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摧毁“中医模式”之后
王其学
千年中医，在古老的中国有着极具民族风情的固定模式。第一个模式是中医事业的“千年私有化”。中国是一个封建主义的农业国，广大农民都是私有的个体小生产者，拖沓、散漫和浓重的家庭观念，具有普遍性。这样的社会环境，使中医学的事业不可能出现“公有制”。所以，除去皇宫里的“太医院”之外，全都是私人行医、私人开药铺。即使中医的“医圣”、长沙太守张仲景，也只是为家人治病，不是官办行医；第二个模式是中医没有医院。看病则采取出诊和药铺坐堂这两样形式。中国人普遍的就医风俗是“生病快回家”。为什么回家？因为封建的宗法制度，使人们非常害怕死在外头、葬身他乡。纵使秦始皇、嘉庆帝那样的帝王，也因为死在宫廷外头而成为重大憾事。古人在外生了病为什么不去住医院？因为中医只有卖药的药铺，没有医院，中国从来就不时兴有医院；第三个模式是中医没有学校，也没有“私塾”。中医学的传承靠的是自己读医书，慢慢“悟”出医理来，或者靠老师带徒弟，进行指教。故曾经有“门外徒”“门里徒”之说。
中医的这些固定模式，在中国维持了数千年。只是到了民国时期，受舶来西医的影响，中医们才蠢蠢欲动，想入非非，产生出“办医院”“办学堂”的种种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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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解放后，红色政权的政治家们，没有研究中西医各自的行医模式，也没有听取余云岫、陈寅恪等高级知识分子的劝告，在对待中医西医的问题上，用“团结中西医”五个大字“和稀泥”，采取了中西医“捏合”的措施。特别是后来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运动，对私有的中医及其诊所实行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从此，千年来的中医“三大模式”被摧毁。出现了中医的公有制医院和中医院校等新的中医模式。于是，中医在这种新的模式中，被现代科学的西医比较得日益萎缩。由此，“公有制”改造中医的历史，对于千年中医铸成了拔苗助长、为好成歉的后果。
新中国的经济生活稍有恢复之后，很快就对工业、农业、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三大改造”的主要方向是基本上取消私有制，实现社会主义的、半社会主义的公有制。那些零星散落、个体开业的中医、西医，都要“组织起来”；于是，在城市开业的中西医个体诊所和药铺，先后以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样式，“组织起来”，走进了国立综合性医院，或者走进了街道里弄的集体医疗卫生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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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则以县为单位，成立起了以西医为主的“国立试验卫生院”，县以下各乡镇则成立起了三到五名西医组成的国立“卫生所”。“卫生所”之下，则是若干个具有公私合营色彩、属于集体性质的“联合诊所”。联合诊所，就是把旧有的个体中医及其药铺“联合起来”，很像当时的农业合作社；随后，在城市乡村普遍开展的“肃反运动”和“整风反右”运动中，又对组织起来的中西医，进行了“政治清洗”，对于有严重历史问题的和具备反革命身份的人物，清洗出了卫生队伍。对一些“一般历史问题”或“右倾”人员，则保留工作，在“内控”的政治环境中，“老老实实”从医看病。
1958年“大跃进”，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也随着实行了“跃进”。“卫生跃进”，先是实行“全民公费医疗”实验，短短几个月，就把药铺吃光了，于是功亏一篑；随后，按照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原则，实行了医务人员的大流动，进行体制上的调整。在城市，许多中医走进大医院。在乡村，县一级的“试验卫生院”，改称为县医院。县医院以部队转业的一些西医为领导骨干和主体力量，广泛开设西医的内外妇儿各科，只接纳三两名“地方名中医”设立中医科。县医院的医护人员，全都是“全民所有制”中的国家干部身份；人民公社成立起了卫生院。卫生院是以原来的卫生所人员为领导骨干，从“联诊所”里选拔出几个中医、新培养出一些西医医护人员，组成了“公社卫生院”。于是，公社卫生院的医护人员，就有了“国家的”“集体的”两种不同体制，属于“混编单位”。公社卫生院，既是当地的最高层医疗机构，也是主管地区防疫和妇幼卫生工作的社会卫生部门，同时还具有卫生行政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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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合并到卫生院来的老中医们所在的“联诊所”，被升格成卫生院领导下的“卫生所”。这些卫生所，基本上是由中医组成的，但这些中医已经不是纯中医，而是部分的、大部分的抛弃了中医的理法方药，掺进了许多西药和西医的肌肉注射；这些并不纯正的中医，没有列入“全民所有制”，属于“集体人员”；与此同时，政府成立起了传承中医学的中医院校。把一些名老中医请进来做教授，对一些大中专学生进行中医学教育；并且，开始成立起了中医医院。后来，由于中医医院的“生意”萧条，不得不引进西医的先进设备，使用西医的一切手段。于是，这些“中医院”慢慢变成了“西医院”的追随者。
哦!数千年来的中医模式，似乎在一夜之间，被公有制体制打得粉碎。从此，中医不再私营，人人都成了“公职人员”。有的是“国家的”(即全民所有制)，有的是“集体的”(即集体所有制)。中医千年的私有制模式被打破；从此，中医不再“坐堂”，走进大医院的中医不再“出诊”。千年的“坐堂”“出诊”模式，被大医院、中医医院的“坐门等医”所取代；从此，中医教育就像西医一样，懵懵懂懂的依托着大专院校的牌子，来学习带有浓重西医色彩的“中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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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千篇一律的公有制体制，一直保留到改革开放。其间，“三年困难”时期，随着刘少奇“三自一包”政策的实施，曾经一度允许恢复“私有诊所”，但时间极短暂，很快被“四清运动”所取缔。可以说，从“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中国基本上没有个体中医存在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
从那时起，中医、西医，都成了吃“公家饭”的“工作人员”。属于全民所有制的叫做“国家干部”，属于集体所有制的叫做“集体职工”。这些“工作人员”在当时还比较贫困的条件下，其社会地位比起工人农民来，是比较显赫的。特别是其中的中医，作为职业、饭碗、谋生的手段，非常珍惜。同时，在“政治挂帅”“为人民服务”的旗帜下，中医、西医，都不过是谋生的手段，中西医的争论，戛然而止。
对于新中国来说，医疗卫生实行公有制体制没有错误。但是，公有制改造，在无意之中，对于中医的萎缩起到了促进作用。不论是中医走进大医院，还是中医走进卫生所，都极大的拉近了和西医的距离。在大批量、近距离的医疗对比中，西医对于中医进行着潜移默化的侵蚀，产生着大浪淘沙的淘汰。于是，中医暗暗的退出医疗阵地，发生质的蜕变。一些中医(不是全部)一天一天的蜕变成“二流西医”，蜕变成“中不中”“西不西”，西医诊断、中西药都用的“卫生工作者”。慢慢形成了邓小平同志戏说过的，“西医在朝、中医在野”的局面。所以，历史走到现在，真正的中医就见不到了，基本上没有了。中医教育也基本西医化了、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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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事实表明，千年中医的“三大模式”一旦被打破，中医就会发生质的蜕变而走向消亡。可是，现代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进步，是不能姑息迁就中医“模式”的。社会总不能因为中医具有千年的古老的“三大模式”就不办医院。以西医为主办起来的医院，如果不接纳中医成立中医科，如果不允许中医举办中医院校，就会形成新的“中医漏列案”，使社会的不满意。于是，古老的中医就在其眼热现代化，又守不住“祖宗章法”的长期自我龃龉中，在强势西医文化的对比中，走向式微，走向萎缩，走向衰败，走向消亡了。
总之，优胜劣汰是一条难以抗拒的自然法则。中医的消亡是迟早的事，时间的事，速度的事，是否被承认的事，这是不可避免。但是，在中医消亡的过程中，公有制体制的推进，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中医走进公有制体制，就像用酵母粉发面，使西医快速地膨胀，使中医快速萎缩。中医、西医，一个不断膨胀，一个渐渐萎缩，短短几十年，真正意义上的中医，从萎缩走向了消亡。, http://www.100md.com
千年中医，在古老的中国有着极具民族风情的固定模式。第一个模式是中医事业的“千年私有化”。中国是一个封建主义的农业国，广大农民都是私有的个体小生产者，拖沓、散漫和浓重的家庭观念，具有普遍性。这样的社会环境，使中医学的事业不可能出现“公有制”。所以，除去皇宫里的“太医院”之外，全都是私人行医、私人开药铺。即使中医的“医圣”、长沙太守张仲景，也只是为家人治病，不是官办行医；第二个模式是中医没有医院。看病则采取出诊和药铺坐堂这两样形式。中国人普遍的就医风俗是“生病快回家”。为什么回家？因为封建的宗法制度，使人们非常害怕死在外头、葬身他乡。纵使秦始皇、嘉庆帝那样的帝王，也因为死在宫廷外头而成为重大憾事。古人在外生了病为什么不去住医院？因为中医只有卖药的药铺，没有医院，中国从来就不时兴有医院；第三个模式是中医没有学校，也没有“私塾”。中医学的传承靠的是自己读医书，慢慢“悟”出医理来，或者靠老师带徒弟，进行指教。故曾经有“门外徒”“门里徒”之说。
中医的这些固定模式，在中国维持了数千年。只是到了民国时期，受舶来西医的影响，中医们才蠢蠢欲动，想入非非，产生出“办医院”“办学堂”的种种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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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解放后，红色政权的政治家们，没有研究中西医各自的行医模式，也没有听取余云岫、陈寅恪等高级知识分子的劝告，在对待中医西医的问题上，用“团结中西医”五个大字“和稀泥”，采取了中西医“捏合”的措施。特别是后来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运动，对私有的中医及其诊所实行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从此，千年来的中医“三大模式”被摧毁。出现了中医的公有制医院和中医院校等新的中医模式。于是，中医在这种新的模式中，被现代科学的西医比较得日益萎缩。由此，“公有制”改造中医的历史，对于千年中医铸成了拔苗助长、为好成歉的后果。
新中国的经济生活稍有恢复之后，很快就对工业、农业、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三大改造”的主要方向是基本上取消私有制，实现社会主义的、半社会主义的公有制。那些零星散落、个体开业的中医、西医，都要“组织起来”；于是，在城市开业的中西医个体诊所和药铺，先后以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样式，“组织起来”，走进了国立综合性医院，或者走进了街道里弄的集体医疗卫生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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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大跃进”，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也随着实行了“跃进”。“卫生跃进”，先是实行“全民公费医疗”实验，短短几个月，就把药铺吃光了，于是功亏一篑；随后，按照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原则，实行了医务人员的大流动，进行体制上的调整。在城市，许多中医走进大医院。在乡村，县一级的“试验卫生院”，改称为县医院。县医院以部队转业的一些西医为领导骨干和主体力量，广泛开设西医的内外妇儿各科，只接纳三两名“地方名中医”设立中医科。县医院的医护人员，全都是“全民所有制”中的国家干部身份；人民公社成立起了卫生院。卫生院是以原来的卫生所人员为领导骨干，从“联诊所”里选拔出几个中医、新培养出一些西医医护人员，组成了“公社卫生院”。于是，公社卫生院的医护人员，就有了“国家的”“集体的”两种不同体制，属于“混编单位”。公社卫生院，既是当地的最高层医疗机构，也是主管地区防疫和妇幼卫生工作的社会卫生部门，同时还具有卫生行政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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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数千年来的中医模式，似乎在一夜之间，被公有制体制打得粉碎。从此，中医不再私营，人人都成了“公职人员”。有的是“国家的”(即全民所有制)，有的是“集体的”(即集体所有制)。中医千年的私有制模式被打破；从此，中医不再“坐堂”，走进大医院的中医不再“出诊”。千年的“坐堂”“出诊”模式，被大医院、中医医院的“坐门等医”所取代；从此，中医教育就像西医一样，懵懵懂懂的依托着大专院校的牌子，来学习带有浓重西医色彩的“中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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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千篇一律的公有制体制，一直保留到改革开放。其间，“三年困难”时期，随着刘少奇“三自一包”政策的实施，曾经一度允许恢复“私有诊所”，但时间极短暂，很快被“四清运动”所取缔。可以说，从“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中国基本上没有个体中医存在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
从那时起，中医、西医，都成了吃“公家饭”的“工作人员”。属于全民所有制的叫做“国家干部”，属于集体所有制的叫做“集体职工”。这些“工作人员”在当时还比较贫困的条件下，其社会地位比起工人农民来，是比较显赫的。特别是其中的中医，作为职业、饭碗、谋生的手段，非常珍惜。同时，在“政治挂帅”“为人民服务”的旗帜下，中医、西医，都不过是谋生的手段，中西医的争论，戛然而止。
对于新中国来说，医疗卫生实行公有制体制没有错误。但是，公有制改造，在无意之中，对于中医的萎缩起到了促进作用。不论是中医走进大医院，还是中医走进卫生所，都极大的拉近了和西医的距离。在大批量、近距离的医疗对比中，西医对于中医进行着潜移默化的侵蚀，产生着大浪淘沙的淘汰。于是，中医暗暗的退出医疗阵地，发生质的蜕变。一些中医(不是全部)一天一天的蜕变成“二流西医”，蜕变成“中不中”“西不西”，西医诊断、中西药都用的“卫生工作者”。慢慢形成了邓小平同志戏说过的，“西医在朝、中医在野”的局面。所以，历史走到现在，真正的中医就见不到了，基本上没有了。中医教育也基本西医化了、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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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优胜劣汰是一条难以抗拒的自然法则。中医的消亡是迟早的事，时间的事，速度的事，是否被承认的事，这是不可避免。但是，在中医消亡的过程中，公有制体制的推进，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中医走进公有制体制，就像用酵母粉发面，使西医快速地膨胀，使中医快速萎缩。中医、西医，一个不断膨胀，一个渐渐萎缩，短短几十年，真正意义上的中医，从萎缩走向了消亡。,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