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最新科研成果贴近每个人——孙燕院士畅谈ASCO 2007年重大进展
在ASCO评出的临床肿瘤研究进展中,哪些放之四海而皆准,哪些可以“拿来”借鉴,哪些离我们的临床实践较远,需审慎对待。毕竟,中美两国的国情不同:人种不同,许多肿瘤的发病情况不同,治疗策略也不同。对此,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孙燕院士给出了他的观点。
“重视预防,早期发现,把卫生工作重点前移”
记者:ASCO评出的6大重要进展中4项涉及肿瘤预防和筛查。预防和筛查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我国的肿瘤防治工作是否也同样重视预防和筛查?
孙燕院士:这些进展对我们有很多启发,也进一步坚定了我们做好肿瘤预防工作的决心。“重视预防,早期发现”是我国肿瘤防治工作的一个重点,也是一个传统。自古以来中医就有“上工治未病”的说法。新中国成立后,“预防为主”也一直是卫生工作方针之一。可以说,几十年来中国肿瘤事业成就最大的就是肿瘤高发区如河南林州食管癌、江苏启东肝癌和云南个旧肺癌高发区的工作。现在大家都在提“把卫生工作的重点前移”,所谓“前移”,就是更多地进入到预防领域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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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乳腺癌筛查(普查)方面,MRI应用前景如何?
孙燕院士:乳腺癌发病率非常高,且呈日益上升趋势,因而乳腺癌筛查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也符合前面提到的卫生工作重点前移。最早我们推广的是妇女在每月月经刚结束时进行乳腺自查,这有利于检出一些早期癌。后来有了乳房X线摄影术,但由于该检查有放射线暴露,不能用于所有妇女(如妊娠妇女),甚至有资料表明频繁的X线照射也可能会增加乳腺癌危险,因而有些人对此存在顾虑。近年来,MRI被引入乳腺癌筛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其最大的贡献是在于可以检出病期非常早的乳腺导管原位癌(DCIS),而DCIS不同于浸润性乳腺癌,基本都可以治愈。当然,美国癌症学会只推荐MRI作为高危人群的有效筛查方法,并未推荐对全部妇女开展MRI筛查,对该群体X线摄影仍然是标准的乳腺癌筛查标准方法。鉴于国内MRI开展不是太普遍、检查费用高、设备不足的现状,应用MRI进行全民乳腺癌筛查并不现实。
记者:请您点评一下关于肿瘤预防和筛查的其他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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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燕院士:多年来对激素替代疗法(HRT)是否可以增加乳腺癌危险存在争论。2007年的研究资料说明,对高危人群特别是有家族史、基因突变(如BRCA1/BRCA2、TP53和PTEN等)和其他因素的患者应当慎用 HRT。我们认为,什么疗法都应当有明确的适应证,所以对 HRT不应该全盘否定。通过监测某些妇女(如严重骨质疏松和雌激素水平低下)在专家指导下合理补充性激素是可行的。
人乳头状瘤病毒(HPV)感染与口咽癌的相关性,更多地与西方国家某些人群的生活方式相关。因为HPV只能通过性器官传播,某些性生活方式可能导致了HPV感染与口咽癌相关。我国还没有类似研究结果。还有很多癌症和病毒感染有关,都应当引起重视,因为这表明不但可通过避免病毒感染,还可能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癌症。
至于预防性颅脑照射对小细胞肺癌的生存益处,学术界已经研究多年。以前的资料表明,该方法可减少颅内转移,但未能延长患者生存期。所以对2007年的这一结论还需要更多研究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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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靶向治疗开启了肿瘤治疗新领域”
记者:在ASCO连续3年评出的临床肿瘤研究重大进展中,分子靶向治疗已经固定地占有了一席之地且所占份额都不少。请您评价一下分子靶向治疗在肿瘤治疗中的地位。
孙燕院士:每年都有新的分子靶向药物不断问世,已有的分子靶向药物也会增加新的适应证。分子靶向治疗虽不能代替传统的治疗如手术、放疗等,但其重大意义在于可以使治疗更具特异性,更好地实现个体化治疗。因此,我认为这是一种很有前景的疗法,至少在有些常见肿瘤临床应用已有成效,例如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肾癌和胃肠间质瘤(GIST)等。除了ASCO提出的贝伐单抗可提高晚期肾癌生存时间以外,近两年美国批准治疗晚期肾癌的还有索拉非尼、舒尼替尼和temsirolimus等靶向药物,在一定程度上都提高了晚期肾癌疗效。
我们的中医向来是辨证论治的,而分子靶向治疗在某种意义上也体现了中医的“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同病异治”的成功例子之一,就是吉非替尼对有表皮生长因子受体突变的NSCLC有良好疗效,另外,利妥昔单抗则主要用于治疗表达CD20的B细胞淋巴瘤。伊马替尼在慢性髓性白血病(CML)和表达CD117的GIST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肿瘤中的独特疗效,则是“异病同治”的最好例证。
, http://www.100md.com
肿瘤分子、受体、信号转导方面的研究把病因学、预防和治疗很好地连贯了起来,可以说,分子靶向治疗开启了肿瘤治疗新领域。
“中国正逐渐融入国际大家庭”
记者:2007年国内临床肿瘤研究取得了哪些进展?
孙燕院士:目前国内还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或组织来对临床肿瘤研究进展进行年度评选。我觉得,中国肿瘤事业近年来的最大进步就是,中国正在逐渐地、更多地融入到国际大家庭中。对于世界年度重大进展,我们有自己的见解,也做出了贡献。例如,在2007年公布的吉非替尼治疗晚期NSCLC的INTEREST国际临床研究中,中国入组了200多例病例,可以说贡献最大。再如,索拉非尼在亚洲的研究,我本人和管忠震教授是牵头人和主要负责人。同时,我们也加强了与国际肿瘤组织如ASCO和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的联系和合作。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总体而言,中国肿瘤学科的发展跟我们的大国地位还很不相称,需要努力的地方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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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中国有哪些临床肿瘤研究已经达到甚至领先于国际水平?
孙燕院士:一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在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的治疗上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上海同道首创的维甲酸诱导分化治疗APL取得良好疗效,并且对作用机制也做了阐明。哈尔滨同道首先应用诱导细胞凋亡的三氧化二砷治疗APL,上海同道对其作用机制做了深入研究,这次美国同道也做了同样研究。这些药物现已成为APL的治疗规范。
二是肿瘤高发区工作取得的成绩。包括河南林州食管癌防治点、江苏启东肝癌防治点、云南个旧肺癌防治点和山西宫颈癌防治点在内的高发区工作,很多都是与世界卫生组织(WHO)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合作的。例如,林州食管癌防治工作开展数十年以来,当地食管癌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显著降低。在启东肝癌防治点,通过血清甲胎蛋白(AFP)筛查,发现了很多没有症状的早期肝癌,使其有机会得到早期治疗。“小肝癌”(5厘米以下的早期肝癌)这个词就是中国人首先提出的。在该工作中做出重大贡献的孙宗棠教授和汤钊猷教授也因此共享了美国癌症基金会颁发的Cancer Immunology奖。目前,我国早期肝癌的发现率和治疗率在全球绝对是第一的。个旧肺癌防治点发现了近100例世界罕见的“X线隐性肺癌”,即在痰里查到癌细胞,但胸部X线检查不能定位,甚至支气管镜也不能发现病灶。早期肺癌的筛查在世界范围内还存在争议,但我们主张以人为本,早期发现是我们的工作重点。
第三,中医中药研究有可能成为中国为世界医学做出的最大贡献。中医强调从整体来认识疾病,还有辩证论治和“上工治未病”等理念,都是非常具有指导意义的。我们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应用现代免疫学的方法研究扶正中药,发现有些中药可以提高细胞免疫功能,并且可以提高远期生存率。我们还发现,包括参一胶囊在内的6种中药都具有抑制肿瘤新生血管生成的作用,其疗效与现在非常热门的贝伐单抗相似。因而,我觉得中医中药是一个很有前景、很宽广的领域,当然,要真正实现其价值,应最大限度地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来阐明中医中药的作用。, 百拇医药
“重视预防,早期发现,把卫生工作重点前移”
记者:ASCO评出的6大重要进展中4项涉及肿瘤预防和筛查。预防和筛查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我国的肿瘤防治工作是否也同样重视预防和筛查?
孙燕院士:这些进展对我们有很多启发,也进一步坚定了我们做好肿瘤预防工作的决心。“重视预防,早期发现”是我国肿瘤防治工作的一个重点,也是一个传统。自古以来中医就有“上工治未病”的说法。新中国成立后,“预防为主”也一直是卫生工作方针之一。可以说,几十年来中国肿瘤事业成就最大的就是肿瘤高发区如河南林州食管癌、江苏启东肝癌和云南个旧肺癌高发区的工作。现在大家都在提“把卫生工作的重点前移”,所谓“前移”,就是更多地进入到预防领域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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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乳腺癌筛查(普查)方面,MRI应用前景如何?
孙燕院士:乳腺癌发病率非常高,且呈日益上升趋势,因而乳腺癌筛查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也符合前面提到的卫生工作重点前移。最早我们推广的是妇女在每月月经刚结束时进行乳腺自查,这有利于检出一些早期癌。后来有了乳房X线摄影术,但由于该检查有放射线暴露,不能用于所有妇女(如妊娠妇女),甚至有资料表明频繁的X线照射也可能会增加乳腺癌危险,因而有些人对此存在顾虑。近年来,MRI被引入乳腺癌筛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其最大的贡献是在于可以检出病期非常早的乳腺导管原位癌(DCIS),而DCIS不同于浸润性乳腺癌,基本都可以治愈。当然,美国癌症学会只推荐MRI作为高危人群的有效筛查方法,并未推荐对全部妇女开展MRI筛查,对该群体X线摄影仍然是标准的乳腺癌筛查标准方法。鉴于国内MRI开展不是太普遍、检查费用高、设备不足的现状,应用MRI进行全民乳腺癌筛查并不现实。
记者:请您点评一下关于肿瘤预防和筛查的其他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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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燕院士:多年来对激素替代疗法(HRT)是否可以增加乳腺癌危险存在争论。2007年的研究资料说明,对高危人群特别是有家族史、基因突变(如BRCA1/BRCA2、TP53和PTEN等)和其他因素的患者应当慎用 HRT。我们认为,什么疗法都应当有明确的适应证,所以对 HRT不应该全盘否定。通过监测某些妇女(如严重骨质疏松和雌激素水平低下)在专家指导下合理补充性激素是可行的。
人乳头状瘤病毒(HPV)感染与口咽癌的相关性,更多地与西方国家某些人群的生活方式相关。因为HPV只能通过性器官传播,某些性生活方式可能导致了HPV感染与口咽癌相关。我国还没有类似研究结果。还有很多癌症和病毒感染有关,都应当引起重视,因为这表明不但可通过避免病毒感染,还可能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癌症。
至于预防性颅脑照射对小细胞肺癌的生存益处,学术界已经研究多年。以前的资料表明,该方法可减少颅内转移,但未能延长患者生存期。所以对2007年的这一结论还需要更多研究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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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靶向治疗开启了肿瘤治疗新领域”
记者:在ASCO连续3年评出的临床肿瘤研究重大进展中,分子靶向治疗已经固定地占有了一席之地且所占份额都不少。请您评价一下分子靶向治疗在肿瘤治疗中的地位。
孙燕院士:每年都有新的分子靶向药物不断问世,已有的分子靶向药物也会增加新的适应证。分子靶向治疗虽不能代替传统的治疗如手术、放疗等,但其重大意义在于可以使治疗更具特异性,更好地实现个体化治疗。因此,我认为这是一种很有前景的疗法,至少在有些常见肿瘤临床应用已有成效,例如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肾癌和胃肠间质瘤(GIST)等。除了ASCO提出的贝伐单抗可提高晚期肾癌生存时间以外,近两年美国批准治疗晚期肾癌的还有索拉非尼、舒尼替尼和temsirolimus等靶向药物,在一定程度上都提高了晚期肾癌疗效。
我们的中医向来是辨证论治的,而分子靶向治疗在某种意义上也体现了中医的“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同病异治”的成功例子之一,就是吉非替尼对有表皮生长因子受体突变的NSCLC有良好疗效,另外,利妥昔单抗则主要用于治疗表达CD20的B细胞淋巴瘤。伊马替尼在慢性髓性白血病(CML)和表达CD117的GIST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肿瘤中的独特疗效,则是“异病同治”的最好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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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分子、受体、信号转导方面的研究把病因学、预防和治疗很好地连贯了起来,可以说,分子靶向治疗开启了肿瘤治疗新领域。
“中国正逐渐融入国际大家庭”
记者:2007年国内临床肿瘤研究取得了哪些进展?
孙燕院士:目前国内还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或组织来对临床肿瘤研究进展进行年度评选。我觉得,中国肿瘤事业近年来的最大进步就是,中国正在逐渐地、更多地融入到国际大家庭中。对于世界年度重大进展,我们有自己的见解,也做出了贡献。例如,在2007年公布的吉非替尼治疗晚期NSCLC的INTEREST国际临床研究中,中国入组了200多例病例,可以说贡献最大。再如,索拉非尼在亚洲的研究,我本人和管忠震教授是牵头人和主要负责人。同时,我们也加强了与国际肿瘤组织如ASCO和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的联系和合作。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总体而言,中国肿瘤学科的发展跟我们的大国地位还很不相称,需要努力的地方还很多。
, 百拇医药
记者:中国有哪些临床肿瘤研究已经达到甚至领先于国际水平?
孙燕院士:一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在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的治疗上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上海同道首创的维甲酸诱导分化治疗APL取得良好疗效,并且对作用机制也做了阐明。哈尔滨同道首先应用诱导细胞凋亡的三氧化二砷治疗APL,上海同道对其作用机制做了深入研究,这次美国同道也做了同样研究。这些药物现已成为APL的治疗规范。
二是肿瘤高发区工作取得的成绩。包括河南林州食管癌防治点、江苏启东肝癌防治点、云南个旧肺癌防治点和山西宫颈癌防治点在内的高发区工作,很多都是与世界卫生组织(WHO)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合作的。例如,林州食管癌防治工作开展数十年以来,当地食管癌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显著降低。在启东肝癌防治点,通过血清甲胎蛋白(AFP)筛查,发现了很多没有症状的早期肝癌,使其有机会得到早期治疗。“小肝癌”(5厘米以下的早期肝癌)这个词就是中国人首先提出的。在该工作中做出重大贡献的孙宗棠教授和汤钊猷教授也因此共享了美国癌症基金会颁发的Cancer Immunology奖。目前,我国早期肝癌的发现率和治疗率在全球绝对是第一的。个旧肺癌防治点发现了近100例世界罕见的“X线隐性肺癌”,即在痰里查到癌细胞,但胸部X线检查不能定位,甚至支气管镜也不能发现病灶。早期肺癌的筛查在世界范围内还存在争议,但我们主张以人为本,早期发现是我们的工作重点。
第三,中医中药研究有可能成为中国为世界医学做出的最大贡献。中医强调从整体来认识疾病,还有辩证论治和“上工治未病”等理念,都是非常具有指导意义的。我们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应用现代免疫学的方法研究扶正中药,发现有些中药可以提高细胞免疫功能,并且可以提高远期生存率。我们还发现,包括参一胶囊在内的6种中药都具有抑制肿瘤新生血管生成的作用,其疗效与现在非常热门的贝伐单抗相似。因而,我觉得中医中药是一个很有前景、很宽广的领域,当然,要真正实现其价值,应最大限度地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来阐明中医中药的作用。,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