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医药从发掘迈向发展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来，我国民族医药方面主要做了三件大事：
一是开展了民族医药的发掘整理工作。这件工作是分散在各民族地区进行的，但集中起来形成了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二是加强了以藏医药、蒙医药、维吾尔医药为代表的医疗、教学、科研工作并进行了相应的基础建设。三是促进了民族医药的产业发展，包括开发、生产、经营。藏、蒙、维、傣、苗、彝等六种民族药成药共800多个品种。
在这个基础上大大提高了人们对民族医药的认识，认识到民族医药是我国传统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代社会不可缺少的卫生资源，是我国科技领域典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而提出对民族医药要“高度重视”、“大力扶持”、“切实加强”、“充分发挥”。特别是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大力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发展”，2007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要“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这是中国人民在世纪之交对民族传统文化达到的新的认识高度，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和谐社会的时候提出的一项战略任务，是在全世界对待传统文化深刻反思、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力抢救的形势下顺应历史潮流的积极态度。
, 百拇医药
但30年来我国民族医药取得的成就，基本上属于发掘整理范围，特别是过去没有通行文字，因而也就没有文献，缺乏医学理论的系统整理。如壮医药、苗医药、瑶医药、土家医药、侗医药等等，通过大量调查，编写了医学概论和医学史，编写了药物学和方剂学，有的甚至编写了系列教材，使这些民族医药从“无形”到有形，从广泛存在到集中体现，从缺乏记载到著书立说，使学术发展产生质的飞跃。尽管民族医药的发掘整理今后还将继续，前30年的发掘整理还存在不够深入、不够平衡、不够完整等问题，特别是还有21个人口数较少的少数民族传统医药资源基本上还没有发掘整理，还没有用任何一种文字把它记载下来、“固定”下来，但毕竟有了近20个民族医药打下的基础，今后工作的重心应该转移到发展建设上来。
首先，要恢复临床活力，提高临床水平。给临床第一线的民族医药人员提供基本的宽松的工作环境，当然也包括“治未病”在内。朝医名著《东医寿世保元》作者李济马先说过：“救病千万，以两言决之，曰：莫如预防二字。(金海龙，朝医学与治未病，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08年第6期)，“治未病”也是各民族医药的精华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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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建立民族医药的教育体系。藏医、蒙医、维吾尔医都已经办了高等教育。近10年来，壮医、苗医、傣医也相继进入大学课堂，开设了专业或中医专业民族医方向。今后都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形成特有的教育体系。与此同时，还要办一些切合实际需要的中专教育和培训班，满足启蒙教育和继续教育的需要。
第三，要大力扶持民族医药的科学研究。全国目前有省、地级民族医药研究院(所)近20个，主要从事田野调查、发掘整理、临床观察、药品开发等工作。但大多规模小、基础差、设备陈旧、人员不足，与西医药的研究机构无法比拟，与新时期的研究设施要求差距甚远。我们在感叹民族医药原始、落后的同时，积极的办法是加强其科研，改善其科研设施，提高其科研水平。从民族医药科研机构的方向而言，必须坚持“医药并重，土洋结合，雪中送炭”的方针，把攻克临床难题、加强药物开发放在首位，同时不忘人文学科领域的研究，永远不脱离自己的传统文化土壤。
整个民族医药的继承发展，除了切实加强医疗、教学、科研以外，还需要两个最基本的支撑条件，一是要为民族医药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二是要为民族医药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法制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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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医药必须与时俱进，其工作重心正在从发掘整理转向发展建设。这是一个时代的大趋势，问题只在于这个转变是否能沿着坚持民族医药特色的道路前进。我们必须有适时转变和伺机切入的思想准备。不少民族医药研究所在前20年中艰苦奋斗，积累了大量素材，近几年出现了一个收获高潮期，许多专家都陆续发表论文，著书立说。这样的丰收季节容易使我们满足和陶醉，从而有意无意地忽视发展建设的根本任务。这是我们必须提醒大家注意的。
马克思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离开理论思维。当代民族医药的发展——当然中医药也一样——不是忙忙碌碌、加班加点的问题，而是把握方向，转变思路，开创模式，坚持特色的问题。在这种时候，理论思维的威力显得更加重要和更加必要。当前，全国都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民族医药的发展，需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大力扶持，充分发挥，统筹安排，持续发展，争取为人民健康做出更大贡献!
(注：此文根据诸国本在7月22日召开的第七届全国民族医药学术大会上的讲话修改，由本报广西记者站驻地记者梁启成供稿), 百拇医药(诸国本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
一是开展了民族医药的发掘整理工作。这件工作是分散在各民族地区进行的，但集中起来形成了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二是加强了以藏医药、蒙医药、维吾尔医药为代表的医疗、教学、科研工作并进行了相应的基础建设。三是促进了民族医药的产业发展，包括开发、生产、经营。藏、蒙、维、傣、苗、彝等六种民族药成药共800多个品种。
在这个基础上大大提高了人们对民族医药的认识，认识到民族医药是我国传统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代社会不可缺少的卫生资源，是我国科技领域典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而提出对民族医药要“高度重视”、“大力扶持”、“切实加强”、“充分发挥”。特别是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大力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发展”，2007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要“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这是中国人民在世纪之交对民族传统文化达到的新的认识高度，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和谐社会的时候提出的一项战略任务，是在全世界对待传统文化深刻反思、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力抢救的形势下顺应历史潮流的积极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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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30年来我国民族医药取得的成就，基本上属于发掘整理范围，特别是过去没有通行文字，因而也就没有文献，缺乏医学理论的系统整理。如壮医药、苗医药、瑶医药、土家医药、侗医药等等，通过大量调查，编写了医学概论和医学史，编写了药物学和方剂学，有的甚至编写了系列教材，使这些民族医药从“无形”到有形，从广泛存在到集中体现，从缺乏记载到著书立说，使学术发展产生质的飞跃。尽管民族医药的发掘整理今后还将继续，前30年的发掘整理还存在不够深入、不够平衡、不够完整等问题，特别是还有21个人口数较少的少数民族传统医药资源基本上还没有发掘整理，还没有用任何一种文字把它记载下来、“固定”下来，但毕竟有了近20个民族医药打下的基础，今后工作的重心应该转移到发展建设上来。
首先，要恢复临床活力，提高临床水平。给临床第一线的民族医药人员提供基本的宽松的工作环境，当然也包括“治未病”在内。朝医名著《东医寿世保元》作者李济马先说过：“救病千万，以两言决之，曰：莫如预防二字。(金海龙，朝医学与治未病，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08年第6期)，“治未病”也是各民族医药的精华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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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建立民族医药的教育体系。藏医、蒙医、维吾尔医都已经办了高等教育。近10年来，壮医、苗医、傣医也相继进入大学课堂，开设了专业或中医专业民族医方向。今后都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形成特有的教育体系。与此同时，还要办一些切合实际需要的中专教育和培训班，满足启蒙教育和继续教育的需要。
第三，要大力扶持民族医药的科学研究。全国目前有省、地级民族医药研究院(所)近20个，主要从事田野调查、发掘整理、临床观察、药品开发等工作。但大多规模小、基础差、设备陈旧、人员不足，与西医药的研究机构无法比拟，与新时期的研究设施要求差距甚远。我们在感叹民族医药原始、落后的同时，积极的办法是加强其科研，改善其科研设施，提高其科研水平。从民族医药科研机构的方向而言，必须坚持“医药并重，土洋结合，雪中送炭”的方针，把攻克临床难题、加强药物开发放在首位，同时不忘人文学科领域的研究，永远不脱离自己的传统文化土壤。
整个民族医药的继承发展，除了切实加强医疗、教学、科研以外，还需要两个最基本的支撑条件，一是要为民族医药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二是要为民族医药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法制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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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医药必须与时俱进，其工作重心正在从发掘整理转向发展建设。这是一个时代的大趋势，问题只在于这个转变是否能沿着坚持民族医药特色的道路前进。我们必须有适时转变和伺机切入的思想准备。不少民族医药研究所在前20年中艰苦奋斗，积累了大量素材，近几年出现了一个收获高潮期，许多专家都陆续发表论文，著书立说。这样的丰收季节容易使我们满足和陶醉，从而有意无意地忽视发展建设的根本任务。这是我们必须提醒大家注意的。
马克思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离开理论思维。当代民族医药的发展——当然中医药也一样——不是忙忙碌碌、加班加点的问题，而是把握方向，转变思路，开创模式，坚持特色的问题。在这种时候，理论思维的威力显得更加重要和更加必要。当前，全国都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民族医药的发展，需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大力扶持，充分发挥，统筹安排，持续发展，争取为人民健康做出更大贡献!
(注：此文根据诸国本在7月22日召开的第七届全国民族医药学术大会上的讲话修改，由本报广西记者站驻地记者梁启成供稿), 百拇医药(诸国本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