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医生的道德重量
来源：摘引自[美国]阿瑟·克莱曼著 方筱丽译《道德的重量》
一位越战英雄，在离开战场三十年后，家庭圆满、事业有成，却为何自责悔恨、郁郁而终？一位在非洲从事人道救援的年轻女性，在经历战乱、腐败、贫穷和疾病的威胁后，为何仍能鼓足勇气，继续艰难的奉献工作？一位在“文革”时期被好友出卖、受尽磨难的医生，当有机会复仇时，为何会选择将手中的刀剑轻轻放下？曾任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的美国知名人类学家和精神病医师阿瑟·克莱曼，费时数年对这些“苦难经验”进行细致观察和体验，并在《道德的重量》(方筱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一书中，以深刻的洞察力揭示了一个道理:勇敢面对生活中的危机和无常，并超越地方性价值观所带来的限制，才是真正重要的事。
遭到出卖
“你若要在中国社会的生存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那你就得对自己的私事守口如瓶，否则，你难保不会祸从口出；你还得拐弯抹角表达你的意思，模棱两可地措辞。有时你不得不中断自己的思想，因为在那个可怕的年代，你甚至不能相信你自己，你也有可能泄漏些什么，给你自己或者其他人惹来麻烦。所以，我想，最好保持你个人最深层的自我不为人知，就像中国山水画中的云雾，把个人部分隐藏在社会角色的背后。让你的公众自我形象像晚餐里的米饭:平淡无味且不显眼，只烘托周围的味道，但不显露自己的。你的个人风味太突出了，难免招来嫉妒或怨恨。有些人还会利用他们知道的关于你的私事，在竞争中超过你和伤害你。
, 百拇医药
“你还需要人际关系的帮助，这样就没人敢指责你了。强大的人际关系圈是你的保护网，当你陷入麻烦时往往可以借此摆脱困境……然而，妻子、孩子，或亲密的朋友也可能背信弃义出卖你。在内心，你又怎么能保证你不会出卖他们呢？”
叙述者是76岁的严仲舒医生。他身材瘦小，满头白发，是个退休的内科医生，现在与他单身的女儿一起住在华盛顿。他的两个儿子和他们的家庭仍住在北京。严医生和他的孩子们都出生在北京，在那里度过了他们的大部分人生。严医生已经在美国住了七年了，但仍有不安全感。他一再要我用匿名讲述他的故事。
严医生苦笑了一下继续说:“给你讲个故事。‘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我在临床部有个好友，他与我毕业于同一学校，是我最要好的同学之一。他的性格非常直爽，我们相处得很好，事实上，他是我的婚姻介绍人。我帮助他在医院里发展业务，他很有事业抱负。我们下班后常在一起。一次我们酒后发誓要像亲兄弟一样，互相帮助，保护各自的家庭。他的家庭背景与我不同，他的父母是普通的工人，他们很穷。所以，徐伟庆出生于红色家庭。但他也有政治问题，他的舅舅迫于当局压力参加了国民党军队，最后他舅舅成了军官去了台湾，在那里又晋升到国民党高层。我知道他的这些事，以及其他关于他的事，他也知道我所有的事，可谓互相知根知底，我们发誓要为各自保守秘密，我相信了他。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医院里常有大规模的批斗会。开始，许多高级职称的医生都受到了批判。几个星期以后，中级职称的医务人员也包括在批判范围内，后来我也成了批判的对象，受到批斗”。严医生受批斗是因为他的政治问题，包括他的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和家人在香港，还因为他专注于科研，说他走白专道路。“伟庆因为是我的朋友，也受到了批判。单位里的红卫兵要他与我划清界限。威胁他如不这样就要把他送到遥远山区的贫困地区去。经不起逼迫和威胁，他动摇了……开始谴责批判我。这已是够糟糕的了，但他把我害得更惨，他揭发我告诉他的每一件事，以至于党支部书记为了保我的性命，只好把我和我的儿子遣送到甘肃去，否则我已经完蛋了。”严医生与医院的领导，包括党支部书记，关系还不错，因为他们认为他是医院里最好的临床医生之一，还很看重他的高科技水平。
, 百拇医药
“我真的不能接受伟庆所做的这一切。许多原来的好朋友被逼无奈互相揭发批判，甚至夫妻也不得不这样做，你必须得做个姿态走过场，否则你也会挨批斗。但作为朋友，一般都把这种事减到最低程度，我的另外两个朋友就是这样。他们也参加了揭发批判，甚至他们还可以使我的问题更严重，让我更倒霉，因为他们知道的事对我更危险，但他们始终没有说出这些事情。而伟庆却抖出所有的事。他甚至添油加醋，想让别人相信我真的很坏。伟庆带头高喊，说我从来就不老实，是人民的敌人，死有余辜。说着，他抓起一根木棍，劈头朝我打来，真的要置我于死地。顿时我感到血流下来了。当时有几百人在会场，红卫兵怂恿他继续打，然而单位里大多数人却都保持沉默。我的头在流血，手臂发麻。我想，如果不是有人出来阻挡，伟庆真的会把我打死。在党支部书记的催促下，两个当时尚未受冲击的资深医生跑过来，夺下他的棍子，把我推进一间储藏室，要我别出来，党支部书记在外面守着门。我满脸是血，眼镜被打碎了。我感觉到头上的血流下来，经过颈后部被打的伤口，引起刺痛。伟庆出手太狠，我头上的裂口必须缝合。但我并不感到疼，因为我心里满是哀伤和悲痛，愤怒久久难以平息。我憎恨他，仅仅为了保全自己，出卖我还嫌不够，还差点没要了我的命。
, 百拇医药
“多年以后，我从甘肃回来，我们又在同一个部门工作，事实上，我们合用一个办公室。我厌恶他，连看也不看他一眼，也不同他说话。我把我遭受的一切罪，包括我妻子的死都归咎于他，因为他也揭发过她。与他同处一个空间，我觉得胸中的怒火快升至咽喉，我低声咒骂他:‘你这个杂种，等我逮到机会，我一定以牙还牙’。当然，不会让他或其他人听到。我已从自己身上吸取了血的教训，绝不相信任何人。”
放弃报复
“大约四年以后，我得到一个等待已久的机会，可以实施我的报复。我们医院与河南(内地的一个贫穷省)的一个非常贫困的农村公社有互助关系，当他们能够向我们提供水果时，我们就得向他们提供医药服务。在政府有关支援贫困地区的政策压力下，我们医院的领导决定重新开放在那个公社的诊所，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部门的一些成员曾在那个诊所工作过。他们太需要一个常年在那里服务的全日制临床医生了。这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职位，有点像是被流放。如果谁到那里去，那他的研究工作就完蛋了；而且那里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没有人愿意去，每个人都忙着为自己找借口。医院的党支部书记在‘文革’中也受到同我一样的折磨，他也遭受伟庆的批斗和毒打。当时总算恢复了职务，他来找我，对我说，现在是回击伟庆的时候了，只要把他送到那个地方去，‘我们可以要他的命，他有气喘病，到了那里就别想活着回来。我们开大会选举那个诊所的领导时，你就提名伟庆，大家都会拥护你的。你只要做这些，其余的我来解决。我们要让这杂种彻底完蛋。’
, 百拇医药
“当时，伟庆已是一个出色的内科医生和研究人员。他的事业正处于旺盛时期，他很有野心，但他过去的行为使他的事业大打折扣。人们不会忘记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他批斗过我，也批斗过党支部书记和其他人。在高级医务人员中，他树敌过多，没有人相信他。这正是我等待的一天，让他彻底完蛋。
“大会是在晚上召开的，医院的礼堂里坐满了人，空气中充满了兴奋和焦虑。每个人都害怕被送到那遥远偏僻的诊所。党支部书记要大家提名，他看着我。我觉得自己所有的怨恨都集中在将要提名伟庆的话里。我看到伟庆坐立不安，他知道这事已安排好了，我将报复他，而党支部书记会借此机会把他送到河南去。他抬不起头，眼睛盯着地板。可以看得出他的身体在颤抖。党支部书记咳嗽了一声，他看着我，好像在说，‘快说呀，你还在等什么？让他快点滚蛋吧。’最后他失望了，只好点我的名:‘严同志有话要说。’“我看着伟庆，觉得自己脸在发烧，心跳剧烈，开始出汗。同时，伟庆出卖我并差点打死我的可怕一幕，又慢慢地浮现在眼前。‘书记同志，’我突然脱口说，‘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到那个偏远的农村诊所工作几年，都会受不了。这就像是回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最难受的日子。邓小平同志说，不管白猫黑猫，只要会抓老鼠就是好猫。我们不能再像遣送我到甘肃，你到新疆那样，遣送一个人到那里的诊所去。不要再有报复，不要再互相中伤，不要再摧毁各人的生活和事业。我提议我们所有的医务人员轮流到那里去工作几个月，我可以去一个月，其他人也应该去。’
, 百拇医药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说出这些话的，我也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决定说这些的。它们就这么脱口而出，像爆炸一样。但我不后悔说出了这些话，感到惊奇但不觉得有什么不合适。我刚讲完这些，几十个医务人员——高级职称的、中级职称的——都大声附和。他们的赞同太强烈，以至于支部书记也没办法只好同意。单位里的气氛缓和了，总之，轮流制成了既定的政策，我当了回小小的英雄。对伟庆报复的机会，结果就这样结束了。”
道德重量
从严医生叙述的实例中，如遭受背信弃义的愤怒，失去自尊心，人们因害怕而默认群众性的暴力等，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情感与价值观的密切关系。严医生的故事是关于在政治压迫和社会动乱中的经历，其间，从道德观念上看，公众的价值观，甚至私人生活的观念，转了个圈回到原地。这一切表明，人类的环境是那么无常易变；认为人类的本性是超越历史和文化的观点，是多么可笑。对严医生和许多其他的中国人来说，怎样在危险和无常的环境里有道德地生活，是一个仍未解决，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严医生讲述的不是刻板的英雄与邪恶较量的故事，而是关于生存竞争的灰色区域的故事，他的故事昭示了平庸的道德折衷导致的事与愿违的后果，使人们看到道德生活难以如人所愿的特性。
精心创建有道德的生活，是我们的人性义务。道德生活不是一部机器中的一个齿轮的机械反应，而是人类对自我认识的潜力的反映，也是对集体重建我们的本质和前途的潜在力量的反映。最终，人类将会建立道德生活应有的一切。, 百拇医药
一位越战英雄，在离开战场三十年后，家庭圆满、事业有成，却为何自责悔恨、郁郁而终？一位在非洲从事人道救援的年轻女性，在经历战乱、腐败、贫穷和疾病的威胁后，为何仍能鼓足勇气，继续艰难的奉献工作？一位在“文革”时期被好友出卖、受尽磨难的医生，当有机会复仇时，为何会选择将手中的刀剑轻轻放下？曾任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的美国知名人类学家和精神病医师阿瑟·克莱曼，费时数年对这些“苦难经验”进行细致观察和体验，并在《道德的重量》(方筱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一书中，以深刻的洞察力揭示了一个道理:勇敢面对生活中的危机和无常，并超越地方性价值观所带来的限制，才是真正重要的事。
遭到出卖
“你若要在中国社会的生存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那你就得对自己的私事守口如瓶，否则，你难保不会祸从口出；你还得拐弯抹角表达你的意思，模棱两可地措辞。有时你不得不中断自己的思想，因为在那个可怕的年代，你甚至不能相信你自己，你也有可能泄漏些什么，给你自己或者其他人惹来麻烦。所以，我想，最好保持你个人最深层的自我不为人知，就像中国山水画中的云雾，把个人部分隐藏在社会角色的背后。让你的公众自我形象像晚餐里的米饭:平淡无味且不显眼，只烘托周围的味道，但不显露自己的。你的个人风味太突出了，难免招来嫉妒或怨恨。有些人还会利用他们知道的关于你的私事，在竞争中超过你和伤害你。
, 百拇医药
“你还需要人际关系的帮助，这样就没人敢指责你了。强大的人际关系圈是你的保护网，当你陷入麻烦时往往可以借此摆脱困境……然而，妻子、孩子，或亲密的朋友也可能背信弃义出卖你。在内心，你又怎么能保证你不会出卖他们呢？”
叙述者是76岁的严仲舒医生。他身材瘦小，满头白发，是个退休的内科医生，现在与他单身的女儿一起住在华盛顿。他的两个儿子和他们的家庭仍住在北京。严医生和他的孩子们都出生在北京，在那里度过了他们的大部分人生。严医生已经在美国住了七年了，但仍有不安全感。他一再要我用匿名讲述他的故事。
严医生苦笑了一下继续说:“给你讲个故事。‘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我在临床部有个好友，他与我毕业于同一学校，是我最要好的同学之一。他的性格非常直爽，我们相处得很好，事实上，他是我的婚姻介绍人。我帮助他在医院里发展业务，他很有事业抱负。我们下班后常在一起。一次我们酒后发誓要像亲兄弟一样，互相帮助，保护各自的家庭。他的家庭背景与我不同，他的父母是普通的工人，他们很穷。所以，徐伟庆出生于红色家庭。但他也有政治问题，他的舅舅迫于当局压力参加了国民党军队，最后他舅舅成了军官去了台湾，在那里又晋升到国民党高层。我知道他的这些事，以及其他关于他的事，他也知道我所有的事，可谓互相知根知底，我们发誓要为各自保守秘密，我相信了他。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医院里常有大规模的批斗会。开始，许多高级职称的医生都受到了批判。几个星期以后，中级职称的医务人员也包括在批判范围内，后来我也成了批判的对象，受到批斗”。严医生受批斗是因为他的政治问题，包括他的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和家人在香港，还因为他专注于科研，说他走白专道路。“伟庆因为是我的朋友，也受到了批判。单位里的红卫兵要他与我划清界限。威胁他如不这样就要把他送到遥远山区的贫困地区去。经不起逼迫和威胁，他动摇了……开始谴责批判我。这已是够糟糕的了，但他把我害得更惨，他揭发我告诉他的每一件事，以至于党支部书记为了保我的性命，只好把我和我的儿子遣送到甘肃去，否则我已经完蛋了。”严医生与医院的领导，包括党支部书记，关系还不错，因为他们认为他是医院里最好的临床医生之一，还很看重他的高科技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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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不能接受伟庆所做的这一切。许多原来的好朋友被逼无奈互相揭发批判，甚至夫妻也不得不这样做，你必须得做个姿态走过场，否则你也会挨批斗。但作为朋友，一般都把这种事减到最低程度，我的另外两个朋友就是这样。他们也参加了揭发批判，甚至他们还可以使我的问题更严重，让我更倒霉，因为他们知道的事对我更危险，但他们始终没有说出这些事情。而伟庆却抖出所有的事。他甚至添油加醋，想让别人相信我真的很坏。伟庆带头高喊，说我从来就不老实，是人民的敌人，死有余辜。说着，他抓起一根木棍，劈头朝我打来，真的要置我于死地。顿时我感到血流下来了。当时有几百人在会场，红卫兵怂恿他继续打，然而单位里大多数人却都保持沉默。我的头在流血，手臂发麻。我想，如果不是有人出来阻挡，伟庆真的会把我打死。在党支部书记的催促下，两个当时尚未受冲击的资深医生跑过来，夺下他的棍子，把我推进一间储藏室，要我别出来，党支部书记在外面守着门。我满脸是血，眼镜被打碎了。我感觉到头上的血流下来，经过颈后部被打的伤口，引起刺痛。伟庆出手太狠，我头上的裂口必须缝合。但我并不感到疼，因为我心里满是哀伤和悲痛，愤怒久久难以平息。我憎恨他，仅仅为了保全自己，出卖我还嫌不够，还差点没要了我的命。
, 百拇医药
“多年以后，我从甘肃回来，我们又在同一个部门工作，事实上，我们合用一个办公室。我厌恶他，连看也不看他一眼，也不同他说话。我把我遭受的一切罪，包括我妻子的死都归咎于他，因为他也揭发过她。与他同处一个空间，我觉得胸中的怒火快升至咽喉，我低声咒骂他:‘你这个杂种，等我逮到机会，我一定以牙还牙’。当然，不会让他或其他人听到。我已从自己身上吸取了血的教训，绝不相信任何人。”
放弃报复
“大约四年以后，我得到一个等待已久的机会，可以实施我的报复。我们医院与河南(内地的一个贫穷省)的一个非常贫困的农村公社有互助关系，当他们能够向我们提供水果时，我们就得向他们提供医药服务。在政府有关支援贫困地区的政策压力下，我们医院的领导决定重新开放在那个公社的诊所，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部门的一些成员曾在那个诊所工作过。他们太需要一个常年在那里服务的全日制临床医生了。这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职位，有点像是被流放。如果谁到那里去，那他的研究工作就完蛋了；而且那里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没有人愿意去，每个人都忙着为自己找借口。医院的党支部书记在‘文革’中也受到同我一样的折磨，他也遭受伟庆的批斗和毒打。当时总算恢复了职务，他来找我，对我说，现在是回击伟庆的时候了，只要把他送到那个地方去，‘我们可以要他的命，他有气喘病，到了那里就别想活着回来。我们开大会选举那个诊所的领导时，你就提名伟庆，大家都会拥护你的。你只要做这些，其余的我来解决。我们要让这杂种彻底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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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伟庆已是一个出色的内科医生和研究人员。他的事业正处于旺盛时期，他很有野心，但他过去的行为使他的事业大打折扣。人们不会忘记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他批斗过我，也批斗过党支部书记和其他人。在高级医务人员中，他树敌过多，没有人相信他。这正是我等待的一天，让他彻底完蛋。
“大会是在晚上召开的，医院的礼堂里坐满了人，空气中充满了兴奋和焦虑。每个人都害怕被送到那遥远偏僻的诊所。党支部书记要大家提名，他看着我。我觉得自己所有的怨恨都集中在将要提名伟庆的话里。我看到伟庆坐立不安，他知道这事已安排好了，我将报复他，而党支部书记会借此机会把他送到河南去。他抬不起头，眼睛盯着地板。可以看得出他的身体在颤抖。党支部书记咳嗽了一声，他看着我，好像在说，‘快说呀，你还在等什么？让他快点滚蛋吧。’最后他失望了，只好点我的名:‘严同志有话要说。’“我看着伟庆，觉得自己脸在发烧，心跳剧烈，开始出汗。同时，伟庆出卖我并差点打死我的可怕一幕，又慢慢地浮现在眼前。‘书记同志，’我突然脱口说，‘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到那个偏远的农村诊所工作几年，都会受不了。这就像是回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最难受的日子。邓小平同志说，不管白猫黑猫，只要会抓老鼠就是好猫。我们不能再像遣送我到甘肃，你到新疆那样，遣送一个人到那里的诊所去。不要再有报复，不要再互相中伤，不要再摧毁各人的生活和事业。我提议我们所有的医务人员轮流到那里去工作几个月，我可以去一个月，其他人也应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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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说出这些话的，我也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决定说这些的。它们就这么脱口而出，像爆炸一样。但我不后悔说出了这些话，感到惊奇但不觉得有什么不合适。我刚讲完这些，几十个医务人员——高级职称的、中级职称的——都大声附和。他们的赞同太强烈，以至于支部书记也没办法只好同意。单位里的气氛缓和了，总之，轮流制成了既定的政策，我当了回小小的英雄。对伟庆报复的机会，结果就这样结束了。”
道德重量
从严医生叙述的实例中，如遭受背信弃义的愤怒，失去自尊心，人们因害怕而默认群众性的暴力等，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情感与价值观的密切关系。严医生的故事是关于在政治压迫和社会动乱中的经历，其间，从道德观念上看，公众的价值观，甚至私人生活的观念，转了个圈回到原地。这一切表明，人类的环境是那么无常易变；认为人类的本性是超越历史和文化的观点，是多么可笑。对严医生和许多其他的中国人来说，怎样在危险和无常的环境里有道德地生活，是一个仍未解决，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严医生讲述的不是刻板的英雄与邪恶较量的故事，而是关于生存竞争的灰色区域的故事，他的故事昭示了平庸的道德折衷导致的事与愿违的后果，使人们看到道德生活难以如人所愿的特性。
精心创建有道德的生活，是我们的人性义务。道德生活不是一部机器中的一个齿轮的机械反应，而是人类对自我认识的潜力的反映，也是对集体重建我们的本质和前途的潜在力量的反映。最终，人类将会建立道德生活应有的一切。,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