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黄帝内经》的神秘面纱(14)
作者：王力微
第一篇：《黄帝内经》成书时间和作者考证
6).皇帝征书：
既然医书的传授诡秘，不能随便示人，皇帝征书，能征得上来吗？应该说：肯定能，绝对能。
自从董仲舒倡导天人感应，汉武帝采纳，并大力推行以来，天人感应到元帝朝，就已是主流思想，董仲舒、刘向、刘歆父子，不仅笃信，而且用来解释所出现的日月食、水、火等各种灾异，并保留在《汉书·五行志》里。
天人感应之所以受汉武帝欣赏，是因为它首先说“君权神受”，皇帝是上天之子，是代天行事的，君为臣纲，普天之下，都必须服从皇帝，否则会受到上天的惩罚。古人迷信，对此深信不疑。就是有个别人不信，既成不了气候，也成不了主流思想，那些信的，该怎么办，还是怎么办。所以，服从皇帝的命令，响应他的号召，是天经地义的事，很少有人会抗旨不遵。因为谁藏有医书，你可以不传人，但总是有人知道。阳庆藏有医书，虽然不给人治病，还是有公孙光和其他人知道。“非其人不传”，谁敢说皇帝是“非其人”？说“圣明”还来不及呢!就是个别人既有医书，又保密得谁也不知道，也不献，这样的情况不能排除，个别的情况影响不了全局，无伤大雅，不很影响《黄帝内经》的成书。从全国范围来说，可以说收集到相当多的医书，《黄帝内经》的内容本身，也足可以说明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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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黄帝内经》里，有没有李柱国的作品？
应该说，有，其可能性还非常之大。
就是他汇编天下医书为《黄帝内经》，谁也没限制他不能把自己的作品包括进去。况且，在公元16年，发生了一件与医学大有关系的事件。
据《汉书。王莽传》：新莽天凤三年(公元16年)，“翟义党王孙庆捕得，莽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脏，以竹筳导其脉，知所终始，云可以治病。”
王孙庆何许人？他本是一个山东大汉，通兵法，有勇略。汉平帝元始五年十二月(公元6年1月)，王莽毒死平帝，自称摄皇帝，是实际上的皇帝。翟义是成帝元延年间丞相翟方进之子，时任东郡太守，对王莽的作为十分厌恶，于王莽居摄二年(公元7年)和东捃都尉刘宇等人共同起兵讨伐王莽。当时，王孙庆正应招去京师，翟义诈称他犯了罪，把王孙庆捉了回来，实际上是要和他共同讨伐王莽。一时间，他们的兵力发展到10万余人。王莽对此十分害怕，派重兵镇压，同年十月，翟义兵败被杀，王孙庆逃脱。直到天凤三年(公元16年)，才被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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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方，宫廷中掌管兵器打造和保管皇室刀剑兵器的人。有他在场，可以随时提供合用的刀具。
巧屠，不是一般的刽子手，只要把脑袋砍下来了事，或者只知道折磨受刑者，不知道仔细切割。
太医，对宫廷医生的尊称。问题是，这位太医是谁？没有记载，只能推测。
王莽篡位后，对刘歆很器重，拜为国师，是四辅之一，地位极高。刘歆不仅通经史，对天文、历法、方技也很有造诣。李柱国校方技，校好了要交给他这个总主编，所以他们之间会有交往，探讨方技、医术也说不定。此时，校书是否完成了？没有记载。就算完成了，李柱国校了那么多医书，会不会有验证一下人体脏腑经脉数据的冲动？会有，而且会很强烈。长期专注于某事，往往会痴迷其中，可以废寝忘食，牺牲其它，把心存疑问的问题弄个水落石出，是他最大的愿望，可以不顾一切地去追求，和对某事成瘾差不多。一旦把问题弄清，会有常人所体会不到的快感和欢娱。有此经历的，不难理解这一点。不仅李柱国会有，甚至刘歆、王莽也会有。殷纣王不是曾经因为好奇，也因为拒谏，曾对他的叔父比干剖心看窍吗？(《史记·殷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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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李柱国有这样的愿望，刘歆也有，在逮到王孙庆的时候，李柱国、刘歆都有机会向王莽提出解剖他的要求。王莽也出奇地迷信天人感应，也重视学问，很容易得到批准。当时的伦理观念，不准解剖人体。汉朝的刑法较宽，文景以后，对罪犯，废除了割鼻、断舌一类的酷刑，连株连三族都废除了，更没有凌迟、五马分尸的刑法。元帝朝更为宽厚。(参见《汉书·刑法志》)王莽是打着天人感应、顺应祥瑞的旗号上台的，当然要做出顺天应人的姿态，不会乱施刑罚。王莽杀王孙庆，虽然是对付政敌，表面上还是要讲仁义的。作此决定，实属破例、特许，是以治病为目的，强调这个理由，也说明这不是常规手段。
对王孙庆，是先杀死再解剖，还是活体解剖？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先杀死再解剖。因为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让受刑者更痛苦，如果以增加痛苦为目的，可以用凌迟、车裂之类，而这些刑罚，在当时并不通行。他们的目的是取得人体数据，所以，会把人先弄死，免得挣扎，破坏人体数据。也显示不特别残酷，少招物议。
《黄帝内经》里，有一段话与此暗合。《灵·经水》：“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藏之坚脆，府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劣，十二经之多血少气，与其少血多气，与其皆多血气，与其皆少血气，皆有大数。”这篇文字比较浅显，比较起来，像较晚的作品，这段文字，极可能就是这次解剖事件的记述。此处所说的八尺之士，是写文章的约数。《灵·骨度》记载的七尺五寸，是测量的准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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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什么时候以医学为目的，解剖、测量过人体？在《史记。扁鹊列传》里，虽然也有刳肠胃，抉脑髓的描述，但那个时候的解剖水平，要原始得多。可以认为，马王堆的《脉书》是在解剖的基础上写的，比《灵·经脉》要简单多了。《灵·经脉》里对各经脉的描述，是空前的，就是《黄帝内经》里其它任何篇目里对经脉的描述，也不能与之相比。这样的认识，是从哪里来的？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什么人凭空想象出来的，人家说得明明白白，是解剖人体所得的数据。
《灵·骨度》对人体表面数据的描述：身高7尺5寸=1.73m (新朝1尺 = 0.231m)[17]胸围4尺5寸=1.04m，腰围4尺2寸=0.97m……。这显然是个很健壮的人，并不是多人测量的平均值。王孙庆有勇略，一个有勇略的人不至于羸弱吧？所以，上述数据很符合王孙庆的身份。李柱国指导巧屠如何解剖，并详细观察记录。
可以推断，《灵·经脉》、《灵·经水》、《灵·骨度》、《灵·脉度》、《灵·胃肠》、《灵·平人绝谷》这些篇目，都是对这次解剖事件所取得数据的记录。要不然，他们用竹筳导其脉，知所终始干什么？他们测量了不记录，记录了不写进当时他们的沥血之作，为什么要费那样的干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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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附录里的资料，新莽时期的度量衡折算为：1丈 = 10尺，1尺 = 0.231米；1斤 = 16两 = 238克，1两 = 14.875克。
身高7尺5寸 = 1.73米；头围2尺6寸 = 0.60米；胸围 4尺5寸 = 1.04米；腰围4尺2寸 = 0.97米；从颅顶到颈，0.28米，从额发缘到腮，0.23米；从喉结到锁骨上窝，0.09米。这显然是个前额较长，胸腰围较宽，身体壮实的男性，很可能就是测量王孙庆的数据。《灵·经水》里说：“其可为度量者，取其中度也，不甚脱肉而血气不衰也。若失度之人，癌瘦而形肉脱者，恶可以度量制乎？”就是说，所度量的人，不可以太消瘦，所记载的数据，显然符合这个条件。
其他测量数据归纳如下：
舌长：16cm，重：148.75g。
咽门重：148.7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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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管长：37cm。
胃长：60cm，周长：35cm，径：11.6cm。
小肠周径：5.8cm，长：7.39m。
回肠周径：9cm，长：4.85m。
大肠周径：18cm，长：64.7cm。
从胃到肛门长：13.96m。
从这些数据看来，舌、咽的数据基本符合实际，胃肠的数据大了一些，可能是测量时做了牵拉。尤其是用竹签测量，牵拉是不可避免的。大肠的数据，又太小了，估计是书写或传抄的笔误。传抄的过程中，只看书本，不再做实际验证，以讹传讹是必经常会出现的。
如果说体表可以测量活人，对脏腑和经脉的测量，就必须要死而解剖视之、量之了。没有巧屠、合用的刀具、医者的指导和记录，普通的杀人是不可能测出具体有意义的数据的。在《灵·胃肠》、《灵·平人绝谷》里记录了同样的胃肠的位置和测量结果，胃肠的位置和解剖关系，很合乎人体实际。说小肠(以系膜)附着在脊柱左侧，回肠的屈曲特别多，实际情况正是如此，肠系膜的确是从左向右。大肠和回肠相接，由右向左弯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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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灵·脉度》里，记载了六阴、六阳和督、任、跷脉的长度。没有记录12脉的具体数字，是可以理解的。在长期没有解剖的情况下，一次解剖，能指望有多准确？就是经脉的数量，亦恐有凑数之嫌，是从天人感应逆向推导出来的，所以，能准确测几根就算不错了。详细情况，留在考证经络实质的文章里讨论。
还有一个问题，那位太医，一定是李柱国吗？当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可以推测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公元前26 年，刘歆的年龄不超过24岁，已经是满腹经纶了。设李柱国也是这个年龄，或稍大一些，30岁吧，到公元16年，也不过66—72岁。也不能排除比刘歆小一些的可能，比方说20岁左右。这个年龄在宫中任职，是完全可以的。刘歆是在公元23年因参与劫持王莽，事情泄露而自杀的，说明在那时，他的身体还很不错，此时肯定73岁左右了，所以，李柱国活到这个时候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不能排除。那位太医就是他，绝对不能排除。不能排除，就有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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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一步说，此时李柱国死了，那位太医是别人，并不防碍把解剖结果写成文章，放在《黄帝内经》里。但《汉书·艺文志》没有这样的记载：“李柱国卒，某某继其事。”这样的话。刘向卒，歆领其事，是有确切记载的，而记载的人，正是刘歆。
为什么《汉书·王莽传》里没记太医的名字？我个人认为，班固写《汉书》，所根据的材料很多。材料来源不同，记录的人不同，详略也会不同。如果原来就没记，班固又如何能给加上去？《史记》那样严谨的作品，仍有互相矛盾的地方。如：子婴是秦皇的什么人？在《始皇本纪》里，说是二世之兄子，在《李斯列传》里，说是始皇弟。又《周本纪》从后稷到文王时间的世系，最少脱漏了20代。因为其间经历了夏、商两个朝代，1千多年，却父子相沿，仅15代，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当然，也可能不是司马迁的错，《史记》也经历过一些篇章的亡失，安知不是被传抄错、抄漏了？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在公元前26年以前，《黄帝内经》不可能是一本现成的书，是李柱国整理编次的结果。《汉书·艺文志》所列的医书、方家书，房中书等，都是镜他整理的成果，否则数量不会那样少，书是那样整齐，一个注本也没有。据此，可以确定，《黄帝内经》开编于公元前26年，在公元16年还有补充算是完成的时间吧，这是指古本《黄帝内经》。现在流行的《黄帝内经》，经过数次校注，重新编次，亡失了一些，又添加了一些，另当别论。
8).《黄帝内经》的质量：《黄帝内经》各篇的内容，保存了原始资料的原貌，只是在体例上做了统一，一律改为对话体。
李柱国的工作，不止编次一本《黄帝内经》，其他的医书、《汉书·艺文志》方书都是他归类出来的。工作量如此之大，而当时征来的书又庞杂、笨拙(指竹简)无比，产生一些疏漏，是难免的，不应苛求。
(待续), http://www.100md.com
第一篇：《黄帝内经》成书时间和作者考证
6).皇帝征书：
既然医书的传授诡秘，不能随便示人，皇帝征书，能征得上来吗？应该说：肯定能，绝对能。
自从董仲舒倡导天人感应，汉武帝采纳，并大力推行以来，天人感应到元帝朝，就已是主流思想，董仲舒、刘向、刘歆父子，不仅笃信，而且用来解释所出现的日月食、水、火等各种灾异，并保留在《汉书·五行志》里。
天人感应之所以受汉武帝欣赏，是因为它首先说“君权神受”，皇帝是上天之子，是代天行事的，君为臣纲，普天之下，都必须服从皇帝，否则会受到上天的惩罚。古人迷信，对此深信不疑。就是有个别人不信，既成不了气候，也成不了主流思想，那些信的，该怎么办，还是怎么办。所以，服从皇帝的命令，响应他的号召，是天经地义的事，很少有人会抗旨不遵。因为谁藏有医书，你可以不传人，但总是有人知道。阳庆藏有医书，虽然不给人治病，还是有公孙光和其他人知道。“非其人不传”，谁敢说皇帝是“非其人”？说“圣明”还来不及呢!就是个别人既有医书，又保密得谁也不知道，也不献，这样的情况不能排除，个别的情况影响不了全局，无伤大雅，不很影响《黄帝内经》的成书。从全国范围来说，可以说收集到相当多的医书，《黄帝内经》的内容本身，也足可以说明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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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黄帝内经》里，有没有李柱国的作品？
应该说，有，其可能性还非常之大。
就是他汇编天下医书为《黄帝内经》，谁也没限制他不能把自己的作品包括进去。况且，在公元16年，发生了一件与医学大有关系的事件。
据《汉书。王莽传》：新莽天凤三年(公元16年)，“翟义党王孙庆捕得，莽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脏，以竹筳导其脉，知所终始，云可以治病。”
王孙庆何许人？他本是一个山东大汉，通兵法，有勇略。汉平帝元始五年十二月(公元6年1月)，王莽毒死平帝，自称摄皇帝，是实际上的皇帝。翟义是成帝元延年间丞相翟方进之子，时任东郡太守，对王莽的作为十分厌恶，于王莽居摄二年(公元7年)和东捃都尉刘宇等人共同起兵讨伐王莽。当时，王孙庆正应招去京师，翟义诈称他犯了罪，把王孙庆捉了回来，实际上是要和他共同讨伐王莽。一时间，他们的兵力发展到10万余人。王莽对此十分害怕，派重兵镇压，同年十月，翟义兵败被杀，王孙庆逃脱。直到天凤三年(公元16年)，才被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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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方，宫廷中掌管兵器打造和保管皇室刀剑兵器的人。有他在场，可以随时提供合用的刀具。
巧屠，不是一般的刽子手，只要把脑袋砍下来了事，或者只知道折磨受刑者，不知道仔细切割。
太医，对宫廷医生的尊称。问题是，这位太医是谁？没有记载，只能推测。
王莽篡位后，对刘歆很器重，拜为国师，是四辅之一，地位极高。刘歆不仅通经史，对天文、历法、方技也很有造诣。李柱国校方技，校好了要交给他这个总主编，所以他们之间会有交往，探讨方技、医术也说不定。此时，校书是否完成了？没有记载。就算完成了，李柱国校了那么多医书，会不会有验证一下人体脏腑经脉数据的冲动？会有，而且会很强烈。长期专注于某事，往往会痴迷其中，可以废寝忘食，牺牲其它，把心存疑问的问题弄个水落石出，是他最大的愿望，可以不顾一切地去追求，和对某事成瘾差不多。一旦把问题弄清，会有常人所体会不到的快感和欢娱。有此经历的，不难理解这一点。不仅李柱国会有，甚至刘歆、王莽也会有。殷纣王不是曾经因为好奇，也因为拒谏，曾对他的叔父比干剖心看窍吗？(《史记·殷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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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李柱国有这样的愿望，刘歆也有，在逮到王孙庆的时候，李柱国、刘歆都有机会向王莽提出解剖他的要求。王莽也出奇地迷信天人感应，也重视学问，很容易得到批准。当时的伦理观念，不准解剖人体。汉朝的刑法较宽，文景以后，对罪犯，废除了割鼻、断舌一类的酷刑，连株连三族都废除了，更没有凌迟、五马分尸的刑法。元帝朝更为宽厚。(参见《汉书·刑法志》)王莽是打着天人感应、顺应祥瑞的旗号上台的，当然要做出顺天应人的姿态，不会乱施刑罚。王莽杀王孙庆，虽然是对付政敌，表面上还是要讲仁义的。作此决定，实属破例、特许，是以治病为目的，强调这个理由，也说明这不是常规手段。
对王孙庆，是先杀死再解剖，还是活体解剖？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先杀死再解剖。因为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让受刑者更痛苦，如果以增加痛苦为目的，可以用凌迟、车裂之类，而这些刑罚，在当时并不通行。他们的目的是取得人体数据，所以，会把人先弄死，免得挣扎，破坏人体数据。也显示不特别残酷，少招物议。
《黄帝内经》里，有一段话与此暗合。《灵·经水》：“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藏之坚脆，府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劣，十二经之多血少气，与其少血多气，与其皆多血气，与其皆少血气，皆有大数。”这篇文字比较浅显，比较起来，像较晚的作品，这段文字，极可能就是这次解剖事件的记述。此处所说的八尺之士，是写文章的约数。《灵·骨度》记载的七尺五寸，是测量的准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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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什么时候以医学为目的，解剖、测量过人体？在《史记。扁鹊列传》里，虽然也有刳肠胃，抉脑髓的描述，但那个时候的解剖水平，要原始得多。可以认为，马王堆的《脉书》是在解剖的基础上写的，比《灵·经脉》要简单多了。《灵·经脉》里对各经脉的描述，是空前的，就是《黄帝内经》里其它任何篇目里对经脉的描述，也不能与之相比。这样的认识，是从哪里来的？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什么人凭空想象出来的，人家说得明明白白，是解剖人体所得的数据。
《灵·骨度》对人体表面数据的描述：身高7尺5寸=1.73m (新朝1尺 = 0.231m)[17]胸围4尺5寸=1.04m，腰围4尺2寸=0.97m……。这显然是个很健壮的人，并不是多人测量的平均值。王孙庆有勇略，一个有勇略的人不至于羸弱吧？所以，上述数据很符合王孙庆的身份。李柱国指导巧屠如何解剖，并详细观察记录。
可以推断，《灵·经脉》、《灵·经水》、《灵·骨度》、《灵·脉度》、《灵·胃肠》、《灵·平人绝谷》这些篇目，都是对这次解剖事件所取得数据的记录。要不然，他们用竹筳导其脉，知所终始干什么？他们测量了不记录，记录了不写进当时他们的沥血之作，为什么要费那样的干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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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附录里的资料，新莽时期的度量衡折算为：1丈 = 10尺，1尺 = 0.231米；1斤 = 16两 = 238克，1两 = 14.875克。
身高7尺5寸 = 1.73米；头围2尺6寸 = 0.60米；胸围 4尺5寸 = 1.04米；腰围4尺2寸 = 0.97米；从颅顶到颈，0.28米，从额发缘到腮，0.23米；从喉结到锁骨上窝，0.09米。这显然是个前额较长，胸腰围较宽，身体壮实的男性，很可能就是测量王孙庆的数据。《灵·经水》里说：“其可为度量者，取其中度也，不甚脱肉而血气不衰也。若失度之人，癌瘦而形肉脱者，恶可以度量制乎？”就是说，所度量的人，不可以太消瘦，所记载的数据，显然符合这个条件。
其他测量数据归纳如下：
舌长：16cm，重：148.75g。
咽门重：148.7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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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管长：37cm。
胃长：60cm，周长：35cm，径：11.6cm。
小肠周径：5.8cm，长：7.39m。
回肠周径：9cm，长：4.85m。
大肠周径：18cm，长：64.7cm。
从胃到肛门长：13.96m。
从这些数据看来，舌、咽的数据基本符合实际，胃肠的数据大了一些，可能是测量时做了牵拉。尤其是用竹签测量，牵拉是不可避免的。大肠的数据，又太小了，估计是书写或传抄的笔误。传抄的过程中，只看书本，不再做实际验证，以讹传讹是必经常会出现的。
如果说体表可以测量活人，对脏腑和经脉的测量，就必须要死而解剖视之、量之了。没有巧屠、合用的刀具、医者的指导和记录，普通的杀人是不可能测出具体有意义的数据的。在《灵·胃肠》、《灵·平人绝谷》里记录了同样的胃肠的位置和测量结果，胃肠的位置和解剖关系，很合乎人体实际。说小肠(以系膜)附着在脊柱左侧，回肠的屈曲特别多，实际情况正是如此，肠系膜的确是从左向右。大肠和回肠相接，由右向左弯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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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问题，那位太医，一定是李柱国吗？当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可以推测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公元前26 年，刘歆的年龄不超过24岁，已经是满腹经纶了。设李柱国也是这个年龄，或稍大一些，30岁吧，到公元16年，也不过66—72岁。也不能排除比刘歆小一些的可能，比方说20岁左右。这个年龄在宫中任职，是完全可以的。刘歆是在公元23年因参与劫持王莽，事情泄露而自杀的，说明在那时，他的身体还很不错，此时肯定73岁左右了，所以，李柱国活到这个时候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不能排除。那位太医就是他，绝对不能排除。不能排除，就有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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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一步说，此时李柱国死了，那位太医是别人，并不防碍把解剖结果写成文章，放在《黄帝内经》里。但《汉书·艺文志》没有这样的记载：“李柱国卒，某某继其事。”这样的话。刘向卒，歆领其事，是有确切记载的，而记载的人，正是刘歆。
为什么《汉书·王莽传》里没记太医的名字？我个人认为，班固写《汉书》，所根据的材料很多。材料来源不同，记录的人不同，详略也会不同。如果原来就没记，班固又如何能给加上去？《史记》那样严谨的作品，仍有互相矛盾的地方。如：子婴是秦皇的什么人？在《始皇本纪》里，说是二世之兄子，在《李斯列传》里，说是始皇弟。又《周本纪》从后稷到文王时间的世系，最少脱漏了20代。因为其间经历了夏、商两个朝代，1千多年，却父子相沿，仅15代，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当然，也可能不是司马迁的错，《史记》也经历过一些篇章的亡失，安知不是被传抄错、抄漏了？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在公元前26年以前，《黄帝内经》不可能是一本现成的书，是李柱国整理编次的结果。《汉书·艺文志》所列的医书、方家书，房中书等，都是镜他整理的成果，否则数量不会那样少，书是那样整齐，一个注本也没有。据此，可以确定，《黄帝内经》开编于公元前26年，在公元16年还有补充算是完成的时间吧，这是指古本《黄帝内经》。现在流行的《黄帝内经》，经过数次校注，重新编次，亡失了一些，又添加了一些，另当别论。
8).《黄帝内经》的质量：《黄帝内经》各篇的内容，保存了原始资料的原貌，只是在体例上做了统一，一律改为对话体。
李柱国的工作，不止编次一本《黄帝内经》，其他的医书、《汉书·艺文志》方书都是他归类出来的。工作量如此之大，而当时征来的书又庞杂、笨拙(指竹简)无比，产生一些疏漏，是难免的，不应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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