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腿站立”的病人与“单向度”的医生──对建立和谐医患关系的思考
“早晨天色阴沉,但有迹象表明稍晚时天气会转晴”。奥利弗·萨克斯,著名的作家医生不幸摔下了山,断了腿。“我原本以为自己的伤势显而易见,普通寻常,只是腿部肌肉和神经受到了严重但并不复杂的损害,可怎么也没有想到,它的影响是那么深远!”
“单腿站立”的愿望
“我必须按指令办事,病人入院时要为他测量直肠体温,这是医院的规矩”。护士冷冷的回答:一位有些死板、缺乏美感的护士,拒绝了萨克斯医生用测量口腔温度代替直肠体温的请求(因为骨折,翻身会引起剧痛),萨克斯在住院期间,经历了一系列曾经习以为常、合理不合情的事,令他很不愉快。“这次反过来了,我现在是一个病人,被受伤的腿困扰着,我无法理解自己的状况,也无法和医生沟通,所以把它写下来是对我唯一的安慰。”因此就诞生了《单腿站立》(奥利弗·萨克斯著),这本书获得了刘易斯·托马斯奖。
萨克斯医生在时空变换、角色转化过程中深切地体会到:我们都会遭受双重的痛苦和双重的折磨,一种是肉体的,一种是心灵的,而这两种痛苦若与医生不能很好的沟通时就会产生“一种仇恨,甚至是类似偏执狂的对抗。当然我知道他们(指医生、整个医疗体系、医疗机构)和我一样一直是一个高尚的人,而且每个人都是出于善意,尽量想把事情做到最好。”因为患者自认为不能被完全满足以下心理需要:生存需要、安全需要、接纳与被接纳的需要、尊重与被尊重(爱和被爱)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不能够平等地“双腿”站立在医生面前,所以感觉自己是“单腿站立”的人。
, 百拇医药
萨克斯医生探究其源,认为病人希望“与医生这个人而不是与医生的这种身份建立关系。”他一语中的:在理性思维和实证的“解剖刀”牵引下,在“医疗机器的流水线上”,医生不得已地扮演了一个“修理工”的角色,把“病”与“人”分裂开了。
萨克斯医生作为病人时,发现“在患病与健康之间存在着鸿沟、深渊似的鸿沟,病人需要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恢复”。希望医生能“快乐着你的快乐,痛苦着你的痛苦”;希望医生的安慰、鼓励和尊重;希望医生能在卓越的医术和仁慈的人性之间作一个优美的“领舞者”。若不能达到这种近乎于理想状态的标准,就可能会产生持续的、有传染性的和强烈的仇医心态。
单向度的思维
萨克斯医生深知“单腿站立”的病人面对的是“单向度”的医生(《单向度的人》马尔库赛著)。在生物医学模式的长期浸淫下,他们早已丧失了合理地批判该模式的能力。以机械唯物论的思维方法为导航仪,在广泛应用“解剖刀”(各种高新技术设备)这把无情的器具,再加上显微镜只分析局部不综合整体和寻求特异性病原学说这种管状视野的方法,病人就变成了是可以修修补补的机器。还原论的思维方法把人体和疾病的高级运动形式归结为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的低级运动形式并用之解释人体和疾病的规律,导致了形态和功能、局部和整体、微观和宏观、生理和心理、生物和社会、机体和环境之间的脱节现象。而作为就医的主体——病人则受到了极大的冷落和忽视。这种被扭曲了的科学,导致了对医患双方的奴役。它的哲学根源是操作主义、实证主义、工具主义和分析哲学等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中国医师协会会长殷大奎提醒医务人员在临床工作中必须具备三种意识:要将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要有依法行医的意识,要有尊重患者权利的意识。
, http://www.100md.com
在期盼中寻求
“单腿站立”的病人与“单向度”的医生能否相互理解和沟通吗?在机器工业文化中,社会分工的细化,医患交往凸显其重要性、多样性和复杂性。当代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的理论”。该理论包括以下几层含义:第一,“交往行为”是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第二,它是以符号或者语言作为媒介的一种交往工具;第三,它必须以社会规范作为交往行为的准则;第四,交往的主要形式是对话;目的是相互理解。在《交往与社会进化中》(哈贝马斯著)一书中,哈贝马斯指出“理解最狭窄的意义是表示两个主体以同样的方式理解一个语言学表达;而最宽泛的意义则是表示在彼此认可的规范性背景相关的话语的正确性上,两个主体之间存在某种协调;此外还表示两个交往过程的参与者能对世界上的某种东西达成理解,并能使自己的意向为对方所理解”。
若以“交往行为理论”分析医患纠纷,就会发现症结所在:第一,在大工业文化中,标准化和技术化是其工具特征,医学专业的语言表达是由一系列术语构成。若医患双方没有足够的时间交流沟通、若患者的文化水平不足以理解基本的科学知识、若医生缺乏通俗易懂的表达能力,三者缺其一沟通就困难。第二,随着历史的嬗递演进、社会的急剧变革和多元文化的冲击,对正式或非正式规范的认可、理解和执行都存在诸多变量时,医患双方在该层面上就会有很多非自身力量所能解决的交往矛盾。第三,相互理解的重点是如何恰当地运用语言。塞缪尔·亨廷顿说:“语言是在不同文化间进行知识交流的工具……语言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世界权利的分配”(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关系的重建》)。哈贝马斯也明确提出言语在对话交往中的四条基本原则:可领会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医患之间由于分工的不同和知识的差异,其言语交流在可领会性和真实性方面必打折扣。由于行业公信力的下降、医生职业权威、道德魅力和社会地位的下降以及对陌生人诚信度的怀疑,在真诚性和正确性方面医患双方都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博弈状态。
“在近年有增无减的医患纠纷中,涉及患者知情权的问题几乎成为医患纠纷的核心。据中华医学会等权威机构统计,全国每年医疗纠纷案件以11%的速度递增。在这些案件中,真正构成医疗事故的仅占30%左右,而因为医方未履行告知义务,或告知不充分侵犯患方知情权的超过60%。”(《中国医学论坛报》2007年9月27日A9版)。
如何使“单腿站立”的病人与“单向度”的医生行走在和谐交往的“双行道”上呢?新近出版的《医患沟通手册》和《医疗告知手册》对医患交往中提出了建议,并对如何改善医患关系进行了积极探索。希望萨克斯医生的预言能早日实现——“早晨天色阴沉,但有迹象表明稍晚时天气会转晴”。, 百拇医药
“单腿站立”的愿望
“我必须按指令办事,病人入院时要为他测量直肠体温,这是医院的规矩”。护士冷冷的回答:一位有些死板、缺乏美感的护士,拒绝了萨克斯医生用测量口腔温度代替直肠体温的请求(因为骨折,翻身会引起剧痛),萨克斯在住院期间,经历了一系列曾经习以为常、合理不合情的事,令他很不愉快。“这次反过来了,我现在是一个病人,被受伤的腿困扰着,我无法理解自己的状况,也无法和医生沟通,所以把它写下来是对我唯一的安慰。”因此就诞生了《单腿站立》(奥利弗·萨克斯著),这本书获得了刘易斯·托马斯奖。
萨克斯医生在时空变换、角色转化过程中深切地体会到:我们都会遭受双重的痛苦和双重的折磨,一种是肉体的,一种是心灵的,而这两种痛苦若与医生不能很好的沟通时就会产生“一种仇恨,甚至是类似偏执狂的对抗。当然我知道他们(指医生、整个医疗体系、医疗机构)和我一样一直是一个高尚的人,而且每个人都是出于善意,尽量想把事情做到最好。”因为患者自认为不能被完全满足以下心理需要:生存需要、安全需要、接纳与被接纳的需要、尊重与被尊重(爱和被爱)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不能够平等地“双腿”站立在医生面前,所以感觉自己是“单腿站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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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斯医生探究其源,认为病人希望“与医生这个人而不是与医生的这种身份建立关系。”他一语中的:在理性思维和实证的“解剖刀”牵引下,在“医疗机器的流水线上”,医生不得已地扮演了一个“修理工”的角色,把“病”与“人”分裂开了。
萨克斯医生作为病人时,发现“在患病与健康之间存在着鸿沟、深渊似的鸿沟,病人需要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恢复”。希望医生能“快乐着你的快乐,痛苦着你的痛苦”;希望医生的安慰、鼓励和尊重;希望医生能在卓越的医术和仁慈的人性之间作一个优美的“领舞者”。若不能达到这种近乎于理想状态的标准,就可能会产生持续的、有传染性的和强烈的仇医心态。
单向度的思维
萨克斯医生深知“单腿站立”的病人面对的是“单向度”的医生(《单向度的人》马尔库赛著)。在生物医学模式的长期浸淫下,他们早已丧失了合理地批判该模式的能力。以机械唯物论的思维方法为导航仪,在广泛应用“解剖刀”(各种高新技术设备)这把无情的器具,再加上显微镜只分析局部不综合整体和寻求特异性病原学说这种管状视野的方法,病人就变成了是可以修修补补的机器。还原论的思维方法把人体和疾病的高级运动形式归结为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的低级运动形式并用之解释人体和疾病的规律,导致了形态和功能、局部和整体、微观和宏观、生理和心理、生物和社会、机体和环境之间的脱节现象。而作为就医的主体——病人则受到了极大的冷落和忽视。这种被扭曲了的科学,导致了对医患双方的奴役。它的哲学根源是操作主义、实证主义、工具主义和分析哲学等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中国医师协会会长殷大奎提醒医务人员在临床工作中必须具备三种意识:要将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要有依法行医的意识,要有尊重患者权利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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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期盼中寻求
“单腿站立”的病人与“单向度”的医生能否相互理解和沟通吗?在机器工业文化中,社会分工的细化,医患交往凸显其重要性、多样性和复杂性。当代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的理论”。该理论包括以下几层含义:第一,“交往行为”是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第二,它是以符号或者语言作为媒介的一种交往工具;第三,它必须以社会规范作为交往行为的准则;第四,交往的主要形式是对话;目的是相互理解。在《交往与社会进化中》(哈贝马斯著)一书中,哈贝马斯指出“理解最狭窄的意义是表示两个主体以同样的方式理解一个语言学表达;而最宽泛的意义则是表示在彼此认可的规范性背景相关的话语的正确性上,两个主体之间存在某种协调;此外还表示两个交往过程的参与者能对世界上的某种东西达成理解,并能使自己的意向为对方所理解”。
若以“交往行为理论”分析医患纠纷,就会发现症结所在:第一,在大工业文化中,标准化和技术化是其工具特征,医学专业的语言表达是由一系列术语构成。若医患双方没有足够的时间交流沟通、若患者的文化水平不足以理解基本的科学知识、若医生缺乏通俗易懂的表达能力,三者缺其一沟通就困难。第二,随着历史的嬗递演进、社会的急剧变革和多元文化的冲击,对正式或非正式规范的认可、理解和执行都存在诸多变量时,医患双方在该层面上就会有很多非自身力量所能解决的交往矛盾。第三,相互理解的重点是如何恰当地运用语言。塞缪尔·亨廷顿说:“语言是在不同文化间进行知识交流的工具……语言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世界权利的分配”(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关系的重建》)。哈贝马斯也明确提出言语在对话交往中的四条基本原则:可领会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医患之间由于分工的不同和知识的差异,其言语交流在可领会性和真实性方面必打折扣。由于行业公信力的下降、医生职业权威、道德魅力和社会地位的下降以及对陌生人诚信度的怀疑,在真诚性和正确性方面医患双方都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博弈状态。
“在近年有增无减的医患纠纷中,涉及患者知情权的问题几乎成为医患纠纷的核心。据中华医学会等权威机构统计,全国每年医疗纠纷案件以11%的速度递增。在这些案件中,真正构成医疗事故的仅占30%左右,而因为医方未履行告知义务,或告知不充分侵犯患方知情权的超过60%。”(《中国医学论坛报》2007年9月27日A9版)。
如何使“单腿站立”的病人与“单向度”的医生行走在和谐交往的“双行道”上呢?新近出版的《医患沟通手册》和《医疗告知手册》对医患交往中提出了建议,并对如何改善医患关系进行了积极探索。希望萨克斯医生的预言能早日实现——“早晨天色阴沉,但有迹象表明稍晚时天气会转晴”。,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