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透玄机道在江湖
虽然李可以前只是一个县级民间名医,但其打破常规重用附子达200g之多救治危急重病的经验,一度在网上热传,也给相对沉闷的中医气氛带来了震憾。附子有毒,用多了会出问题的,所以药典明确规定附子常规用药10~15g。在春节前夕,记者终于见到这位用药让人胆战心惊、疗效让人目瞪口呆的李可先生。
今年78岁的李可先生个子不高,十分清瘦,满头银发倔强地直立着,脸庞瘦削而棱角分明,烟抽得很凶。虽然李可先生不善言辞,但他的内心世界极其丰富:那么多坎坷的经历、那么多挽救回来的濒死患者,以及对附子那么多的体会和感情……
23岁蒙冤 监狱中学医
李可先生1930年生于山西省灵石县一个小农商的家庭,16岁初中毕业参加军队,在西北解放前,曾经在彭德怀西北野战军作战地记者,1949年还入西北艺专文学部学习。
1953年,性格耿直的李可因对一封重要信件发表了不同的看法,莫名其妙地成为“胡风反革命集团”西北地区的头目。入狱后不久,被发现可能是一个冤案,于是准备“免于起诉”释放,李可说释放可以,但必须是“无罪释放”,否则就要把罪名性质定清楚再放。这样,李可又被关押了2年7个月。
, 百拇医药
也许机缘巧合,就是这次锒铛入狱,使李可先生结缘中医。1955年,李可在狱中和一个姓黄的懂中医狱友有几面之交,他告诉李可学中医要背“汤头”、看《伤寒论》等,于是,李可开始在狱中自学中医。
1961年,李可被勒令退职,遣返回老家山西灵石县。后来,在文革期间,李可因为被诬告再次蒙冤入狱,谁要和他接触多一点就被叫去审查,所以很多年里,李可既不拜师,也不交友。
1963年,李可成为全国第一批赤脚医生。
从此,李可一生奔波于穷乡僻壤、缺医少药的山村。在当时的农村,非到危及生命不敢言医,一发病就是九死一生。李可告诉记者,很多患者情极可悯,推出去于心不忍,接下来又力难胜任,逼得他只好急用现学,白天看病,晚上翻书查资料,经常让一个个疑难问题弄得焦头烂额。李可也请教了当地的一些老中医,他们说《伤寒论》是中医源头和根本。李可有机会看到左季云的《伤寒论类方汇参》和彭子益的著作,感到非常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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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时的救治,也只是生死参半。
打破常规 重用附子200g
患者对附子的一次偶然误服且3小时后起死回生让李可大受震撼。那是一个西医院放弃治疗的心衰濒死的老年女患者,出院回家后她的儿媳妇一面悲伤地为老人准备寿衣等事项,一面找到李可再试试。那时患者昏迷厥冷,脉是摸不到了,血压也没有了。李可处方用四逆汤变方3剂,附子用到45g,告诉家属若能活过来再找他。本身就不识字的儿媳妇在悲恸和慌乱中将3剂药一起煎煮,半天内给婆婆灌了下去,3个小时后老人居然活过来了,还能坐起来。李可见患者家人是当天来谢而不是3天后颇感意外,问明缘由后发现附子已用到135g,这对其震动极大。
以往《伤寒论》方救心衰不显效可能是剂量的问题,古代临床家著作中剂量就是不传之秘。晋代王叔和、明代李时珍离汉代好几百年,他们很权威,所以建议的剂量(古之1两,今用1钱)大家都接受了。但是现在看来,剂量怎么用,没有定见。患者全身衰竭、生死存亡之际,不以雷霆万钧之力斩关夺门、破阴回阳,不足以挽垂绝之生命。以后李可有意识地加大附子用量渐至200g,并注意用甘草来相佐制毒性,大多回生有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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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可还问过老药工,附子大者1枚有多重,他们说大约50g。所以李可猜测当年张仲景用附子量决不是现在这么小。
1981年,上海中医柯雪帆负责整理马王堆医学出土文物,在换算古代和现代剂量时提出了“权”(汉代度量衡器)的概念,即汉代的1两=15.625g,这样算来,现在只用了原来的1/10,这也说明加大剂量是有依据的。
至此,李可先生每次救治都亲自熬,亲自喂药,亲自守护半天,看脱离危险了再走。李可主张:“肾气与中气”为人生命之本,生死关头,救阳为急。
李可能超常规运用自创破格救心汤也和时代和环境很有关系。李可当年所在城关医院院长杨万勇不是学医出身,是武装部长转职,敢签字。他也观察患者服药后的动静,看患者渐缓渐生,就对药房说,以后李可的方子就按他开的量抓吧。有时候签字的是公安局长,这回要抢救的是公安局长的亲属,公安局长有些犹豫,但还是签了。更重要的是大家亲眼所见李可抢救回来了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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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肝胆 一根筋的性格
记者讨教李可:“有没有没得救的底线呢?放弃过的呢?”李可说救人如救火,他从不多想,尽量努力就是。出现了古代认为死证的雀啄、釜沸脉也多有救活的。
当时一个曾留学日本的心血管专家下放到李可所在县的中学当校医,他非常惊讶地说:“你救治水平超过了西医的现在水平,但是你这样用药太危险了。”
中医有“药不眩瞑,厥疾弗瘳”的说法,所以,当时李可在开药方的同时,还亲自尝附子,从小剂量开始增加,还曾昏过去了。李可先生开玩笑说,我不是神农,我只尝过附子等几味药。
李可的大弟子原山西科技出版社总编辑郭博信说,医生习惯根据脉象断出死亡的时辰,所以很多医生听了病情后掉头就走,但这时只要叫上李可,必赶往救治无疑。李可的性格就是这样的。
李可也对记者讲:“有朋友说我是二百五,一根筋。我也开玩笑地说,大不了我再回去蹲监狱。其实我心里当然有数,又不是一例二例,是几百例、几千例,这么多年来,我翻山越岭,差不多跑遍了灵石县100个大小村庄。用过的附子超过5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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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李可有没有失手的时候呢,是否担心会惹上麻烦,缠上官司?在目前中医大夫治好了99个不算有功、治坏了1个便毁了一世英名的医疗气氛下,这些李可先生真的不考虑吗?李可说本来就是西医放弃抢救的患者,万一死了,病人也会通情达理的,农村的百姓非常淳朴。
参透玄机 道在江湖
中医用药大抵有两种风格,一类用药温和平稳,一类敢于创新,用药峻猛而出奇制胜。孰优孰劣,很难定论,但深刻体会起死回生的李可先生是中医史上独树一帜的一个人,不管以后怎样评价李可的学术思想和悲天悯人的情怀。
记者问李可,如果当年有机会作个御医或者中央领导保健医的话,会不会不再是现在的诊治风格,而是用药平稳的调理高手呢?李可迅速回答:“我不会去当的。”
当年刘力红专程到灵石县拜访李可时,李可说:“我只是个山野村夫,没什么特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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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可曾见过南怀瑾,一起商讨中医要复兴该怎么办,南怀瑾开玩笑说“睡大觉”,他建议李可把自己的东西整理好,等待时机。二人觉得,中医发展要待各方面时机成熟,真正的发展大约是百年之后。
谈起中医的发展,李可变得很激动。他强调,如果真心实意地想复兴中医,就要给适合中医发展的条件和环境。中医不经过痛苦就不会有质的发展。希望中医教育能按照中医的模式,希望中医临床和科研多实干,少空谈。
我们无需比较李可与受过现代正统中医教育的中医的见识和智力,但李可治病显然不带有学院派的风格,其生活状态也迥然不同:已经习惯了简陋的条件和恶劣的环境,没有任何的课题经费,也从不考虑自己的职称和身份,更没有任何的包装和经营,只是在市井乡间快乐而充实地自生自灭。
记者甚至很强烈地感受到,在自认为繁华而充满现代文明的大都市,中医可以很时尚,很高档,很文化,甚至很变形,很泛滥,但似乎不像民间中医那样真挚,而像李可这样如此尊重生命、赤诚赴救、甘担风险的民间医生,从某种意义上,比某些具有一定资历和身份的“中医名师”更见分量。, 百拇医药(常 宇 本报记者)
今年78岁的李可先生个子不高,十分清瘦,满头银发倔强地直立着,脸庞瘦削而棱角分明,烟抽得很凶。虽然李可先生不善言辞,但他的内心世界极其丰富:那么多坎坷的经历、那么多挽救回来的濒死患者,以及对附子那么多的体会和感情……
23岁蒙冤 监狱中学医
李可先生1930年生于山西省灵石县一个小农商的家庭,16岁初中毕业参加军队,在西北解放前,曾经在彭德怀西北野战军作战地记者,1949年还入西北艺专文学部学习。
1953年,性格耿直的李可因对一封重要信件发表了不同的看法,莫名其妙地成为“胡风反革命集团”西北地区的头目。入狱后不久,被发现可能是一个冤案,于是准备“免于起诉”释放,李可说释放可以,但必须是“无罪释放”,否则就要把罪名性质定清楚再放。这样,李可又被关押了2年7个月。
, 百拇医药
也许机缘巧合,就是这次锒铛入狱,使李可先生结缘中医。1955年,李可在狱中和一个姓黄的懂中医狱友有几面之交,他告诉李可学中医要背“汤头”、看《伤寒论》等,于是,李可开始在狱中自学中医。
1961年,李可被勒令退职,遣返回老家山西灵石县。后来,在文革期间,李可因为被诬告再次蒙冤入狱,谁要和他接触多一点就被叫去审查,所以很多年里,李可既不拜师,也不交友。
1963年,李可成为全国第一批赤脚医生。
从此,李可一生奔波于穷乡僻壤、缺医少药的山村。在当时的农村,非到危及生命不敢言医,一发病就是九死一生。李可告诉记者,很多患者情极可悯,推出去于心不忍,接下来又力难胜任,逼得他只好急用现学,白天看病,晚上翻书查资料,经常让一个个疑难问题弄得焦头烂额。李可也请教了当地的一些老中医,他们说《伤寒论》是中医源头和根本。李可有机会看到左季云的《伤寒论类方汇参》和彭子益的著作,感到非常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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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时的救治,也只是生死参半。
打破常规 重用附子200g
患者对附子的一次偶然误服且3小时后起死回生让李可大受震撼。那是一个西医院放弃治疗的心衰濒死的老年女患者,出院回家后她的儿媳妇一面悲伤地为老人准备寿衣等事项,一面找到李可再试试。那时患者昏迷厥冷,脉是摸不到了,血压也没有了。李可处方用四逆汤变方3剂,附子用到45g,告诉家属若能活过来再找他。本身就不识字的儿媳妇在悲恸和慌乱中将3剂药一起煎煮,半天内给婆婆灌了下去,3个小时后老人居然活过来了,还能坐起来。李可见患者家人是当天来谢而不是3天后颇感意外,问明缘由后发现附子已用到135g,这对其震动极大。
以往《伤寒论》方救心衰不显效可能是剂量的问题,古代临床家著作中剂量就是不传之秘。晋代王叔和、明代李时珍离汉代好几百年,他们很权威,所以建议的剂量(古之1两,今用1钱)大家都接受了。但是现在看来,剂量怎么用,没有定见。患者全身衰竭、生死存亡之际,不以雷霆万钧之力斩关夺门、破阴回阳,不足以挽垂绝之生命。以后李可有意识地加大附子用量渐至200g,并注意用甘草来相佐制毒性,大多回生有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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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可还问过老药工,附子大者1枚有多重,他们说大约50g。所以李可猜测当年张仲景用附子量决不是现在这么小。
1981年,上海中医柯雪帆负责整理马王堆医学出土文物,在换算古代和现代剂量时提出了“权”(汉代度量衡器)的概念,即汉代的1两=15.625g,这样算来,现在只用了原来的1/10,这也说明加大剂量是有依据的。
至此,李可先生每次救治都亲自熬,亲自喂药,亲自守护半天,看脱离危险了再走。李可主张:“肾气与中气”为人生命之本,生死关头,救阳为急。
李可能超常规运用自创破格救心汤也和时代和环境很有关系。李可当年所在城关医院院长杨万勇不是学医出身,是武装部长转职,敢签字。他也观察患者服药后的动静,看患者渐缓渐生,就对药房说,以后李可的方子就按他开的量抓吧。有时候签字的是公安局长,这回要抢救的是公安局长的亲属,公安局长有些犹豫,但还是签了。更重要的是大家亲眼所见李可抢救回来了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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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肝胆 一根筋的性格
记者讨教李可:“有没有没得救的底线呢?放弃过的呢?”李可说救人如救火,他从不多想,尽量努力就是。出现了古代认为死证的雀啄、釜沸脉也多有救活的。
当时一个曾留学日本的心血管专家下放到李可所在县的中学当校医,他非常惊讶地说:“你救治水平超过了西医的现在水平,但是你这样用药太危险了。”
中医有“药不眩瞑,厥疾弗瘳”的说法,所以,当时李可在开药方的同时,还亲自尝附子,从小剂量开始增加,还曾昏过去了。李可先生开玩笑说,我不是神农,我只尝过附子等几味药。
李可的大弟子原山西科技出版社总编辑郭博信说,医生习惯根据脉象断出死亡的时辰,所以很多医生听了病情后掉头就走,但这时只要叫上李可,必赶往救治无疑。李可的性格就是这样的。
李可也对记者讲:“有朋友说我是二百五,一根筋。我也开玩笑地说,大不了我再回去蹲监狱。其实我心里当然有数,又不是一例二例,是几百例、几千例,这么多年来,我翻山越岭,差不多跑遍了灵石县100个大小村庄。用过的附子超过5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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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李可有没有失手的时候呢,是否担心会惹上麻烦,缠上官司?在目前中医大夫治好了99个不算有功、治坏了1个便毁了一世英名的医疗气氛下,这些李可先生真的不考虑吗?李可说本来就是西医放弃抢救的患者,万一死了,病人也会通情达理的,农村的百姓非常淳朴。
参透玄机 道在江湖
中医用药大抵有两种风格,一类用药温和平稳,一类敢于创新,用药峻猛而出奇制胜。孰优孰劣,很难定论,但深刻体会起死回生的李可先生是中医史上独树一帜的一个人,不管以后怎样评价李可的学术思想和悲天悯人的情怀。
记者问李可,如果当年有机会作个御医或者中央领导保健医的话,会不会不再是现在的诊治风格,而是用药平稳的调理高手呢?李可迅速回答:“我不会去当的。”
当年刘力红专程到灵石县拜访李可时,李可说:“我只是个山野村夫,没什么特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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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可曾见过南怀瑾,一起商讨中医要复兴该怎么办,南怀瑾开玩笑说“睡大觉”,他建议李可把自己的东西整理好,等待时机。二人觉得,中医发展要待各方面时机成熟,真正的发展大约是百年之后。
谈起中医的发展,李可变得很激动。他强调,如果真心实意地想复兴中医,就要给适合中医发展的条件和环境。中医不经过痛苦就不会有质的发展。希望中医教育能按照中医的模式,希望中医临床和科研多实干,少空谈。
我们无需比较李可与受过现代正统中医教育的中医的见识和智力,但李可治病显然不带有学院派的风格,其生活状态也迥然不同:已经习惯了简陋的条件和恶劣的环境,没有任何的课题经费,也从不考虑自己的职称和身份,更没有任何的包装和经营,只是在市井乡间快乐而充实地自生自灭。
记者甚至很强烈地感受到,在自认为繁华而充满现代文明的大都市,中医可以很时尚,很高档,很文化,甚至很变形,很泛滥,但似乎不像民间中医那样真挚,而像李可这样如此尊重生命、赤诚赴救、甘担风险的民间医生,从某种意义上,比某些具有一定资历和身份的“中医名师”更见分量。, 百拇医药(常 宇 本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