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中药现代化——和王彦峰商榷
王澄
2008年7月7日，健康报网转载了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理事长王彦峰发表在《北京日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公民健康是重要的生产力，是强国之基。”(见附录2)
首先，我深为遗憾的是，文章中没有强调全民医疗保障的人道主义原则和意义，只是把中国人当成生产力，做强国作。这种与国际社会极不和谐的观点出自“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理事长”之口，是很不应该的。
文章中有一句话，我每次读了它每次都压抑不住心头的悲愤。王彦峰说，“据有关文献记载：我国在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以中医药为依托，中西医并重，用世界l%的医疗资源为世界22%的人口提供了医疗保障。”这明明是毛泽东封建专制王朝对农民的迫害，可是中医等人却一遍一遍地把它说成是“提供了医疗保障”。什么是保障？那个时候提供给中国农民的“一根针一颗草”接近于医疗零服务水平，可就是在那段历史时期，中国政府从农民那里拿走了约6000亿人民币的劳动果实。那个时代的6000亿人民币意味着什么？所有50岁以上的中国人都有着铭心刻骨的记忆。今天善良的人把它叫做“超负荷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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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那个时代去过东北农村，我印象最深的是，如果一家有人得了大病，那家人就在全村及不分远近认识的人家到处借钱，大爷大婶的叫，苦苦哀求。那个时候能借到的钱就是十元，二十元，最多一百元，可是家家都十分为难，因为知道病家还不起。到了70年代，一个中国农民一年劳动只能挣到七分钱人民币，这也值得世界人民学习吗？中医和王彦峰对那个时代的“幸福回忆”让我们想起前不久那个“作鬼也幸福”的太监灵魂的文人，中医和王彦峰和他有区别吗？
王彦峰承认要实现全民医疗保障，中国面临着巨大困难。怎样解决这个困难呢？王彦峰最后说，他认为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最好的一项措施是实现中药现代化。
现在进入本文的正题，我坚决反对中国把中药现代化作为创立全民医疗保障的一项重要的努力方向。理由有两个。一。中国不具备研发新药的能力。二。中药的历史和经验并没有提供比其它天然(植)物更多的药物信息。中药现代化完全是浪费纳税人的钱，将一无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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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不具备研发新药的能力。
中国全面现代化面临的科学技术难题可以分为三类：初等程度的科学技术难题，以建筑业为代表；中等程度的科学技术难题，以汽车制造业为代表；高等程度的科学技术难题，以科研，医疗，制新药为代表。
中国的整体国家水平刚刚达到能够解决中等程度的科学技术难题。理由有四个：1。中国的科技管理层官员和科技领导人的水平，整体上仅仅是中等水平，因为很少的领导人有像马英九那样在西方受过完整教育的背景。以科技部长万钢和副部长尚勇为代表，(万钢 + 尚勇)/2=中级水平。2。中国的大学毕业生，特别是扩招以后的大学毕业生，相当于先进国家的技工水平。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只要稍加训练，就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技工，水平仅此而已。3。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主要在两个方面获得巨大成功，基础设施和制造业。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的是初等程度和中等程度的人员，而制造业需要的是大量中等程度的技工。中国过去30年的人才水平和人才使用相符合并相互制约。4。中国的所谓科研分为两部分。一是消化国际先进水平，转变为中国用。二是想要出世界上还没有的科学成果。59年来，中国几乎没有过任何一项能通过国际专利而获巨大商业利益的科学成果，所以中国科研的第二部分基本上是欺骗国家的行为，浪费纳税人的钱。近年来，全国科学研究人员的急功近利，造假成风，也促成了方舟子的打假专业。为什么要造假，因为没有能力出真的。对于整体是中级水平的中国科技界，要求他们解决高级水平的困难，不造假造什么？一定要想法证明中国人多么了不起，能唬住领导人，满足大家的民族主义虚荣心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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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会用中国的原子弹和宇宙飞船来问我，说明中国的高级水平的科学成果。但是，这些科学精英不具有民间性。我今天谈的是有关民间普遍存在的现象和水平。
拿印度的情况和中国的情况作个对比，大家就明白中国现在是个什么水平。印度的整体科技水平比中国高很多，基本达到了高等程度的科学技术水平，而中国是中等程度。(附录1)
1。印度过去的20年，和中国大陆的制造业的进步比，印度主要是服务业的实力。我指的是印度的技术含量高的服务业。比如办公室在印度的会计事物所在美国拉生意。美国公司聘用印度会计事物所帮他们作帐，报税，年终结算等。办公室在印度的打字公司帮助美国的医生誊写医疗文件(dictating)。美国医生看完病人后就用录音机录下医疗报告，下班时传到印度。美国人睡觉，印度人开始上班，把录音机里的内容誊打在电脑里，传给美国。美国医生一觉醒来，誊写打印好的医疗文件已经放在办公桌上了。这样的服务业需要的语言和智力都是中国很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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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印度是个英语国家，这是先天优势。因为印度拥有非常优秀的大学和技术学院，它的智能基础建设远远走在中国前面。所以，大量印度的科技人员可以在全世界各种大型公司，科研单位受到聘用和重用。对于亚洲的外国医学毕业生，美国医院就比较喜欢印度，巴基斯坦和新加坡人，因为他们上课用英语。我认识的一位印度来的医生对我说，他们在印度上医学院的时候读的就是美国课本。美国有5万名印度裔医生，其中四分之三毕业于印度医学院。中国人就做不到这一点，比如拿美国原版书作教材。
3.因为具有大量能够解决高等程度的科学技术难题的科学人员，印度的制药业和研制新药工作在世界上非常突出。印度制药业的年生产量(不是获利)居全球第四大，在美国，欧盟和日本之后。美国FDA核准的海外药厂数量最多的就是设在印度。许多国家的制药公司纷纷在印度设立研究中心，就是看中大量的高级人才。印度很有可能成为新药上市前的临床实验领导人。此外，由于印度数十年来对制药业的努力，现在做到全国人民可以使用本国产的廉价药品。同时，大量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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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印度的制药业的业务可分为三种主攻方向：1。超大公司着重挑战现行产品专利，围堵现行专利产品，一旦胜诉便获大利。2。与跨国大厂合作，或协助开发，或承接开发后业务。3。在印度本土销售专利药的纯配方药物。大家想想看，什么样素质的一群人有够挑战现行产品专利？他们对国际专利法，对制药专业该多么熟悉。
印度的科学，科技人才，和研发机构越来越优秀。2010年前全球将有八百到一千亿美元的专利药品到期，印度，加拿大，以色列，和巴西的制药业都在摩拳擦掌抢夺这个大饼。
有人形容中国是世界工厂，印度是这个世界工厂的办公室。印度人的科技和智力发展潜力远远大于中国人。所以，印度的未来发展更加具有深度。
120年以前日本就告别了中医中药，所以日本才会这样进步。今天，中国不要说学日本了，差得太远了，学学印度吧。想要向现代制药业迈进，第一件事就是把高级人才收拢来。当然首先是科技官员和科技领导人的全面更换。科技官员和科技领导人必须是留学西方和日本的专家。绝对不能要那种“在职博士”，真文凭假学历。中国什么时候到了科技部和卫生部开会的时候，三分之一的口头语言和书写文件用英文表达，这个领导层架子就算是搭起来了。(因为发言的人感到只有用英文这个词，才能完整表达他的意思，而不会被别人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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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药的历史和经验并没有提供比其它天然(植)物更多的药物信息。
说中药一定有效，这是59年来中国政府无意的或是有意的欺骗中国人民。被骗的全中国愚民异口同声地响应，那就赶紧把有效成分找出来呀。我是看到王彦峰的“实现中药现代化”的观点会有很多中国人认同，所以才促使我写下这篇文章。
从中药里用现代制药的方法提取有效成分，这应该是王彦峰的“中药现代化”的意思。这件事中国已经做了50多年了，无论花了多少钱，多少人力，都没有成果。原因很简单，初级和中级的中国人在作高级的梦，一定不会成功的。
谈几个问题。
1。没有任何现代科学证据证明中药有效。我估计多数中药是无效的，而少数中药是低效的。这就是为什么全国的中药厂一致坚决反对中药双盲法实验。随机，对照，双盲法实验就是现代化检验。全国的中药厂事先就知道自己生产的中药无法通过双盲法检验。大家想一想，谁更了解中药，是老百姓还是中药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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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即使是少数中药有低效，你怎么就能保证花钱花时间找出来的有效成分就一定比现有的同类西药好。如果不比同类西药好，那不是白研究了吗？
3.实际上许多化合物对于有些病有疗效，但是过不了毒性检验这一关。常常是被证明有疗效的化合物因为毒性太大而不能进入临床应用。你怎么能够保证有疗效的中药成分能够通过毒性检查？
4.谁说中医药好，政府说中医药好。政府是谁？49年到76年是毛泽东。78年到98年是崔月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9年，毛泽东和崔月犁用政治手段鼓吹中医药近50年。你们怎么这么相信毛泽东和崔月犁说的话，请问毛泽东和崔月犁是哪个医学院药学院毕业的？毛泽东在科学问题上的决定多少次是错误的，要不要和我一起数一数。
5.如果中药是发现新药(或叫作有效成分)的最“浓缩”来源。那么西方人这么多年没有把中药作为对象来研究寻找新药，不是很笨吗？为什么西方人没有锁定中药为研究对象反而远远走在中国前面？说明中国人锁定中药为研究对象的方向是错的。我就这个问题请教过在美国Merck公司工作的华人科研人员。我说，你们不研究中药，是不是在大海捞针，瞎子模黑？他说，我们一方面研究已有药物的衍生物，另一方面就是紧盯全球的大学，实验室，研究机构的“青苗”。带有极大的随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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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过去50年“锁定”中药的新药物研发是失败的。而西方“随机性发现”和衍生物是成功的。说明中药的历史和经验并没有提供比其它天然(植)物更多的现代药物信息。今后如果中国还是走“锁定中药”的路子，还是要失败的。
我也看到，因为大量对中药有好感的中国科技人员在外国进行研究，他们很愿意把中药作为“已知有效”来寻找有效成分，用西方的钱在西方研发中药。二十年后，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在西方的环境中，到底是从其它天然化合物(包括植物)提取出的现代新药多，还是从中药中提取出的现代新药多？如果从其它天然化合物(包括植物)提取出的现代新药多，或者是一样多，那么中医中药就是统统胡扯，因为它没有为新药的出世提供任何有用的线索。
6.过去50多年的寻找中药有效成分即现代化的努力完全是失败的。你们去问问贾谦，1990年代他们花了纳税人多少钱搞了十年中药现代化，最后一个屁也没响。台湾也是同样。大约15年前，台湾的报业大亨出钱在美国加州建立了一个中药研究中心，他的想法和每一个中国人一样，这包中药里一定有好东西，因为两千年来都证明它有治疗作用。人人都想发明新药赚钱。他聘请了一位台湾后裔，美国的一位30多岁的骨科医生作中药研究中心主任。报纸上说，这位美国华裔骨科医生只有30多岁就“发明无数”。结果这个中心过了两年，把那个主任撤了，就再也没有声响了。那个主任也只是为中药申请了几个专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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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中国的药物生产千万不要再走“跳棋”了。印度怎么走过来的，我们就从头怎么走。先大量生产过了专利期的药物，提供全国13亿人用。再想法和国际公司合作研发，朝着印度走过并成功的道路。这些事都和中药没有关系。现代医学和药学的科研人员，一定要把中药从你的脑海里彻底抛弃。有中医药这个绊脚石，中国什么样的医药都上不去，中药在中国只有一个出路，降为保健品，不再是药。检查无毒就可以卖，愿者上钩。 (完)
附录1：Aaron Chaze《印度，下一个经济强权》，萧美惠，林国宾译，财讯出版社，台北，2007年
附录2： 公民健康是重要的生产力，是强国之基。 王彦峰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快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使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任务——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科学阐述了医疗卫生工作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强调“健康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关系千家万户幸福”，把“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明确提出了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奋斗目标，并对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做出了全面部署。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快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使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任务。 为什么说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是落实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极重要的体现 目前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存在不平衡。造成这种不平衡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比如一些边远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解决群众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确实有实际困难，这需要有一个过程；有的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虽然并不低，但也没有把“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列入议事日程，其原因就是这些地方的领导还没有认识到这是当前城乡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切身利益问题，没有认识到这是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极重要的体现。医疗卫生直接关系城乡人民的身心健康问题，而身心健康的人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重要的生产力。 为什么说健康也是生产力 长期以来，人们都把医疗卫生视为社会福利，属于消费开支。在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时都摆到末位，甚至未列到规划中，造成了医疗卫生事业与经济发展不相称的困境。现在如果再固守这种观点，同时代发展就不相适应了。我们知道，二战后科学技术的进步日新月异，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人类社会已进入由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转变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际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决定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关键因素是人才。所以，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是由身心健康的人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构成的。只有身心健康的人掌握了先进科学技术，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才能形成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在人与技术这两个构成人才的基本因素中，人是技术的载体，居于主导地位。科学技术是人发明和掌握的，是为人服务的，没有人就没有世界上的一切文明成果，先进生产力也就更无从谈起。一个关心发展生产力的领导人，应当首先是关心群众疾苦，关心群众身心健康的人。 我们强调医疗卫生问题对保障人的身心健康的重要作用，并不是否认发展经济对保障人的身心健康的重要性。经济是解决医疗保障的基础。但是，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而且是一个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整体。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人们对健康的需要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如果医疗保障解决不好，就会拖经济发展的后腿。近年来各地出现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就是这样一种征兆。正因如此，中央强调坚持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统领和全面协调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按照“十一?五”规划的要求，把人民群众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解决好。 解决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保障公民健康的两个思路 如何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保障他们的身心健康呢?主要是从“防”和“治”两个方面做工作。 首先是防，就是按照预防为主的方针，进行全民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工作。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健康教育就是向大众传播预防疾病保健知识和健康保健技能，增强防病保健意识，养成科学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提高生命质量。健康促进就是政府出台和改进有关健康的政策，改善生存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环境，提高综合的保健服务水平，动员全社会参与促进健康的行动，保护和增进人的健康。这是一项花钱少，受益面广的利民工程。据统计，依靠先进医疗设备和先进药物只能使l7%的人得救，做好预防和养成科学的生活方式，可以使70%的人得救。预防的费用只是治疗费用的l/9，抢救费用的l%，在经济上是最节省的一种办法。因此，我们的祖先一贯重视“治未病”。预防是中华民族医疗卫生工作的光荣传统，世界卫生组织也把它定为达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目标的首选策略。 2007年初，为了保证、配合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安全举行，在北京市委市政府领导下，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同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市卫生局在全市发起“健康奥运，健康北京”全民健康活动，对全市1000多万人口开展了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活动，一年来取得了良好效果，目前许多居民开始改变不良卫生习惯和不健康生活方式，全市从上到下基本上转到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轨道上来。实践证明，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工作做好了，一是可以节约大量的医疗费用，减轻国家和家庭的经济负担，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压力。比如全国有Ⅱ型糖尿病患者4000万，每年每人的医疗费约9000元，有慢性乙肝患者2000万，每年每人的医疗费约20000元，仅这两种病的医疗费就有7600亿元。除此之外，我国还有为数不少的心脑血管病，癌症，呼吸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以及肺结核等传染性疾病，这些疾病都需要大量的医疗费用。如果我们的预防工作做好了，绝大多数疾病是可防可控的。二是每增加一个健康的人就增加一份生产力。我国患有各种非传染性慢性疾病的人约有数亿人。2005年人均产值是1600美元，增加1亿健康的人，每年就创造1600亿美元的产值，这是多么大的一笔社会财富。三是可以除陋习、树新风，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我国有5000多年的悠久文明历史，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积累了许多预防疾病的经验，养成了许多好的生活习惯。但由于时代和科学发展的局限性，对一些自然和社会现象不能做科学的解释，至今在一些人身上还残留着迷信、不科学、不卫生的陋习，危害着人民的身心健康。通过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工作，可以使人们改变不良生活方式，树立科学文明的新风尚，使我们以高度文明的民族立于世界之林。 其次是治，就是使患病的人能及时得到良好的治疗，使人民的身心健康得到保障。这是一项浩大的社会工程，要靠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和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来完成。同时，社会参与也是不可缺少的。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作为一个社会公益性组织，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启动了医药卫生扶贫工程。目前，我们正在河北、河南、江苏、陕西、广东、贵州、内蒙古等省区的农村、牧区的90多个县进行医药卫生扶贫。总投资8000多万元，直接受益人口将达3000多万。通过这些试点，一是在全社会倡导一种“以人为本、扶贫济困”的精神，唤起企业家致富以后要回报社会的社会责任感，唤起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关爱之情。这是一种可贵的精神，这种精神将会转变成解决人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物质力量。二是探索一种适合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负担能力的社会医疗保健模式。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以北京和成都市农村为例，首先按照国家推行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要求建立了县(区)、乡(镇)、村三级医疗服务体系，并配备了与各级医疗职能相适应的医疗场所、设备和医务人员。其次，要建立起医疗服务、疾病预防控制、妇幼卫生、急病抢救、监督检查机制和有关网络。最后，把医疗服务和药价降到与人民负担能力相称的水平上。这些问题都需要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和制定法规政策调节才能解决。 “看病难、看病贵”当中的一个突出问题 当前反映“看病难、看病贵”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医药价格问题。不少地方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平价医院、减少医药流通中间环节、居民常用药品零差价、禁止不正当的收费等，对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起了一些作用。笔者认为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最好的一项措施是实现中药现代化。据有关文献记载：我国在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以中医药为依托，中西医并重，用世界l%的医疗资源为世界22%的人口提供了医疗保障。今天科学技术取得了许多重大突破，中医药的研究和创新也获得了可喜的进展，我们如果把中医中药和现代生物技术有机结合起来，加快中药研制生产的现代化、产业化步伐，不仅可帮助一些边远地区的药农摆脱贫困，而且可以扶持我国的中药产业健康快速发展，不仅将对l3亿中国人民的健康做出重要贡献，而且也将对世界人民的健康发挥重要作用。 医疗卫生无论是作为一种产业，还是作为人类战胜疾病的必需品，都不是一种单纯的消费。作为产业，它是一种科技含量很高，能够提高就业率和帮助药农脱贫致富的产业；作为医药，它可以使广大民众免受疾病的折磨和摧残，保护人民的健康。总之，对国家来说，人民的身心健康是重要的生产力，是强国之基。重视和关心人民群众的医疗卫生问题，保护人民的身心健康，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是党和政府的重要任务，也是检验全面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一块试金石。(王彦峰/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理事长), 百拇医药
2008年7月7日，健康报网转载了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理事长王彦峰发表在《北京日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公民健康是重要的生产力，是强国之基。”(见附录2)
首先，我深为遗憾的是，文章中没有强调全民医疗保障的人道主义原则和意义，只是把中国人当成生产力，做强国作。这种与国际社会极不和谐的观点出自“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理事长”之口，是很不应该的。
文章中有一句话，我每次读了它每次都压抑不住心头的悲愤。王彦峰说，“据有关文献记载：我国在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以中医药为依托，中西医并重，用世界l%的医疗资源为世界22%的人口提供了医疗保障。”这明明是毛泽东封建专制王朝对农民的迫害，可是中医等人却一遍一遍地把它说成是“提供了医疗保障”。什么是保障？那个时候提供给中国农民的“一根针一颗草”接近于医疗零服务水平，可就是在那段历史时期，中国政府从农民那里拿走了约6000亿人民币的劳动果实。那个时代的6000亿人民币意味着什么？所有50岁以上的中国人都有着铭心刻骨的记忆。今天善良的人把它叫做“超负荷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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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那个时代去过东北农村，我印象最深的是，如果一家有人得了大病，那家人就在全村及不分远近认识的人家到处借钱，大爷大婶的叫，苦苦哀求。那个时候能借到的钱就是十元，二十元，最多一百元，可是家家都十分为难，因为知道病家还不起。到了70年代，一个中国农民一年劳动只能挣到七分钱人民币，这也值得世界人民学习吗？中医和王彦峰对那个时代的“幸福回忆”让我们想起前不久那个“作鬼也幸福”的太监灵魂的文人，中医和王彦峰和他有区别吗？
王彦峰承认要实现全民医疗保障，中国面临着巨大困难。怎样解决这个困难呢？王彦峰最后说，他认为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最好的一项措施是实现中药现代化。
现在进入本文的正题，我坚决反对中国把中药现代化作为创立全民医疗保障的一项重要的努力方向。理由有两个。一。中国不具备研发新药的能力。二。中药的历史和经验并没有提供比其它天然(植)物更多的药物信息。中药现代化完全是浪费纳税人的钱，将一无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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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不具备研发新药的能力。
中国全面现代化面临的科学技术难题可以分为三类：初等程度的科学技术难题，以建筑业为代表；中等程度的科学技术难题，以汽车制造业为代表；高等程度的科学技术难题，以科研，医疗，制新药为代表。
中国的整体国家水平刚刚达到能够解决中等程度的科学技术难题。理由有四个：1。中国的科技管理层官员和科技领导人的水平，整体上仅仅是中等水平，因为很少的领导人有像马英九那样在西方受过完整教育的背景。以科技部长万钢和副部长尚勇为代表，(万钢 + 尚勇)/2=中级水平。2。中国的大学毕业生，特别是扩招以后的大学毕业生，相当于先进国家的技工水平。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只要稍加训练，就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技工，水平仅此而已。3。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主要在两个方面获得巨大成功，基础设施和制造业。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的是初等程度和中等程度的人员，而制造业需要的是大量中等程度的技工。中国过去30年的人才水平和人才使用相符合并相互制约。4。中国的所谓科研分为两部分。一是消化国际先进水平，转变为中国用。二是想要出世界上还没有的科学成果。59年来，中国几乎没有过任何一项能通过国际专利而获巨大商业利益的科学成果，所以中国科研的第二部分基本上是欺骗国家的行为，浪费纳税人的钱。近年来，全国科学研究人员的急功近利，造假成风，也促成了方舟子的打假专业。为什么要造假，因为没有能力出真的。对于整体是中级水平的中国科技界，要求他们解决高级水平的困难，不造假造什么？一定要想法证明中国人多么了不起，能唬住领导人，满足大家的民族主义虚荣心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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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会用中国的原子弹和宇宙飞船来问我，说明中国的高级水平的科学成果。但是，这些科学精英不具有民间性。我今天谈的是有关民间普遍存在的现象和水平。
拿印度的情况和中国的情况作个对比，大家就明白中国现在是个什么水平。印度的整体科技水平比中国高很多，基本达到了高等程度的科学技术水平，而中国是中等程度。(附录1)
1。印度过去的20年，和中国大陆的制造业的进步比，印度主要是服务业的实力。我指的是印度的技术含量高的服务业。比如办公室在印度的会计事物所在美国拉生意。美国公司聘用印度会计事物所帮他们作帐，报税，年终结算等。办公室在印度的打字公司帮助美国的医生誊写医疗文件(dictating)。美国医生看完病人后就用录音机录下医疗报告，下班时传到印度。美国人睡觉，印度人开始上班，把录音机里的内容誊打在电脑里，传给美国。美国医生一觉醒来，誊写打印好的医疗文件已经放在办公桌上了。这样的服务业需要的语言和智力都是中国很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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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印度是个英语国家，这是先天优势。因为印度拥有非常优秀的大学和技术学院，它的智能基础建设远远走在中国前面。所以，大量印度的科技人员可以在全世界各种大型公司，科研单位受到聘用和重用。对于亚洲的外国医学毕业生，美国医院就比较喜欢印度，巴基斯坦和新加坡人，因为他们上课用英语。我认识的一位印度来的医生对我说，他们在印度上医学院的时候读的就是美国课本。美国有5万名印度裔医生，其中四分之三毕业于印度医学院。中国人就做不到这一点，比如拿美国原版书作教材。
3.因为具有大量能够解决高等程度的科学技术难题的科学人员，印度的制药业和研制新药工作在世界上非常突出。印度制药业的年生产量(不是获利)居全球第四大，在美国，欧盟和日本之后。美国FDA核准的海外药厂数量最多的就是设在印度。许多国家的制药公司纷纷在印度设立研究中心，就是看中大量的高级人才。印度很有可能成为新药上市前的临床实验领导人。此外，由于印度数十年来对制药业的努力，现在做到全国人民可以使用本国产的廉价药品。同时，大量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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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科学，科技人才，和研发机构越来越优秀。2010年前全球将有八百到一千亿美元的专利药品到期，印度，加拿大，以色列，和巴西的制药业都在摩拳擦掌抢夺这个大饼。
有人形容中国是世界工厂，印度是这个世界工厂的办公室。印度人的科技和智力发展潜力远远大于中国人。所以，印度的未来发展更加具有深度。
120年以前日本就告别了中医中药，所以日本才会这样进步。今天，中国不要说学日本了，差得太远了，学学印度吧。想要向现代制药业迈进，第一件事就是把高级人才收拢来。当然首先是科技官员和科技领导人的全面更换。科技官员和科技领导人必须是留学西方和日本的专家。绝对不能要那种“在职博士”，真文凭假学历。中国什么时候到了科技部和卫生部开会的时候，三分之一的口头语言和书写文件用英文表达，这个领导层架子就算是搭起来了。(因为发言的人感到只有用英文这个词，才能完整表达他的意思，而不会被别人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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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药的历史和经验并没有提供比其它天然(植)物更多的药物信息。
说中药一定有效，这是59年来中国政府无意的或是有意的欺骗中国人民。被骗的全中国愚民异口同声地响应，那就赶紧把有效成分找出来呀。我是看到王彦峰的“实现中药现代化”的观点会有很多中国人认同，所以才促使我写下这篇文章。
从中药里用现代制药的方法提取有效成分，这应该是王彦峰的“中药现代化”的意思。这件事中国已经做了50多年了，无论花了多少钱，多少人力，都没有成果。原因很简单，初级和中级的中国人在作高级的梦，一定不会成功的。
谈几个问题。
1。没有任何现代科学证据证明中药有效。我估计多数中药是无效的，而少数中药是低效的。这就是为什么全国的中药厂一致坚决反对中药双盲法实验。随机，对照，双盲法实验就是现代化检验。全国的中药厂事先就知道自己生产的中药无法通过双盲法检验。大家想一想，谁更了解中药，是老百姓还是中药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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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即使是少数中药有低效，你怎么就能保证花钱花时间找出来的有效成分就一定比现有的同类西药好。如果不比同类西药好，那不是白研究了吗？
3.实际上许多化合物对于有些病有疗效，但是过不了毒性检验这一关。常常是被证明有疗效的化合物因为毒性太大而不能进入临床应用。你怎么能够保证有疗效的中药成分能够通过毒性检查？
4.谁说中医药好，政府说中医药好。政府是谁？49年到76年是毛泽东。78年到98年是崔月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9年，毛泽东和崔月犁用政治手段鼓吹中医药近50年。你们怎么这么相信毛泽东和崔月犁说的话，请问毛泽东和崔月犁是哪个医学院药学院毕业的？毛泽东在科学问题上的决定多少次是错误的，要不要和我一起数一数。
5.如果中药是发现新药(或叫作有效成分)的最“浓缩”来源。那么西方人这么多年没有把中药作为对象来研究寻找新药，不是很笨吗？为什么西方人没有锁定中药为研究对象反而远远走在中国前面？说明中国人锁定中药为研究对象的方向是错的。我就这个问题请教过在美国Merck公司工作的华人科研人员。我说，你们不研究中药，是不是在大海捞针，瞎子模黑？他说，我们一方面研究已有药物的衍生物，另一方面就是紧盯全球的大学，实验室，研究机构的“青苗”。带有极大的随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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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过去50年“锁定”中药的新药物研发是失败的。而西方“随机性发现”和衍生物是成功的。说明中药的历史和经验并没有提供比其它天然(植)物更多的现代药物信息。今后如果中国还是走“锁定中药”的路子，还是要失败的。
我也看到，因为大量对中药有好感的中国科技人员在外国进行研究，他们很愿意把中药作为“已知有效”来寻找有效成分，用西方的钱在西方研发中药。二十年后，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在西方的环境中，到底是从其它天然化合物(包括植物)提取出的现代新药多，还是从中药中提取出的现代新药多？如果从其它天然化合物(包括植物)提取出的现代新药多，或者是一样多，那么中医中药就是统统胡扯，因为它没有为新药的出世提供任何有用的线索。
6.过去50多年的寻找中药有效成分即现代化的努力完全是失败的。你们去问问贾谦，1990年代他们花了纳税人多少钱搞了十年中药现代化，最后一个屁也没响。台湾也是同样。大约15年前，台湾的报业大亨出钱在美国加州建立了一个中药研究中心，他的想法和每一个中国人一样，这包中药里一定有好东西，因为两千年来都证明它有治疗作用。人人都想发明新药赚钱。他聘请了一位台湾后裔，美国的一位30多岁的骨科医生作中药研究中心主任。报纸上说，这位美国华裔骨科医生只有30多岁就“发明无数”。结果这个中心过了两年，把那个主任撤了，就再也没有声响了。那个主任也只是为中药申请了几个专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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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中国的药物生产千万不要再走“跳棋”了。印度怎么走过来的，我们就从头怎么走。先大量生产过了专利期的药物，提供全国13亿人用。再想法和国际公司合作研发，朝着印度走过并成功的道路。这些事都和中药没有关系。现代医学和药学的科研人员，一定要把中药从你的脑海里彻底抛弃。有中医药这个绊脚石，中国什么样的医药都上不去，中药在中国只有一个出路，降为保健品，不再是药。检查无毒就可以卖，愿者上钩。 (完)
附录1：Aaron Chaze《印度，下一个经济强权》，萧美惠，林国宾译，财讯出版社，台北，2007年
附录2： 公民健康是重要的生产力，是强国之基。 王彦峰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快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使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任务——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科学阐述了医疗卫生工作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强调“健康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关系千家万户幸福”，把“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明确提出了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奋斗目标，并对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做出了全面部署。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快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使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任务。 为什么说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是落实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极重要的体现 目前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存在不平衡。造成这种不平衡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比如一些边远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解决群众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确实有实际困难，这需要有一个过程；有的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虽然并不低，但也没有把“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列入议事日程，其原因就是这些地方的领导还没有认识到这是当前城乡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切身利益问题，没有认识到这是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极重要的体现。医疗卫生直接关系城乡人民的身心健康问题，而身心健康的人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重要的生产力。 为什么说健康也是生产力 长期以来，人们都把医疗卫生视为社会福利，属于消费开支。在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时都摆到末位，甚至未列到规划中，造成了医疗卫生事业与经济发展不相称的困境。现在如果再固守这种观点，同时代发展就不相适应了。我们知道，二战后科学技术的进步日新月异，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人类社会已进入由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转变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际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决定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关键因素是人才。所以，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是由身心健康的人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构成的。只有身心健康的人掌握了先进科学技术，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才能形成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在人与技术这两个构成人才的基本因素中，人是技术的载体，居于主导地位。科学技术是人发明和掌握的，是为人服务的，没有人就没有世界上的一切文明成果，先进生产力也就更无从谈起。一个关心发展生产力的领导人，应当首先是关心群众疾苦，关心群众身心健康的人。 我们强调医疗卫生问题对保障人的身心健康的重要作用，并不是否认发展经济对保障人的身心健康的重要性。经济是解决医疗保障的基础。但是，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而且是一个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整体。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人们对健康的需要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如果医疗保障解决不好，就会拖经济发展的后腿。近年来各地出现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就是这样一种征兆。正因如此，中央强调坚持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统领和全面协调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按照“十一?五”规划的要求，把人民群众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解决好。 解决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保障公民健康的两个思路 如何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保障他们的身心健康呢?主要是从“防”和“治”两个方面做工作。 首先是防，就是按照预防为主的方针，进行全民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工作。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健康教育就是向大众传播预防疾病保健知识和健康保健技能，增强防病保健意识，养成科学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提高生命质量。健康促进就是政府出台和改进有关健康的政策，改善生存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环境，提高综合的保健服务水平，动员全社会参与促进健康的行动，保护和增进人的健康。这是一项花钱少，受益面广的利民工程。据统计，依靠先进医疗设备和先进药物只能使l7%的人得救，做好预防和养成科学的生活方式，可以使70%的人得救。预防的费用只是治疗费用的l/9，抢救费用的l%，在经济上是最节省的一种办法。因此，我们的祖先一贯重视“治未病”。预防是中华民族医疗卫生工作的光荣传统，世界卫生组织也把它定为达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目标的首选策略。 2007年初，为了保证、配合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安全举行，在北京市委市政府领导下，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同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市卫生局在全市发起“健康奥运，健康北京”全民健康活动，对全市1000多万人口开展了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活动，一年来取得了良好效果，目前许多居民开始改变不良卫生习惯和不健康生活方式，全市从上到下基本上转到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轨道上来。实践证明，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工作做好了，一是可以节约大量的医疗费用，减轻国家和家庭的经济负担，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压力。比如全国有Ⅱ型糖尿病患者4000万，每年每人的医疗费约9000元，有慢性乙肝患者2000万，每年每人的医疗费约20000元，仅这两种病的医疗费就有7600亿元。除此之外，我国还有为数不少的心脑血管病，癌症，呼吸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以及肺结核等传染性疾病，这些疾病都需要大量的医疗费用。如果我们的预防工作做好了，绝大多数疾病是可防可控的。二是每增加一个健康的人就增加一份生产力。我国患有各种非传染性慢性疾病的人约有数亿人。2005年人均产值是1600美元，增加1亿健康的人，每年就创造1600亿美元的产值，这是多么大的一笔社会财富。三是可以除陋习、树新风，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我国有5000多年的悠久文明历史，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积累了许多预防疾病的经验，养成了许多好的生活习惯。但由于时代和科学发展的局限性，对一些自然和社会现象不能做科学的解释，至今在一些人身上还残留着迷信、不科学、不卫生的陋习，危害着人民的身心健康。通过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工作，可以使人们改变不良生活方式，树立科学文明的新风尚，使我们以高度文明的民族立于世界之林。 其次是治，就是使患病的人能及时得到良好的治疗，使人民的身心健康得到保障。这是一项浩大的社会工程，要靠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和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来完成。同时，社会参与也是不可缺少的。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作为一个社会公益性组织，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启动了医药卫生扶贫工程。目前，我们正在河北、河南、江苏、陕西、广东、贵州、内蒙古等省区的农村、牧区的90多个县进行医药卫生扶贫。总投资8000多万元，直接受益人口将达3000多万。通过这些试点，一是在全社会倡导一种“以人为本、扶贫济困”的精神，唤起企业家致富以后要回报社会的社会责任感，唤起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关爱之情。这是一种可贵的精神，这种精神将会转变成解决人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物质力量。二是探索一种适合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负担能力的社会医疗保健模式。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以北京和成都市农村为例，首先按照国家推行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要求建立了县(区)、乡(镇)、村三级医疗服务体系，并配备了与各级医疗职能相适应的医疗场所、设备和医务人员。其次，要建立起医疗服务、疾病预防控制、妇幼卫生、急病抢救、监督检查机制和有关网络。最后，把医疗服务和药价降到与人民负担能力相称的水平上。这些问题都需要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和制定法规政策调节才能解决。 “看病难、看病贵”当中的一个突出问题 当前反映“看病难、看病贵”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医药价格问题。不少地方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平价医院、减少医药流通中间环节、居民常用药品零差价、禁止不正当的收费等，对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起了一些作用。笔者认为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最好的一项措施是实现中药现代化。据有关文献记载：我国在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以中医药为依托，中西医并重，用世界l%的医疗资源为世界22%的人口提供了医疗保障。今天科学技术取得了许多重大突破，中医药的研究和创新也获得了可喜的进展，我们如果把中医中药和现代生物技术有机结合起来，加快中药研制生产的现代化、产业化步伐，不仅可帮助一些边远地区的药农摆脱贫困，而且可以扶持我国的中药产业健康快速发展，不仅将对l3亿中国人民的健康做出重要贡献，而且也将对世界人民的健康发挥重要作用。 医疗卫生无论是作为一种产业，还是作为人类战胜疾病的必需品，都不是一种单纯的消费。作为产业，它是一种科技含量很高，能够提高就业率和帮助药农脱贫致富的产业；作为医药，它可以使广大民众免受疾病的折磨和摧残，保护人民的健康。总之，对国家来说，人民的身心健康是重要的生产力，是强国之基。重视和关心人民群众的医疗卫生问题，保护人民的身心健康，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是党和政府的重要任务，也是检验全面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一块试金石。(王彦峰/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理事长),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