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的神奇疗效使我“弃文从医”
我本是文科毕业生，但在参加工作不久后却毅然改行学了中医，而且一干就是几十年，是什么原因使我“弃文从医”的呢？
这还得打头说起。我家是河北省丰润县人。1954年随父亲工作调动来到了山西省灵石县两渡镇。我没见过祖父，但常听父亲说起一件事，那就是大约在1936年祖父得了噎膈病(即食道癌)，当时祖父因进食困难已瘦得皮包骨，父亲请来了唐山一位颇有名气的老中医，这位老中医诊脉后，沉思良久，开了3味药，起身就走了。没想到祖父喝了药豁然而愈，临到逝世前都没有再犯这个病。父亲只记得药方中有熟地半斤，其他两味就记不得了。父亲总是感叹，这中医太神了!后来父亲得了胃痛的毛病，找过当时在唐山行医的岳美中，吃了3服药就好了，父亲常饶有兴趣地说起岳美中的音容笑貌，致使我后来当了中医每读岳美中的著作时，常有一种格外亲近之感。
1955年，我母亲得了一种怪病，那就是平日里好好的突然间浑身抽动，涕泪交流，呻吟不已，个把小时后才恢复常态，大约一两个月犯一次病。当时我年仅12岁，每当母亲犯病时我都惊恐万状，心灵中的那种痛苦至今记忆犹新。父亲急得到处找大夫给母亲看病，吃了不少西药也没有一点效果。无奈之下母亲只得回河北老家找到我的一个远房姨夫，他是当时冀东一带的乡间名医，小时候我就听了不少他治病的神奇故事。这位姨夫诊完脉后，说我母亲的病是“肝风内搅”，母亲说服了他开的药后果然口中“吐风“，(现在想起来可能是大量嗳气吧!)，奇迹发生了，母亲的病从此再也没有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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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儿，那就是《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一书中所载的甲状腺癌转移的患者王淑臣，她是我小学同学张延宗的母亲，从小我就记得她脖子上长了个状若馒头大的疙瘩。没想到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我再见到她时，粗脖子居然变成了细脖子。一问才知道她是服了灵石县城中医李可的药后才好了的。张延宗还神秘地告诉我，她喝的药里还有蝎子、蜈蚣，我怎么也想不明白：蝎子、蜈蚣怎么能治好这个病呢？
以上是我在青少年时期朦胧中感受到的中医的神奇，但压根儿没有想到过我自己要当中医。1963年我考入山西大学中文系。1964年我还真的开出了我一生中的第一张中医处方。那年我作为四清工作队队员下乡到山西长子县南樟公西旺村，在吃“派饭”时遇到一家有一个4岁小儿，满脸长了脓疱疮，以两腮处最多，脓水淋漓，只露出两个眼睛，情极可悯。家人说这孩子自生下来就得了这个病，服了无数消炎药也不顶事。年纪不算大的父母为此愁得头发都白了。说来凑巧，当时我无意中看到《山西农民报》上刊载的一则验方，所治病症与这个小儿颇相似，说这个病叫“胎毒”，我当即就抄了这个验方给他家送去。没想到过了三四天，这位父亲带着孩子来了，一进门就说：“吃了你的药，孩子的病更重了!”我一看，这个小儿的脸比以前烂得更厉害了!我一下子愣住了，心里甭提多懊悔了，我又不是大夫，管得哪家子闲事!农民是朴实的，这位父亲没有再说什么，领着孩子默默地走了。正在我六神无主之时，猛然看见那张报纸还放在桌子上，我下意识地拿起报纸，再看那则验方，突然我的眼睛一亮，发现这则验方后边还附有一行小字，说此方是以毒攻毒，服后病情会加重，继续服就会痊愈。这一下我大喜过望，仿佛捞到了救命稻草，冲出门去一路小跑到那农民家，对那小儿的父亲说：“不要怕，这是把毒攻出来了，继续吃药就会好的!”大约过了十几天吧，这位农民又领着儿子来了，这次一进门就让这小儿给我跪下，说要认我为干爹。我一看这孩子脸上光光的，终于露出了漂亮的小脸蛋。我这才长长地舒了口气，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只是后来有一天似乎觉得应该把这张报纸保存起来，却再也没有找到这张报纸，至今我还觉得遗憾!但我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则验方里也有蝎子、蜈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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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这样在一次次感受中医神奇的疗效中开始走近中医。但是，真正让我下决心“弃文从医”，那是1972年的事了。当时我在山西洪洞县雄火公社西永一村下乡，一天吃“派饭”到了一名退休老中医家，他叫李松如，年逾八旬，留着长长的胡须，一副典型的老中医模样，正手持放大镜聚精会神地读书。我好奇地问：“老人家读的是什么书啊？”他笑了笑，说是《伤寒论》。并且深情地告诉我，这是他读了一辈子、用了一辈子，一辈子也读不完、用不完的书。一本薄薄的《伤寒论》，竟有如此大的魅力，这好像磁石一样吸引了我。于是，一下午我入了迷一样地在他家里听他“谈医论道”。我第一次知道古之有志之士“不为将相、即为良医”，我终于明白了学习中医并不难，只有八个字：“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就是在这间农村小屋里，我这个鲁迅的崇拜者却下决心与他走了一条相反的路———弃文从医。我像小学生一样开始背汤头、练针灸，成天往老中医家跑去质疑问难。村里人知道这位老中医收了个“工作队员”当徒弟，也就开始找我看病了。第一次“出诊”是到一个中年农民家，他患的是痔疮肿痛出血，炕上、被褥上沾有许多鲜血，他躺在那里痛苦地呻吟着，乡亲们面面相觑，没有钱到城里看病!我诊完脉后开了归尾三钱、升麻五钱、酒军三钱、蜂蜜二两，病人服了两剂即愈，总共花了不到4毛钱。这一下引起了轰动，连附近村子里的农民也来找我看病，于是我一边读书一边看病，又是扎针、又是开药，忙得不亦乐乎。我成了农民眼里的“香饽饽”，他们争着抢着让我到他们家吃“派饭”……直到1978年我终于经全省统考录用为中医师，从此结束了我的“无照行医”状态，开始了我的名正言顺的行医生涯。
当然，我改行学了中医，最受益的还是我自己和我的家庭。我自己45岁时患腰椎间盘突出，服中药而愈，迄今未犯；妻子患严重的颈椎病，服中药骨刺竟消失；父亲72岁时患大面积心肌梗死，我以三七、西洋参研粉与服，寿至88岁；母亲在75岁时患半夜哮喘，为肝肾欲脱之候，我以张锡纯方120克山萸肉给母亲煎服而愈；岳母曾一次两处骨折，用中药内服、外洗，皆短期内消除肿痛而愈合；亲家母曾因严重心肌梗死住院，我以大剂益气养血活血药使其安，免去了心脏搭桥的高额费用……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尤其是国外的亲戚回国，每次见面第一件事是先让我号脉，走时必大包小包装满中药才放心。妻子常感叹：“咱家人如果没有中医，真是不可想象!”家族里高官有之、大款有之、教授有之、工人有之，却一致公认我是这个家的“功臣”，其实，我的职称不过是中医里最低的。, http://www.100md.com(郭博信)
这还得打头说起。我家是河北省丰润县人。1954年随父亲工作调动来到了山西省灵石县两渡镇。我没见过祖父，但常听父亲说起一件事，那就是大约在1936年祖父得了噎膈病(即食道癌)，当时祖父因进食困难已瘦得皮包骨，父亲请来了唐山一位颇有名气的老中医，这位老中医诊脉后，沉思良久，开了3味药，起身就走了。没想到祖父喝了药豁然而愈，临到逝世前都没有再犯这个病。父亲只记得药方中有熟地半斤，其他两味就记不得了。父亲总是感叹，这中医太神了!后来父亲得了胃痛的毛病，找过当时在唐山行医的岳美中，吃了3服药就好了，父亲常饶有兴趣地说起岳美中的音容笑貌，致使我后来当了中医每读岳美中的著作时，常有一种格外亲近之感。
1955年，我母亲得了一种怪病，那就是平日里好好的突然间浑身抽动，涕泪交流，呻吟不已，个把小时后才恢复常态，大约一两个月犯一次病。当时我年仅12岁，每当母亲犯病时我都惊恐万状，心灵中的那种痛苦至今记忆犹新。父亲急得到处找大夫给母亲看病，吃了不少西药也没有一点效果。无奈之下母亲只得回河北老家找到我的一个远房姨夫，他是当时冀东一带的乡间名医，小时候我就听了不少他治病的神奇故事。这位姨夫诊完脉后，说我母亲的病是“肝风内搅”，母亲说服了他开的药后果然口中“吐风“，(现在想起来可能是大量嗳气吧!)，奇迹发生了，母亲的病从此再也没有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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