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黄帝内经》的神秘面纱(16)
作者:王力微
第一篇:《黄帝内经》成书时间和作者考证
2.东汉至唐代初年:
1).华佗(?——公元208年),《后汉书》《三国志》里有传,只提他读过多种书籍,没提他如何研习《黄帝内经》。他的治病方法,也并不严格依《黄帝内经》。
2).张仲景(约公元150——219年),在《伤寒杂病论序》里,第一次提到了《素问》和《九卷》。二者合起来被认为是《黄帝内经》。他描述了上古、中世及当时的著名医家,中世只提到长桑、扁鹊、淳于意三人。从此以后到当时,再也没有任何名医,可见,班固没有说东汉初时医疗情况的坏话。当时的医疗情况是:“省病问疾,务在口给;相对须臾,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短期未知诊诀,九候曾无仿佛,明堂厥庭,尽不见察,所谓管窥而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
, 百拇医药
这段话的意思是:“诊断疾病,只凭口说;略看一会,就下汤药。按脉不全面,顾手不顾脚……不知道诊脉的要诀,也不知九候是怎么回事;真正的明堂(本指黄帝或皇帝办公大堂,此处指看病的地方)里,空无人物,不能明察疾病,只是看到了一点点,就以为是知道了全部,用这种态度、方法来诊治疾病,实在太难了!”
在一次瘟疫中,他的宗族的200多人中,有2/3因病死去了,因此对庸医十分痛恨,发愤学医,研习《素问》和《九卷》,根据心得,写成了《伤寒杂病论》,对《黄帝内经》有所发挥。这说明,《黄帝内经》已在民间传递,但知道、研习的人不多。当时庸医多的情况,不是偶然的。
3).皇甫谧(公元215——282年),是继张仲景之后,第二个提到《黄帝内经》的人。他的《针灸甲乙经》是根据《素问》、《九卷》、《明堂经》编写的,实际上是三本书除去重复,归纳为一本。他是在得了“风病”和耳聋以后才开始习医的,已四十多岁了。
在《晋书·皇甫谧传》里记载了他生病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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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服寒食散,而性与之忤,每委顿不伦,常悲恚,叩刃欲自杀,叔母谏之而止。”(当初服寒食散,药性不对劲,常感到委靡烦躁,很悲观郁闷,曾碰刀自杀,被叔母劝下来了。)
下面的情况是他自己写的:
“久婴笃疾,躯半不仁,右脚偏小,十有九载。又服寒食药,违借节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当暑烦闷,加以咳逆,或若温疟,或若伤寒,浮气流肿,四肢酸重。”
“……仓公发秘于皇汉,华佗有精于独识,仲景垂妙于定方。徒狠生不逢乎若人,……”
意思是:“久患重病,半身麻木,右脚偏小,19年了。服过寒食药,不对路,被害得不轻,有7年了。隆冬天气裸袒身体吃冰,暑天烦闷,加上咳嗽、呃逆,又像瘟病,又像寒症,浮肿,四肢酸沉。
“……汉代的仓公有秘招,华佗医术有独到功夫,张仲景的医方很妙。我只恨没有逢上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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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晋书·皇甫谧传》里,和他写的文章中,看不到他有给人看病的记载。从情理上讲,他只是把三部古医书合为一部,做了些归纳整理,这样的情况,也算做医学家,太勉为其难了。但他对古代文献的整理和保存,功不可没。
《晋书·皇甫谧传》里,记载了他的著述。他20岁以前,游手好闲。在叔母的劝导下,开始学习。他的悟性很好,喜欢老庄,崇尚清净,不愿做官。他不慕虚名,学习后对读书很痴迷,崇尚薄葬。
他有很多著述。诗、赋、诔、颂、论、难等很多,成本书的有《帝王世纪》、《年历》、《高士》、《逸士》、《列女》、《玄晏春秋》等。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他20岁以后才开始学习,以疾病之身,有这么多著述,在当时的条件下,要费多少时间?他能根据古文献,编一本《针灸甲乙经》,已经很不错了。要是会治病,自己怎会吃错庸医的药,使病情加重,弄得难受无比,要自杀的地步?如果当时有良医,他怎会发出没碰上仓公、张仲景诸人之叹?这都是不能回避的问题。他攻习、归纳医书,给自己治病,同时也给别人咨询治一下的情况,是会有的,反正当时不需有行医资格,他和那些不学无术的江湖骗子,当然不能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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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医书是哪里来的?他的曾祖父是东汉名将皇甫嵩,皇甫嵩的叔父是平羌名将皇甫规(公元104——174年)。因讨厌梁冀跋扈,不肯为官。他深通经史,教授《诗》、《易》积14年,写得一手好文章。梁冀被杀后,礼命五至,仍不愿做官。当西羌骚扰为患时,奋然持节为中郎将,大破羌兵。公元162年,部队发生瘟疫,死者十分之三四,他到部队视察,力图遏制。他会不会搜求医书?会。他是大官,有条件,有需求,有爱好,有财力,有品行,有才华,就有可能得到,并传之后代。这只作为一种可能,立此存照。皇甫规的品行,再罗嗦几句,他功成回朝后,宦官徐璜(即权倾朝野的五侯之一)向他索要贿赂,他闭口不谈功劳,也不行贿。不但没有封赏,反被罚到左校营劳改。就这样,他还是不向徐璜一类贪卑之辈行贿。这样正派的人,才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国人的灵魂。这是小小的闲话。
4).全元起,梁朝人,是为《素问》作注的第一人。全元起是何许人?史书中没有单独的传记。在《南史·王僧孺传》中记有有关他想注《素问》的记载。王僧孺是梁朝的大官,担任过多种官职,不一一尽述。他的书法很好,学问很大,对古代的事很了解,侍郎全元起想注《素问》,向他请教砭石是怎么回事。王僧孺回答说:“古人以石为针,不用铁。《说文》中有“砭”字。许慎的解释是:“用石刺病”……近来没有好石,所以用铁来代替”。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全元起本来是个官员,他对砭石的了解,还不如王僧孺,可以判断,他没有医疗实践经验。他注解《素问》,是从解释文字的角度。把他封为医学家,不正确。全元起所得到的《素问》,已经不全了,只有八卷,《灵枢》或《九卷》,没提,其中必有缘故。很可能是没找到。宋朝以后,全元起的注本就亡失了。由于宋朝的林亿,在校王冰所注的《素问》中,引述了全元起的一些注文,现在所能看到的,只有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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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认为,全元起对他所见到的《素问》原文没做多大改动,以致于唐朝的王冰对他的注本很不满意,说有的篇目前后重复,有的前言不搭后语,这显然是因为脱漏等原因造成的。我个人认为,整理注解古籍,哪个地方有脱漏、重复,可以注解出来,也可以把自己的看法写出来,根据自己的猜想,任意改变古籍企图复原的做法并不可取。因为你的所谓复原,只是个人的见解,如果复原得不对,岂不误导后人,使后人不知古籍的原貌,因而也不能准确得知当时对这个问题真实的认识水平?
文人研注医书,张仲景、皇甫谧以及后面所提的扬上善,都是这种情况。所不同的,张仲景有自己的著述,皇甫谧、杨上善都是对原有的文字做一些归纳整理,没有他们的归纳、整理、注释,《黄帝内经》肯定会失传。
5).杨上善,唐初人,他的《黄帝内经太素》是根据《黄帝内经》去重复,重归纳整理出来的,整理得比《黄帝内经》有次序。传到日本,在国内亡失了,又从日本传了回来。
中国古代,的确有一些很特别的地方。比如说要避讳皇帝、皇帝的爹的名字。《黄帝内经太素》中就有很多这样的情况,李渊的父亲叫李炳,就要把“炳、丙”改为 “景”;把“渊”改为“泉”,把“世”改为“代”,把“民”改为“氏”,把“治”改为“理”或“疗”。此书对“显”字不避了,通过这些避讳,可以作为确定此书成书年代的参考,大致在唐高宗时代吧。《黄帝内经》中的文字,也有这样的痕迹,如,梁武帝的父亲名萧顺之,全元起的《素问注》改“顺”为“从”或空白,后来有的又改回来,忘了改回来的,就成了谁也弄不懂的“经文”了,以至于把神圣的“经文”改得乱七八糟。现在的《素问》里,还能看到这样的残留,如:《生气通天论》里,“寒气从之”,“营气不从”,“气血皆从”的“从”字,都应该是“顺”字。在《标本病传论》里,有“病有标本,刺有逆从”,谢华[19]的译文是:“疾病有标和本的分别,刺法有逆和从的不同”,张云昌[20]等的译文是:“病分标病本病,刺法有逆治和从治”,标病和本病都是什么样子?逆法和从法又如何施行?太深奥咧!烟建华[21]更拔高的哲学高度,说是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经文”真是深奥莫测,说什么就是什么。其实,这个“从”字也是“顺”字改的,没改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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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太素》,在北宋时还有全本,大规模校书时,没有校对刊印,以致于不久就亡失了。为什么不校刊?可能的原因之一是,此书读起来,有些地方不够顺畅,不如王冰的改写本。个人认为,这本书是按《素问》、《九卷》的原貌编的,杨氏对内容做了分类归纳,原文的字句没做改写。这是一本现在能从中看到《黄帝内经》原始面貌的文献资料。另一个可能的原因,后面再说。
这段时间,可以说是《黄帝内经》的濒危期。因为流传不广,真正研习的人不多。以致于《素问》亡失一卷,《灵枢》或《九卷》的命运更差一些。也幸亏有人归纳和作注,否则,很可能全部亡失。
这段时间,图书的命运是:董卓之乱,使图书遭到毁灭性破坏。魏代汉以后,又开始征集散失的图书,藏在秘书中、外三阁。
东晋之初,图书散失严重,著作郎李出以荀勖的《新薄》(魏时所收集图书的总目录,共29945卷)校验书籍,仅存3014卷。到南朝宋·谢灵运作《四部目录》,载书64582卷。以后陆续有所收集。但到北周入郢,又烧了非常多的书。北魏、北齐、北周都收集过图书,所得仅几千卷。
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又广搜图书,每求得一卷,赏绢一匹,民间乐献,得书3万余卷。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又收集了不少图书,分为四部,书14466部,89666卷,《隋书。经籍志》就是据此写成的。
在总结医书时,引用了《周官》里的话:医师之职,“掌聚诸药物,凡有疾者治之,是其事也。鄙者为之, 则反本伤性,故曰:‘有疾不医,恒得中医’。”医书之所以不能随便传人,是因为如果落到庸人手里,会打着经典的旗号,给人胡乱治病,骗人钱财,误人性命。这是出于慎重的考虑。也正是由于传递的严格和秘密性,不能广泛流传,使《汉书·艺文志》里所载的医书、方书,基本上全部亡失了。
(待续), 百拇医药
第一篇:《黄帝内经》成书时间和作者考证
2.东汉至唐代初年:
1).华佗(?——公元208年),《后汉书》《三国志》里有传,只提他读过多种书籍,没提他如何研习《黄帝内经》。他的治病方法,也并不严格依《黄帝内经》。
2).张仲景(约公元150——219年),在《伤寒杂病论序》里,第一次提到了《素问》和《九卷》。二者合起来被认为是《黄帝内经》。他描述了上古、中世及当时的著名医家,中世只提到长桑、扁鹊、淳于意三人。从此以后到当时,再也没有任何名医,可见,班固没有说东汉初时医疗情况的坏话。当时的医疗情况是:“省病问疾,务在口给;相对须臾,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短期未知诊诀,九候曾无仿佛,明堂厥庭,尽不见察,所谓管窥而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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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的意思是:“诊断疾病,只凭口说;略看一会,就下汤药。按脉不全面,顾手不顾脚……不知道诊脉的要诀,也不知九候是怎么回事;真正的明堂(本指黄帝或皇帝办公大堂,此处指看病的地方)里,空无人物,不能明察疾病,只是看到了一点点,就以为是知道了全部,用这种态度、方法来诊治疾病,实在太难了!”
在一次瘟疫中,他的宗族的200多人中,有2/3因病死去了,因此对庸医十分痛恨,发愤学医,研习《素问》和《九卷》,根据心得,写成了《伤寒杂病论》,对《黄帝内经》有所发挥。这说明,《黄帝内经》已在民间传递,但知道、研习的人不多。当时庸医多的情况,不是偶然的。
3).皇甫谧(公元215——282年),是继张仲景之后,第二个提到《黄帝内经》的人。他的《针灸甲乙经》是根据《素问》、《九卷》、《明堂经》编写的,实际上是三本书除去重复,归纳为一本。他是在得了“风病”和耳聋以后才开始习医的,已四十多岁了。
在《晋书·皇甫谧传》里记载了他生病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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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服寒食散,而性与之忤,每委顿不伦,常悲恚,叩刃欲自杀,叔母谏之而止。”(当初服寒食散,药性不对劲,常感到委靡烦躁,很悲观郁闷,曾碰刀自杀,被叔母劝下来了。)
下面的情况是他自己写的:
“久婴笃疾,躯半不仁,右脚偏小,十有九载。又服寒食药,违借节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当暑烦闷,加以咳逆,或若温疟,或若伤寒,浮气流肿,四肢酸重。”
“……仓公发秘于皇汉,华佗有精于独识,仲景垂妙于定方。徒狠生不逢乎若人,……”
意思是:“久患重病,半身麻木,右脚偏小,19年了。服过寒食药,不对路,被害得不轻,有7年了。隆冬天气裸袒身体吃冰,暑天烦闷,加上咳嗽、呃逆,又像瘟病,又像寒症,浮肿,四肢酸沉。
“……汉代的仓公有秘招,华佗医术有独到功夫,张仲景的医方很妙。我只恨没有逢上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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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晋书·皇甫谧传》里,和他写的文章中,看不到他有给人看病的记载。从情理上讲,他只是把三部古医书合为一部,做了些归纳整理,这样的情况,也算做医学家,太勉为其难了。但他对古代文献的整理和保存,功不可没。
《晋书·皇甫谧传》里,记载了他的著述。他20岁以前,游手好闲。在叔母的劝导下,开始学习。他的悟性很好,喜欢老庄,崇尚清净,不愿做官。他不慕虚名,学习后对读书很痴迷,崇尚薄葬。
他有很多著述。诗、赋、诔、颂、论、难等很多,成本书的有《帝王世纪》、《年历》、《高士》、《逸士》、《列女》、《玄晏春秋》等。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他20岁以后才开始学习,以疾病之身,有这么多著述,在当时的条件下,要费多少时间?他能根据古文献,编一本《针灸甲乙经》,已经很不错了。要是会治病,自己怎会吃错庸医的药,使病情加重,弄得难受无比,要自杀的地步?如果当时有良医,他怎会发出没碰上仓公、张仲景诸人之叹?这都是不能回避的问题。他攻习、归纳医书,给自己治病,同时也给别人咨询治一下的情况,是会有的,反正当时不需有行医资格,他和那些不学无术的江湖骗子,当然不能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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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医书是哪里来的?他的曾祖父是东汉名将皇甫嵩,皇甫嵩的叔父是平羌名将皇甫规(公元104——174年)。因讨厌梁冀跋扈,不肯为官。他深通经史,教授《诗》、《易》积14年,写得一手好文章。梁冀被杀后,礼命五至,仍不愿做官。当西羌骚扰为患时,奋然持节为中郎将,大破羌兵。公元162年,部队发生瘟疫,死者十分之三四,他到部队视察,力图遏制。他会不会搜求医书?会。他是大官,有条件,有需求,有爱好,有财力,有品行,有才华,就有可能得到,并传之后代。这只作为一种可能,立此存照。皇甫规的品行,再罗嗦几句,他功成回朝后,宦官徐璜(即权倾朝野的五侯之一)向他索要贿赂,他闭口不谈功劳,也不行贿。不但没有封赏,反被罚到左校营劳改。就这样,他还是不向徐璜一类贪卑之辈行贿。这样正派的人,才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国人的灵魂。这是小小的闲话。
4).全元起,梁朝人,是为《素问》作注的第一人。全元起是何许人?史书中没有单独的传记。在《南史·王僧孺传》中记有有关他想注《素问》的记载。王僧孺是梁朝的大官,担任过多种官职,不一一尽述。他的书法很好,学问很大,对古代的事很了解,侍郎全元起想注《素问》,向他请教砭石是怎么回事。王僧孺回答说:“古人以石为针,不用铁。《说文》中有“砭”字。许慎的解释是:“用石刺病”……近来没有好石,所以用铁来代替”。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全元起本来是个官员,他对砭石的了解,还不如王僧孺,可以判断,他没有医疗实践经验。他注解《素问》,是从解释文字的角度。把他封为医学家,不正确。全元起所得到的《素问》,已经不全了,只有八卷,《灵枢》或《九卷》,没提,其中必有缘故。很可能是没找到。宋朝以后,全元起的注本就亡失了。由于宋朝的林亿,在校王冰所注的《素问》中,引述了全元起的一些注文,现在所能看到的,只有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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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认为,全元起对他所见到的《素问》原文没做多大改动,以致于唐朝的王冰对他的注本很不满意,说有的篇目前后重复,有的前言不搭后语,这显然是因为脱漏等原因造成的。我个人认为,整理注解古籍,哪个地方有脱漏、重复,可以注解出来,也可以把自己的看法写出来,根据自己的猜想,任意改变古籍企图复原的做法并不可取。因为你的所谓复原,只是个人的见解,如果复原得不对,岂不误导后人,使后人不知古籍的原貌,因而也不能准确得知当时对这个问题真实的认识水平?
文人研注医书,张仲景、皇甫谧以及后面所提的扬上善,都是这种情况。所不同的,张仲景有自己的著述,皇甫谧、杨上善都是对原有的文字做一些归纳整理,没有他们的归纳、整理、注释,《黄帝内经》肯定会失传。
5).杨上善,唐初人,他的《黄帝内经太素》是根据《黄帝内经》去重复,重归纳整理出来的,整理得比《黄帝内经》有次序。传到日本,在国内亡失了,又从日本传了回来。
中国古代,的确有一些很特别的地方。比如说要避讳皇帝、皇帝的爹的名字。《黄帝内经太素》中就有很多这样的情况,李渊的父亲叫李炳,就要把“炳、丙”改为 “景”;把“渊”改为“泉”,把“世”改为“代”,把“民”改为“氏”,把“治”改为“理”或“疗”。此书对“显”字不避了,通过这些避讳,可以作为确定此书成书年代的参考,大致在唐高宗时代吧。《黄帝内经》中的文字,也有这样的痕迹,如,梁武帝的父亲名萧顺之,全元起的《素问注》改“顺”为“从”或空白,后来有的又改回来,忘了改回来的,就成了谁也弄不懂的“经文”了,以至于把神圣的“经文”改得乱七八糟。现在的《素问》里,还能看到这样的残留,如:《生气通天论》里,“寒气从之”,“营气不从”,“气血皆从”的“从”字,都应该是“顺”字。在《标本病传论》里,有“病有标本,刺有逆从”,谢华[19]的译文是:“疾病有标和本的分别,刺法有逆和从的不同”,张云昌[20]等的译文是:“病分标病本病,刺法有逆治和从治”,标病和本病都是什么样子?逆法和从法又如何施行?太深奥咧!烟建华[21]更拔高的哲学高度,说是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经文”真是深奥莫测,说什么就是什么。其实,这个“从”字也是“顺”字改的,没改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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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可以说是《黄帝内经》的濒危期。因为流传不广,真正研习的人不多。以致于《素问》亡失一卷,《灵枢》或《九卷》的命运更差一些。也幸亏有人归纳和作注,否则,很可能全部亡失。
这段时间,图书的命运是:董卓之乱,使图书遭到毁灭性破坏。魏代汉以后,又开始征集散失的图书,藏在秘书中、外三阁。
东晋之初,图书散失严重,著作郎李出以荀勖的《新薄》(魏时所收集图书的总目录,共29945卷)校验书籍,仅存3014卷。到南朝宋·谢灵运作《四部目录》,载书64582卷。以后陆续有所收集。但到北周入郢,又烧了非常多的书。北魏、北齐、北周都收集过图书,所得仅几千卷。
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又广搜图书,每求得一卷,赏绢一匹,民间乐献,得书3万余卷。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又收集了不少图书,分为四部,书14466部,89666卷,《隋书。经籍志》就是据此写成的。
在总结医书时,引用了《周官》里的话:医师之职,“掌聚诸药物,凡有疾者治之,是其事也。鄙者为之, 则反本伤性,故曰:‘有疾不医,恒得中医’。”医书之所以不能随便传人,是因为如果落到庸人手里,会打着经典的旗号,给人胡乱治病,骗人钱财,误人性命。这是出于慎重的考虑。也正是由于传递的严格和秘密性,不能广泛流传,使《汉书·艺文志》里所载的医书、方书,基本上全部亡失了。
(待续),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