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证衡权 循规以范
在辨证论治的理法方药循序中，有治则治法环节。即辨证明确后，便推定出治则，再依据治则选择治法，进而拟方议药。《素问·移精变气论》“治之大则”首开治则之论。治之有则既是辨证论治理论的一个步骤，又是规范化的体现。“则”的原义是“法则”、“准则”。上古时将刑书、律法铸或刻在大鼎之上，故金文的“则”字从刀从鼎，小篆的写法将金文的“鼎”讹变为“贝”，楷书继承了篆书的写法，是为从刀从贝的“则”字。《尚书·禹贡》篇“咸则三壤，成赋中邦”，是说依三品的法则，定九州的赋税。《诗经》也言“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岂弟君子，四方为则”。在先民的生产生活中，遵循法则立身行事的意识，很早就形成了。后来《孟子》又有规矩权衡之论。在此观念的影响下，医家援其理蕴而开慧，形成了治则的概念。
治则是治疗法则。辨证一旦明确，治疗法则也就应随证而立。“则”也有“法”的含义，但在辨证论治中，随着理论的深化，“法”与“则”在概念上各有侧重，“治法”指治疗方法，“治则”指治疗原则。从理法方药而论，治则属于理论层次，治法是在治则统理下运用方法的层次。辨证论治的程式是：辨证识证，据证而确立治则，在治则的指规下选择方法，按法选方或制方，依方而议药。在具体的某一辨证论治过程中，治则决定于辨证，但具体的治法有多种途径、多种方法。治则当属决定论，治法是选择论。由是而知，治则在辨证论治的操作体系中，以其规矩的作用，领引着治法的确立，是辨证论治过程的重要战略决策。
, 百拇医药
治则和治法总是随着实践的丰富和理论的深入不断增益和发展。值得重视的是，新治则的提出，标志创新和治疗观念的改变，是理论的突破和范式改变的资鉴。
在古代，创立新治则的动力机制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经验总结式，一种是理论推演式。经验总结式者，把积累的经验，归纳概括，升华为新理论，创立新治则。如治外感热病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从寒立论，首用辛温解表。但是对外感温热就不宜，早在唐代的孙思邈，就已经在辛温药中加入辛凉之品，创立了千金葳蕤汤。在宋代便有好用温药的石藏用与擅用凉药的陈承二派之争。当时俗语云：“藏用担头三斗火，陈承箧里一盘冰。”传到金元的刘完素，便高举火热论的旗帜，以辛凉药物治疗外感温热病。这一由辛温到辛凉治疗观念的改变，也是治则的改变。理论推演创立治则，最典型的例子是《素问》七篇大论中据各种气候模式，进而知晓在此种模式下因太过或不及运气之化的病证特征，再据病的特征便推论出相应的治疗原则。此推理依据的是医学理论，故而，七篇大论所推论出的治则，都是有实践性的。通过总结临床和理论推演蕴创出新治则的两种产出机制，至今依然弥宝重用。当代中医已经开展了实验研究，冀图探索出一条通过实验创发出新治则的渠道。从目前看，一些实验，还没有创建新治则的范例。临床以此呼唤新治则的面世，特别是论治肿瘤等难治疾病治则和治法的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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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则重大改变和发展，可以引起理论范式的改变。在中国医学史上，重大的改变有两次。第一次是《伤寒杂病论》对《内经》的突破而发生治则范式的改变。《内经》以其“理论—整体性范式”具有预构特征，这种范式除运用于医学外，也运用于天文学、乐律学等领域，依此理论范式构建了许多治则。汉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在继承《内经》整体思维的同时，从整理各种具体治疗实践案例入手，博采众方，注重临床操作的精密精确内容、剂量、剂型、煎服、制作等，创造出“经验—案例性范式”的治则，这种以六经为纲，以具体证候为目显示出极强的实用性，堪称为垂法则、立津梁。其思维方式与周代的《考工记》、西汉的《九章算术》相类。是一次重大的范式转换。
《伤寒杂病论》以后，中医学理论有很大发展，特别是在气化理论和病机的研究方面，多有新建，医学家每每在方证对应之外，运用气化和病机获得新的治疗途径，以此加深了对治病求本的认识。到金元时代，在治则方面，医家便以其“整体—机要范式”突破了“经验—案例性范式”。刘完素从火热立论建立热病治则，张子和抓住攻邪的一环，而李东垣则以脾胃为枢机，朱丹溪以相火治内伤杂病等等。他们建立的治则，超越了唯象的方证对应，诚如明代王应震所论：“见痰休治痰，见血休治血，无汗不发汗，有热莫攻热，喘生休耗气，精遗不涩泄，明得个中趣，方是医中杰。”“整体—机要范式”开辟了创立新治则的渠道和境界。中医学术推向了一个新局面。
治则与治法二者虽然有层次性和理法之别，但有时治则本身也是治法，如活血化瘀、清热解毒等。治则与治法二者合起来成为从理论到实践的桥梁。从学术风格上，治则治法三点共性：一是蕴含哲学的特质，以其捨事而言理的高度概括，有普适性和恒久性。如“温药和之”、“寒者热之，热者寒之”等等。二是语言具有文学艺术性，常用取类比象以喻医理，多常用四字为句。如引火归元、斩关夺隘、釜底抽薪、提壶揭盖、养正徐图、以毒攻毒等等。三是治则治法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通互动，很多治则治法与兵法、奕道、习俗、典故等有关。这也显现了中医学理论的丰富绚丽。 D4, 百拇医药(孟庆云 中国中医科学院)
治则是治疗法则。辨证一旦明确，治疗法则也就应随证而立。“则”也有“法”的含义，但在辨证论治中，随着理论的深化，“法”与“则”在概念上各有侧重，“治法”指治疗方法，“治则”指治疗原则。从理法方药而论，治则属于理论层次，治法是在治则统理下运用方法的层次。辨证论治的程式是：辨证识证，据证而确立治则，在治则的指规下选择方法，按法选方或制方，依方而议药。在具体的某一辨证论治过程中，治则决定于辨证，但具体的治法有多种途径、多种方法。治则当属决定论，治法是选择论。由是而知，治则在辨证论治的操作体系中，以其规矩的作用，领引着治法的确立，是辨证论治过程的重要战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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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则和治法总是随着实践的丰富和理论的深入不断增益和发展。值得重视的是，新治则的提出，标志创新和治疗观念的改变，是理论的突破和范式改变的资鉴。
在古代，创立新治则的动力机制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经验总结式，一种是理论推演式。经验总结式者，把积累的经验，归纳概括，升华为新理论，创立新治则。如治外感热病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从寒立论，首用辛温解表。但是对外感温热就不宜，早在唐代的孙思邈，就已经在辛温药中加入辛凉之品，创立了千金葳蕤汤。在宋代便有好用温药的石藏用与擅用凉药的陈承二派之争。当时俗语云：“藏用担头三斗火，陈承箧里一盘冰。”传到金元的刘完素，便高举火热论的旗帜，以辛凉药物治疗外感温热病。这一由辛温到辛凉治疗观念的改变，也是治则的改变。理论推演创立治则，最典型的例子是《素问》七篇大论中据各种气候模式，进而知晓在此种模式下因太过或不及运气之化的病证特征，再据病的特征便推论出相应的治疗原则。此推理依据的是医学理论，故而，七篇大论所推论出的治则，都是有实践性的。通过总结临床和理论推演蕴创出新治则的两种产出机制，至今依然弥宝重用。当代中医已经开展了实验研究，冀图探索出一条通过实验创发出新治则的渠道。从目前看，一些实验，还没有创建新治则的范例。临床以此呼唤新治则的面世，特别是论治肿瘤等难治疾病治则和治法的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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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则重大改变和发展，可以引起理论范式的改变。在中国医学史上，重大的改变有两次。第一次是《伤寒杂病论》对《内经》的突破而发生治则范式的改变。《内经》以其“理论—整体性范式”具有预构特征，这种范式除运用于医学外，也运用于天文学、乐律学等领域，依此理论范式构建了许多治则。汉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在继承《内经》整体思维的同时，从整理各种具体治疗实践案例入手，博采众方，注重临床操作的精密精确内容、剂量、剂型、煎服、制作等，创造出“经验—案例性范式”的治则，这种以六经为纲，以具体证候为目显示出极强的实用性，堪称为垂法则、立津梁。其思维方式与周代的《考工记》、西汉的《九章算术》相类。是一次重大的范式转换。
《伤寒杂病论》以后，中医学理论有很大发展，特别是在气化理论和病机的研究方面，多有新建，医学家每每在方证对应之外，运用气化和病机获得新的治疗途径，以此加深了对治病求本的认识。到金元时代，在治则方面，医家便以其“整体—机要范式”突破了“经验—案例性范式”。刘完素从火热立论建立热病治则，张子和抓住攻邪的一环，而李东垣则以脾胃为枢机，朱丹溪以相火治内伤杂病等等。他们建立的治则，超越了唯象的方证对应，诚如明代王应震所论：“见痰休治痰，见血休治血，无汗不发汗，有热莫攻热，喘生休耗气，精遗不涩泄，明得个中趣，方是医中杰。”“整体—机要范式”开辟了创立新治则的渠道和境界。中医学术推向了一个新局面。
治则与治法二者虽然有层次性和理法之别，但有时治则本身也是治法，如活血化瘀、清热解毒等。治则与治法二者合起来成为从理论到实践的桥梁。从学术风格上，治则治法三点共性：一是蕴含哲学的特质，以其捨事而言理的高度概括，有普适性和恒久性。如“温药和之”、“寒者热之，热者寒之”等等。二是语言具有文学艺术性，常用取类比象以喻医理，多常用四字为句。如引火归元、斩关夺隘、釜底抽薪、提壶揭盖、养正徐图、以毒攻毒等等。三是治则治法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通互动，很多治则治法与兵法、奕道、习俗、典故等有关。这也显现了中医学理论的丰富绚丽。 D4, 百拇医药(孟庆云 中国中医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