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黄帝内经》理论的“变”与“不变”
《黄帝内经》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也就是其所缔造的中医学发展史。至于“中医学的发展能否突破《内经》的藩篱”，我们可以通过“《黄帝内经》理论的变与不变”分析予以诠释。
《黄帝内经》中的“不变”之理
“变”与“不变”相对而言，“变”是绝对的，而“不变”仅是相对而言，《黄帝内经》的理论更是如此。
《黄帝内经》的理论是前人在对自然规律、人类生命规律、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环境经过长期观察，反复验证，不断总结基础上，借用当时人们的认知方法升华而成的。其总结了日、月、星辰运行规律，如日行迟，月行速，“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焉，故大小月三百六十五日而成岁，积气余而盈闰矣。”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的天人相应观。就生命科学知识，认为人类生理活动与天地、日月运行息息相关，“天暑衣厚则腠理开，故汗出……天寒衣薄则腠理闭，气湿不行，水下流于膀胱则为溺”。再如“天温日月，则人血淖液而卫气浮，故血易泻，气易行；天寒日阴，则人血凝泣而卫气沉。月始生，则血气始精(精，盛也)，卫气始行；月廓满，则血气实，肌肉坚；月廓空，则肌肉减，经络虚，卫气去。”还以人体营卫之气的运行受日、地相对运动的影响解释人类“昼精”(精，神情清爽)、“夜瞑”(瞑，音义同眠)的道理。如此等等，应当是亘古“不变”之理。此外，还有如“心主血脉”、“肺主气司呼吸”、“脾胃者仓廪之本”、“肾主水主骨”等理论，也是不可能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的。
, 百拇医药
《黄帝内经》的“可变”之理
如若对《内经》原文进行横向比较分析，就会发现其所载的相关理论自身就在“可变”和“修正”之中，如“治痿独取阳明”的治痿思想，岐伯从外感热邪、感湿酿热、形劳过度、房事不节、情志所伤等多方面分析痿病发生的原因，并总结出了“肺热叶焦发为痿躄”和“阳明虚则宗筋纵，带脉不引，故足痿不用”的致痿机理，然后在肯定“取阳明”可以治痿的基础上，认为治痿必须遵循辨证施治和因时制宜的原则。可见，《内经》作者认为其所缔造的医学理论不是不能越雷池的金科玉律，其自身就在不断进行修正着的，此类情况在《内经》中不乏其例。
再从《内经》理论发展沿革的纵向分析，《内经》及其缔造的理学理论不是“藩篱”，也不是影响医学理论发展的“桎梏”。如在《内经》中出现6次的“命门”均指眼睛及其近处的睛明穴，而《难经》则将其视为具有“藏精”、“舍神”的“六脏”之一，并经明代医学家的发展，成为独具特色并能有效指导临床实践的命门学说。《内经》认为三焦是一个具有“出水道”功能的“中渎之府”，而《难经》经过研究，认为三焦是一个“有名而无形”的“外府”，于是由此引发了历时两千多年的三焦“形名之争”，促进了三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原(或‘元’)气”在《内经》中只有其意而无其名，是《难经》首先将其引入医学领域并赋予了重要的医学内容。《内经》只载六腑的大体解剖，是《难经·四十二难》进一步完善了六腑的解剖，并对六腑之间相互衔接的七个关键部位予以准确命名。还对五脏进行了大体解剖和近乎准确地描述。凡此等等，都说明《内经》及其奠定的理论体系，历代医家都对其进行着“可变”的突破、改造和修正，历代医家就是在这种“可变”的思想指导下，完善着中医理论，促进着中医理论的向前发展，同时也在这种“可变”的思想指导下成就了无数的名医大家。同样，《内经》及其理论在成就历代名医大家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被突破、被超越、被发展。
, 百拇医药
《黄帝内经》理论的“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
《内经》理论的“变”与“不变”是相对的、辩证的，“不变”之中存在着“可变”，“可变”之处又不断地揭示和阐发着“不变”。例如“肾主骨”这一“不变”之理，就《内经》而言，认为肾主藏精，肾精能生髓养骨。肾病可致骨病，通过治肾就可以治骨病。据现代分子生物学研究揭示，肾小管上皮细胞分泌的物质可以使维生素D3的第25碳被羟化，对骨钙代谢产生正向作用。再如对“消渴病”“治之以兰”，后世有释“兰”为佩兰和泽兰之争。某中医学院科研小组将佩兰和泽兰分别干预药物性糖尿病大鼠的不同病理阶段，发现佩兰适用于糖尿病早、中期的“脾瘅”阶段，以收芳香化湿醒脾“除陈气”之功。糖尿病后期伴有循环系统改变的合并症时当用泽兰，以奏活血化瘀之效。仅从此处两例就可以看出，《内经》所创立的理论有“变”、有“不变”。我们要用“不变”的定则指导“可变”的研究思路、“可变”的研究方法，揭示生命规律，服务于人类健康事业。但其奠定的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知识，从其产生之初就在“可变”的发展之中，其后经过历代医学家在“可变”的理念指导下，才使《内经》所缔造的中医学以携带现阶段时代特征的面目展示于世人面前。, 百拇医药(张登本 郝 蕊 陕西中医学院)
《黄帝内经》中的“不变”之理
“变”与“不变”相对而言，“变”是绝对的，而“不变”仅是相对而言，《黄帝内经》的理论更是如此。
《黄帝内经》的理论是前人在对自然规律、人类生命规律、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环境经过长期观察，反复验证，不断总结基础上，借用当时人们的认知方法升华而成的。其总结了日、月、星辰运行规律，如日行迟，月行速，“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焉，故大小月三百六十五日而成岁，积气余而盈闰矣。”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的天人相应观。就生命科学知识，认为人类生理活动与天地、日月运行息息相关，“天暑衣厚则腠理开，故汗出……天寒衣薄则腠理闭，气湿不行，水下流于膀胱则为溺”。再如“天温日月，则人血淖液而卫气浮，故血易泻，气易行；天寒日阴，则人血凝泣而卫气沉。月始生，则血气始精(精，盛也)，卫气始行；月廓满，则血气实，肌肉坚；月廓空，则肌肉减，经络虚，卫气去。”还以人体营卫之气的运行受日、地相对运动的影响解释人类“昼精”(精，神情清爽)、“夜瞑”(瞑，音义同眠)的道理。如此等等，应当是亘古“不变”之理。此外，还有如“心主血脉”、“肺主气司呼吸”、“脾胃者仓廪之本”、“肾主水主骨”等理论，也是不可能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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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的“可变”之理
如若对《内经》原文进行横向比较分析，就会发现其所载的相关理论自身就在“可变”和“修正”之中，如“治痿独取阳明”的治痿思想，岐伯从外感热邪、感湿酿热、形劳过度、房事不节、情志所伤等多方面分析痿病发生的原因，并总结出了“肺热叶焦发为痿躄”和“阳明虚则宗筋纵，带脉不引，故足痿不用”的致痿机理，然后在肯定“取阳明”可以治痿的基础上，认为治痿必须遵循辨证施治和因时制宜的原则。可见，《内经》作者认为其所缔造的医学理论不是不能越雷池的金科玉律，其自身就在不断进行修正着的，此类情况在《内经》中不乏其例。
再从《内经》理论发展沿革的纵向分析，《内经》及其缔造的理学理论不是“藩篱”，也不是影响医学理论发展的“桎梏”。如在《内经》中出现6次的“命门”均指眼睛及其近处的睛明穴，而《难经》则将其视为具有“藏精”、“舍神”的“六脏”之一，并经明代医学家的发展，成为独具特色并能有效指导临床实践的命门学说。《内经》认为三焦是一个具有“出水道”功能的“中渎之府”，而《难经》经过研究，认为三焦是一个“有名而无形”的“外府”，于是由此引发了历时两千多年的三焦“形名之争”，促进了三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原(或‘元’)气”在《内经》中只有其意而无其名，是《难经》首先将其引入医学领域并赋予了重要的医学内容。《内经》只载六腑的大体解剖，是《难经·四十二难》进一步完善了六腑的解剖，并对六腑之间相互衔接的七个关键部位予以准确命名。还对五脏进行了大体解剖和近乎准确地描述。凡此等等，都说明《内经》及其奠定的理论体系，历代医家都对其进行着“可变”的突破、改造和修正，历代医家就是在这种“可变”的思想指导下，完善着中医理论，促进着中医理论的向前发展，同时也在这种“可变”的思想指导下成就了无数的名医大家。同样，《内经》及其理论在成就历代名医大家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被突破、被超越、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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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理论的“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
《内经》理论的“变”与“不变”是相对的、辩证的，“不变”之中存在着“可变”，“可变”之处又不断地揭示和阐发着“不变”。例如“肾主骨”这一“不变”之理，就《内经》而言，认为肾主藏精，肾精能生髓养骨。肾病可致骨病，通过治肾就可以治骨病。据现代分子生物学研究揭示，肾小管上皮细胞分泌的物质可以使维生素D3的第25碳被羟化，对骨钙代谢产生正向作用。再如对“消渴病”“治之以兰”，后世有释“兰”为佩兰和泽兰之争。某中医学院科研小组将佩兰和泽兰分别干预药物性糖尿病大鼠的不同病理阶段，发现佩兰适用于糖尿病早、中期的“脾瘅”阶段，以收芳香化湿醒脾“除陈气”之功。糖尿病后期伴有循环系统改变的合并症时当用泽兰，以奏活血化瘀之效。仅从此处两例就可以看出，《内经》所创立的理论有“变”、有“不变”。我们要用“不变”的定则指导“可变”的研究思路、“可变”的研究方法，揭示生命规律，服务于人类健康事业。但其奠定的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知识，从其产生之初就在“可变”的发展之中，其后经过历代医学家在“可变”的理念指导下，才使《内经》所缔造的中医学以携带现阶段时代特征的面目展示于世人面前。, 百拇医药(张登本 郝 蕊 陕西中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