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风景”需要增添人文“景观”
专家档案
陈晓阳，博士，教授，中国首位人文医学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任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党委副书记，山东大学人文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山东大学医学院医学伦理学研究所所长。新疆医科大学名誉教授、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兼职教授、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兼职教授；欧洲医学哲学与卫生保健学会(ESPMHC)会员，美国生命伦理与人文学会(ASBH)会员；受聘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分会常务委员、中华医学会医学史分会委员、中国卫生思想促进会医学教育分会常务理事、中国卫生思想促进会医学科研分会常务理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生命伦理学专业委员会筹委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人文医学研究分会理事长、山东省心理卫生协会副会长、山东省行为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生殖医学研究中心伦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山东大学医学院医学伦理委员会主任委员、 山东大学医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山东大学医学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医学与社会》杂志编委、《医学与哲学》杂志编委。
在美国纽约东北部的撒拉纳克湖畔，镌刻着特鲁多医生的名言：“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这与其说是概括了医学之功，不如说是坦言了医学的局限。这种局限性既来自生命现象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来自医生作为人而非神的特性。医学不能治愈一切疾病，也不能治愈每一个病人，但医生的职责就是帮助病人、温暖病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医学不仅是维系人类自身价值并保护其生产能力的重要手段，更是人性的传递、情感的延伸。医学是最具人文精神的学科，医生是最富含人情味的职业。医学的本质是人学，抽去了人文精神，医学就失去了灵魂。技术与人文是医学的两翼，缺一不可。没有技术，医学没有躯干；没有人文，医学没有灵魂。一座医学的高峰，必然是技术与人文的交汇点。
, 百拇医药
技术是医患关系发生的土壤
记者：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市场经济对道德关系的影响和科学技术对传统观念的挑战，人们的价值观、伦理观受到很大冲击，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有关医护人员社会公众形象和医疗护理质量与服务问题的争议，乃至诉讼法律。医患关系的不和谐与医护人员技术水平到底有多大的关系？
陈晓阳：医疗服务救死扶伤、治病救人，从一定意义上讲，决定着患者的生死存亡。医务人员和患者之间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要战胜疾病，保障健康和生命安全。医患之间必须互相信任、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帮助。但现在的医患关系，相互缺乏信任。在这个时候，就更不能忽略医护人员技术因素。医患关系是医护人员在医疗护理行为中与患者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医患关系的基本内容可分为技术关系和非技术关系，技术关系是非技术关系的基础，是维系护患关系的纽带。
技术关系是建立医患关系的基础。以医护技术为例：夜间，某医院急诊室一突发心脏病的患者被家属匆匆送入，病人处于清醒状态，主述胸前区剧烈疼痛，面部表情十分痛苦，全身大汗淋漓。经心电图证实，病人被初步诊断为急性心肌梗死，急需建立静脉通道。护士甲迅速为病人准备药物，第一时间端着治疗盘来到病人身边，此时在病人身边的家属的眼睛都集中在护士身上。静脉穿刺一次、两次，都未成功。病人和家属焦急的心情无法言表；护士乙见状，匆忙赶来帮忙，终于使静脉穿刺获得成功。看着救命的液体流入病人的血管内，大家都松了口气。当护士甲再次来到病人身边，为病人及家属讲解心脏病的有关知识时，病人对护士甲所言就会表示出明显的怀疑。可见，在护士不能为病人提供良好的专业性技术服务的情况下，就很难建立相互信任的医患关系。可怕的是，病人常常从一个技术能力不强的护士或医生身上，推测该医院整体护理和医疗服务质量的水平，一旦出现不满意的问题，其最初的静脉穿刺技术失败就将成为导致护患关系紧张的导火索。可见，技术关系是医患关系的基础，医疗技术不过关往往是医患关系不和谐的最初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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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技术细节影响医患关系
记者：看来医疗技术确实直接影响医患关系的形成。还有，我们常听到一些患者们抱怨:正在诉说症状，医生就强行打断；欲对治疗发表看法，医生已先入为主开好药方等等，对这些现象您怎么看？
陈晓阳：我也不否认在医疗服务中存在一些缺憾和不足，在一些环节和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改善。但我也想借此机会向大家叙述一个医院里常见的场景：病房中，医护人员正在紧张地抢救一位年轻的生命，由于病情突然发生恶化，病室外的家属正处于极度的痛苦和深深的焦虑中，他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医护人员身上，随着他们的进进出出，家属揣摩着病人病情的发展。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病室里安静下来，家属已预示到最坏的结局。病人因抢救无效宣布死亡，家属来到病人的床边，医护人员停止了操作，站在病人床前，向死者微微鞠躬，然后转向家属说“对不起，我们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但还是没有能挽留住他的生命，请原谅。为了避免惊扰其他病人，请尽量保持安静向患者告别。”说完，医护人员缓步退出，给家属与死者留下一个单独告别的空间。由于医护人员对死者的尊重所表现出来的高尚的医德，令家属感到了心灵的震动，尽管抢救无效，家属仍容易理解医护人员。虽然看似简单的职业道德行为，却使医护患关系在这里得到了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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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技术关系是改善医患关系的条件，它涉及价值判断、伦理道德、法律关系等方面。在医疗行为中，如果医疗行为没能体现出与患者相向的价值观念，就很难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体现伦理道德的医护行为，会被服务对象所感受、认可和接受，又将成为化解医患矛盾的可靠方法。尊重病人、理解患者，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关键。
医学发展史证明，只有医务工作者充分尊重患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才能使患者积极支持、配合诊疗工作，才能推动医学事业的发展。在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中，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是主导的方面。只要我们善待患者，加强沟通，设身处地地为患者着想，为患者提供温馨、细心、爱心和耐心的服务，就会赢得患者们的尊重和认同，和谐的医患关系就一定会建立。同时，患者的宽容也会促进医患关系，乃至医学的良性发展。1926年初，梁启超先生因尿血病住进北京协和医院，医生误诊为他的右肾生瘤，于是便做了手术，但右肾取出后，发现并无肿瘤。对于这一手术，当时社会上和梁启超先生的家人多有责言，但梁启超先生本人却十分通情达理，他提出责任不在医院。梁启超对协和医院误诊的宽容，主要是考虑到当时西医刚进中国，医术还不成熟，而老百姓对西医还缺乏认识，协和医院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西医医院，如果大加鞭挞，最终吃亏的是老百姓。在一定程度上，患者的这种胸怀和雅量，也是促进医学进步的“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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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角色的多重期待
记者：毕竟像梁启超先生这样宽容的患者并不多见。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让患者越来越觉得医生就应该“妙手回春”，希望医生每句话都能引起他们的共鸣。现实中，患者觉得医生冷漠，医生觉得自己很委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陈晓阳：医生的社会角色与职业责任一直是公众所关心的问题。“悬壶济世”、“救死扶伤”是千百年来公众对医生角色与医生职业责任的认同与期盼。“一心赴救”、“不计名利”也是千百年来医生自觉的道德诉求与角色定位。然而随着当今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医疗制度的变革，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对医生产生了相互冲突的角色期盼与角色要求。医疗制度变革时期各利益群体对医生角色的期待在医疗制度变革时期，医生处于患者、医院、政府以及医药供应商等诸多市场主体交织而成的关系网络之中。这种市场主体的多元性和关系网络的复杂性决定了医生具有多重角色。患者、医院、社会等各方面对于医生都存在一个期盼值。
当今的医疗技术和医疗服务水平已经大幅度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和健康意识也有了很大提高。观念、文化和政治上的种种变化，使得今天的许多患者已不再是被动者，他们能够在医疗过程中提出更多的见解并做出理性的决定。在患者的心目中医生不仅是仁慈的利他主义者，同时还应尊重患者的知情同意权，主动帮助和鼓励患者参与医疗过程的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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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医院，它对医生的期待也发生了变化。在我国医疗制度变革中，医疗服务出现市场化倾向，医院的职责功能多重化。医院不仅要履行治病救人的基本职能，还要重视经济效益，注重成本核算，增加医院收入。所以医院对医生的期待不仅是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同时也包括创造更多的经济收益。说到医院就不能不说到政府。政府希望医院和医生承担保障人们健康的责任。例如SARS期间、汶川大地震期间，无数的医务工作者响应政府的号召，奔赴防病治病第一线。这表明政府对医生的角色期待是承担一定社会责任的公益人。基于公益人的角色定位，政府期待医生发扬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希望医生能够自洁自律，抵制各种不良社会风气。
再说说医药厂商对于医生的期待。如今的医疗保健服务早已不仅仅是济世的手段，同时也是谋利的工具。在医药供应商的眼中，医生应当成为最重要的销售环节之一。医药供应商期待医生成为他们的伙伴和合作者，因为医生的医疗行为决定药品、医疗器械的销售、流通的结果。正是由于医生的医疗行为和医药供应商的利益产生关联，于是出现了医疗器械提成，药品提成等不合理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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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胡卫民事件，就是当前医疗制度变革时期医生角色冲突的集中反映。据媒体报道：湖南省娄底市中心医院胡卫民医生，被当地群众亲切地誉为“为民医生”，因看不惯医院的“绩效”方式，无法忍受医院的所作所为，多次发出与医院“不和谐”的声音而备受医院的排挤、恐吓，愤然辞职，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随着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人们的关注程度也越来越高，胡卫民的个人辞职事件已经演变成了“胡卫民现象”。“胡卫民现象”的浅层讨论早已由热变冷，但“胡卫民现象”背后深层次问题却值得每个人反思。
做人文医生促和谐医患关系
记者：看来众多的期待把医生变成了一个矛盾漩涡的中心，医患关系在某些时候不和谐是不是与医生自我定位有一定关系？
陈晓阳：正是这种不同的角色期望引起医生的角色冲突。政府要求医生能够依据党的方针政策行医，使全体人们得到全面健康。而医院希望医生努力工作，增加医院的收入，办成高水平的医院。社会、患者则关注并要求医生主要是实实在在地提高医疗质量，并希望通过医生的自律来降低医疗收费的水平，从而提高人们医疗保障的程度，并以此作为衡量医生好坏的标准。来自各方面的相互矛盾和冲突的要求，使医生产生无所适从的角色冲突感。医生的角色冲突有很多是由他人、社会等外在因素造成的。因此，通过调整社会各方对医生角色的期待，可以实现医生角色冲突的社会调控。第一，增进患者对医学复杂性的认识，使人们能够理解：医学是高投入、高风险、高技术的职业，从而避免产生不合理的过高的期望。第二，要将医院的分类管理政策落到实处，使公立医院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非营利性医院，使医院对医生的角色要求同患者对医生的角色期待相一致。这就要加大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财政投入，从而改变公立医院过度考虑经济收益的局面。第三，合理药品定价机制，加强对药品流通秩序的监管，从而消除药品经销商对医生不正常的角色期待。总之，通过政府主导下各方利益关系的调整，明确医生的权利与义务，是可以缓解医生所面临的角色冲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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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西方医学从上世纪初传入我国到现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对疾病认识越来越深入，但却缺少了对“人文”的关注。一是医学技术化，不把病人当人，只看作疾病的载体，医疗技术施与的对象。由此而产生了一系列后果，包括把病人与亲情隔离开来的医院体制，医患之间的没有交流，对于病人的体验毫不关心，等等。二是医学商业化，也是不把病人当人，而只看做消费的主体，尽可能多赚钱的机会。作为医生必须明白，医学不只是科学，更是人学，医生所面对的是整体的人，应该确立以患者生活为中心的治疗目标；医疗权是基本人权，医疗公正是社会公正的重要方面，病人权利应该得到法律的切实保障。我们需要明确一个很简单的真理：病人不是病，而是人，是有着自己的全部生活经历和心理体验的活生生的个人。
如果说过去我们需要在传统的人文“画布”上绘上科学“风景”，那现在则更需要在科学的“风景”上添些人文“景观”。我们期望涌现越来越多林巧稚、张孝骞式的医生，也呼唤社会和公众尊重、理解医生，构筑良好、和谐的医患关系。, 百拇医药
陈晓阳，博士，教授，中国首位人文医学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任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党委副书记，山东大学人文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山东大学医学院医学伦理学研究所所长。新疆医科大学名誉教授、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兼职教授、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兼职教授；欧洲医学哲学与卫生保健学会(ESPMHC)会员，美国生命伦理与人文学会(ASBH)会员；受聘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分会常务委员、中华医学会医学史分会委员、中国卫生思想促进会医学教育分会常务理事、中国卫生思想促进会医学科研分会常务理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生命伦理学专业委员会筹委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人文医学研究分会理事长、山东省心理卫生协会副会长、山东省行为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生殖医学研究中心伦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山东大学医学院医学伦理委员会主任委员、 山东大学医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山东大学医学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医学与社会》杂志编委、《医学与哲学》杂志编委。
在美国纽约东北部的撒拉纳克湖畔，镌刻着特鲁多医生的名言：“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这与其说是概括了医学之功，不如说是坦言了医学的局限。这种局限性既来自生命现象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来自医生作为人而非神的特性。医学不能治愈一切疾病，也不能治愈每一个病人，但医生的职责就是帮助病人、温暖病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医学不仅是维系人类自身价值并保护其生产能力的重要手段，更是人性的传递、情感的延伸。医学是最具人文精神的学科，医生是最富含人情味的职业。医学的本质是人学，抽去了人文精神，医学就失去了灵魂。技术与人文是医学的两翼，缺一不可。没有技术，医学没有躯干；没有人文，医学没有灵魂。一座医学的高峰，必然是技术与人文的交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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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是医患关系发生的土壤
记者：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市场经济对道德关系的影响和科学技术对传统观念的挑战，人们的价值观、伦理观受到很大冲击，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有关医护人员社会公众形象和医疗护理质量与服务问题的争议，乃至诉讼法律。医患关系的不和谐与医护人员技术水平到底有多大的关系？
陈晓阳：医疗服务救死扶伤、治病救人，从一定意义上讲，决定着患者的生死存亡。医务人员和患者之间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要战胜疾病，保障健康和生命安全。医患之间必须互相信任、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帮助。但现在的医患关系，相互缺乏信任。在这个时候，就更不能忽略医护人员技术因素。医患关系是医护人员在医疗护理行为中与患者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医患关系的基本内容可分为技术关系和非技术关系，技术关系是非技术关系的基础，是维系护患关系的纽带。
技术关系是建立医患关系的基础。以医护技术为例：夜间，某医院急诊室一突发心脏病的患者被家属匆匆送入，病人处于清醒状态，主述胸前区剧烈疼痛，面部表情十分痛苦，全身大汗淋漓。经心电图证实，病人被初步诊断为急性心肌梗死，急需建立静脉通道。护士甲迅速为病人准备药物，第一时间端着治疗盘来到病人身边，此时在病人身边的家属的眼睛都集中在护士身上。静脉穿刺一次、两次，都未成功。病人和家属焦急的心情无法言表；护士乙见状，匆忙赶来帮忙，终于使静脉穿刺获得成功。看着救命的液体流入病人的血管内，大家都松了口气。当护士甲再次来到病人身边，为病人及家属讲解心脏病的有关知识时，病人对护士甲所言就会表示出明显的怀疑。可见，在护士不能为病人提供良好的专业性技术服务的情况下，就很难建立相互信任的医患关系。可怕的是，病人常常从一个技术能力不强的护士或医生身上，推测该医院整体护理和医疗服务质量的水平，一旦出现不满意的问题，其最初的静脉穿刺技术失败就将成为导致护患关系紧张的导火索。可见，技术关系是医患关系的基础，医疗技术不过关往往是医患关系不和谐的最初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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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技术细节影响医患关系
记者：看来医疗技术确实直接影响医患关系的形成。还有，我们常听到一些患者们抱怨:正在诉说症状，医生就强行打断；欲对治疗发表看法，医生已先入为主开好药方等等，对这些现象您怎么看？
陈晓阳：我也不否认在医疗服务中存在一些缺憾和不足，在一些环节和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改善。但我也想借此机会向大家叙述一个医院里常见的场景：病房中，医护人员正在紧张地抢救一位年轻的生命，由于病情突然发生恶化，病室外的家属正处于极度的痛苦和深深的焦虑中，他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医护人员身上，随着他们的进进出出，家属揣摩着病人病情的发展。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病室里安静下来，家属已预示到最坏的结局。病人因抢救无效宣布死亡，家属来到病人的床边，医护人员停止了操作，站在病人床前，向死者微微鞠躬，然后转向家属说“对不起，我们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但还是没有能挽留住他的生命，请原谅。为了避免惊扰其他病人，请尽量保持安静向患者告别。”说完，医护人员缓步退出，给家属与死者留下一个单独告别的空间。由于医护人员对死者的尊重所表现出来的高尚的医德，令家属感到了心灵的震动，尽管抢救无效，家属仍容易理解医护人员。虽然看似简单的职业道德行为，却使医护患关系在这里得到了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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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技术关系是改善医患关系的条件，它涉及价值判断、伦理道德、法律关系等方面。在医疗行为中，如果医疗行为没能体现出与患者相向的价值观念，就很难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体现伦理道德的医护行为，会被服务对象所感受、认可和接受，又将成为化解医患矛盾的可靠方法。尊重病人、理解患者，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关键。
医学发展史证明，只有医务工作者充分尊重患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才能使患者积极支持、配合诊疗工作，才能推动医学事业的发展。在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中，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是主导的方面。只要我们善待患者，加强沟通，设身处地地为患者着想，为患者提供温馨、细心、爱心和耐心的服务，就会赢得患者们的尊重和认同，和谐的医患关系就一定会建立。同时，患者的宽容也会促进医患关系，乃至医学的良性发展。1926年初，梁启超先生因尿血病住进北京协和医院，医生误诊为他的右肾生瘤，于是便做了手术，但右肾取出后，发现并无肿瘤。对于这一手术，当时社会上和梁启超先生的家人多有责言，但梁启超先生本人却十分通情达理，他提出责任不在医院。梁启超对协和医院误诊的宽容，主要是考虑到当时西医刚进中国，医术还不成熟，而老百姓对西医还缺乏认识，协和医院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西医医院，如果大加鞭挞，最终吃亏的是老百姓。在一定程度上，患者的这种胸怀和雅量，也是促进医学进步的“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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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角色的多重期待
记者：毕竟像梁启超先生这样宽容的患者并不多见。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让患者越来越觉得医生就应该“妙手回春”，希望医生每句话都能引起他们的共鸣。现实中，患者觉得医生冷漠，医生觉得自己很委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陈晓阳：医生的社会角色与职业责任一直是公众所关心的问题。“悬壶济世”、“救死扶伤”是千百年来公众对医生角色与医生职业责任的认同与期盼。“一心赴救”、“不计名利”也是千百年来医生自觉的道德诉求与角色定位。然而随着当今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医疗制度的变革，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对医生产生了相互冲突的角色期盼与角色要求。医疗制度变革时期各利益群体对医生角色的期待在医疗制度变革时期，医生处于患者、医院、政府以及医药供应商等诸多市场主体交织而成的关系网络之中。这种市场主体的多元性和关系网络的复杂性决定了医生具有多重角色。患者、医院、社会等各方面对于医生都存在一个期盼值。
当今的医疗技术和医疗服务水平已经大幅度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和健康意识也有了很大提高。观念、文化和政治上的种种变化，使得今天的许多患者已不再是被动者，他们能够在医疗过程中提出更多的见解并做出理性的决定。在患者的心目中医生不仅是仁慈的利他主义者，同时还应尊重患者的知情同意权，主动帮助和鼓励患者参与医疗过程的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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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医院，它对医生的期待也发生了变化。在我国医疗制度变革中，医疗服务出现市场化倾向，医院的职责功能多重化。医院不仅要履行治病救人的基本职能，还要重视经济效益，注重成本核算，增加医院收入。所以医院对医生的期待不仅是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同时也包括创造更多的经济收益。说到医院就不能不说到政府。政府希望医院和医生承担保障人们健康的责任。例如SARS期间、汶川大地震期间，无数的医务工作者响应政府的号召，奔赴防病治病第一线。这表明政府对医生的角色期待是承担一定社会责任的公益人。基于公益人的角色定位，政府期待医生发扬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希望医生能够自洁自律，抵制各种不良社会风气。
再说说医药厂商对于医生的期待。如今的医疗保健服务早已不仅仅是济世的手段，同时也是谋利的工具。在医药供应商的眼中，医生应当成为最重要的销售环节之一。医药供应商期待医生成为他们的伙伴和合作者，因为医生的医疗行为决定药品、医疗器械的销售、流通的结果。正是由于医生的医疗行为和医药供应商的利益产生关联，于是出现了医疗器械提成，药品提成等不合理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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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胡卫民事件，就是当前医疗制度变革时期医生角色冲突的集中反映。据媒体报道：湖南省娄底市中心医院胡卫民医生，被当地群众亲切地誉为“为民医生”，因看不惯医院的“绩效”方式，无法忍受医院的所作所为，多次发出与医院“不和谐”的声音而备受医院的排挤、恐吓，愤然辞职，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随着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人们的关注程度也越来越高，胡卫民的个人辞职事件已经演变成了“胡卫民现象”。“胡卫民现象”的浅层讨论早已由热变冷，但“胡卫民现象”背后深层次问题却值得每个人反思。
做人文医生促和谐医患关系
记者：看来众多的期待把医生变成了一个矛盾漩涡的中心，医患关系在某些时候不和谐是不是与医生自我定位有一定关系？
陈晓阳：正是这种不同的角色期望引起医生的角色冲突。政府要求医生能够依据党的方针政策行医，使全体人们得到全面健康。而医院希望医生努力工作，增加医院的收入，办成高水平的医院。社会、患者则关注并要求医生主要是实实在在地提高医疗质量，并希望通过医生的自律来降低医疗收费的水平，从而提高人们医疗保障的程度，并以此作为衡量医生好坏的标准。来自各方面的相互矛盾和冲突的要求，使医生产生无所适从的角色冲突感。医生的角色冲突有很多是由他人、社会等外在因素造成的。因此，通过调整社会各方对医生角色的期待，可以实现医生角色冲突的社会调控。第一，增进患者对医学复杂性的认识，使人们能够理解：医学是高投入、高风险、高技术的职业，从而避免产生不合理的过高的期望。第二，要将医院的分类管理政策落到实处，使公立医院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非营利性医院，使医院对医生的角色要求同患者对医生的角色期待相一致。这就要加大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财政投入，从而改变公立医院过度考虑经济收益的局面。第三，合理药品定价机制，加强对药品流通秩序的监管，从而消除药品经销商对医生不正常的角色期待。总之，通过政府主导下各方利益关系的调整，明确医生的权利与义务，是可以缓解医生所面临的角色冲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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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西方医学从上世纪初传入我国到现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对疾病认识越来越深入，但却缺少了对“人文”的关注。一是医学技术化，不把病人当人，只看作疾病的载体，医疗技术施与的对象。由此而产生了一系列后果，包括把病人与亲情隔离开来的医院体制，医患之间的没有交流，对于病人的体验毫不关心，等等。二是医学商业化，也是不把病人当人，而只看做消费的主体，尽可能多赚钱的机会。作为医生必须明白，医学不只是科学，更是人学，医生所面对的是整体的人，应该确立以患者生活为中心的治疗目标；医疗权是基本人权，医疗公正是社会公正的重要方面，病人权利应该得到法律的切实保障。我们需要明确一个很简单的真理：病人不是病，而是人，是有着自己的全部生活经历和心理体验的活生生的个人。
如果说过去我们需要在传统的人文“画布”上绘上科学“风景”，那现在则更需要在科学的“风景”上添些人文“景观”。我们期望涌现越来越多林巧稚、张孝骞式的医生，也呼唤社会和公众尊重、理解医生，构筑良好、和谐的医患关系。,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