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里使用着别人的器官
20世纪有三分之一的诺贝尔医学奖与器官移植有关。有人将器官移植和抗生素的发明，并称为20世纪人类医学的两大进步。一位医学界泰斗更是如此预言：21世纪将会是器官移植的世纪，移植手术成为一种普通手术指日可待。然而，到目前为止，器官移植在大多数国人眼中，仍然显得神秘和高不可攀，器官的捐献和移植观念还没有真正深入人心。想知道器官移植所能达到的效果吗？想了解国内器官移植的现状和存在问题吗？那就请随着我们的脚步踏入这个神秘的“禁区”吧。
零距离接触：移植效果让我们惊讶
我国是一个肝病大国，数以亿计的病人为各种肝病所困扰，在这个不幸的人群中，有些患者更是走到了肝功能失代偿(肝功能衰竭)期的绝境。假若不进行肝脏移植，他们的生命很快就会走到终点。那么，在进行肝脏移植手术之后，他们的生命之路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呢？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病房，我们随机采访了两位接受肝脏移植手术的病人。
我们首先见到的是一位接受肝移植手术才11天的病人。为了避免对病人造成影响，在进入病房前，我们被要求穿上一次性隔离衣，戴上口罩和帽子，并套上鞋套。从精神状态来看，这位病人似乎有些疲劳，尚处在术后恢复阶段。但他相当清醒，能非常准确流利地回答我们的提问。当我们问起术前术后有什么明显变化时，他还不失时机地幽上一默：“完全是两个样。术前脸黄得你们都不敢看，现在脸色总算有点人样了。”说完这话，他冲着我们笑了笑，眼神中透出死里逃生的庆幸。为了让病人好好休息，我们不便过多打扰，随即到隔壁病房采访另一位病人高先生。
, 百拇医药
我们步入病房，高先生神采奕奕地朝着我们微笑。如果不是他掀开衣服，显露出胸腹部那个大大的“人”字形手术切口，我们真不敢相信他曾经接受过大型手术。高先生是来自深圳的商人，当时他因为肝功能衰竭、出现肝昏迷，住进深圳一家医院。医生告诉家属，高先生的情况非常严重，没办法继续内科治疗，如果不做肝移植，就没救了。幸运的是，当时家人得知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刚好有一个型号配得上的肝脏，于是高先生马上被转到该院做了肝移植手术。高先生在接受手术前，已经昏迷了整整五天，连自己从深圳被转到广州也一无所知。做完移植手术后第二天，高先生就醒了过来。现在高先生已在医院住了两个月，一般的活动和上下楼都不成问题。为保险起见，医生让他留院观察一周再出院。从当初昏迷不醒、在死亡线上徘徊，到现在谈笑风生、神采奕奕，可以说，是器官移植给了他第二次生命。我们相信，高先生会在他的人生路上健康地长久走下去，没有人会想到在他身上曾发生过“乾坤巨变”。
我国在器官移植方面，肾移植、角膜移植开展得早，技术已相当成熟，这一点众所周知。而肝移植手术开展较晚，比如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虽说在上世纪90年代初已经开展肝移植，但那时尚属临床试验阶段，直到1999年才正式进入临床阶段。看到肝移植能取得这样令人满意的效果，我们确实始料未及。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的陆敏强副教授告诉我们，肝移植的成功率，主要看围手术期的死亡率，以及术后一年的存活率。现在国内肝移植开展时间较短，五年生存率方面没有太多的数据，但据移植后病人的一年生存率来看，当在80%左右。
, 百拇医药
对于肾移植，据多个大的器官移植中心的报告，移植肾一年存活率有85%，五年存活率有60%，大致与国际水平相当。
角膜移植，相对于其他器官移植来说较为特别，严格来说，它是一种组织移植，移植的只是眼睛里面的角膜部分，而非整个眼球。角膜里没有血管，不容易产生排斥反应(医学上称为免疫赦免)，所以成功率要比其他器官移植高一些。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有些角膜不能保持免疫赦免优势，此时做角膜移植，就容易发生排斥反应。总的来说，角膜移植的成功率主要是看接受移植者在移植前的基础条件如何。大致说来，优良条件者，移植成功率可达90%；中等条件者，成功率可达70%；对于条件较差者，也就是所谓的高危者，成功率只有50%。像移植前是由于眼化学伤造成角膜损伤的，整个角膜都是新生血管，这时做角膜移植，发生排斥反应的情况就相当多见。
从数据上看，肝、肾、角膜移植的成功率还是较为乐观的。在生活质量方面，据专家介绍，很多做过移植手术的病人，术后可以恢复到接近正常人，且生活质量较移植前有一个极大的飞跃。这不，有些病人居然能够参加奥运会。
, 百拇医药
凤斌，一位终末期(失代偿期)乙肝病人，于2001年12月28日行肝移植手术，术后各项体征恢复良好。经主诊医生许可，参加了乒乓球训练，并报名参加了2002年11月3日在泰国举办的亚洲第一届器官移植受者奥运会，获男子双打冠军。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参加“特奥会”的肝移植者，这在国际上还是第一例。凤斌的夺冠表明我国器官移植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2003年7月，第14届世界移植受者运动会在法国南锡举行。该运动会每两年举办一次，参赛的有来自欧美和亚非的6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名运动员，其中包括中国的六名接受过肾或肝移植的运动员。在开幕式上，第一次应邀参加运动会的100名不满17岁、接受了器官移植的小运动员，格外引人注目。
他们的恢复情况，的确让不少病人和家属对器官移植增强了信心和希望。不过，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的陈立中教授对此提出了客观的意见：“做完器官移植后，无论恢复得怎么好，毕竟还是一个病人。在体质上和心理恢复上，还是与正常人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手术后，我们鼓励病人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和体育锻炼，这样可以增强其体质和抗病能力。但是我们并不鼓励病人从事剧烈的体力劳动和体育运动，毕竟病人在术后必须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病人的机体免疫力下降，对病菌的抵抗力也会降低。而且，过度的体力劳动和体育运动，比较容易造成感染。此外，对于肾移植病人来说，移植肾一般安放在右下腹，这个地方不像正常的肾那样有肋骨保护，而剧烈的体力劳动和体育运动中的碰撞和意外情况实在是太多了。如果病人真的想参加某些运动会，除了在比赛项目的设置上，要考虑到参加者的特殊情况外，参加者必须经过长时间的恢复、状态较好时方可参加。总之，我们提倡病人术后适当地参加一些体育锻炼，但没有必要像正常人一样参加比赛，试图显示什么或证明什么。而且，病人及家属对器官移植不要有过高的期望，否则在结果与希望有差距时，失望会随之而来。”
, 百拇医药
别到走投无路才做器官移植
器官移植科医生有个共同的遗憾就是，人们对器官移植的认识不够，通常都是等到山穷水尽、病情极度恶化时，病人和家属才迫不得已同意接受移植手术。然而，病情拖到这个时候，往往已丧失了手术的最好时机。同时，病人虚弱的身体常常难以耐受这些大型手术。
陆敏强副教授告诉我们：“你们采访的第一位病人原先是个重症乙肝病人，我们曾经就他的病情做过会诊，参加会诊的包括著名的传染病专家等，讨论对他是继续内科治疗还是手术治疗。当时谁也不能肯定继续内科治疗后病情就不会好转，但完全好转是不可能的。做肝移植是否可以百分之百成功，也没有人敢保证。这时候就需要做出一个决定，是手术治疗还是继续内科治疗。说不定过两天，病人发生其他感染，病情就会急转直下，到时可能连手术的机会都没有了。有一位从广西来的病人，我给他会诊的时候，刚好他的感染被控制得很好，不发烧。我告诉他此时是手术的最好时机，但病人和家属见那几天不发烧，又抱着侥幸心理，希望最好不必做移植手术。后来，病人又一次出现严重的肺部感染，这时候家属要求我们给病人做肝移植手术，说花多少钱都行。但我们已无能为力。这不是花钱就能解决的问题，此时已丧失手术时机，如果做手术，死亡率会非常高。到现在家属对这件事还十分后悔。”
, 百拇医药
陆敏强副教授谈起这些，神情显得颇为痛惜。国内很多病人在“苟延残喘”中度过了生命中最黯淡无光的日子，往往到病情恶化时才愿意接受器官移植，这点与港台地区过来的病人形成鲜明的反差。香港的肝移植技术比国内其他地区的要成熟，医生也很早就告诉病人，内科治疗不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或许可以拖几个月，但生活质量会很差。由于器官移植宣传深入人心，香港和台湾地区的病人更愿意接受器官移植。他们很多人病情尚属早期，就主动到医院接受器官移植手术，他们的一般状况往往较好，对手术的耐受能力和恢复能力也相当不错，这些病人的手术成功率和术后生存情况也往往好得多。
我们对病人的采访印证了医生们的说法。前文提到的接受肝移植手术的高先生，当我们对他的恢复情况感到惊叹并表示祝贺的时候，他却告诉我们：“我这个情况还算差的。原来我隔壁病房有个香港病友，和我差不多同期进来的，他一个人跑到这里做手术，做完手术后家属才来。手术后恢复也很快，15天左右就能出去走动，现在每次复查都是他自己亲自开车过来的。”
, 百拇医药 陆敏强副教授告诉我们，很多病人在出院时，共同的一句话就是：“唉，知道得太晚了!要是早知道肝移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也不会耽误那么长的时间，花那么多冤枉钱了。”
供体紧缺，多少人在等待中去世
●等器官的人与卖器官的人
器官移植技术的进步让我们欢欣鼓舞，然而供体的紧缺又使我们黯然神伤。据陈立中教授介绍，全国每年的肾移植手术有5000多例。而需要做这种手术的人有10万到20万左右，平均起来，实际接受者与需要接受移植者之比大约是1∶30，这个数据是非常令人遗憾的。有很多人在等待供体，有很多尿毒症病人通过透析来维持生命，还有很多人在等待过程中死亡。肾源如此，肝源、角膜来源情况也大同小异。在美国，需要进行心脏移植的病人中，有50%的病人在等待合适供体的过程中死去。
于是，有人开始叫卖器官——
, 百拇医药
2003年12月21日，有记者在沈阳部分医院的角落里发现了不少关于买卖肾脏、眼角膜的小招贴及违规的喷涂广告。随后，这位记者来到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对此事进行了深入的了解。在门诊楼前两个宣传牌的背面，买卖人体器官的违规喷涂广告触目惊心。其中一则广告用醒目的红色染料涂写：急卖肾，O型血，28岁，还有联系人的电话。粗略看了一下，这些违规喷涂广告以卖肾的居多，仅有一个出****。该记者拨通了其中一名卖肾者的电话，接听的男子自称姓张。记者佯称买肾，打听价格。张说：“一个不能少于20万，如果你诚心买，咱就拍板。”见记者嫌价高，他又转口道：“跟你透个实底儿吧，15万，一口价。还高？你到底想买不？好吧，10万，再嫌高咱就别谈了。”“可是我听说如果换肾双方的医疗指标检测不合格的话，就换不了，你的不合适怎么办？”记者问道。张笑着说：“你以为就我一个人啊，告诉我你需要的血型、年龄，想要什么样的我就能给你找到什么样的。”
对****，国家是严令禁止的。有些科的医生差不多也是每天都遇到想卖器官的人。据说有人还专门挂专家号，坐下来张口就说：想卖个肾，10万元钱行不行？谈到此，医生们不禁摇头苦笑。我们理解医生遇到的困扰，《家庭医生》作为国内最有影响的医学科普杂志，也常常接到一些电话或来信，要求我们为其联系需要肾脏的病人。
, 百拇医药
●迅速立法：让巧妇有米可炊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林跃生教授认为：“器官来源是阻碍器官移植发展的大问题，是一个最大的‘瓶颈’。从移植技术上讲，国内已经可以与国际接轨了。我国角膜移植方面的人才还是不少的，但是很多医生在培训之后不能顺利地进行这项工作，主要问题还是器官来源的紧缺。”那么，面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状况，我们又该以怎样的措施去解决呢？
林教授继续说道：“如果有国家法律保障的话，移植材料是非常多的。国外已有这方面的立法。”据了解，为了缓解供体极度紧张的局面，很多医学专家提出，为了增强器官捐献的数量，必须实行半强制措施。在美国，多数司机的驾驶执照上都标有“器官捐献”的字样，一旦发生意外死亡，他们的器官将由专门的医疗机构进行处理。在新加坡，法律规定，没有公开声明死后不愿捐献器官者，就自动被视为捐献者，其遗体器官就会成为捐献器官。新加坡被西方认为是“不够人道”的国家，但他们的器官捐献数量却是世界上最多的。
, 百拇医药
我们问道：“现在国内不是正在呼吁脑死亡立法吗？有人提出，这是在给器官移植铺路，是这样吗？”
陆敏强副教授解释道：“脑死亡立法，纯粹是医学上判断死亡与否的一个标准，不应该和器官移植联系在一起。现在很多不明真相或不负责任的报道将两者联系在一起，这样只会使脑死亡立法阻力增大。这会让普通老百姓误认为，脑死亡立法就是为了器官移植，纯粹是为了要这个人的器官才立这个法的，这样就起了一个负面作用。在有脑死亡立法的国家和地区，在判断病人脑死亡时，都是把器官移植科医生排除在外的，也就是说，器官移植科医生不能参与脑死亡的评定。脑死亡的意义，是认定这个人已经没有抢救的意义了。一旦没有维持生命体征的机器支持，病人就会死去。脑死亡立法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不必浪费家庭、社会以及医疗资源。若不给脑死亡立法，谁也不敢把维生机器撤去，结果只能继续维持毫无意义的治疗。脑死亡立法也不会给器官移植带来多少供体，比如日本，早已对脑死亡立法，现在仍然存在供体紧缺的情况。因为立法以后，还存在一个人们愿不愿意捐献的问题。”
, 百拇医药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未必行得通
不过，话说回来，即便有人愿意捐献器官，医生也要对供体本身的健康情况做一下评估，然后再决定其器官是否可以移植给受者。前段时间，曾经发生过一位七旬老人为救女儿谎报年龄的事件。这位老人今年72岁，他的女儿不幸患了尿毒症，每周必须到医院做三次透析，两年来花去了巨额费用，女儿的病情始终未见好转。老人得知换肾能彻底根治女儿的病后，便来到医院，要求医生将他的一只肾捐给女儿。当医生准备给父女俩做配型，询问他的年龄时，老人虚报了年龄。
针对这种情况，陈立中教授表示，60岁以上就已不符合捐肾年龄了，就像一台机器一样，虽然看上去运转良好，但实际上已经老化了。对于正常的人，去掉一个肾，另外一个肾还可以代偿。但对于60岁以上的老人来讲，其肾的代偿能力就非常低了。或者说，一个肾根本不能满足他自身的需要，如果还将他的肾拿掉一个，可能就会因代偿不了，导致捐肾者的身体出现问题。此外，这个“零件”已很旧，也老化了，甚至可能有某种损伤和病变，而且供器官者已经是六七十岁的人了，他的器官还能用多少年？移植到受者身上，有多大的意义呢？这就无须多言了。
, http://www.100md.com
除了年龄之外，移植科医生还会考虑供器官者的其他健康状况，如有无高血压、糖尿病，或其他重要器官有无病变，以及有无艾滋病等。总之，捐献器官不是供受双方主观意愿上“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就行了，还得考虑多方面的因素。
专家呼唤准入制度
虽然供体数量如此紧张，可少得可怜的供体却一次又一次地被浪费，专家对此感到痛心疾首。
陈立中教授一提到这种状况就显得有些无奈：“现在有些医院只做一个血型配型就给病人做肾移植手术，很多必要的检查都没做过，这样很容易使病人出现超急性排斥反应，移植肾一接上去，马上就报废了。有些病人就算当时不出现超急性排斥反应，后续的并发症也非常多，移植失败的可能性非常大。有些医院就是为了做肾移植而做肾移植，纯粹是为了对外宣称他们做了多少多少例。也有些医院请其他大医院的医生来做手术，做完手术这些医生就走了。实际上，移植手术完成后，整个治疗方案才完成三分之一，围手术期(指从手术前两天到手术后的两个星期)的管理和后续治疗仍然相当重要。此外，术后随访也很重要。但这些医院由于后期管理不完善或技术水平有限，当病人出现反复排斥、药物副作用或感染等很多问题时，不能及时发现和解决，往往导致病人的移植肾功能丧失，甚至人财两空。为了治病，病人东挪西凑，耗费巨资，家属又为此劳神费力，寝食难安。他们的遭遇实在令人同情。”
专家纷纷表示，医院开展器官移植手术，绝对不能一拥而上，不顾自身条件盲目开展。据悉，目前广东省器官移植学会已准备与广东省卫生厅合作开展器官移植的准入验收，其他省市也准备或正在开展类似的行动。在日渐规范的管理体制中，我们祝愿器官移植事业能够一路顺风。, http://www.100md.com
零距离接触：移植效果让我们惊讶
我国是一个肝病大国，数以亿计的病人为各种肝病所困扰，在这个不幸的人群中，有些患者更是走到了肝功能失代偿(肝功能衰竭)期的绝境。假若不进行肝脏移植，他们的生命很快就会走到终点。那么，在进行肝脏移植手术之后，他们的生命之路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呢？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病房，我们随机采访了两位接受肝脏移植手术的病人。
我们首先见到的是一位接受肝移植手术才11天的病人。为了避免对病人造成影响，在进入病房前，我们被要求穿上一次性隔离衣，戴上口罩和帽子，并套上鞋套。从精神状态来看，这位病人似乎有些疲劳，尚处在术后恢复阶段。但他相当清醒，能非常准确流利地回答我们的提问。当我们问起术前术后有什么明显变化时，他还不失时机地幽上一默：“完全是两个样。术前脸黄得你们都不敢看，现在脸色总算有点人样了。”说完这话，他冲着我们笑了笑，眼神中透出死里逃生的庆幸。为了让病人好好休息，我们不便过多打扰，随即到隔壁病房采访另一位病人高先生。
, 百拇医药
我们步入病房，高先生神采奕奕地朝着我们微笑。如果不是他掀开衣服，显露出胸腹部那个大大的“人”字形手术切口，我们真不敢相信他曾经接受过大型手术。高先生是来自深圳的商人，当时他因为肝功能衰竭、出现肝昏迷，住进深圳一家医院。医生告诉家属，高先生的情况非常严重，没办法继续内科治疗，如果不做肝移植，就没救了。幸运的是，当时家人得知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刚好有一个型号配得上的肝脏，于是高先生马上被转到该院做了肝移植手术。高先生在接受手术前，已经昏迷了整整五天，连自己从深圳被转到广州也一无所知。做完移植手术后第二天，高先生就醒了过来。现在高先生已在医院住了两个月，一般的活动和上下楼都不成问题。为保险起见，医生让他留院观察一周再出院。从当初昏迷不醒、在死亡线上徘徊，到现在谈笑风生、神采奕奕，可以说，是器官移植给了他第二次生命。我们相信，高先生会在他的人生路上健康地长久走下去，没有人会想到在他身上曾发生过“乾坤巨变”。
我国在器官移植方面，肾移植、角膜移植开展得早，技术已相当成熟，这一点众所周知。而肝移植手术开展较晚，比如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虽说在上世纪90年代初已经开展肝移植，但那时尚属临床试验阶段，直到1999年才正式进入临床阶段。看到肝移植能取得这样令人满意的效果，我们确实始料未及。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的陆敏强副教授告诉我们，肝移植的成功率，主要看围手术期的死亡率，以及术后一年的存活率。现在国内肝移植开展时间较短，五年生存率方面没有太多的数据，但据移植后病人的一年生存率来看，当在80%左右。
, 百拇医药
对于肾移植，据多个大的器官移植中心的报告，移植肾一年存活率有85%，五年存活率有60%，大致与国际水平相当。
角膜移植，相对于其他器官移植来说较为特别，严格来说，它是一种组织移植，移植的只是眼睛里面的角膜部分，而非整个眼球。角膜里没有血管，不容易产生排斥反应(医学上称为免疫赦免)，所以成功率要比其他器官移植高一些。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有些角膜不能保持免疫赦免优势，此时做角膜移植，就容易发生排斥反应。总的来说，角膜移植的成功率主要是看接受移植者在移植前的基础条件如何。大致说来，优良条件者，移植成功率可达90%；中等条件者，成功率可达70%；对于条件较差者，也就是所谓的高危者，成功率只有50%。像移植前是由于眼化学伤造成角膜损伤的，整个角膜都是新生血管，这时做角膜移植，发生排斥反应的情况就相当多见。
从数据上看，肝、肾、角膜移植的成功率还是较为乐观的。在生活质量方面，据专家介绍，很多做过移植手术的病人，术后可以恢复到接近正常人，且生活质量较移植前有一个极大的飞跃。这不，有些病人居然能够参加奥运会。
, 百拇医药
凤斌，一位终末期(失代偿期)乙肝病人，于2001年12月28日行肝移植手术，术后各项体征恢复良好。经主诊医生许可，参加了乒乓球训练，并报名参加了2002年11月3日在泰国举办的亚洲第一届器官移植受者奥运会，获男子双打冠军。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参加“特奥会”的肝移植者，这在国际上还是第一例。凤斌的夺冠表明我国器官移植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2003年7月，第14届世界移植受者运动会在法国南锡举行。该运动会每两年举办一次，参赛的有来自欧美和亚非的6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名运动员，其中包括中国的六名接受过肾或肝移植的运动员。在开幕式上，第一次应邀参加运动会的100名不满17岁、接受了器官移植的小运动员，格外引人注目。
他们的恢复情况，的确让不少病人和家属对器官移植增强了信心和希望。不过，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的陈立中教授对此提出了客观的意见：“做完器官移植后，无论恢复得怎么好，毕竟还是一个病人。在体质上和心理恢复上，还是与正常人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手术后，我们鼓励病人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和体育锻炼，这样可以增强其体质和抗病能力。但是我们并不鼓励病人从事剧烈的体力劳动和体育运动，毕竟病人在术后必须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病人的机体免疫力下降，对病菌的抵抗力也会降低。而且，过度的体力劳动和体育运动，比较容易造成感染。此外，对于肾移植病人来说，移植肾一般安放在右下腹，这个地方不像正常的肾那样有肋骨保护，而剧烈的体力劳动和体育运动中的碰撞和意外情况实在是太多了。如果病人真的想参加某些运动会，除了在比赛项目的设置上，要考虑到参加者的特殊情况外，参加者必须经过长时间的恢复、状态较好时方可参加。总之，我们提倡病人术后适当地参加一些体育锻炼，但没有必要像正常人一样参加比赛，试图显示什么或证明什么。而且，病人及家属对器官移植不要有过高的期望，否则在结果与希望有差距时，失望会随之而来。”
, 百拇医药
别到走投无路才做器官移植
器官移植科医生有个共同的遗憾就是，人们对器官移植的认识不够，通常都是等到山穷水尽、病情极度恶化时，病人和家属才迫不得已同意接受移植手术。然而，病情拖到这个时候，往往已丧失了手术的最好时机。同时，病人虚弱的身体常常难以耐受这些大型手术。
陆敏强副教授告诉我们：“你们采访的第一位病人原先是个重症乙肝病人，我们曾经就他的病情做过会诊，参加会诊的包括著名的传染病专家等，讨论对他是继续内科治疗还是手术治疗。当时谁也不能肯定继续内科治疗后病情就不会好转，但完全好转是不可能的。做肝移植是否可以百分之百成功，也没有人敢保证。这时候就需要做出一个决定，是手术治疗还是继续内科治疗。说不定过两天，病人发生其他感染，病情就会急转直下，到时可能连手术的机会都没有了。有一位从广西来的病人，我给他会诊的时候，刚好他的感染被控制得很好，不发烧。我告诉他此时是手术的最好时机，但病人和家属见那几天不发烧，又抱着侥幸心理，希望最好不必做移植手术。后来，病人又一次出现严重的肺部感染，这时候家属要求我们给病人做肝移植手术，说花多少钱都行。但我们已无能为力。这不是花钱就能解决的问题，此时已丧失手术时机，如果做手术，死亡率会非常高。到现在家属对这件事还十分后悔。”
, 百拇医药
陆敏强副教授谈起这些，神情显得颇为痛惜。国内很多病人在“苟延残喘”中度过了生命中最黯淡无光的日子，往往到病情恶化时才愿意接受器官移植，这点与港台地区过来的病人形成鲜明的反差。香港的肝移植技术比国内其他地区的要成熟，医生也很早就告诉病人，内科治疗不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或许可以拖几个月，但生活质量会很差。由于器官移植宣传深入人心，香港和台湾地区的病人更愿意接受器官移植。他们很多人病情尚属早期，就主动到医院接受器官移植手术，他们的一般状况往往较好，对手术的耐受能力和恢复能力也相当不错，这些病人的手术成功率和术后生存情况也往往好得多。
我们对病人的采访印证了医生们的说法。前文提到的接受肝移植手术的高先生，当我们对他的恢复情况感到惊叹并表示祝贺的时候，他却告诉我们：“我这个情况还算差的。原来我隔壁病房有个香港病友，和我差不多同期进来的，他一个人跑到这里做手术，做完手术后家属才来。手术后恢复也很快，15天左右就能出去走动，现在每次复查都是他自己亲自开车过来的。”
, 百拇医药 陆敏强副教授告诉我们，很多病人在出院时，共同的一句话就是：“唉，知道得太晚了!要是早知道肝移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也不会耽误那么长的时间，花那么多冤枉钱了。”
供体紧缺，多少人在等待中去世
●等器官的人与卖器官的人
器官移植技术的进步让我们欢欣鼓舞，然而供体的紧缺又使我们黯然神伤。据陈立中教授介绍，全国每年的肾移植手术有5000多例。而需要做这种手术的人有10万到20万左右，平均起来，实际接受者与需要接受移植者之比大约是1∶30，这个数据是非常令人遗憾的。有很多人在等待供体，有很多尿毒症病人通过透析来维持生命，还有很多人在等待过程中死亡。肾源如此，肝源、角膜来源情况也大同小异。在美国，需要进行心脏移植的病人中，有50%的病人在等待合适供体的过程中死去。
于是，有人开始叫卖器官——
, 百拇医药
2003年12月21日，有记者在沈阳部分医院的角落里发现了不少关于买卖肾脏、眼角膜的小招贴及违规的喷涂广告。随后，这位记者来到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对此事进行了深入的了解。在门诊楼前两个宣传牌的背面，买卖人体器官的违规喷涂广告触目惊心。其中一则广告用醒目的红色染料涂写：急卖肾，O型血，28岁，还有联系人的电话。粗略看了一下，这些违规喷涂广告以卖肾的居多，仅有一个出****。该记者拨通了其中一名卖肾者的电话，接听的男子自称姓张。记者佯称买肾，打听价格。张说：“一个不能少于20万，如果你诚心买，咱就拍板。”见记者嫌价高，他又转口道：“跟你透个实底儿吧，15万，一口价。还高？你到底想买不？好吧，10万，再嫌高咱就别谈了。”“可是我听说如果换肾双方的医疗指标检测不合格的话，就换不了，你的不合适怎么办？”记者问道。张笑着说：“你以为就我一个人啊，告诉我你需要的血型、年龄，想要什么样的我就能给你找到什么样的。”
对****，国家是严令禁止的。有些科的医生差不多也是每天都遇到想卖器官的人。据说有人还专门挂专家号，坐下来张口就说：想卖个肾，10万元钱行不行？谈到此，医生们不禁摇头苦笑。我们理解医生遇到的困扰，《家庭医生》作为国内最有影响的医学科普杂志，也常常接到一些电话或来信，要求我们为其联系需要肾脏的病人。
, 百拇医药
●迅速立法：让巧妇有米可炊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林跃生教授认为：“器官来源是阻碍器官移植发展的大问题，是一个最大的‘瓶颈’。从移植技术上讲，国内已经可以与国际接轨了。我国角膜移植方面的人才还是不少的，但是很多医生在培训之后不能顺利地进行这项工作，主要问题还是器官来源的紧缺。”那么，面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状况，我们又该以怎样的措施去解决呢？
林教授继续说道：“如果有国家法律保障的话，移植材料是非常多的。国外已有这方面的立法。”据了解，为了缓解供体极度紧张的局面，很多医学专家提出，为了增强器官捐献的数量，必须实行半强制措施。在美国，多数司机的驾驶执照上都标有“器官捐献”的字样，一旦发生意外死亡，他们的器官将由专门的医疗机构进行处理。在新加坡，法律规定，没有公开声明死后不愿捐献器官者，就自动被视为捐献者，其遗体器官就会成为捐献器官。新加坡被西方认为是“不够人道”的国家，但他们的器官捐献数量却是世界上最多的。
, 百拇医药
我们问道：“现在国内不是正在呼吁脑死亡立法吗？有人提出，这是在给器官移植铺路，是这样吗？”
陆敏强副教授解释道：“脑死亡立法，纯粹是医学上判断死亡与否的一个标准，不应该和器官移植联系在一起。现在很多不明真相或不负责任的报道将两者联系在一起，这样只会使脑死亡立法阻力增大。这会让普通老百姓误认为，脑死亡立法就是为了器官移植，纯粹是为了要这个人的器官才立这个法的，这样就起了一个负面作用。在有脑死亡立法的国家和地区，在判断病人脑死亡时，都是把器官移植科医生排除在外的，也就是说，器官移植科医生不能参与脑死亡的评定。脑死亡的意义，是认定这个人已经没有抢救的意义了。一旦没有维持生命体征的机器支持，病人就会死去。脑死亡立法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不必浪费家庭、社会以及医疗资源。若不给脑死亡立法，谁也不敢把维生机器撤去，结果只能继续维持毫无意义的治疗。脑死亡立法也不会给器官移植带来多少供体，比如日本，早已对脑死亡立法，现在仍然存在供体紧缺的情况。因为立法以后，还存在一个人们愿不愿意捐献的问题。”
, 百拇医药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未必行得通
不过，话说回来，即便有人愿意捐献器官，医生也要对供体本身的健康情况做一下评估，然后再决定其器官是否可以移植给受者。前段时间，曾经发生过一位七旬老人为救女儿谎报年龄的事件。这位老人今年72岁，他的女儿不幸患了尿毒症，每周必须到医院做三次透析，两年来花去了巨额费用，女儿的病情始终未见好转。老人得知换肾能彻底根治女儿的病后，便来到医院，要求医生将他的一只肾捐给女儿。当医生准备给父女俩做配型，询问他的年龄时，老人虚报了年龄。
针对这种情况，陈立中教授表示，60岁以上就已不符合捐肾年龄了，就像一台机器一样，虽然看上去运转良好，但实际上已经老化了。对于正常的人，去掉一个肾，另外一个肾还可以代偿。但对于60岁以上的老人来讲，其肾的代偿能力就非常低了。或者说，一个肾根本不能满足他自身的需要，如果还将他的肾拿掉一个，可能就会因代偿不了，导致捐肾者的身体出现问题。此外，这个“零件”已很旧，也老化了，甚至可能有某种损伤和病变，而且供器官者已经是六七十岁的人了，他的器官还能用多少年？移植到受者身上，有多大的意义呢？这就无须多言了。
, http://www.100md.com
除了年龄之外，移植科医生还会考虑供器官者的其他健康状况，如有无高血压、糖尿病，或其他重要器官有无病变，以及有无艾滋病等。总之，捐献器官不是供受双方主观意愿上“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就行了，还得考虑多方面的因素。
专家呼唤准入制度
虽然供体数量如此紧张，可少得可怜的供体却一次又一次地被浪费，专家对此感到痛心疾首。
陈立中教授一提到这种状况就显得有些无奈：“现在有些医院只做一个血型配型就给病人做肾移植手术，很多必要的检查都没做过，这样很容易使病人出现超急性排斥反应，移植肾一接上去，马上就报废了。有些病人就算当时不出现超急性排斥反应，后续的并发症也非常多，移植失败的可能性非常大。有些医院就是为了做肾移植而做肾移植，纯粹是为了对外宣称他们做了多少多少例。也有些医院请其他大医院的医生来做手术，做完手术这些医生就走了。实际上，移植手术完成后，整个治疗方案才完成三分之一，围手术期(指从手术前两天到手术后的两个星期)的管理和后续治疗仍然相当重要。此外，术后随访也很重要。但这些医院由于后期管理不完善或技术水平有限，当病人出现反复排斥、药物副作用或感染等很多问题时，不能及时发现和解决，往往导致病人的移植肾功能丧失，甚至人财两空。为了治病，病人东挪西凑，耗费巨资，家属又为此劳神费力，寝食难安。他们的遭遇实在令人同情。”
专家纷纷表示，医院开展器官移植手术，绝对不能一拥而上，不顾自身条件盲目开展。据悉，目前广东省器官移植学会已准备与广东省卫生厅合作开展器官移植的准入验收，其他省市也准备或正在开展类似的行动。在日渐规范的管理体制中，我们祝愿器官移植事业能够一路顺风。,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