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书钧院士谈肿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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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肿瘤治疗工作应该采取什么策略?肿瘤临床研究和基础研究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临床肿瘤医师应该如何看待肿瘤研究?这些问题若由从事肿瘤基础研究的学者加以剖析,可能会给临床医师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实验肿瘤、肿瘤化学和遗传毒理学专家程书钧院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高屋建瓴地分析了上述问题。
程书钧 教授
我国著名实验肿瘤、肿瘤化学和遗传毒理学专家,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中国环境诱变剂学会理事长、中国抗癌协会副理事长。
程书钧院士主要从事肺癌变分子机制和肿瘤分子标志谱研究,先后主持了国家“七五”、“八五”、“九五”肿瘤攻关课题,获得三项部级科技成果奖,现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973”肿瘤项目《恶性肿瘤癌变机理及早期诊治与预防的基础研究》和北京市重大肿瘤专项的首席科学家。
抗击肿瘤 阵线要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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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院士说,无论是在世界范围还是在中国,在肿瘤研究方面都有巨大投入。但是,肿瘤治疗效果仍然比较差,无论是发病率还是死亡率,依然呈上升态势。从慢病角度说,肿瘤已成为人类健康的巨大挑战。
肿瘤的发生发展经历易感阶段、癌前病变和侵袭性阶段,而我们目前的治疗主要集中在侵袭性阶段,即中晚期肿瘤阶段。这样的局面,从征服肿瘤的角度看,尚处于初级水平。人类最终控制肿瘤的关键不应该在中晚期阶段,今后必定会从中晚期肿瘤向早期、癌前病变甚至易感阶段推进。这也和我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的“疾病防治重心前移”战略相符。
肿瘤治疗战略重心前移包括两层含义,其一是通过改变生活方式等预防肿瘤,另外就是治疗癌前病变。要实现这种“前移”虽然难度很大,但应该看到,科技的发展使癌前病变治疗已有成功先例。例如,通过巴氏染色可检出宫颈上皮不典型增生和原位癌,凡是对这些宫颈癌前病变采取早期诊断和治疗的国家,宫颈癌发病率能降低80%以上,而不采取这些措施的国家,宫颈癌仍然是女性主要癌症死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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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院士指出,临床医师在肿瘤治疗中应该认识到,慢病的控制关键在于战略重心前移,早期肿瘤控制得越多,中晚期肿瘤就会越少,而更进一步的“前移”则是易感者的筛查和综合治疗,这样带来的效益将不仅仅是生存期的延长,而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全局改变。
靶向治疗 离不开个体化
在程院士看来,肿瘤内科发展的趋势之一是个体化治疗,另外就是靶向治疗。
肿瘤的发生发展,特别是晚期阶段,是多种基因异常改变叠加后的非常复杂的结果,而且不同个体的基因突变谱存在显著差异,导致传统化疗的疗效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现在,临床上开始考虑并发展个体化治疗。
近几年来,肿瘤靶向治疗应该说取得了巨大进步,但目前看其疗效仍然有限。个体化也是靶向治疗的发展方向,靶向治疗疗效的提高和个体化敏感患者的选择是密切相关的。例如,对于未经选择的乳腺癌患者,曲妥珠单抗的治疗有效率为11%~26%左右,而对HER-2阳性患者,有效率可达34%。但是,患者即使接受了HER-2检测,也有20%结果不准确,另外还有10%~40%左右的患者无HER-2资料。可见,在该靶向治疗药物实际应用中,哪些指标可以判断其个体化治疗质量,依然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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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某些靶向药物的敏感人群仍未明确。例如,在我国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到底哪些亚群对吉非替尼敏感,现在依然无法下定论。程院士领导的一项北京市重大专项课题正对此进行研究,旨在发展一种评估方法,可在临床治疗前提供明确的报告,指明个体是否对该药敏感,从而可以接受其治疗。
在程院士心目中,当前条件下理想的个体化靶向治疗应该符合下列要求:靶向治疗机制明了,其针对的治疗靶点明确;有明确的客观指征可供临床医师确定适宜治疗的患者个体;能显著延长患者生存期,而且其显著性不仅仅具有统计学意义;一种药物应该适用于有相同信号传导通道异常的多种肿瘤;药物应该有协同性,可联合应用。
肿瘤研究 宜临床推动基础
程院士指出,我国开展肿瘤控制工作应关注三个关键环节:第一,加强肿瘤临床研究,建立临床研究资料和数据库;第二,建立高通量的技术平台,如基因测序,最新的DNA、RNA、蛋白系统高通量生物学平台;第三,发展生物信息学。其中,第一个环节是核心。我国是肿瘤资源大国,但资源利用非常不充分,现在采用的很多指南、治疗模式基本上来自国外,很少有针对我国患者长期观察得出的中国肿瘤治疗指南。问题症结在于,我国临床上对肿瘤患者治疗后的随访、随诊抓得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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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生理学或医学诺贝尔奖获得者布伦纳(Brenner)在今年的美国癌症研究学会(AACR)年会上发表演讲,号召肿瘤研究应该“from bedside to bench”,意即要从临床到基础,而非由基础到临床。Brenner还说,在肿瘤研究中人就是最好的试验模型,不必采用动物模型。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程院士颇为赞赏这些观点。他认为,这些言论虽然有些偏激,但强调了应该由临床来推动基础研究。
程院士呼吁,我国应培养出一批临床战略科学家,由他们来引导中国的肿瘤研究。他说:“我国很多肿瘤研究学者都是基础研究者,这种局面应该改变,尽管我自己也是基础研究者。应该由临床科学家来指导临床肿瘤研究。”但是,现在看来,真正能静下心来,花时间进行临床研究的临床肿瘤医师并不多。他非常希望,我国能有临床肿瘤医师认识到他们肩负的任务的重要性,并尽快成长起来施行革新,推动未来的研究发展。他们关注的不是将来能发表多少论文,而是中国肿瘤治疗的整体战略性改革,并且要为之长期奋斗。,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