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医务生涯 老上海名医陈存仁自述
来源：摘引自陈存仁著《我的医务生涯》
名师指导为医之道
我从民立中学毕业之后，入南洋医科大学攻读西医。这是个德日派西医组织。在校两年，我患了伤寒病，他们只叫我常饮开水，静卧床上四星期，打一些葡萄糖钙针剂，痛得要命，热度却越来越高。供给我学费的伯父，主张一定要看中医。于是，我便就诊于名医丁甘仁先生，服了三帖药后，热度就退，因此我学西医的信心就动摇了。
病愈之后，我听了伯父的劝告，改进丁公甘仁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这是全国创办中医学校的第一家。毕业四年后，就随从丁公开方，这等于是实习。因为我听得懂他的常州话，所以落笔很快，同学们戏称我为“飞快手”。丁公对我亦青睐有加。他教导我说：“道无术不行，术无道不久。所谓道，即指医道而言；所谓术，是指医术而言。术不能走歧途”。我听了他这两句话，认为真是做医生的金玉良言。可惜丁公不久仙逝，我又拜在其哲嗣仲英先生门下，从游甚久，才敢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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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业初期病家寥寥
我从丁仲英老师开方两年，学到不少诊治的经验。丁老师在他家天井里有一间小室，专门作为施诊给药之用，由我处理其事，从早晨七时坐诊到九时。这两个小时之间，来的都是贫苦病人。我初时担当这个任务，病者几乎个个都不先讲病况，一定要等我诊脉之后，说出他的病情，才肯开口。揣测他们的心意，好像因为我年轻，要考考我的本领。
那时我初始诊脉，对脉理还没有把握，对他们的病情，有的说得就不对。丁老师就教我一个秘诀，说：“病者坐定之后，你该先问他一声，起病有多久?凡是日子不多的，多数是外感症；日子久的，一定是内伤和虚弱症。”这真是一个由经验得来的秘诀。病人即使想考验我，他也不能不回答这第一句问话。从此，我于诊脉之后，就有了头绪，凡是起病只有两三天的，我就说：“你有头痛、咳嗽、流涕及泄泻。”一路说下去，他们总是点头称是。
旧时上海，大人患的多是伤寒病，小孩子多数是吃坏的病和出痧子(即麻疹)及喉痛，女性无非是头晕、白带、月经不调等，只要鉴貌辨色，已经能够知道。十个之中，有七八人给我说对了。我在丁家学到医伤寒症的一套处方用药的程序，到这时便有了“学以致用”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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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来看病的贫苦患者，也不知道我姓甚名谁，只是叫我“小郎中”，每天由十号八号增加到二十多号，我自己兼写药方，居然能应付裕如。其中有不少是人家的车夫、门房以及商店的小伙计。我治好了他们的病，传到他们的东家耳中，那些东家竟然也常常指定要“小郎中”来看。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就在南京路望平街(今山东路)转角柏林花纸行楼上设诊所，自己开业，同时又办了一份《康健报》。
当时我的诊所，月租是五十银元，不但占了花纸行楼上整个一层，而且还连着“心心”照相馆的二楼，所以地方很大，除了挂号处，其余就是我的诊症室。我的座位之后，就是一行很大的书橱，诊病的桌子亦很考究，在对面就是一排候诊者坐的沙发。可是开诊伊始，第一天只来了一个病人。连续一个月，每天从未超过五人。因此，我感觉到我的诊症室太大，来看病的人，总是见不到其他病人。病人越多，业务越忙。病人接不上，便觉得冷清清的。病人少，是做医生最犯忌的事。
业务发展贫病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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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有一个穿灰布棉衣裤的人进来，见到另有一个病人，他就站在旁边看我写药方，我用药都是三钱、五钱、钱半、八分。等那个病人一走，他坐了下来，似讽非讽地唱着“三两，二两、两半、八钱”，接着就说：“陈先生，你用药何以如此的轻?”我说：“我的老师丁甘仁和丁仲英先生，都是这样用药。譬如要通大便，只要熟大黄钱半必通，用二两三两就泻过了头，所以用药太重，等于浪费，而且病人会腹痛抵受不住。”
那人听了我的话，态度为之一变，又带着笑容问我：“照《伤寒论》上的用药，都是讲二两三两的。”我说：“我的国学老师章太炎先生曾经考证过，医圣张仲景是汉朝人，汉时的一两即今时的槽秤二钱，所以我的用药是根据标准的。”
他肃然起敬，说：“啊!料不到你的老师都是大名人。老实告诉你，我是三友实业社的总经理陈万运。你的诊所和我公司门市部很近，而且我知道你医好过我公司一个职员的伤寒症。现在我想请你当我公司的常年医生。在门市部的职员及外埠邮购部人员有二百多人，在高郎桥厂中，有工人三千。我每月送你三百银元，只是高郎桥远得很，你每天要到那边一次。”我说：“承蒙你看得起，很是感激。”他就和我拉拉手说：“好，一言为定。”我送他走了之后，心中大悦，一因门诊部天天可以多十个八个人来；二因到他们厂中，我也可以发挥医治各种发热病和伤寒病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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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一家是南京路上的冠生园，老板冼冠生，他听说三友实业社请我当常年医生，也来请我做常年医生，不过月薪只得二十元。从此我的诊所就渐渐热闹起来了。
与些同时，我另外印了一种“施诊卡”，发给望平街上每一个报贩头子。因为我的《康健报》销量多，他们对我很有信心。有一个报贩头子向我建议：“你不如印两千张施诊卡，分给所有派报人，免得借来借去的麻烦。”我就照办了。谁知道这样一来，影响之大，出乎意外。由此产生出来不少新病家，更是我事先料不到的。
我初做医生，都由下层阶级病人开始，对这类人不计诊金，并且要仔细诊断，竭力把他们的病医好。因为上海人用的是黄浦江和苏州河的水，很容易染上伤寒病，此症一发生，往往搅到七死八活，你能挽救过来，病人不但感恩不尽，而且广为宣传，当车夫的会拉他的主人来看病，当佣仆的会带他的女主人和小姐们来看病。
当时在上海医界，我年纪最轻，逢到高贵人家患伤寒症来请我出诊，我就知道病家必定请过张先生、夏先生、严先生和另一位医家诊治。我到了病者家中，先问一句，从前看过哪位医生?病家说：“我先看张聋朋门诊，病重之后，由他的侄子出诊。”我知道张医生的药方必用那几味，我就在后面加三味重要成药，如紫雪丹、神犀丹、甘露消毒丹等，我解释给病家听，前面的药味，力量不够，而且病人即将昏迷，为预防计，另外要加三味药。病家认为我的处方比张医生周到而有预见，从此只请我一个医生诊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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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夏应堂先生每日出诊有二三十家之多，到得极晚，一到之后就匆匆处方，话没有三五句，便急急离去。病家把我的药方一比，药味虽然相同，但后面加有预防病变的药味，而且我到得早，说得明。其他两位，诊金都比我高，还要加上车夫和保镖的钱，病家负担很大，从此就改请我看了。
病人阶层逐渐提高
我对一切发热病方面的治疗渐能掌握疗效。逢到肺炎，我绝不拖延不放手，立刻指示病家就诊于西医，免得病人失去了有利时机，所以病家很感激我。
有一次，呢绒大王谭敬娱(旅沪粤人)的司机患上了重症。起初，谭先生主张将他送入医院，司机坚决不从，指明要我看。这司机患的是“阳黄疸”(即急性流行性肝炎)，病势进展快得很，患病不过三天，已经全身都呈黄色，因为小便不通(即尿毒症)，又有高热，神志不清，情况很严重。他住在闸北一个小楼上，家中除了床榻之外，只有两条长凳。我早晨去看他一次，晚上再出诊一次，那时我的门诊诊金是六元六角，我看他境况很差，要负担一家八口，所以每次只收他二元。长凳上坐着一个老妪，一声不响，只是在抹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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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穿长袍马褂、仪表非凡的老年人，每晚都亲自坐镇司机家中，看我如何为患者诊治。他原来乃广潮医院的董事，也懂得一些西医的知识。他对我说：“尿中毒到了昏迷的阶段，西医必然要插管放尿，否则必死无疑。”我默然不出一声，即刻叫他们去楼下购买葱一斤、白蜜半盏，将葱捣烂与蜜调和，敷在病人小腹部。葱与蜜糖有相克作用，不一会儿，病人腹中就咕咕作响，又浓又浊的小便即刻淙淙而下。在一旁的谭先生见到有这样快的效果，不用插管一下子就解决了小便畅通问题，又惊又喜。他接着就猛和我拉手。我便关照司机的家人，葱与蜜糖每三小时换一次，日夜不可间断。次晨一早，我再去诊治，只觉得一室臭气冲天，而病人已醒，吵着要吃粥。我说：“这个房屋太小太闷，须开半扇窗，一扇门，流通空气，以防并发肺炎。”这样的处理，黄疸也就一天好过一天。
这位呢绒大王，在旅沪广东同乡会中是一位首要分子，他把我治愈他司机的经过广为赞誉，从此我的病人范围也就更广了，旅沪广东巨商甘月松、冯炳南、陈炳谦、简玉阶，以及谭姓宗亲逢到有病，都由那位司机开了谭先生的车来接我到病家去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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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籍巨商甘月松的掌珠，是上海早年最有名的交际花。由她介绍，我才为徐志摩的爱人陆小曼诊病。陆小曼患的是严重的胃病，剧痛常常使她作西子捧心状，经我诊治后渐渐痊愈。
我的医务上轨道之后，深信丁福保老先生教我的理财之道，平时绝不浪费，从事于积蓄与理财，我总想有一日能自建一座诊所。到了抗战开始，租界沦为孤岛，英商纷纷将资产售与华人。跑马厅(今人民广场)侧门对面有一块地，原是养马的马厩，地处马霍路(今黄陂北路)与威海卫路(今威海路)转角，他们登报出售。我一想这块地旺中带静，立刻就去付定洋买了下来。
那时节我每天门诊都超出一百号，出诊常达十余家。起先定名为“国医研究所”，二楼三楼专供藏书，并且由我的八个学生当研究员，下面附设联合诊所，我自己挂一块横的内科招牌，其余延请同道主持儿科、妇科、外科、痔科等，各有一小室，分悬八块小招牌，内部附设药铺。而这座大厦又附带义务性地悬出“上海市中医师公会”、“中医月报社”等招牌，我在中医界的地位和业务乃越来越旺。
尽管我的病家阶层逐渐提高，但对平民阶级，我还是尽力服务。闸北商务印书馆的一个印刷工头，住在一间极简陋的木屋中，我看好了他的病。这个消息为商务印书馆董事鲍威亨所知，鲍太太有一个女儿，嫁给哈同夫人罗迦陵的华裔长子罗友兰。一次罗友兰患了相当严重的病，鲍太太特地陪我到哈同花园去看他。罗氏患的是一种慢性复杂疾病，我竭力为之调治，使他终于恢复了健康。接着哈同夫人罗迦陵也患了病，她是极端信赖中医的，也请我去看。还有他家五个华裔义子，有了病也都由我诊治，久之我就成了他家的医药顾问。
《我的医务生涯》 陈存仁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10月版 20.00元, 百拇医药
名师指导为医之道
我从民立中学毕业之后，入南洋医科大学攻读西医。这是个德日派西医组织。在校两年，我患了伤寒病，他们只叫我常饮开水，静卧床上四星期，打一些葡萄糖钙针剂，痛得要命，热度却越来越高。供给我学费的伯父，主张一定要看中医。于是，我便就诊于名医丁甘仁先生，服了三帖药后，热度就退，因此我学西医的信心就动摇了。
病愈之后，我听了伯父的劝告，改进丁公甘仁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这是全国创办中医学校的第一家。毕业四年后，就随从丁公开方，这等于是实习。因为我听得懂他的常州话，所以落笔很快，同学们戏称我为“飞快手”。丁公对我亦青睐有加。他教导我说：“道无术不行，术无道不久。所谓道，即指医道而言；所谓术，是指医术而言。术不能走歧途”。我听了他这两句话，认为真是做医生的金玉良言。可惜丁公不久仙逝，我又拜在其哲嗣仲英先生门下，从游甚久，才敢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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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业初期病家寥寥
我从丁仲英老师开方两年，学到不少诊治的经验。丁老师在他家天井里有一间小室，专门作为施诊给药之用，由我处理其事，从早晨七时坐诊到九时。这两个小时之间，来的都是贫苦病人。我初时担当这个任务，病者几乎个个都不先讲病况，一定要等我诊脉之后，说出他的病情，才肯开口。揣测他们的心意，好像因为我年轻，要考考我的本领。
那时我初始诊脉，对脉理还没有把握，对他们的病情，有的说得就不对。丁老师就教我一个秘诀，说：“病者坐定之后，你该先问他一声，起病有多久?凡是日子不多的，多数是外感症；日子久的，一定是内伤和虚弱症。”这真是一个由经验得来的秘诀。病人即使想考验我，他也不能不回答这第一句问话。从此，我于诊脉之后，就有了头绪，凡是起病只有两三天的，我就说：“你有头痛、咳嗽、流涕及泄泻。”一路说下去，他们总是点头称是。
旧时上海，大人患的多是伤寒病，小孩子多数是吃坏的病和出痧子(即麻疹)及喉痛，女性无非是头晕、白带、月经不调等，只要鉴貌辨色，已经能够知道。十个之中，有七八人给我说对了。我在丁家学到医伤寒症的一套处方用药的程序，到这时便有了“学以致用”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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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来看病的贫苦患者，也不知道我姓甚名谁，只是叫我“小郎中”，每天由十号八号增加到二十多号，我自己兼写药方，居然能应付裕如。其中有不少是人家的车夫、门房以及商店的小伙计。我治好了他们的病，传到他们的东家耳中，那些东家竟然也常常指定要“小郎中”来看。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就在南京路望平街(今山东路)转角柏林花纸行楼上设诊所，自己开业，同时又办了一份《康健报》。
当时我的诊所，月租是五十银元，不但占了花纸行楼上整个一层，而且还连着“心心”照相馆的二楼，所以地方很大，除了挂号处，其余就是我的诊症室。我的座位之后，就是一行很大的书橱，诊病的桌子亦很考究，在对面就是一排候诊者坐的沙发。可是开诊伊始，第一天只来了一个病人。连续一个月，每天从未超过五人。因此，我感觉到我的诊症室太大，来看病的人，总是见不到其他病人。病人越多，业务越忙。病人接不上，便觉得冷清清的。病人少，是做医生最犯忌的事。
业务发展贫病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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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有一个穿灰布棉衣裤的人进来，见到另有一个病人，他就站在旁边看我写药方，我用药都是三钱、五钱、钱半、八分。等那个病人一走，他坐了下来，似讽非讽地唱着“三两，二两、两半、八钱”，接着就说：“陈先生，你用药何以如此的轻?”我说：“我的老师丁甘仁和丁仲英先生，都是这样用药。譬如要通大便，只要熟大黄钱半必通，用二两三两就泻过了头，所以用药太重，等于浪费，而且病人会腹痛抵受不住。”
那人听了我的话，态度为之一变，又带着笑容问我：“照《伤寒论》上的用药，都是讲二两三两的。”我说：“我的国学老师章太炎先生曾经考证过，医圣张仲景是汉朝人，汉时的一两即今时的槽秤二钱，所以我的用药是根据标准的。”
他肃然起敬，说：“啊!料不到你的老师都是大名人。老实告诉你，我是三友实业社的总经理陈万运。你的诊所和我公司门市部很近，而且我知道你医好过我公司一个职员的伤寒症。现在我想请你当我公司的常年医生。在门市部的职员及外埠邮购部人员有二百多人，在高郎桥厂中，有工人三千。我每月送你三百银元，只是高郎桥远得很，你每天要到那边一次。”我说：“承蒙你看得起，很是感激。”他就和我拉拉手说：“好，一言为定。”我送他走了之后，心中大悦，一因门诊部天天可以多十个八个人来；二因到他们厂中，我也可以发挥医治各种发热病和伤寒病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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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一家是南京路上的冠生园，老板冼冠生，他听说三友实业社请我当常年医生，也来请我做常年医生，不过月薪只得二十元。从此我的诊所就渐渐热闹起来了。
与些同时，我另外印了一种“施诊卡”，发给望平街上每一个报贩头子。因为我的《康健报》销量多，他们对我很有信心。有一个报贩头子向我建议：“你不如印两千张施诊卡，分给所有派报人，免得借来借去的麻烦。”我就照办了。谁知道这样一来，影响之大，出乎意外。由此产生出来不少新病家，更是我事先料不到的。
我初做医生，都由下层阶级病人开始，对这类人不计诊金，并且要仔细诊断，竭力把他们的病医好。因为上海人用的是黄浦江和苏州河的水，很容易染上伤寒病，此症一发生，往往搅到七死八活，你能挽救过来，病人不但感恩不尽，而且广为宣传，当车夫的会拉他的主人来看病，当佣仆的会带他的女主人和小姐们来看病。
当时在上海医界，我年纪最轻，逢到高贵人家患伤寒症来请我出诊，我就知道病家必定请过张先生、夏先生、严先生和另一位医家诊治。我到了病者家中，先问一句，从前看过哪位医生?病家说：“我先看张聋朋门诊，病重之后，由他的侄子出诊。”我知道张医生的药方必用那几味，我就在后面加三味重要成药，如紫雪丹、神犀丹、甘露消毒丹等，我解释给病家听，前面的药味，力量不够，而且病人即将昏迷，为预防计，另外要加三味药。病家认为我的处方比张医生周到而有预见，从此只请我一个医生诊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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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夏应堂先生每日出诊有二三十家之多，到得极晚，一到之后就匆匆处方，话没有三五句，便急急离去。病家把我的药方一比，药味虽然相同，但后面加有预防病变的药味，而且我到得早，说得明。其他两位，诊金都比我高，还要加上车夫和保镖的钱，病家负担很大，从此就改请我看了。
病人阶层逐渐提高
我对一切发热病方面的治疗渐能掌握疗效。逢到肺炎，我绝不拖延不放手，立刻指示病家就诊于西医，免得病人失去了有利时机，所以病家很感激我。
有一次，呢绒大王谭敬娱(旅沪粤人)的司机患上了重症。起初，谭先生主张将他送入医院，司机坚决不从，指明要我看。这司机患的是“阳黄疸”(即急性流行性肝炎)，病势进展快得很，患病不过三天，已经全身都呈黄色，因为小便不通(即尿毒症)，又有高热，神志不清，情况很严重。他住在闸北一个小楼上，家中除了床榻之外，只有两条长凳。我早晨去看他一次，晚上再出诊一次，那时我的门诊诊金是六元六角，我看他境况很差，要负担一家八口，所以每次只收他二元。长凳上坐着一个老妪，一声不响，只是在抹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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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节我每天门诊都超出一百号，出诊常达十余家。起先定名为“国医研究所”，二楼三楼专供藏书，并且由我的八个学生当研究员，下面附设联合诊所，我自己挂一块横的内科招牌，其余延请同道主持儿科、妇科、外科、痔科等，各有一小室，分悬八块小招牌，内部附设药铺。而这座大厦又附带义务性地悬出“上海市中医师公会”、“中医月报社”等招牌，我在中医界的地位和业务乃越来越旺。
尽管我的病家阶层逐渐提高，但对平民阶级，我还是尽力服务。闸北商务印书馆的一个印刷工头，住在一间极简陋的木屋中，我看好了他的病。这个消息为商务印书馆董事鲍威亨所知，鲍太太有一个女儿，嫁给哈同夫人罗迦陵的华裔长子罗友兰。一次罗友兰患了相当严重的病，鲍太太特地陪我到哈同花园去看他。罗氏患的是一种慢性复杂疾病，我竭力为之调治，使他终于恢复了健康。接着哈同夫人罗迦陵也患了病，她是极端信赖中医的，也请我去看。还有他家五个华裔义子，有了病也都由我诊治，久之我就成了他家的医药顾问。
《我的医务生涯》 陈存仁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10月版 20.00元,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