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刮骨疗毒”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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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我出生在华北平原一个边远的小村子，村南是一望无际的荒野，荒野里有一处百十来户的砖房子，那是一个劳改农场。大人们说，那里全是因为思想有问题被下放劳动的城里人。农场里，有一位名声很大的医生，人们都叫他孙大夫。孙大夫是我的救命恩人。
那是在文革期间。据母亲说，我一出生就没日没夜地哭。原来，我的小屁股上有一个巴掌大的脓疱。怎奈村里没有医生，大家辗转找来了劳改农场里的孙大夫。
孙太夫看到我的情况，非常担忧，没有麻药，他不能保证给婴儿做这么大面积的手术能否成功。父母说，你就大胆地做吧，死了没关系，反正是个女孩。孙大夫很不高兴，责怪父母重男轻女。他犹豫了半晌，还是决定做了。于是，一个“刮骨疗毒”的故事开始了。
父母洗干净手充当孙大夫的助手，他们的工作就是紧紧抓牢我的四肢。孙大夫清洗大面积的脓液，我哭着很快就昏了过去，于是孙大夫停止手术让我恢复呼吸，然后继续手术，我再次昏过去，孙大夫再次帮我恢复呼吸，如此反复。据母亲说，脓液清洗干净已经看到骨头了，孙大夫累得满头大汗。
农场与我们村之间相距10公里，直到12岁之前，我都没有见过孙大夫。12岁的一天下午，我放学回家，迎面出门的弟弟告诉我孙大夫来了，我立刻收回了迈进门槛的脚，悄悄退了出来。尽管我对这个挽救我生命的人充满了好奇，但是有点难为情。我听到屋子里传来了孙大夫和父母的对话。他问姑娘长多高了，学习怎么样。母亲答：“个子不矮，可是干活一点都不中用，学习倒是好得很呢。”然后是孙大夫爽朗的笑声。
我背着书包从门口溜出，躲进了对面的玉米地里。直到夕阳西下，父母才送客人出来。我透过玉米叶子的缝隙，看着外面。孙大夫看上去有五十多岁，身材消瘦，戴着眼镜。父亲执意留孙大夫住下，孙大夫说这几天正在忙搬家的事情，不能耽搁了。父亲黯然，“平反是个好事，可是您一回到大上海，再想见您就不那么容易了。”母亲则满怀遗憾：“往日这个光景她早该回家了，今天却不知道死到哪里去啦，让您白等这么老半天。”孙大夫说，知道孩子学习好，就很高兴了，做父母的好好培养吧。
孙大夫骑车离去，父母回屋。我从玉米地里悄悄钻出来站在路边，目送着孙大夫远去的背影。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孙大夫，但他的模样永远留在了我的心里。, 百拇医药(王 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