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移植病人的生活态度
昨天，不，今天凌晨3点钟才结束同三番市、波士顿、伦敦的电话会议，本想睡个懒觉，不料，8点钟即被电话闹醒，是说英语的，音质清晰，是黄浦江对岸香格里拉大酒店打来的。说话人声音洪亮而自信，他是我以前的病人，12年前接受了肝肾联合移植，去年9月在天津接受了第二次肾移植术。
他的名字叫比尔(Bill)，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及世界首富同一小名。他兴奋地告诉我，世界食品高峰大会(WorldFoodBusi-nessSummit)在上海召开，全世界的食品工业巨头均来到上海，他是特邀嘉宾。他谈到最近中国的牙膏内检测出有毒的“二甘醇”，纽约时报头版报道，食品安全问题是这次会议主题；中国企业代表从美国的“一美元店”(Dollar)买了几管“高露洁”，也发现牙膏内含“二甘醇”。高露洁公司声明那是仿冒产品。他的侃侃而谈，根本没有给我机会询问他身体状况，话题除了身体，覆盖了世界上所有大事。我的睡意全无，发表着自己的观点，并时有争论，最后他约我共进晚餐，介绍我认识一下世界食品大亨。
我放下电话，愣了许久。到底谁是医生？是他还是我。我和他都忘记了自己的固有角色，一个身体内带着我安装的异体肝及肾的病人，反而努力地为我们公司的经营作着诊断，大有我是病人、他是医生之趋势，不断地问诊、诊断、建议。
, http://www.100md.com
12年前的一个早上，我同芝加哥Rush移植中心主任Williams教授一同查房，第一个察看的病人就是刚刚转进的Bill。他肝肾功能衰竭，进入昏迷状态，生命体征极不稳定，靠多巴胺维持血压，唯一的救命方法是实施肝肾联合移植。芝加哥的数家大医院均因Bill的病情太重而拒绝为他手术。Williams教授指示，把Bill列为器官等候名单中的最优先级，“IV”级，这意味着48小时内必须获得器官，否则病人将不治。
那时，我已通过Williams教授的考试，独立带领队伍取器官，在全美，中国人做到这个位置是极少的。我习惯地检查了一下手机及BP机电量，并把音量调响。
深夜，我接到Rush移植中心器官协调员的电话，弗罗里达有器官。
队伍在医院门口集合，冰桶、保存液、活检枪堆进了后备箱，队伍一行4人钻进Limo，奔向芝加哥“中途机场”(Midway)。协调员在路上向我们汇报供体情况，我查看了脑死亡记录。20分钟后，我们踏上了小喷气式飞机，飞向南方。我已习惯这些常规，飞机上的任务是抓紧时间睡一觉。
, 百拇医药
早晨，我们带着装有肝脏及肾脏的冰桶飞回芝加哥。我换上手术衣，将器官仔细修好，送上手术台，协助Williams教授切除严重硬化的病肝，将健康的肝脏及肾脏移入Bill体内。
Bill苏醒了，移植的肝肾都很好地工作着。他开始下地，当得知我是参与全过程的中国医生，他无比高兴。他告诉我，1972年他作为尼克松总统的年轻助手第一次到中国，之后，他促成了广东省的第一条高速公路的融资。他感谢我和Williams教授救了他的命。当得知我们在中国研发新药，他异常兴奋，承诺出院后帮我们。
怎么帮？他会出钱吗？我有点疑惑。两个月后，他请我和Williams教授到他芝加哥市中心豪华的家里吃饭，他把整个法国餐馆都搬来了。他满脸是毛，胸毛从衬衣的纽扣间溢出，显然是控制排异反应的药“环孢素”及激素的副作用造成的———像个猩猩。他侃侃而谈，对身体恢复的状况非常满意，他提出加入我和Williams教授成立不久的欣凯公司，他愿意到中国出差，他可以动用市长、省长，他可以找美国银行。我觉得好笑，一个终末期病人，还不好好在家休息，我们未置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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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Bill从政府部门退休，创建了一个咨询公司，自任总裁，并担任多家跨国公司的董事。他常同美国议员聚会，还陪同芝加哥市长戴利来中国访问，他像正常人一样。他时常打电话给我，问问工作，感谢我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他的太太伊丽莎白也常来中国，并帮我们融资。
2006年初，Bill太太找到我，他告诉我Bill的肾脏坏掉了，是免疫抑制剂的毒性造成的，已开始透析了。在加州，要等5年才有希望得到供肾，她要我再帮Bill一次。
终于，天津的沈中阳教授为Bill换了肾。他对武警总院肾内科张主任的透析及沈主任的手术赞不绝口。
他身上带着两个自己的坏肾、一个美国坏肾、一个中国的好肾及依然工作的移植肝回到了美国。一天，他邀请我到他的海边别墅做客，同邀了几位金融界好友，共同探讨中国的高速发展及机会，Bill约我上海见。看着这位60岁的“健康”年轻人，意气风发，我无言以对。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多么可敬的生活态度。他的精神比我们更健康。
今天，他就在浦东，不是来治病，而是来开拓事业的。让疾病见鬼去吧!
(执着的BLOGhttp://blog.sina.com.cn/xiaofei1962), 百拇医药
他的名字叫比尔(Bill)，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及世界首富同一小名。他兴奋地告诉我，世界食品高峰大会(WorldFoodBusi-nessSummit)在上海召开，全世界的食品工业巨头均来到上海，他是特邀嘉宾。他谈到最近中国的牙膏内检测出有毒的“二甘醇”，纽约时报头版报道，食品安全问题是这次会议主题；中国企业代表从美国的“一美元店”(Dollar)买了几管“高露洁”，也发现牙膏内含“二甘醇”。高露洁公司声明那是仿冒产品。他的侃侃而谈，根本没有给我机会询问他身体状况，话题除了身体，覆盖了世界上所有大事。我的睡意全无，发表着自己的观点，并时有争论，最后他约我共进晚餐，介绍我认识一下世界食品大亨。
我放下电话，愣了许久。到底谁是医生？是他还是我。我和他都忘记了自己的固有角色，一个身体内带着我安装的异体肝及肾的病人，反而努力地为我们公司的经营作着诊断，大有我是病人、他是医生之趋势，不断地问诊、诊断、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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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前的一个早上，我同芝加哥Rush移植中心主任Williams教授一同查房，第一个察看的病人就是刚刚转进的Bill。他肝肾功能衰竭，进入昏迷状态，生命体征极不稳定，靠多巴胺维持血压，唯一的救命方法是实施肝肾联合移植。芝加哥的数家大医院均因Bill的病情太重而拒绝为他手术。Williams教授指示，把Bill列为器官等候名单中的最优先级，“IV”级，这意味着48小时内必须获得器官，否则病人将不治。
那时，我已通过Williams教授的考试，独立带领队伍取器官，在全美，中国人做到这个位置是极少的。我习惯地检查了一下手机及BP机电量，并把音量调响。
深夜，我接到Rush移植中心器官协调员的电话，弗罗里达有器官。
队伍在医院门口集合，冰桶、保存液、活检枪堆进了后备箱，队伍一行4人钻进Limo，奔向芝加哥“中途机场”(Midway)。协调员在路上向我们汇报供体情况，我查看了脑死亡记录。20分钟后，我们踏上了小喷气式飞机，飞向南方。我已习惯这些常规，飞机上的任务是抓紧时间睡一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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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我们带着装有肝脏及肾脏的冰桶飞回芝加哥。我换上手术衣，将器官仔细修好，送上手术台，协助Williams教授切除严重硬化的病肝，将健康的肝脏及肾脏移入Bill体内。
Bill苏醒了，移植的肝肾都很好地工作着。他开始下地，当得知我是参与全过程的中国医生，他无比高兴。他告诉我，1972年他作为尼克松总统的年轻助手第一次到中国，之后，他促成了广东省的第一条高速公路的融资。他感谢我和Williams教授救了他的命。当得知我们在中国研发新药，他异常兴奋，承诺出院后帮我们。
怎么帮？他会出钱吗？我有点疑惑。两个月后，他请我和Williams教授到他芝加哥市中心豪华的家里吃饭，他把整个法国餐馆都搬来了。他满脸是毛，胸毛从衬衣的纽扣间溢出，显然是控制排异反应的药“环孢素”及激素的副作用造成的———像个猩猩。他侃侃而谈，对身体恢复的状况非常满意，他提出加入我和Williams教授成立不久的欣凯公司，他愿意到中国出差，他可以动用市长、省长，他可以找美国银行。我觉得好笑，一个终末期病人，还不好好在家休息，我们未置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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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Bill从政府部门退休，创建了一个咨询公司，自任总裁，并担任多家跨国公司的董事。他常同美国议员聚会，还陪同芝加哥市长戴利来中国访问，他像正常人一样。他时常打电话给我，问问工作，感谢我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他的太太伊丽莎白也常来中国，并帮我们融资。
2006年初，Bill太太找到我，他告诉我Bill的肾脏坏掉了，是免疫抑制剂的毒性造成的，已开始透析了。在加州，要等5年才有希望得到供肾，她要我再帮Bill一次。
终于，天津的沈中阳教授为Bill换了肾。他对武警总院肾内科张主任的透析及沈主任的手术赞不绝口。
他身上带着两个自己的坏肾、一个美国坏肾、一个中国的好肾及依然工作的移植肝回到了美国。一天，他邀请我到他的海边别墅做客，同邀了几位金融界好友，共同探讨中国的高速发展及机会，Bill约我上海见。看着这位60岁的“健康”年轻人，意气风发，我无言以对。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多么可敬的生活态度。他的精神比我们更健康。
今天，他就在浦东，不是来治病，而是来开拓事业的。让疾病见鬼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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