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觉整体论初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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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6月7日
参见附件(66kb)。
张超中 贾谦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内容提要：以《黄帝内经》为基本经典的中医学的继承与发展问题一直受到关注，怎样把握其基础理论与方法论的现代意义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本文通过对《黄帝内经》的阐释，认为中医学之整体动态的方法论建立在精神自觉的基础之上，本质上是自觉整体论。借助于自觉整体论的阐扬，有可能为中医学的继承与发展铺就现代之路。
关键词：中医学、精神自觉、整体动态、自觉整体论
从哲学的角度阐释中医学的基本属性，最合理的进入方式是直面中医学的元典，首先理解与领会元典的基本精神，并将其贯彻到具体的临床实践中去。只有具备能够有效指导中医临床的品性，相应的理论阐释才能被中医学所接纳，成为中医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样，只有能够有效阐释中医学的哲学理论才能够反过来真正揭明中医学的哲学内蕴与精神。否则，有关阐释纵然快意一时，洛阳纸贵，最终仍难免其"灰色的"失落。由此我们看到，在中医学现代化的过程中，人们虽然不断应用近现代哲学与科学理论努力阐释中医学的合理性，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有关成果的整体性缺陷也慢慢显现出来。分析这些缺陷的本质，我们发现：总的来说，它们还没有能够把握中医学的基本特性，也就是说，这些理论并没有把人的整体性作为基本准则彻底贯彻下来。分析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表面上看是由于历史、文化、科学、社会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实质上是因为那些用来阐释中医学的理论都不是从中医基础理论的内核处生发出来的，皆属于外在而不是内在，因此发生排异反应与"药源性疾病"也是正常的。当然，这些问题有待解决，只是有关遮蔽思路的迷雾尚待廓清。我们认为：从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眼光看，认识中医学的认识理论已经内蕴于中医学之中，接下来的工作只是让其自性显露出来而已。
一、王冰、张介宾对《黄帝内经》的自觉阐释
《黄帝内经》是中医学的基本经典，有关它的成书年代诸家看法不一，大多皆以为在战国与汉代之间。由于不载著述人名而托之于黄帝，后世学者对《素问》与《灵枢》的具体创制过程并没有直接的材料可以了解，因此，如何才能达到对于《黄帝内经》的自觉认识，或者说对其能够有"同情的了解"，这个问题实际上成为传递整个中医学统的关键问题。回顾历史，我们看到，唐代的王冰以及明代的张介宾通过对《黄帝内经》的注释与类编成功解决了这一问题。他们成功的标准可从两个方面来衡量：一是准确阐释了《黄帝内经》有关理论的思想内涵及其临床作用；二是通过阐释，增强了《黄帝内经》的理论解释能力，并使其从仅是医家经典的地位上升到中国文化之元典的地位，影响可谓深远绵长。综合起来看，王冰的贡献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他对《黄帝内经素问》进行了重新编次，并把《上古天真论》由旧本的第九卷"移冠篇首"1，使得后来学者看到了一个具有道家思想形式的原始文本；其次是经过他的具体诠释之后，《黄帝内经素问》与《老子》、《庄子》等原始道家思想的内在联系显现出来。据统计，在注释《上古天真论》时，王冰引用《老子》10次、引用《庄子》6次来释义该篇的养生理论、方法与理想境界，从而把中医学思想的源头与道家思想统一起来，在最高层次上解释了"医道同源"的理论内涵；第三是在上述基础之上并通过对《黄帝内经素问》各篇的具体注释，为后世学者研究、实践和体验道家思想开显了一条入世的技术化的道路，并为当代新道家思想的创建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文化资源。张介宾的贡献在于他对《黄帝内经》诸篇进行了整体上的分类注释，在其编著而成的《类经》中包括摄生、阴阳、藏象、脉色、经络、标本、气味、论治、疾病、针刺、运气、会通等十二大类共三十二卷。在此基础之上，他又特别作《类经附翼》，对《黄帝内经》与《周易》经传的会通之处进行了详细比较，遂成不移之论。我们看到，在经过王冰与张介宾的注释与阐释会通之后，《周易》、《老子》与《庄子》成为由《黄帝内经》开创的医家传统的经典文本，同样，《黄帝内经》也成为与上述经典具有同等地位的中国文化元典，中医学的精神境界通过王冰以道解医和张介宾以易解医的阐释而得到开显。
上述这种把中国哲学的元典与中医学的元典会通阐释的方法实际上是以元释元、以经证经，它建立在王冰与张介宾对待经典的态度皆为"信古"的基础之上。如王冰在《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中认为："夫释缚脱艰，全真导气，拯黎元于仁寿，济羸劣以获安者，非三圣道则不能致之矣。孔安国序《尚书》曰：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2张介宾也认为："《内经》者，三坟之一。"3由于对《黄帝内经》的文化来源没有怀疑，所以他们虽分别身处唐代与明代，但对上古之书非但没有隔膜之感，反而更是自觉地以发扬光大上古之道为己任。因此，在他们看来，《黄帝内经》非但不是"朴素"的，而且是"发明至理以遗教后世"4的金石之言。这种看法与当今人们对中医学方法论的普遍认识不一样。探讨其间产生差别的原因将有助于我们从文化根源上认识中医学的理论本质。
当代学者认识与研究中医学的方法论，基本上采取的是比较研究的方式。这种比较研究存在着一种思维模式，即用近现代哲学与科学的方法论来研究中医学，亦即用非本土化的方法论分析与重构中医学。不可否认，有关研究的动机在于帮助与提高中医学的现代品性，发挥其在当代社会的功能。不过事实证明，虽然中医学中存在着整体论、唯物论、辩证法、控制论、信息论、自组织理论、非线性理论以及复杂性理论等等方法论的基本要素，但由于这些要素只是内蕴于中医学的理论体系之中，并没有发展出诸如上述种种明晰化的理论形态，所以在研究者看来，中医学的方法论只是"朴素"形态的方法论，而不是高级与先进的方法论。因此，相比之下，研究者只能发现这些"先进"的方法论对于发展中医学的意义，至于中医学本有的方法论对于发展"更先进"方法论的意义，有关研究则很少取得进展。怎样才能在此处取得转机与突破，我们认为这取决于对中医学的理论自觉。这里又突现两个问题：一是怎样才能实现理论自觉？二是理论自觉就能够解决中医学的继承与发展问题吗？
通过对王冰与张介宾的研究，我们看到，他们既是"信古"者，也是"释古"者，或者说，他们是通过"释古"而成为坚定的"信古"者。那么，他们是通过什么样的道路来实现文化互释的呢？下面我们通过引述《黄帝内经》的原文，看看其中养生与疾病防治的道理对古代文化的阐释。
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故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是以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贤不肖不惧于物，故合于道。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而不危也。--《素问·上古天真论》
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素问·四气调神大论》
如果说《老子》、《庄子》与《周易》经传对自然、社会与人生的生成原理进行了总体性的说明，那么，通过《黄帝内经》的有关养生与疾病防治道理的阐述，"圣人"以即身即道的体验 ......
张超中 贾谦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内容提要：以《黄帝内经》为基本经典的中医学的继承与发展问题一直受到关注，怎样把握其基础理论与方法论的现代意义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本文通过对《黄帝内经》的阐释，认为中医学之整体动态的方法论建立在精神自觉的基础之上，本质上是自觉整体论。借助于自觉整体论的阐扬，有可能为中医学的继承与发展铺就现代之路。
关键词：中医学、精神自觉、整体动态、自觉整体论
从哲学的角度阐释中医学的基本属性，最合理的进入方式是直面中医学的元典，首先理解与领会元典的基本精神，并将其贯彻到具体的临床实践中去。只有具备能够有效指导中医临床的品性，相应的理论阐释才能被中医学所接纳，成为中医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样，只有能够有效阐释中医学的哲学理论才能够反过来真正揭明中医学的哲学内蕴与精神。否则，有关阐释纵然快意一时，洛阳纸贵，最终仍难免其"灰色的"失落。由此我们看到，在中医学现代化的过程中，人们虽然不断应用近现代哲学与科学理论努力阐释中医学的合理性，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有关成果的整体性缺陷也慢慢显现出来。分析这些缺陷的本质，我们发现：总的来说，它们还没有能够把握中医学的基本特性，也就是说，这些理论并没有把人的整体性作为基本准则彻底贯彻下来。分析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表面上看是由于历史、文化、科学、社会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实质上是因为那些用来阐释中医学的理论都不是从中医基础理论的内核处生发出来的，皆属于外在而不是内在，因此发生排异反应与"药源性疾病"也是正常的。当然，这些问题有待解决，只是有关遮蔽思路的迷雾尚待廓清。我们认为：从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眼光看，认识中医学的认识理论已经内蕴于中医学之中，接下来的工作只是让其自性显露出来而已。
一、王冰、张介宾对《黄帝内经》的自觉阐释
《黄帝内经》是中医学的基本经典，有关它的成书年代诸家看法不一，大多皆以为在战国与汉代之间。由于不载著述人名而托之于黄帝，后世学者对《素问》与《灵枢》的具体创制过程并没有直接的材料可以了解，因此，如何才能达到对于《黄帝内经》的自觉认识，或者说对其能够有"同情的了解"，这个问题实际上成为传递整个中医学统的关键问题。回顾历史，我们看到，唐代的王冰以及明代的张介宾通过对《黄帝内经》的注释与类编成功解决了这一问题。他们成功的标准可从两个方面来衡量：一是准确阐释了《黄帝内经》有关理论的思想内涵及其临床作用；二是通过阐释，增强了《黄帝内经》的理论解释能力，并使其从仅是医家经典的地位上升到中国文化之元典的地位，影响可谓深远绵长。综合起来看，王冰的贡献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他对《黄帝内经素问》进行了重新编次，并把《上古天真论》由旧本的第九卷"移冠篇首"1，使得后来学者看到了一个具有道家思想形式的原始文本；其次是经过他的具体诠释之后，《黄帝内经素问》与《老子》、《庄子》等原始道家思想的内在联系显现出来。据统计，在注释《上古天真论》时，王冰引用《老子》10次、引用《庄子》6次来释义该篇的养生理论、方法与理想境界，从而把中医学思想的源头与道家思想统一起来，在最高层次上解释了"医道同源"的理论内涵；第三是在上述基础之上并通过对《黄帝内经素问》各篇的具体注释，为后世学者研究、实践和体验道家思想开显了一条入世的技术化的道路，并为当代新道家思想的创建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文化资源。张介宾的贡献在于他对《黄帝内经》诸篇进行了整体上的分类注释，在其编著而成的《类经》中包括摄生、阴阳、藏象、脉色、经络、标本、气味、论治、疾病、针刺、运气、会通等十二大类共三十二卷。在此基础之上，他又特别作《类经附翼》，对《黄帝内经》与《周易》经传的会通之处进行了详细比较，遂成不移之论。我们看到，在经过王冰与张介宾的注释与阐释会通之后，《周易》、《老子》与《庄子》成为由《黄帝内经》开创的医家传统的经典文本，同样，《黄帝内经》也成为与上述经典具有同等地位的中国文化元典，中医学的精神境界通过王冰以道解医和张介宾以易解医的阐释而得到开显。
上述这种把中国哲学的元典与中医学的元典会通阐释的方法实际上是以元释元、以经证经，它建立在王冰与张介宾对待经典的态度皆为"信古"的基础之上。如王冰在《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中认为："夫释缚脱艰，全真导气，拯黎元于仁寿，济羸劣以获安者，非三圣道则不能致之矣。孔安国序《尚书》曰：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2张介宾也认为："《内经》者，三坟之一。"3由于对《黄帝内经》的文化来源没有怀疑，所以他们虽分别身处唐代与明代，但对上古之书非但没有隔膜之感，反而更是自觉地以发扬光大上古之道为己任。因此，在他们看来，《黄帝内经》非但不是"朴素"的，而且是"发明至理以遗教后世"4的金石之言。这种看法与当今人们对中医学方法论的普遍认识不一样。探讨其间产生差别的原因将有助于我们从文化根源上认识中医学的理论本质。
当代学者认识与研究中医学的方法论，基本上采取的是比较研究的方式。这种比较研究存在着一种思维模式，即用近现代哲学与科学的方法论来研究中医学，亦即用非本土化的方法论分析与重构中医学。不可否认，有关研究的动机在于帮助与提高中医学的现代品性，发挥其在当代社会的功能。不过事实证明，虽然中医学中存在着整体论、唯物论、辩证法、控制论、信息论、自组织理论、非线性理论以及复杂性理论等等方法论的基本要素，但由于这些要素只是内蕴于中医学的理论体系之中，并没有发展出诸如上述种种明晰化的理论形态，所以在研究者看来，中医学的方法论只是"朴素"形态的方法论，而不是高级与先进的方法论。因此，相比之下，研究者只能发现这些"先进"的方法论对于发展中医学的意义，至于中医学本有的方法论对于发展"更先进"方法论的意义，有关研究则很少取得进展。怎样才能在此处取得转机与突破，我们认为这取决于对中医学的理论自觉。这里又突现两个问题：一是怎样才能实现理论自觉？二是理论自觉就能够解决中医学的继承与发展问题吗？
通过对王冰与张介宾的研究，我们看到，他们既是"信古"者，也是"释古"者，或者说，他们是通过"释古"而成为坚定的"信古"者。那么，他们是通过什么样的道路来实现文化互释的呢？下面我们通过引述《黄帝内经》的原文，看看其中养生与疾病防治的道理对古代文化的阐释。
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故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是以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贤不肖不惧于物，故合于道。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而不危也。--《素问·上古天真论》
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素问·四气调神大论》
如果说《老子》、《庄子》与《周易》经传对自然、社会与人生的生成原理进行了总体性的说明，那么，通过《黄帝内经》的有关养生与疾病防治道理的阐述，"圣人"以即身即道的体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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