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将建全国器官捐献公益平台
想要身后捐献器官，想要了解器官捐献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捐献程序，以后只要到各医院门诊大厅或是车管所服务大厅都可以随时索取资料或是填写志愿书。日前，深圳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丽珍将一批制作精美的红十字会器官捐献资料台发放到深圳各医院和车管所。这是深圳市推动器官捐献事业的一项重要举措。这也是全国首次在公共场所摆放器官捐献资料台。
让更多的人加入到捐献行列中
相关链接：
器官捐献的敏感地带
据了解，自2003年深圳市出台了《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以来，深圳的器官捐献无论是志愿者人数还是捐献者总数都走在了全国前列。深圳还接受了上海、湖北、湖南、内蒙古、山西、贵州、吉林等地的异地角膜捐献，有力地推动了当地器官捐献事业。
为了推动深圳的器官捐献事业，让更多的人知道器官捐献，加入到捐献的行列中，在深圳市人大和政协代表的提议下，深圳市红十字会制作了200个器官捐献资料台，摆放在深圳的各家医院门诊大厅和车管所服务大厅。资料台有1米多高，上面摆放了《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和《深圳市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志愿书》，下面是一个像邮筒的器官捐献志愿书的回收口，资料台正面还印制了“捐献器官，拯救生命”字样以及深圳市红十字会的联系电话。市民如果有意向捐献器官，可索取资料，并填写《器官捐献志愿书》，填完后将志愿书投进回收口，各医院和车管所的工作人员定期取出汇总后交给深圳市红十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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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威，是5月1日《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施行之后，湖南第一个多器官捐献成功者。他的家人也被迫接受了“脑死亡”概念。这不仅关乎“生”还是“死”的判断，也是医疗、法律和伦理交织的敏感地带。
2007年8月2日，浏阳市淳口镇，13岁的易威正在洗漱，突然，他抓着脑袋，口吐白沫，慢慢地倒了下去。易威被送进医院后不久，医生在连下两份红色病危通知书后得出结论：脑死亡。
这是易威的爸爸易桂义第一次听说“脑死亡”这个词。孩子还有心跳啊!死亡就是死亡，怎么还有脑死、心死？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易桂义显然更愿意接受后一种回答。
由于我国医疗界尚未正式起用脑死亡标准。因此，湖南省儿童医院没有将易威“脑死亡”形成书面文字。在病历上，是对易威的四个诊断：“自主呼吸消失；脑干反应消失；深昏迷(GCS)3分；脑电图消失。”而这四个诊断，正是脑死亡的判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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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晚上11点，与易家有深交的宋长庚来到易家向易桂义建议：“是不是捐献器官？”易桂义没有犹豫就答应了，“我原来没想到孩子还可以帮别人，就让孩子做最后一件有意义的事吧。”几经辗转，易桂义联系上了陈忠华教授，他是国家“985”计划“脑死亡器官捐献全国联合攻关项目”负责人。陈忠华非常沉重：“我终于等到了湖南第一个脑死亡后多器官捐献者。”
8月7日晚上，湖南经济电视台《都市一时间》栏目进行了一场眼角膜移植手术直播。易威的父母，在家默默地看了这场直播。他们也是通过电视知道：受捐的两个孩子是这个样子。“长得还不错。”易威的心脏，则捐给了上海一名41岁的男子，易威的一对肾脏和肝脏，则捐给另三个人。
“有人说我们一辈子的钱都有了，是卖了孩子养老。”在电视直播后，一些乡邻开始对易家指指点点，这一度在孩子去世后给这个家庭带来第二轮打击。“那是极少数人的愚昧，他们用狭隘的经济眼光来猜测一个伟大家庭。”陈忠华说，“易家没有得到一分钱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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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所有人都了解捐献，还需要10～20年时间，现在，易家在湖南做了一个伟大的开端。”陈忠华说，“民众已经走到医疗机构前面去了。但当他们要捐献时，却找不到正规合法的途径和机构。”
把心脏停止跳动和停止呼吸作为死亡定义沿袭数千年。呼吸机出现之后，脑死亡的概念随之现身。一个脑部已死，但心跳依旧的人是一个活人，还是一具尸体？如果是活人，那么呼吸机就不能随意关闭，医生医疗行为就不能随意终止，更不能从病人身上摘取器官供移植使用，否则在刑法上就构成杀人罪。
脑死亡概念真正的意义又在哪里？陈忠华说，第一个意义是科学性，第二个是公平性。因为没有脑死亡医疗标准，在脑死亡状态下的系列病人中，80%因为经济困难在没有达到脑死亡标准的情况下就被放弃了治疗；20%符合脑死亡标准仍然坚持不惜一切代价治疗。前者是对生命的不尊重，后者是对死亡的不尊重。
至今，全国有57例成功的脑死亡者器官捐献，共获得240多个高质量人体器官进入“国际标准化器官捐献和分流系统”，使全国30余家医院的230多位终末期危重患者重获新生或重获光明。相对于全国数以百万计的移植手术等待者而言，这样的数字杯水车薪。
, 百拇医药
(黄志杰)
深圳器官捐献平台将与全国对接
据了解，深圳市政府投入130多万建立的深圳市器官捐献信息平台将于年底投入使用。届时，市红十字会器官捐献信息库将与各医院联网，患者接受移植的顺序将由深圳市红十字会按照申请登记的时间先后确定，所有捐献者的信息和等待器官移植患者的排序都将公开，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体现器官捐献移植平等、优先的原则。
此外，深圳的器官捐献平台还将与全国对接。据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副主任委员陈忠华教授介绍，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已决定和深圳市红十字会合作，在深圳成立中国器官捐献联合协调管理办公室，建立全国性的器官捐献平台，统一全国的器官捐献自愿卡的发放和管理，对全国范围内零星的捐献案例统一接收和管理，让器官捐献的信息全国共享，提高捐献成功率与器官利用率。
(余海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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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资料：
深圳器官捐赠占全国三成
日前从深圳市红十字会获悉，迄今为止，深圳已有近5000市民填写了志愿捐献书，157人捐献了眼角膜，16人捐献了多个器官，占全国多器官捐献者的28%左右，受益人数达425人。
据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会副主任陈忠华介绍，武汉市9岁儿童2003年11月捐献两个肾脏，成为中国首例器官移植者；到目前为止全国已有58个成功的多器官捐献者，共计捐献肾脏110个、肝脏45个、眼球88个、心脏15个、肺叶6个、胰腺2个，共计266个器官，拯救了250个生命或带来患者复明。
2003年8月，该市出台《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这是我国内地第一部人体器官捐赠移植法规。器官捐献的制度化建设及志愿者数量、捐献者总数，深圳均走在全国前列。但目前宣传力度、陈旧的传统观念阻碍器官捐献工作的开展，即使市民有意愿捐献器官，也难以及时获取捐献渠道，从而失去器官捐献的最佳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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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器官捐献协调管理办公室在深圳设立
深圳市卫生局近日发文，要求各医疗机构须向市红十字会领取《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及新版《深圳市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志愿书》，并放置在明显位置，便于志愿捐献者索取、阅读并登记。文件要求，各医疗机构要加强对全体医务人员，尤其对急诊科、神经内科、颅脑外科、ICU等相关科室医务人员器官捐献相关知识的培训，提高器官捐献理论知识和技术能力。
据介绍，全球器官捐献比例最高的国家是西班牙，达百万分之三十四；我国香港地区为百万分之三；我国是百万分之零点零一二，同发达国家相比相去甚远。
据悉，日前中国器官捐献协调管理办公室正式在深圳设立。
(赵川), http://www.100md.com
让更多的人加入到捐献行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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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捐献的敏感地带
据了解，自2003年深圳市出台了《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以来，深圳的器官捐献无论是志愿者人数还是捐献者总数都走在了全国前列。深圳还接受了上海、湖北、湖南、内蒙古、山西、贵州、吉林等地的异地角膜捐献，有力地推动了当地器官捐献事业。
为了推动深圳的器官捐献事业，让更多的人知道器官捐献，加入到捐献的行列中，在深圳市人大和政协代表的提议下，深圳市红十字会制作了200个器官捐献资料台，摆放在深圳的各家医院门诊大厅和车管所服务大厅。资料台有1米多高，上面摆放了《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和《深圳市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志愿书》，下面是一个像邮筒的器官捐献志愿书的回收口，资料台正面还印制了“捐献器官，拯救生命”字样以及深圳市红十字会的联系电话。市民如果有意向捐献器官，可索取资料，并填写《器官捐献志愿书》，填完后将志愿书投进回收口，各医院和车管所的工作人员定期取出汇总后交给深圳市红十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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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威，是5月1日《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施行之后，湖南第一个多器官捐献成功者。他的家人也被迫接受了“脑死亡”概念。这不仅关乎“生”还是“死”的判断，也是医疗、法律和伦理交织的敏感地带。
2007年8月2日，浏阳市淳口镇，13岁的易威正在洗漱，突然，他抓着脑袋，口吐白沫，慢慢地倒了下去。易威被送进医院后不久，医生在连下两份红色病危通知书后得出结论：脑死亡。
这是易威的爸爸易桂义第一次听说“脑死亡”这个词。孩子还有心跳啊!死亡就是死亡，怎么还有脑死、心死？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易桂义显然更愿意接受后一种回答。
由于我国医疗界尚未正式起用脑死亡标准。因此，湖南省儿童医院没有将易威“脑死亡”形成书面文字。在病历上，是对易威的四个诊断：“自主呼吸消失；脑干反应消失；深昏迷(GCS)3分；脑电图消失。”而这四个诊断，正是脑死亡的判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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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晚上11点，与易家有深交的宋长庚来到易家向易桂义建议：“是不是捐献器官？”易桂义没有犹豫就答应了，“我原来没想到孩子还可以帮别人，就让孩子做最后一件有意义的事吧。”几经辗转，易桂义联系上了陈忠华教授，他是国家“985”计划“脑死亡器官捐献全国联合攻关项目”负责人。陈忠华非常沉重：“我终于等到了湖南第一个脑死亡后多器官捐献者。”
8月7日晚上，湖南经济电视台《都市一时间》栏目进行了一场眼角膜移植手术直播。易威的父母，在家默默地看了这场直播。他们也是通过电视知道：受捐的两个孩子是这个样子。“长得还不错。”易威的心脏，则捐给了上海一名41岁的男子，易威的一对肾脏和肝脏，则捐给另三个人。
“有人说我们一辈子的钱都有了，是卖了孩子养老。”在电视直播后，一些乡邻开始对易家指指点点，这一度在孩子去世后给这个家庭带来第二轮打击。“那是极少数人的愚昧，他们用狭隘的经济眼光来猜测一个伟大家庭。”陈忠华说，“易家没有得到一分钱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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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所有人都了解捐献，还需要10～20年时间，现在，易家在湖南做了一个伟大的开端。”陈忠华说，“民众已经走到医疗机构前面去了。但当他们要捐献时，却找不到正规合法的途径和机构。”
把心脏停止跳动和停止呼吸作为死亡定义沿袭数千年。呼吸机出现之后，脑死亡的概念随之现身。一个脑部已死，但心跳依旧的人是一个活人，还是一具尸体？如果是活人，那么呼吸机就不能随意关闭，医生医疗行为就不能随意终止，更不能从病人身上摘取器官供移植使用，否则在刑法上就构成杀人罪。
脑死亡概念真正的意义又在哪里？陈忠华说，第一个意义是科学性，第二个是公平性。因为没有脑死亡医疗标准，在脑死亡状态下的系列病人中，80%因为经济困难在没有达到脑死亡标准的情况下就被放弃了治疗；20%符合脑死亡标准仍然坚持不惜一切代价治疗。前者是对生命的不尊重，后者是对死亡的不尊重。
至今，全国有57例成功的脑死亡者器官捐献，共获得240多个高质量人体器官进入“国际标准化器官捐献和分流系统”，使全国30余家医院的230多位终末期危重患者重获新生或重获光明。相对于全国数以百万计的移植手术等待者而言，这样的数字杯水车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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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器官捐献平台将与全国对接
据了解，深圳市政府投入130多万建立的深圳市器官捐献信息平台将于年底投入使用。届时，市红十字会器官捐献信息库将与各医院联网，患者接受移植的顺序将由深圳市红十字会按照申请登记的时间先后确定，所有捐献者的信息和等待器官移植患者的排序都将公开，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体现器官捐献移植平等、优先的原则。
此外，深圳的器官捐献平台还将与全国对接。据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副主任委员陈忠华教授介绍，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已决定和深圳市红十字会合作，在深圳成立中国器官捐献联合协调管理办公室，建立全国性的器官捐献平台，统一全国的器官捐献自愿卡的发放和管理，对全国范围内零星的捐献案例统一接收和管理，让器官捐献的信息全国共享，提高捐献成功率与器官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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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器官捐赠占全国三成
日前从深圳市红十字会获悉，迄今为止，深圳已有近5000市民填写了志愿捐献书，157人捐献了眼角膜，16人捐献了多个器官，占全国多器官捐献者的28%左右，受益人数达425人。
据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会副主任陈忠华介绍，武汉市9岁儿童2003年11月捐献两个肾脏，成为中国首例器官移植者；到目前为止全国已有58个成功的多器官捐献者，共计捐献肾脏110个、肝脏45个、眼球88个、心脏15个、肺叶6个、胰腺2个，共计266个器官，拯救了250个生命或带来患者复明。
2003年8月，该市出台《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这是我国内地第一部人体器官捐赠移植法规。器官捐献的制度化建设及志愿者数量、捐献者总数，深圳均走在全国前列。但目前宣传力度、陈旧的传统观念阻碍器官捐献工作的开展，即使市民有意愿捐献器官，也难以及时获取捐献渠道，从而失去器官捐献的最佳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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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器官捐献协调管理办公室在深圳设立
深圳市卫生局近日发文，要求各医疗机构须向市红十字会领取《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及新版《深圳市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志愿书》，并放置在明显位置，便于志愿捐献者索取、阅读并登记。文件要求，各医疗机构要加强对全体医务人员，尤其对急诊科、神经内科、颅脑外科、ICU等相关科室医务人员器官捐献相关知识的培训，提高器官捐献理论知识和技术能力。
据介绍，全球器官捐献比例最高的国家是西班牙，达百万分之三十四；我国香港地区为百万分之三；我国是百万分之零点零一二，同发达国家相比相去甚远。
据悉，日前中国器官捐献协调管理办公室正式在深圳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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