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点我的医改建议
我们的社会精英们，已经搞了7-8套医改方案了，可见我们的父母官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也确实下了很大的气力，令人敬佩。这里我也想谈谈我的看法，抛砖引玉也许对决策者们的思路有所补益，但愿这次医改老百姓能真正的获得实惠。
我的意见很简单，就是成立一个专门进行医疗费用运作的机构，或者把这个工作委托给国家能够进行监控并且相信的类似保险公司运作方式的部门来运行这笔资金。
为了能更好的表述我的想法我主要以保险公司来举例。
国家把用于医改和医疗卫生事业的一部分或者全部的费用委托交给这个部门(保险公司)，让他按国家的要求来运作这笔资金。这对于这个部门(保险公司)来讲是一个年年有固定进项的资金，是一个只赚不赔的资金。国家投入的这笔资金，允许这个部门(保险公司)进入市场运作进行增值，这样这笔投入的资金就是可以增值的活的资金；经过那些专业理财师们的管理运作，可能投入10亿，运作后就增加到11亿。另一方面，鼓励个人参加各种保险，进行医疗卫生资金的补充，这样医疗资金的投入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国家投入的这笔钱只要专款专用，就可发挥它的最大效益。就是真的在运作中出现亏损，国家只要适当调整税收比例，多拨入一点就可很好地解决，这是四两拨千斤的事。我认为国家出一点(可以调控)，委托部门市场运作增值一点，个人(单位)参与保险再交一点，三方面共同努力，这件事是可以很好地解决的。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税收会不断增加，对这一块的投入也会不断的增加，这是一块活水，运作起来不会干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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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讲，每个公民发一张就医卡，不管他来自农村还是城市，不管他来自经济发达地区还是经济不发达地区，不管他向国家交的税是多还是少，一视同仁。到医院看病不需交费，就诊时把卡交给医院，看完病医院根据他就诊的花费从卡上记录一下，然后找保险公司(这里仅仅是一个举例)取钱就行了，病人看病程序简化，因看病逃费，因看病返贫的问题都可得到很好地解决。医院救治病人费用的获取有了保障，因患者无钱不积极进行救治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由于病人和医生之间无直接的经济关系，医患之间由经济利益引发的紧张关系也可很好的化解。为了做好这个工作，保险公司内部应该有一个懂医疗的专业团队，他们的任务是对医院的诊治进行审查，对各种疾病的诊治进行定价，凡属不正确的诊治费用不予支付。这样医院就得到了有效的监控，乱开检查，乱用药的问题可以迎刃而解，
社会的和谐，需要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分配相对的公平。当一个社会阶层的利益明显的受到人为的损害时，社会的和谐也就只能是一句口号，只有国家对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进行科学的协调后，社会的和谐才有了内涵，才能真正的实现。社会公民的待遇应该是平等的。要想政治上平等，经济待遇上也必须平等(不是平均主义)，而我们非要人为的分个城市和农村，搞个城市医保不过瘾，再搞个新农合。我认为这些都不是好办法，他们平添了一些新机构，又得养一大批人，如果把他们精简掉(精兵简政)可以节约一大笔的开支，如果把这些钱用到那些需要救治的病人身上，可以挽救很多的人的生命。这种浪费，不需我来细分析，相信社会精英们不用费太大的精力，就可得出结论。农民们从表面上看没有城市人创造的价值大，这是因为人为的定的粮食的价格低，要知道没有粮食，没有人的生存，城市人的价值也无法体现，也就是说，城里人的劳动价值中包含着农民的价值，如果把粮食也提提价，城里人的价值也就下降了，维系生命不能靠金银珠宝，还得靠粮食，没有了温饱哪来的创造。国家的税收本身就是递进的，高收入发达地区多交税，对医疗卫生的投入就会多一点，贫穷的不发达地区收入少对医疗卫生的投入就少一点，社会精英们应该从国家全局的利益考虑问题谋求社会公民的平等，国家公民一视同仁，不应该有人为的城市农村之分，享受医疗资源人人平等。慈善事业是应该搞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国家在医疗这一块应该做的就是让穷人看病，富人掏钱。虽然工资低的交税少，工资高的交税多，但是大家在享受医疗服务上应该是平等的。不是要向国外学习吗？有的国家的社会福利就是这样的，我们能不能学学借鉴借鉴呢？现在搞新农合对农民进行反哺，实际上是农民拿回本应该属于他们的那一份。我们为什么不能从一开始就一视同仁，为什么不能高瞻远瞩，未雨绸缪呢？为什么非要让问题发展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后才来解决呢？这应该是决策者们应该思考的问题。没有经济上的平等，也就很难有政治上的真正平等，我想曾经在农村长大的，现在成为决定别人命运的政策制定者们，对这个问题应该不会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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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保险公司对医院的医疗工作的经济运行进行监控后，有助于医院的精兵简政。目前各医院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寄生的闲人是非常多的，行政后勤人员和真正的医务人员的比例大约在30-40%左右，一所医院真的需要这么多的非医务人员吗？他们也耗费了许多的卫生资源，增加了医院运行的成本，医院的运作成本除了设备水电外，最关键的就是人员的工资成本，靠现在的体制，靠医院自身想把多余的闲人精简出去，那是难于上青天的。自己切自己长的痈如何下得了手呢？但是如果让保险公司来运作，他必然会按经济利益最大化来考虑问题，就会千方百计的想办法来降低他的支出成本，必然有办法把那些虚肿的，吃空饷的，寄生的人员从医疗卫生队伍中清除出去。因为他的利润来源于减少医疗卫生保险投入的赔付，只有精兵简政他才可以获得最大的利益。
当保险公司介入了医院的经济工作后，可以使一个地区的医疗资源配置更加的科学化。可以避免在一个地区的各所医院盲目的引进，盲目的购置大型贵重的医疗设备，最终造成国有资产的浪费，由于设备购置的科学化，有利于各个医院进行优势科室的发展，避免各个医院间的盲目竞争，最终的结果有利于患者获得最经济最有效最优质的医疗服务，这使得医院的设备更新换代的进出渠道畅通，国家的三级卫生服务网才能真正的建成并且落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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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公司介入医院的经济工作并进行监督，有助于减少权钱交易的腐败发生。医院和国家的卫生管理部门间没有了需要仰人鼻息的经济关系，有利于国家卫生政策，卫生方针的落实和实施，有利于国家公务员廉洁为公众服务，国家的行政效率提高，医院的形象也会得到很好的改善。
在社会进行变革中，国家把医院由事业单位改划成半事业半企业单位，不伦不类。事业单位的费用是国家支付的，他的任务是为国家的最高利益服务的，国防，国家管理是无法计算成本的，也是可以不进行经济核算的。企业单位就不是这样，它需要按经济规律运转，需要进行成本核算，人员的工资，人员学习培训提高，水电，设备的折旧，购置材料，运输，宣传，还有获得利润保证能够自身发展，能够组织再生产等都是要算的，这些都需要算在他的商品定价中。当一个医院既是事业又是企业时，他的社会角色也就发生了混乱。他不搞经济核算，生存就会发生问题，国家没有给够他正常运转需要的补贴(这里国家拨付的钱存在的中间盘剥不必谈，社会发展了，国家给医院补助的依据，标准也不清楚)，搞经济核算国家又不允许，因为国家认为我给你补贴了，这些补贴可以弥补医院的亏空。为了减轻国家的负担，又使医院能够生存，一些聪明的社会精英，国家政策的制定者们就出了个以药养医的怪招，这些政策(怪招)就是造成我国现在医疗卫生事业受损的，混乱的目前许多问题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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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药养医。按规定药品给医院的利润提成是15%，其他的都在药品出厂后的中间环节中被取走了。如果一支药价格1元钱，医院可得0.15元、价格100元，医院可得15元钱，医院为了自身的生存，必然会选择在同种劳动下获得利润最高的哪一种，也就是后者，这也就必然的会使患者看病的费用大大的上升。国家的差额拨款，医院是没有给医护工作人员一分一厘的，他们的工资，福利，奖金，为病人服务所需的各种开支都是需要自己去挣的(而且国家对他们的技术劳动是不允许定价的，病人看病的价格只有药品的价格，设备的价格，人员劳动的价格都是象征性的)，医护人员在重重外在因素的挤压下为了获得基本的生活费用，为了能和社会的其他成员有同样的社会地位社会利益，他们就不得不开大处方，开贵重的药，因为这样才可能有较高的回报，才能拿到自己的养命钱，也才能有奖金。救死扶伤的事业应该是高尚的，但是从事这项事业的人大多数医护人员却都是肉身凡胎，有着七情六欲的普通的人，在一个充满俗人的世界生存却要求他们要清心寡欲做圣人显然是可笑的。
再谈谈以药养医引发的另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国家强制性的要求药厂降价，想用此来降低老百姓的不满，实在是冤枉了药厂。比如一支川芎嗪出厂价0.30元，医院开给病人时是约23元，当国家强制性的挤压药厂的利润时，药厂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这必然造成国外的药品可以轻易的打垮中国的药厂。因为他们的药品定价国家是无法强制的，必须遵循国际规则运行，他们的利润也是不可能被挤压掉的，否则唯利是图的资本家怎么会到你这来投资呢？如果按出厂价给病人开药，医院的利润是多少，需要多少这样的药开出去才能养活一所医院呢？这是医院，药厂都不会接受的。如果按23元开药，医院的利润会大一点，药厂的0.30元的成本和利润有保障，双方是双赢的。只要以药养医的政策还执行，医护人员的劳动价值不能得到真正的体现，只要国家对医院不摆正他的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的定位，该给的不给该放的不放，想用将药价降下来的方式来使老百姓受益的想法无疑是三岁小儿天真的梦想。医院需要有利润才能生存，医护人员需要工资才能生活，如果药价下降使得医院得到的利润下降，医护人员的生存受到极大的威胁，它能行得通吗？这种做法真的能使老百姓受益吗？如此简单的关系，难道我们的国家精英们就看不出来吗？真是令人不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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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还应该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医院的利润来源于23元的15%，那么是什么环节把药品的价格抬高到这个水平呢？其实就是这个中间环节中的那些人才是吃老百姓的真正的大鳄，这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养活着一大群寄生的人。如果国家真地把他们给整治好了，省下的钱可能可以使更多的贫穷的老百姓受益。从上述的个案分析不难看出，医院，医护人员获得的利润和中间庞大的利益集团获得的利益相比，仍然是很小的，他们是一群代人受过的群体。
医疗卫生是保障国家公民健康的事业，从事这项事业的医护人员应该享受国家公务员待遇，应该获得国家的全额工资拨款。社会舆论的宣传应该使他们得到社会各阶层的成员们的尊重，把过去的“白衣天使”变成了今天的“贪婪白狼”的社会舆论现象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悲哀。也是我们现在运行的国家医改政策造成的恶果。毛泽东主席年轻时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值得我们的精英们好好地读一读，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经济利益也决定着人们看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当医护人员们的生存问题能得到很好地解决和保障，他们就不用费心思地去开大处方开贵重的药给病人治病，因为很多的病用基本药物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疗，老祖宗讲的衣食足知礼节的道理，是非常精辟的。由于医院医生需要从药品的利润中获得自己生存发展的资金，养活自己，他就必然的会选择治病使用贵重的药品。病人因为需要直接的向医院交款，心理上难以平衡，因此看病后逃费，赖账的就很多。有些医疗纠纷的实质就是病人借助或者是象苍蝇一样的去寻找医生的医疗纰漏，为自己获得经济上的利益。如果采用医疗卡的方法，现在的许多医患问题可以很好地解决，甚至根本就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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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社会管理的原则应该是争取简洁高效。新农合和城市医保是两套班子搞得一样的事；抛开社会人员的浪费，工资支出的费用巨大不谈，仅从行政管理的原则来衡量也是不科学不合理的。想用新农合和城市医保来解决患者的就医治病问题，而不肯从医护人员的基本生存来考虑问题，我想和过去的老农合一样，也许会是昙花一现的美景。因此它的运作是否能像宣传的那样，能够没有腐败，让老百姓(是普通的老百姓而不是用于宣传的样板老百姓)真正获得实惠值得怀疑。
一些人还认为，这是自己当婊子还要立牌坊的行为。要么国家把卫生人员的人头费用承担起来，要么完全的不承担，让他们按照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办，进行全成本核算，优胜劣汰。现在国家不想承担卫生人员的费用，说他没管他给了一点，说他给了又没有给够，客观事实是卫生人员不进行成本核算，就难以生存，想进行成本核算国家又不允许(因为他给了一点)。像一个三岁的小孩一样，国家也需要老百姓的赞扬，当老百姓有了怨声时，采用个看病给部分补贴的办法来获得老百姓的欢声；这笔费用肯定是不足以支付老百姓看病所需要的费用的，因此当费用不够时，就采用对医院的医疗运作费用报销采用限价的方式来挤兑医院本已很微薄的为生存发展而谋的利润。好名声是手中握有权力的国家，坏名声就是那些救死扶伤的医护人员们，一些做着社会的善事心中淌血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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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核算是最基本的经济学概念。现在各行各业做事情都讲究成本核算，投资修好一条公路，是要收费还贷的；因为他要收回给工人发的工资付出，收回建设材料设备的成本付出，也要收回谋求自身的进一步发展所需的利润。没有成本核算，任何事业都不能长久。而我国的医疗事业是无成本核算概念的，一个学医的大学生在他行医以前，需要多大的教育投入(这里不仅仅是国家的投入，还有学生家庭的投入)成本？要知道他们需要的学习时间是比其他学科的学生要多一年的，这个因素在我国的工资标准制定中考虑过没有？我认为医科大学毕业的学生应该比其他学科毕业的学生其实工作的工资高一个等级，这才符合它的教育投入成本的实际情况，也才有利于扭转目前医护人员子女不愿学医的社会现象。当到基层工作的医护人员能得到较高的工资补助时(不能以他从为病人服务的实际收入来核算)，目前毕业后的医护人员都往大医院挤的现象就可以得到扭转(当然还得有其他的跟进措施)，基层的老百姓也才能得到实实在在的较好的卫生服务。正是由于在我国的医疗服务收费中是无卫生人员的劳动成本的价值(这反映的是卫生医护人员在国家的心目中是无价值的)，只有机器的检查成本价格，药品的价格，因此在老百姓的心目中也就更没有价值了。因为医护人员的劳动没有价值，所以他们的劳动也就不值得尊重和珍惜了。曾记得过去年代医护人员把病人的病看好了，病人表示感谢的不是医护人员，而是感谢党感谢毛主席。那时生老病死有依靠是社会主义优越性一个代表性的表现。出现这种现象的基础是医护人员的工资是国家支付的，医护人员在为患者的医疗服务中不需要考虑自己劳动的成本，医护人员的工作是为病人为政治为国家服务的。现在国家不给医护人员发工资(差额)了，医护人员就必须考虑自己挣钱养活自己，而国家拨给卫生人员的那点钱都让卫生管理部门的人员，医院管理部门的人员吃掉了(具体干什么了，精英们可以到基层医院解剖几个麻雀也就清楚了，怕的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还要求医护人员们同原来一样现实吗？医护人员们大多数也是凡骨凡胎，也需要养家糊口，也需要考虑自己更好的生存。我们的舆论只强调奉献，不允许他们考虑成本和利润问题，这难道正常吗？如果想索取就是大逆不道，那么别的行业可否也可不考虑利润，火车随便坐，飞机随便乘，贷款可无利息成吗？只有国家能让医护人员们不为生存犯愁，能保障他们不用为衣食谋，乱开药，乱收费的问题就可得到很好地解决。医护人员们就可把精力心思用到更好地为病人解决病痛等问题上，就会在提高医术上下功夫，治疗疾病的效果就会更好。如果是这样的话，最终病人可以得到更好的服务，更多的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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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生命是无价的，而我们偏要给他订出个价格来，是否有点奇怪。一个人生病就像一台机器出了毛病，再好的修复也不可能达到一台新车出厂时的状态，医学更是如此，它能解决的问题是有限的。比如，邓小平是伟大的国家领导者，就是倾全国的财力也不能挽救他的生命，这是因为生命的自然过程谁也不能阻挡。但是我国的某些专家权威却提出医疗是商品的怪论，提出病人看病是消费，只要病人花了钱你就得给最好的服务，如若不然，就不应该掏腰包，如果治疗效果不能达到病人满意，甚至还应该要求服务的医务人员进行赔偿，对这样的怪论国家舆论也不进行批判，难道不是民族的悲哀吗？一个职工正常死亡，国家给的伤葬费2000-3000元，一个病人意外的死亡，赔付的费用扩大十倍也就是2-3万元，可是一旦被法院判为医疗事故，赔付可达到数十万，理由是病人如果能生存他还可以享受多少多少，这些仅仅是假设，人已经死亡它能享受哪些虚无的东西吗？再来看看医务人员，他的工资就是400-500元，这是现在的工资不是涨工资前的工资，那时的工资可能还没有这么多，假定赔付20万元，这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用数十年投资培养的医生，工作一辈子不吃不喝也还不清给病人赔付的费用。且不用说他们也是凡人，也是需要养家糊口的，就是圣人恐怕不吃不喝也不成。法院的判决考虑没考虑这些为救治病人做出巨大智力心力付出的医护人员人的利益呢？究竟谁是这个社会的弱者？是为病人服务者，还是享受着别人服务的被服务者呢？就算是医院来承担，在国家不允许他们按经济规律运作，不允许按成本收取费用，仅靠以药养医又需要获得多少的利润才能弥补这个窟窿呢？人命关天，承担这天大的责任的医护人员工作怎么会草菅人命，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我国的医学生培训教育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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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医学教育，在学校中能对尸体进行全面解剖的学生寥寥无几，能对动物进行亲自操作完整解剖的也是凤毛麟角。大多数的毕业生都需要毕业后在临床实践中慢慢的接触去掌握。因此在工作的早期，他们出现工作中的小失误是难免的，这需要给以宽容给以鼓励，也应该给以批评和指正，但是对于这种情况可以归为医疗事故吗？谁都明白高明的医生是受挫折最多的医生，老医生的经验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不断地总结过去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成熟起来的。现在的舆论对医学的报道和责难，完全是一种肤浅的，令人嗤之以鼻的行为。过去的卫生部对医护人员出现医疗问题有两个划分。一旦因治疗出现医患矛盾，首先是弄清楚在患者的诊治过程中医护人员是否存在技术事故或者责任事故。技术事故应该由医疗主管部门管，因为发生事故的人本身的技术职称，技术水平是不相同的，年轻的人刚参加工作，容易发生技术事故，这应该在一定的范围，程度上是允许的，否则年轻的医生如何成长起来？对于责任事故应该交给法院管，工作的责任心是一个人的素质，是在上大学时就应该养成的。而现在都往法院告，都由法院按法律操作，只要病人告，就判定医院赔付，要保护病人“弱者”的利益，“要想富，告大夫，告倒医院就成万元户”。这种社会环境，年轻的医护人员们怎能不谨小慎微，缩手缩脚，那么有经验的医生还怎么生成。医学本身就是在不断的出现错误，解决修正错误的过程中发展前进的；一个社会对于医学的求全责备，反映着这个社会的浮躁和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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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医护人员而言，这是一个没有人监督要靠医生的平时学识胆识来解决的问题的行业。在他行医时，他是单独的面对着许多不能重复的，病情复杂的活生生的个体；诊治疾病，抢救危重病人，手术发生意外等等都需要他临场决断；就是他学富五车，也难以保证做到每一次的处理都是正确的。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制定一个政策需要那么多的精英们反复的研究审查论证，层层的把关，还不能保证不犯错误(比如：现在的社会精英们，当年高考门门都得百分的恐怕没有一个，法院不能保证没有冤假错案，过去国家曾经推行的夏令时就是一个错误，以药养医的政策在社会实践中也已被证实是错误的)。要求医生在行医的过程中绝对的不犯错误，不是求全责备又是什么？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个非常浅显的道理，难道我们国家培养的新闻记者就不知道吗？如果要讲赔付，国家政策失误造成的恶果应该如何赔？法院的冤假错案对社会的不利影响应该如何赔？不负责任的新闻报道造成的社会思想认识混乱又该赔付多少呢？
国家培养的新闻工作者和医务工作者本是亲兄弟的关系。现在搞新闻的以维护大众的利益自居，对各种事情都进行所谓的曝光披露，好像他们天生就是救世主，他们是在为民请命，别人都是他们可以随便评论编排的玩偶。要知道医务工作者也是国家培养的，是救死扶伤的为社会建设者们的健康服务，为他们的生命保驾护航的，从事的也是这个社会的高尚的事业。按照国家现行的政策，他们都是一些高尚的勤苦的，应该得到社会尊重的弱势劳动者。现在由于搞新闻的弟弟对搞医学的哥哥的糟践，硬是把白衣天使变成了吃人的白狼，这难道不是国家的悲哀，国家教育的悲哀。“本是同根生，糟践恶毒极”在医患之间，医生才是真正的弱者。病人可以超越科学的现实，对医生提出无理的治疗要求，而医生们为了对每个生命承担起责任，就必须不断的学习探索，不断地对自身进行修养提高。行医如同走钢丝，哪个医生敢对每个生命掉以轻心(素质不高者有，但这不是医务工作者的主体，同理新闻队伍中的败类也是存在的，他们也不是主体，对于这些人能不能过多地去宣扬呢？)。现在的舆论宣传是喧宾夺主，用个别的事例，败坏了整体的形象，做的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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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疗资源的消耗上，有两大块的消耗是巨大的，如果能把这两大块节约下来，成千上万的患病的老百姓就可以得到巨大的实惠。一块是药品价格提升上去的中间环节，不是现在获利不多的药厂；另一块就是城市医保和新农合这块设立的层层机构中的消耗了国家宝贵的卫生资源的人们，他们也是滋生各种腐败的温床。
具体运作还有许多的细节需要考虑，那就交给社会精英们去考虑了。我不是搞社会决策专业的专家，处于社会的最底层，难免坐井观天，孤陋寡闻，难有翱翔九天鸿鹄们的视野，片面偏激都在所难免；扪心自问心还是好的，出发点还是好的，还是一个爱党爱国的合格的公民。相信只要真正的从病根子下手去抓，医改的前景才是光明的。现在存在的许多现象许多问题在正确决策的实行中都会自然的消声灭迹，现在出现的许多的事“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有那么多的圣贤，那么多的社会精英，为什么不能用自己的智慧治理好这个国家？而要崇洋媚外，一切都按洋人的办，外国的月亮真的就比我国的亮吗？是否有新时代的洋奴才之嫌呢？一个人要有点精神，一个国家更要有点精神，不能闭关锁国，也不能崇洋媚外。实事求是，按自己的国情出发，做好自己的事才是正道；按我国的国情进行医改，谁又能说得清，别人不会向你来学习呢？
井底蛙
2007-6-13, 百拇医药(mzhl118)
我的意见很简单，就是成立一个专门进行医疗费用运作的机构，或者把这个工作委托给国家能够进行监控并且相信的类似保险公司运作方式的部门来运行这笔资金。
为了能更好的表述我的想法我主要以保险公司来举例。
国家把用于医改和医疗卫生事业的一部分或者全部的费用委托交给这个部门(保险公司)，让他按国家的要求来运作这笔资金。这对于这个部门(保险公司)来讲是一个年年有固定进项的资金，是一个只赚不赔的资金。国家投入的这笔资金，允许这个部门(保险公司)进入市场运作进行增值，这样这笔投入的资金就是可以增值的活的资金；经过那些专业理财师们的管理运作，可能投入10亿，运作后就增加到11亿。另一方面，鼓励个人参加各种保险，进行医疗卫生资金的补充，这样医疗资金的投入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国家投入的这笔钱只要专款专用，就可发挥它的最大效益。就是真的在运作中出现亏损，国家只要适当调整税收比例，多拨入一点就可很好地解决，这是四两拨千斤的事。我认为国家出一点(可以调控)，委托部门市场运作增值一点，个人(单位)参与保险再交一点，三方面共同努力，这件事是可以很好地解决的。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税收会不断增加，对这一块的投入也会不断的增加，这是一块活水，运作起来不会干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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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讲，每个公民发一张就医卡，不管他来自农村还是城市，不管他来自经济发达地区还是经济不发达地区，不管他向国家交的税是多还是少，一视同仁。到医院看病不需交费，就诊时把卡交给医院，看完病医院根据他就诊的花费从卡上记录一下，然后找保险公司(这里仅仅是一个举例)取钱就行了，病人看病程序简化，因看病逃费，因看病返贫的问题都可得到很好地解决。医院救治病人费用的获取有了保障，因患者无钱不积极进行救治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由于病人和医生之间无直接的经济关系，医患之间由经济利益引发的紧张关系也可很好的化解。为了做好这个工作，保险公司内部应该有一个懂医疗的专业团队，他们的任务是对医院的诊治进行审查，对各种疾病的诊治进行定价，凡属不正确的诊治费用不予支付。这样医院就得到了有效的监控，乱开检查，乱用药的问题可以迎刃而解，
社会的和谐，需要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分配相对的公平。当一个社会阶层的利益明显的受到人为的损害时，社会的和谐也就只能是一句口号，只有国家对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进行科学的协调后，社会的和谐才有了内涵，才能真正的实现。社会公民的待遇应该是平等的。要想政治上平等，经济待遇上也必须平等(不是平均主义)，而我们非要人为的分个城市和农村，搞个城市医保不过瘾，再搞个新农合。我认为这些都不是好办法，他们平添了一些新机构，又得养一大批人，如果把他们精简掉(精兵简政)可以节约一大笔的开支，如果把这些钱用到那些需要救治的病人身上，可以挽救很多的人的生命。这种浪费，不需我来细分析，相信社会精英们不用费太大的精力，就可得出结论。农民们从表面上看没有城市人创造的价值大，这是因为人为的定的粮食的价格低，要知道没有粮食，没有人的生存，城市人的价值也无法体现，也就是说，城里人的劳动价值中包含着农民的价值，如果把粮食也提提价，城里人的价值也就下降了，维系生命不能靠金银珠宝，还得靠粮食，没有了温饱哪来的创造。国家的税收本身就是递进的，高收入发达地区多交税，对医疗卫生的投入就会多一点，贫穷的不发达地区收入少对医疗卫生的投入就少一点，社会精英们应该从国家全局的利益考虑问题谋求社会公民的平等，国家公民一视同仁，不应该有人为的城市农村之分，享受医疗资源人人平等。慈善事业是应该搞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国家在医疗这一块应该做的就是让穷人看病，富人掏钱。虽然工资低的交税少，工资高的交税多，但是大家在享受医疗服务上应该是平等的。不是要向国外学习吗？有的国家的社会福利就是这样的，我们能不能学学借鉴借鉴呢？现在搞新农合对农民进行反哺，实际上是农民拿回本应该属于他们的那一份。我们为什么不能从一开始就一视同仁，为什么不能高瞻远瞩，未雨绸缪呢？为什么非要让问题发展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后才来解决呢？这应该是决策者们应该思考的问题。没有经济上的平等，也就很难有政治上的真正平等，我想曾经在农村长大的，现在成为决定别人命运的政策制定者们，对这个问题应该不会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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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保险公司对医院的医疗工作的经济运行进行监控后，有助于医院的精兵简政。目前各医院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寄生的闲人是非常多的，行政后勤人员和真正的医务人员的比例大约在30-40%左右，一所医院真的需要这么多的非医务人员吗？他们也耗费了许多的卫生资源，增加了医院运行的成本，医院的运作成本除了设备水电外，最关键的就是人员的工资成本，靠现在的体制，靠医院自身想把多余的闲人精简出去，那是难于上青天的。自己切自己长的痈如何下得了手呢？但是如果让保险公司来运作，他必然会按经济利益最大化来考虑问题，就会千方百计的想办法来降低他的支出成本，必然有办法把那些虚肿的，吃空饷的，寄生的人员从医疗卫生队伍中清除出去。因为他的利润来源于减少医疗卫生保险投入的赔付，只有精兵简政他才可以获得最大的利益。
当保险公司介入了医院的经济工作后，可以使一个地区的医疗资源配置更加的科学化。可以避免在一个地区的各所医院盲目的引进，盲目的购置大型贵重的医疗设备，最终造成国有资产的浪费，由于设备购置的科学化，有利于各个医院进行优势科室的发展，避免各个医院间的盲目竞争，最终的结果有利于患者获得最经济最有效最优质的医疗服务，这使得医院的设备更新换代的进出渠道畅通，国家的三级卫生服务网才能真正的建成并且落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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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公司介入医院的经济工作并进行监督，有助于减少权钱交易的腐败发生。医院和国家的卫生管理部门间没有了需要仰人鼻息的经济关系，有利于国家卫生政策，卫生方针的落实和实施，有利于国家公务员廉洁为公众服务，国家的行政效率提高，医院的形象也会得到很好的改善。
在社会进行变革中，国家把医院由事业单位改划成半事业半企业单位，不伦不类。事业单位的费用是国家支付的，他的任务是为国家的最高利益服务的，国防，国家管理是无法计算成本的，也是可以不进行经济核算的。企业单位就不是这样，它需要按经济规律运转，需要进行成本核算，人员的工资，人员学习培训提高，水电，设备的折旧，购置材料，运输，宣传，还有获得利润保证能够自身发展，能够组织再生产等都是要算的，这些都需要算在他的商品定价中。当一个医院既是事业又是企业时，他的社会角色也就发生了混乱。他不搞经济核算，生存就会发生问题，国家没有给够他正常运转需要的补贴(这里国家拨付的钱存在的中间盘剥不必谈，社会发展了，国家给医院补助的依据，标准也不清楚)，搞经济核算国家又不允许，因为国家认为我给你补贴了，这些补贴可以弥补医院的亏空。为了减轻国家的负担，又使医院能够生存，一些聪明的社会精英，国家政策的制定者们就出了个以药养医的怪招，这些政策(怪招)就是造成我国现在医疗卫生事业受损的，混乱的目前许多问题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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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药养医。按规定药品给医院的利润提成是15%，其他的都在药品出厂后的中间环节中被取走了。如果一支药价格1元钱，医院可得0.15元、价格100元，医院可得15元钱，医院为了自身的生存，必然会选择在同种劳动下获得利润最高的哪一种，也就是后者，这也就必然的会使患者看病的费用大大的上升。国家的差额拨款，医院是没有给医护工作人员一分一厘的，他们的工资，福利，奖金，为病人服务所需的各种开支都是需要自己去挣的(而且国家对他们的技术劳动是不允许定价的，病人看病的价格只有药品的价格，设备的价格，人员劳动的价格都是象征性的)，医护人员在重重外在因素的挤压下为了获得基本的生活费用，为了能和社会的其他成员有同样的社会地位社会利益，他们就不得不开大处方，开贵重的药，因为这样才可能有较高的回报，才能拿到自己的养命钱，也才能有奖金。救死扶伤的事业应该是高尚的，但是从事这项事业的人大多数医护人员却都是肉身凡胎，有着七情六欲的普通的人，在一个充满俗人的世界生存却要求他们要清心寡欲做圣人显然是可笑的。
再谈谈以药养医引发的另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国家强制性的要求药厂降价，想用此来降低老百姓的不满，实在是冤枉了药厂。比如一支川芎嗪出厂价0.30元，医院开给病人时是约23元，当国家强制性的挤压药厂的利润时，药厂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这必然造成国外的药品可以轻易的打垮中国的药厂。因为他们的药品定价国家是无法强制的，必须遵循国际规则运行，他们的利润也是不可能被挤压掉的，否则唯利是图的资本家怎么会到你这来投资呢？如果按出厂价给病人开药，医院的利润是多少，需要多少这样的药开出去才能养活一所医院呢？这是医院，药厂都不会接受的。如果按23元开药，医院的利润会大一点，药厂的0.30元的成本和利润有保障，双方是双赢的。只要以药养医的政策还执行，医护人员的劳动价值不能得到真正的体现，只要国家对医院不摆正他的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的定位，该给的不给该放的不放，想用将药价降下来的方式来使老百姓受益的想法无疑是三岁小儿天真的梦想。医院需要有利润才能生存，医护人员需要工资才能生活，如果药价下降使得医院得到的利润下降，医护人员的生存受到极大的威胁，它能行得通吗？这种做法真的能使老百姓受益吗？如此简单的关系，难道我们的国家精英们就看不出来吗？真是令人不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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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还应该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医院的利润来源于23元的15%，那么是什么环节把药品的价格抬高到这个水平呢？其实就是这个中间环节中的那些人才是吃老百姓的真正的大鳄，这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养活着一大群寄生的人。如果国家真地把他们给整治好了，省下的钱可能可以使更多的贫穷的老百姓受益。从上述的个案分析不难看出，医院，医护人员获得的利润和中间庞大的利益集团获得的利益相比，仍然是很小的，他们是一群代人受过的群体。
医疗卫生是保障国家公民健康的事业，从事这项事业的医护人员应该享受国家公务员待遇，应该获得国家的全额工资拨款。社会舆论的宣传应该使他们得到社会各阶层的成员们的尊重，把过去的“白衣天使”变成了今天的“贪婪白狼”的社会舆论现象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悲哀。也是我们现在运行的国家医改政策造成的恶果。毛泽东主席年轻时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值得我们的精英们好好地读一读，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经济利益也决定着人们看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当医护人员们的生存问题能得到很好地解决和保障，他们就不用费心思地去开大处方开贵重的药给病人治病，因为很多的病用基本药物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疗，老祖宗讲的衣食足知礼节的道理，是非常精辟的。由于医院医生需要从药品的利润中获得自己生存发展的资金，养活自己，他就必然的会选择治病使用贵重的药品。病人因为需要直接的向医院交款，心理上难以平衡，因此看病后逃费，赖账的就很多。有些医疗纠纷的实质就是病人借助或者是象苍蝇一样的去寻找医生的医疗纰漏，为自己获得经济上的利益。如果采用医疗卡的方法，现在的许多医患问题可以很好地解决，甚至根本就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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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社会管理的原则应该是争取简洁高效。新农合和城市医保是两套班子搞得一样的事；抛开社会人员的浪费，工资支出的费用巨大不谈，仅从行政管理的原则来衡量也是不科学不合理的。想用新农合和城市医保来解决患者的就医治病问题，而不肯从医护人员的基本生存来考虑问题，我想和过去的老农合一样，也许会是昙花一现的美景。因此它的运作是否能像宣传的那样，能够没有腐败，让老百姓(是普通的老百姓而不是用于宣传的样板老百姓)真正获得实惠值得怀疑。
一些人还认为，这是自己当婊子还要立牌坊的行为。要么国家把卫生人员的人头费用承担起来，要么完全的不承担，让他们按照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办，进行全成本核算，优胜劣汰。现在国家不想承担卫生人员的费用，说他没管他给了一点，说他给了又没有给够，客观事实是卫生人员不进行成本核算，就难以生存，想进行成本核算国家又不允许(因为他给了一点)。像一个三岁的小孩一样，国家也需要老百姓的赞扬，当老百姓有了怨声时，采用个看病给部分补贴的办法来获得老百姓的欢声；这笔费用肯定是不足以支付老百姓看病所需要的费用的，因此当费用不够时，就采用对医院的医疗运作费用报销采用限价的方式来挤兑医院本已很微薄的为生存发展而谋的利润。好名声是手中握有权力的国家，坏名声就是那些救死扶伤的医护人员们，一些做着社会的善事心中淌血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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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核算是最基本的经济学概念。现在各行各业做事情都讲究成本核算，投资修好一条公路，是要收费还贷的；因为他要收回给工人发的工资付出，收回建设材料设备的成本付出，也要收回谋求自身的进一步发展所需的利润。没有成本核算，任何事业都不能长久。而我国的医疗事业是无成本核算概念的，一个学医的大学生在他行医以前，需要多大的教育投入(这里不仅仅是国家的投入，还有学生家庭的投入)成本？要知道他们需要的学习时间是比其他学科的学生要多一年的，这个因素在我国的工资标准制定中考虑过没有？我认为医科大学毕业的学生应该比其他学科毕业的学生其实工作的工资高一个等级，这才符合它的教育投入成本的实际情况，也才有利于扭转目前医护人员子女不愿学医的社会现象。当到基层工作的医护人员能得到较高的工资补助时(不能以他从为病人服务的实际收入来核算)，目前毕业后的医护人员都往大医院挤的现象就可以得到扭转(当然还得有其他的跟进措施)，基层的老百姓也才能得到实实在在的较好的卫生服务。正是由于在我国的医疗服务收费中是无卫生人员的劳动成本的价值(这反映的是卫生医护人员在国家的心目中是无价值的)，只有机器的检查成本价格，药品的价格，因此在老百姓的心目中也就更没有价值了。因为医护人员的劳动没有价值，所以他们的劳动也就不值得尊重和珍惜了。曾记得过去年代医护人员把病人的病看好了，病人表示感谢的不是医护人员，而是感谢党感谢毛主席。那时生老病死有依靠是社会主义优越性一个代表性的表现。出现这种现象的基础是医护人员的工资是国家支付的，医护人员在为患者的医疗服务中不需要考虑自己劳动的成本，医护人员的工作是为病人为政治为国家服务的。现在国家不给医护人员发工资(差额)了，医护人员就必须考虑自己挣钱养活自己，而国家拨给卫生人员的那点钱都让卫生管理部门的人员，医院管理部门的人员吃掉了(具体干什么了，精英们可以到基层医院解剖几个麻雀也就清楚了，怕的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还要求医护人员们同原来一样现实吗？医护人员们大多数也是凡骨凡胎，也需要养家糊口，也需要考虑自己更好的生存。我们的舆论只强调奉献，不允许他们考虑成本和利润问题，这难道正常吗？如果想索取就是大逆不道，那么别的行业可否也可不考虑利润，火车随便坐，飞机随便乘，贷款可无利息成吗？只有国家能让医护人员们不为生存犯愁，能保障他们不用为衣食谋，乱开药，乱收费的问题就可得到很好地解决。医护人员们就可把精力心思用到更好地为病人解决病痛等问题上，就会在提高医术上下功夫，治疗疾病的效果就会更好。如果是这样的话，最终病人可以得到更好的服务，更多的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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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生命是无价的，而我们偏要给他订出个价格来，是否有点奇怪。一个人生病就像一台机器出了毛病，再好的修复也不可能达到一台新车出厂时的状态，医学更是如此，它能解决的问题是有限的。比如，邓小平是伟大的国家领导者，就是倾全国的财力也不能挽救他的生命，这是因为生命的自然过程谁也不能阻挡。但是我国的某些专家权威却提出医疗是商品的怪论，提出病人看病是消费，只要病人花了钱你就得给最好的服务，如若不然，就不应该掏腰包，如果治疗效果不能达到病人满意，甚至还应该要求服务的医务人员进行赔偿，对这样的怪论国家舆论也不进行批判，难道不是民族的悲哀吗？一个职工正常死亡，国家给的伤葬费2000-3000元，一个病人意外的死亡，赔付的费用扩大十倍也就是2-3万元，可是一旦被法院判为医疗事故，赔付可达到数十万，理由是病人如果能生存他还可以享受多少多少，这些仅仅是假设，人已经死亡它能享受哪些虚无的东西吗？再来看看医务人员，他的工资就是400-500元，这是现在的工资不是涨工资前的工资，那时的工资可能还没有这么多，假定赔付20万元，这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用数十年投资培养的医生，工作一辈子不吃不喝也还不清给病人赔付的费用。且不用说他们也是凡人，也是需要养家糊口的，就是圣人恐怕不吃不喝也不成。法院的判决考虑没考虑这些为救治病人做出巨大智力心力付出的医护人员人的利益呢？究竟谁是这个社会的弱者？是为病人服务者，还是享受着别人服务的被服务者呢？就算是医院来承担，在国家不允许他们按经济规律运作，不允许按成本收取费用，仅靠以药养医又需要获得多少的利润才能弥补这个窟窿呢？人命关天，承担这天大的责任的医护人员工作怎么会草菅人命，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我国的医学生培训教育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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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医学教育，在学校中能对尸体进行全面解剖的学生寥寥无几，能对动物进行亲自操作完整解剖的也是凤毛麟角。大多数的毕业生都需要毕业后在临床实践中慢慢的接触去掌握。因此在工作的早期，他们出现工作中的小失误是难免的，这需要给以宽容给以鼓励，也应该给以批评和指正，但是对于这种情况可以归为医疗事故吗？谁都明白高明的医生是受挫折最多的医生，老医生的经验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不断地总结过去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成熟起来的。现在的舆论对医学的报道和责难，完全是一种肤浅的，令人嗤之以鼻的行为。过去的卫生部对医护人员出现医疗问题有两个划分。一旦因治疗出现医患矛盾，首先是弄清楚在患者的诊治过程中医护人员是否存在技术事故或者责任事故。技术事故应该由医疗主管部门管，因为发生事故的人本身的技术职称，技术水平是不相同的，年轻的人刚参加工作，容易发生技术事故，这应该在一定的范围，程度上是允许的，否则年轻的医生如何成长起来？对于责任事故应该交给法院管，工作的责任心是一个人的素质，是在上大学时就应该养成的。而现在都往法院告，都由法院按法律操作，只要病人告，就判定医院赔付，要保护病人“弱者”的利益，“要想富，告大夫，告倒医院就成万元户”。这种社会环境，年轻的医护人员们怎能不谨小慎微，缩手缩脚，那么有经验的医生还怎么生成。医学本身就是在不断的出现错误，解决修正错误的过程中发展前进的；一个社会对于医学的求全责备，反映着这个社会的浮躁和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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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医护人员而言，这是一个没有人监督要靠医生的平时学识胆识来解决的问题的行业。在他行医时，他是单独的面对着许多不能重复的，病情复杂的活生生的个体；诊治疾病，抢救危重病人，手术发生意外等等都需要他临场决断；就是他学富五车，也难以保证做到每一次的处理都是正确的。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制定一个政策需要那么多的精英们反复的研究审查论证，层层的把关，还不能保证不犯错误(比如：现在的社会精英们，当年高考门门都得百分的恐怕没有一个，法院不能保证没有冤假错案，过去国家曾经推行的夏令时就是一个错误，以药养医的政策在社会实践中也已被证实是错误的)。要求医生在行医的过程中绝对的不犯错误，不是求全责备又是什么？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个非常浅显的道理，难道我们国家培养的新闻记者就不知道吗？如果要讲赔付，国家政策失误造成的恶果应该如何赔？法院的冤假错案对社会的不利影响应该如何赔？不负责任的新闻报道造成的社会思想认识混乱又该赔付多少呢？
国家培养的新闻工作者和医务工作者本是亲兄弟的关系。现在搞新闻的以维护大众的利益自居，对各种事情都进行所谓的曝光披露，好像他们天生就是救世主，他们是在为民请命，别人都是他们可以随便评论编排的玩偶。要知道医务工作者也是国家培养的，是救死扶伤的为社会建设者们的健康服务，为他们的生命保驾护航的，从事的也是这个社会的高尚的事业。按照国家现行的政策，他们都是一些高尚的勤苦的，应该得到社会尊重的弱势劳动者。现在由于搞新闻的弟弟对搞医学的哥哥的糟践，硬是把白衣天使变成了吃人的白狼，这难道不是国家的悲哀，国家教育的悲哀。“本是同根生，糟践恶毒极”在医患之间，医生才是真正的弱者。病人可以超越科学的现实，对医生提出无理的治疗要求，而医生们为了对每个生命承担起责任，就必须不断的学习探索，不断地对自身进行修养提高。行医如同走钢丝，哪个医生敢对每个生命掉以轻心(素质不高者有，但这不是医务工作者的主体，同理新闻队伍中的败类也是存在的，他们也不是主体，对于这些人能不能过多地去宣扬呢？)。现在的舆论宣传是喧宾夺主，用个别的事例，败坏了整体的形象，做的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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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疗资源的消耗上，有两大块的消耗是巨大的，如果能把这两大块节约下来，成千上万的患病的老百姓就可以得到巨大的实惠。一块是药品价格提升上去的中间环节，不是现在获利不多的药厂；另一块就是城市医保和新农合这块设立的层层机构中的消耗了国家宝贵的卫生资源的人们，他们也是滋生各种腐败的温床。
具体运作还有许多的细节需要考虑，那就交给社会精英们去考虑了。我不是搞社会决策专业的专家，处于社会的最底层，难免坐井观天，孤陋寡闻，难有翱翔九天鸿鹄们的视野，片面偏激都在所难免；扪心自问心还是好的，出发点还是好的，还是一个爱党爱国的合格的公民。相信只要真正的从病根子下手去抓，医改的前景才是光明的。现在存在的许多现象许多问题在正确决策的实行中都会自然的消声灭迹，现在出现的许多的事“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有那么多的圣贤，那么多的社会精英，为什么不能用自己的智慧治理好这个国家？而要崇洋媚外，一切都按洋人的办，外国的月亮真的就比我国的亮吗？是否有新时代的洋奴才之嫌呢？一个人要有点精神，一个国家更要有点精神，不能闭关锁国，也不能崇洋媚外。实事求是，按自己的国情出发，做好自己的事才是正道；按我国的国情进行医改，谁又能说得清，别人不会向你来学习呢？
井底蛙
2007-6-13, 百拇医药(mzhl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