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上中医从侍诊开始
回头再看我的学医历程：1995年开始学习中医，2000年考上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工作，讲授中医基础课程———方剂学，但我对中医的认识却并不清晰，更谈不上热爱。刚参加工作时，虽然站上了三尺讲台，但我传授给学生的无非是参考资料上的东西，断然没有个人独到的认识和体会，自己都觉得味同嚼蜡，可想而知，学生会如何看待我。然而这一切，从我考上博士研究生，成为伤寒名师梅国强教授的关门弟子后，开始逐渐改观。
导师梅国强教授从事《伤寒论》的教学、科研和临床近五十余载，学识渊博，经验丰富。为了学以致用，曾放弃行政职务，坚持临床，他善用经方治疗各种疑难杂证，尤以心肺、胃肠疾病见长。从博士二年级开始，除了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我开始坚持跟师侍诊，一年多下来，收获颇丰，最大的获益就是侍诊让我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医理论的认识，提升了自己的临证水平，更重要的是树立了把中医作为事业的信心!总之，侍诊让我逐渐爱上中医!当然，这也经历了一个过程：
首先，为了能够跟上应诊的速度，我不得不在平时挤时间重温《伤寒论》、《金匮要略》、《中药学》等专业书籍；导师也非常赞赏温病学派的治疗心法，临床多有应用，这些相关书籍自然需要精读；为了了解导师的学术思想，他的论文或著作当然是首选，也是学习的重点……这样下来，看得多了，理论知识更牢固，认识和体会自然也就更深刻了。导师文字功底颇深，学习他的文章后，自己也开始尝试着写点东西，好像在不经意间，撰写论文对我来说不再是十分困难的事了。不仅如此，导师深谙“赏识教育”的理念，常常采用鼓励和赞赏的方式激励我多读书，多思考，哪怕是一点点的进步，他都能给予充分的赏识，为学生树立继续学习的信心。
, http://www.100md.com
其次，导师多次提及，跟诊重在学习老师的辨证思维和方法，他也很重视培养学生的辨证思维能力。一旦得闲，或是患者病证比较典型，他总会简单讲上几句，提纲挈领，令人茅塞顿开。这样的机会多了，对于导师运用某些方药的经验和心得尚能领悟一、二。将这些加以总结，或撰写成文，或应用于临床，对自己的学习都有很大的帮助和提高。
如导师善用柴胡类方，也曾撰写“加减小柴胡汤临证思辨录”、“加减柴胡陷胸汤临证思辨录”等论文，参考其临证经验，在导师的指导下，我完成了“梅国强运用柴胡类方经验述要”一文，分别发表于《中国中医药报》和《光明中医杂志》并得到认可。另一方面，正是基于导师用药之效验和他“多临床”的教诲，我开始更大胆地接触病人。以往也有短暂临床史，但那时开出方药后自己都没有什么把握，也没有足够的信心。但是经过侍诊的学习和磨砺，我发现见得多，心里有数，信心自然也就有了，疗效也随之有了明显提高，彼此间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因为教授方剂学，不少学生或学生亲友都会向我咨询或是直接求医，运用我的专业知识和从导师那学来的经验，我在学生中开始小有名气———会有教过的甚至没教过的学生及其亲友找我看病。如一位学生胃肠功能不好，虽吃过中药但疗效不显，经过辨证我果断给他开了几服柴胡陷胸汤加味，疗效显著；另一位学生的奶奶因感受风寒咳嗽月余，虽然没有见到患者，但根据学生的详尽描述，我尝试着选方并用导师治咳嗽的用药经验开出方药，因为未见患者本人，交代让她先吃两服再看。后这一学生因自己看月经病再次找我，遂问及她奶奶的情况得知，两剂而愈———远远超出自己预想。当然，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不便赘述。
理论和临床水平的提高，让我找回了自信，日常教学变得不再艰涩，课堂气氛逐渐变得活跃，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更容易调动起来，学习效果自然也就提高了。在接受系统理论教育后，再按照过去“师带徒”的模式进行临床实践，确实是行之有效的。
我对中医的每一点感悟，都归功于导师无私的教诲，得益于跟师侍诊!, 百拇医药(张智华 湖北中医学院)
导师梅国强教授从事《伤寒论》的教学、科研和临床近五十余载，学识渊博，经验丰富。为了学以致用，曾放弃行政职务，坚持临床，他善用经方治疗各种疑难杂证，尤以心肺、胃肠疾病见长。从博士二年级开始，除了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我开始坚持跟师侍诊，一年多下来，收获颇丰，最大的获益就是侍诊让我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医理论的认识，提升了自己的临证水平，更重要的是树立了把中医作为事业的信心!总之，侍诊让我逐渐爱上中医!当然，这也经历了一个过程：
首先，为了能够跟上应诊的速度，我不得不在平时挤时间重温《伤寒论》、《金匮要略》、《中药学》等专业书籍；导师也非常赞赏温病学派的治疗心法，临床多有应用，这些相关书籍自然需要精读；为了了解导师的学术思想，他的论文或著作当然是首选，也是学习的重点……这样下来，看得多了，理论知识更牢固，认识和体会自然也就更深刻了。导师文字功底颇深，学习他的文章后，自己也开始尝试着写点东西，好像在不经意间，撰写论文对我来说不再是十分困难的事了。不仅如此，导师深谙“赏识教育”的理念，常常采用鼓励和赞赏的方式激励我多读书，多思考，哪怕是一点点的进步，他都能给予充分的赏识，为学生树立继续学习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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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导师多次提及，跟诊重在学习老师的辨证思维和方法，他也很重视培养学生的辨证思维能力。一旦得闲，或是患者病证比较典型，他总会简单讲上几句，提纲挈领，令人茅塞顿开。这样的机会多了，对于导师运用某些方药的经验和心得尚能领悟一、二。将这些加以总结，或撰写成文，或应用于临床，对自己的学习都有很大的帮助和提高。
如导师善用柴胡类方，也曾撰写“加减小柴胡汤临证思辨录”、“加减柴胡陷胸汤临证思辨录”等论文，参考其临证经验，在导师的指导下，我完成了“梅国强运用柴胡类方经验述要”一文，分别发表于《中国中医药报》和《光明中医杂志》并得到认可。另一方面，正是基于导师用药之效验和他“多临床”的教诲，我开始更大胆地接触病人。以往也有短暂临床史，但那时开出方药后自己都没有什么把握，也没有足够的信心。但是经过侍诊的学习和磨砺，我发现见得多，心里有数，信心自然也就有了，疗效也随之有了明显提高，彼此间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因为教授方剂学，不少学生或学生亲友都会向我咨询或是直接求医，运用我的专业知识和从导师那学来的经验，我在学生中开始小有名气———会有教过的甚至没教过的学生及其亲友找我看病。如一位学生胃肠功能不好，虽吃过中药但疗效不显，经过辨证我果断给他开了几服柴胡陷胸汤加味，疗效显著；另一位学生的奶奶因感受风寒咳嗽月余，虽然没有见到患者，但根据学生的详尽描述，我尝试着选方并用导师治咳嗽的用药经验开出方药，因为未见患者本人，交代让她先吃两服再看。后这一学生因自己看月经病再次找我，遂问及她奶奶的情况得知，两剂而愈———远远超出自己预想。当然，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不便赘述。
理论和临床水平的提高，让我找回了自信，日常教学变得不再艰涩，课堂气氛逐渐变得活跃，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更容易调动起来，学习效果自然也就提高了。在接受系统理论教育后，再按照过去“师带徒”的模式进行临床实践，确实是行之有效的。
我对中医的每一点感悟，都归功于导师无私的教诲，得益于跟师侍诊!, 百拇医药(张智华 湖北中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