日,CGOS在北京成立。作为这个学会的发起人及创办者之一,您做了很多工作。当初您是如何想到创办这个学会的?这个学会现在与将来要做哪些工作?

    储大同:坦率地说,我没有那么高的觉悟,当时从CSCO退下来,我是想休息的;但是,近30年来,我国人口肿瘤发病率迅速攀升,社会老龄化问题也日益显现。早在2005年底,国家民政部官员来到我们医院,就希望我们在这个方面协助做些工作。之后,医院领导便点名让我接受这项工作,理由一是我刚从CSCO主任委员一职卸任,对于组织建立学会有经验;理由二是我们医院同时作为肿瘤研究所,相当于国内肿瘤研究治疗的“国家队”,有责任来承担。我是受命于国家需要之时,果然,2006年12月,国务院发表了《中国老年问题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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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命之后的我也意识到了国内老年肿瘤学这一领域的空白。与我国相比,当时欧美等发达国家都有老年肿瘤学会,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已经走在了前列。

    中国医学科学院和民政部对CGOS的创建提供了不少支持,但是CGOS工作的开展还有一些困难与限制。譬如学会垄断思想,有人提出,有了这个学会就不能建立那个学会,这种思想在老一代的学者头脑中有,在年轻一代的头脑中也存在。我认为,学会应该是百花齐放的,国外的知名专家、学科带头人,一般都有10个左右学会会员的头衔,说明他们学术兴趣的多元化,说明这些学科带头人必须是多面手,而我国的学科带头人在这一点上还远远不及他们。比如我自己,国内外只参加了4个学会,比人家差一倍还多呢。

    我们应该提倡一种学术竞争、学术民主、学术合作的基本思想,不只考虑在学术领域如何提高,还要在学术思想、学术民主、学术交流等方面向国外学习。在现在与将来,CGOS将会在学术民主交流上多做一些工作。

, http://www.100md.com     记者:作为一名肿瘤学方面的专家,您认为目前我国肿瘤内科治疗在世界上处于什么水平?还存在哪些问题?

    储大同:总的来说,问题很多,进步很大。

    问题很多——表现在不按规范化治疗、随便乱用药,对多学科的综合治疗的理解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进步很大——由于CSCO近十年来的发展,临床肿瘤的亚专业化、多学科的综合治疗等概念陆续灌输到国内广大地区,大量的组织到基层、到边远地区讲学、西部行等等活动,做了很多的普及教育工作,应该说相比十年前有了明显的进步。不过,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地域广阔,仍需要深入普及教育和强化。

    记者:目前我国一些重大疾病尤其是一些恶性肿瘤的流行病学调查、预防、治疗体系还未真正建立起来,您如何看这个问题?或者说,您觉得现在可以开展哪些促进性的工作?

    储大同:我要跟你说一个好消息,我们医院赵平院长一直在运作国家肿瘤研究所(NCI)。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考察NCI编制系统的实际需求,有望给我们相当一部分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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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CI成立之后,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将肿瘤流行病的调查、预防,相关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治疗等全面抓起来。

    美国每年都会公布这方面的调查资料,而我们国家还没有。过去这方面都是全国肿瘤防办做的,但都是多年前的调查方式,现在希望能把这一部分的工作再强化一些。

    【人物名片】

    储大同

    教授,主任医师,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肿瘤内科学首席科学家、国家抗肿瘤药GCP中心副主任、伦理委员会主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SFDA)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

    1969年毕业于首都医学院医疗系的储大同,于1979年考取了协和医科大学研究生,从师于我国血液学奠基人之一宋少章教授,研究恶性淋巴瘤的免疫球蛋白分泌规律。在30多年的临床实践中,储大同在肺癌、乳腺癌、胃肠肿瘤以及肾癌、黑色素瘤等恶性肿瘤的化疗和生物靶向治疗中均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近十年来,在老一辈学者的支持下,储大同发起并创建了中国抗癌协会临床肿瘤学协作委员会(CSCO),并两届连任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在他的领导下,CSCO先后完成了与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欧洲临床肿瘤学会(ESMO)、亚洲临床肿瘤学会(ACOS)等著名国际组织的接轨。此后,他又参与创建了中国老年学学会老年肿瘤专业委员会(CGOS),并任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 http://www.100md.com(戴丹 驻地记者 关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