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 哲学 人 中医 名实 ——关于中医的科学定位(5)
五 考据之学的名与实
人类文化科学的发展，先后曾经出现过两次高峰。两次高峰的主要特点是：1.第一次文化科学高峰在春秋秦汉之际，第二次文化科学高峰在欧洲文艺复兴以后。2.前者是研究“物之事”形上属性的科学为代表的时代；后者是研究“物之质”形下特点的科学为代表的时代。3.前一个时代以哲学的成功为标志；后一个时代以物理、化学的成功为代表。4.前一个时代使人类的精神文化产品空前丰富；后一个时代使人类的物质文化产品登峰造极。
过去人们常说，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据三者之分。后世面对第一次文化科学高峰的产品时，对其义理、文章的传承，考据之学(包括疏、注、笺、证)至关重要。然而，考据之学不仅仅是文字训诂、版本和语词校勘上的功夫，更需有深厚的文化、历史、哲学的功夫。因为考据的目的既然在于对义理、文章的传承，那么考据的任务首先是忠实义理、文章内在的名实关系，以揭示和阐明其本来的宗旨。这一根本目的和任务，是不可疏忽、不容动摇的。
, 百拇医药
“实”，指的是所研究的客观实在以及研究者对它的认识；“名”，指的是研究者用语词(概念)对客观实在所做的描写或表述。可见名与实的关系，即语词(概念)对所研究的事实以及对其认识的反映。联系到科学研究的全过程，名与实的关系可从以下五个层次加以解析：1.科学研究的事实(或对象)；2.研究者的思考(或研究)；3.由研究而产生的思想成果；4.借助于文字、符号、语言；5.形成表述该思想(或学说)的概念(范畴)体系。
此五个层次中，前三者属于实，后二者属于名。
庄子曾经说过：“名者实之宾也”。就是说，实为主，名为宾；概念借助语词而形成，所以由语词形成的概念，必须准确地反映事实以及研究者对事实的认识。
名与实的问题，是中国名家所研究的学问，也是中国哲学的内容之一。它与现在的某些逻辑学思想相似。所以，对历史文献的名实关系的考证，就是对义理、文章的阐述和解释的重要一环。尤其对于第一次文化科学高峰时期的以哲学为基础的义理、文章，考据者不仅要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字语言功底，更要通晓道家、儒家、阴阴家、名家、墨家、法家等先秦诸子。也就是说，在哲学上具有广泛、坚实的基础者，才是考据以哲学为基础的义理、文章的胜任者。由此我们不难明白，对第一次文化科学高峰产生的中国古籍的考据，是一种极其重要而又十分难做的大学问，非一般人或哲学贫困者所能为。历代注释《黄帝内经·素问》者近两百家，而备受推崇者不过王冰、张景岳等几人。这一事实，也证明了我们在这里所讲的道理。
, 百拇医药
清代康熙时，大兴文字狱。时至乾隆、嘉庆年间，考据之风甚盛。然而在此期间，重名轻实的考据，即由语词到语词、由概念到概念的考据屡见不鲜。重视小学功夫、轻视哲学审思，也就成为乾、嘉王朝以后国学考据中的普遍倾向。中医近代的衰落，尽管原因很复杂，但是因为这种重名轻实的考据学风而形成的国学大师贬国学——自己人打自己的悲剧，尤其令人尴尬难堪，心痛欲碎。其中最典型的人物，当推俞樾(1821-1907)与章太炎(1869-1936)师徒二人。
俞樾与章太炎，都是清末民初名声显赫的国学大师。他们的文字语言学的功底很深，考据方面的著作不少；因为曾经参与朝政或者其它政治活动，所以他们的社会影响远较一般人大很多。他们虽然不是专业中医学者，但是凭借从语词到语词、概念到概念的考据习惯，在中医方面各有专论。俞樾1879年撰有《废医论》(见《命搂杂纂》)，章太炎后来也撰有《章太炎医论》(原名《猝病新论》)。他们将从阴阳五行，到以藏象为核心的中医基础理论一概否定，成为由近代国学大师敲响中国中医丧钟的代表人物。今天看来，出现这一国学大师贬国学的原因，大体有三：其一，对中医的理论知之太浅，其二，对传统的哲学过于贫困，其三，对新来的西医太多迷信。
, 百拇医药
在解读俞樾与章太炎二人从语词到语词、概念到概念的所谓考据之前，这里首先就中西医的名、实、方法论，做一些简要的比较和说明。
中医研究的对象是形上之人，通过证候，把人的自然、社会、精神情志、整体状态的诸般形上属性，尽收眼底——这是中医的“实”。以藏象经络和病因病机为核心的概念(范畴)体系——这是中医的“名”。以中国哲学为基础的阴阳五行——这是中医的“方法论”。其中的五行，是世界上最早的，希腊原子论、四之素说不可企及的，具有中国原创特色的一般系统理论模型。这也是西方不可能产生中医理论体系的根本原因。
西医研究的对象是形下之人，通过解剖，把人在组织、器官、细胞、分子层次上的诸般形下特点，尽收眼底——这是西医的“实”。以生理、解剖、病理为核心的概念(范畴)体系——这是西医的“名”。以近代物理、化学为基础的观念与方法——这是西医的“方法论”。
可见，两种医学体系的名、实、方法论，各不相同。所以考据时必须以各自的实与方法论为基础进行，才能真正理解其名所代表的义理、学问的含义和宗旨。
, http://www.100md.com
俞樾在其《废医论》以名代实的考据时，并不通此理，而且他简直是在倚老卖老、强作权威、捕风捉影。比如，他依据《周礼》里讲医卜并重，而以后世卜渐灭而医渐盛的现象，提出“卜可废医不可废乎”的质疑。又如，他依据《黄帝内经·素问》在“移精变气论”里“古无医也，巫而已矣”的只言片语，又据《世本》等书中巫医并称的说法，提出“古之医巫一也，今之医巫一也，吾未见医之胜于巫也”的判断。再如，他不顾历史与专业学术上的原因，搬弄《周官》、《黄帝内经·素问》、《史记·扁鹊传》在具体脉学上的不同说法，贸然提出“昔王充做《论衡》有龙虚、雷虚诸篇，曲园(注：俞樾的别号)先生本此而做脉虚之篇，脉虚之篇成，而废医之论决”。
章太炎在他的《医论》中，对中医的实和方法论全然不顾，把目光盯在语词、概念和一些枝节上。他虽然算不得什么近代科学主义者，却完全以西医为标准来论说中医。他把“经脉”等同于“血管”，把“三焦”等同于“淋巴腺”，把“阴毒”等同于“鼠疫”……他把矛头直指中医的藏象理论，提出“五脏附五行无定说”。因而批评《黄帝内经》和《八十一难》说：“所说脏腑部位经脉流注，多与实验不相应”；“五行比傅者，尤多虚言”；“五行五运不可据也”……他不懂五行是建立在哲学基础上的一般系统理论模型，反而误认为中医的藏象是“五行比傅”。其实在这里，用西医的语词、概念来“比傅”中医的，恰恰正是他自己。这种置研究对象与方法于不顾，违背名实关系，从语词到语词，从概念到概念的考据，显然是对中医理论体系的歪曲和篡改。
, 百拇医药
发生在俞樾、章太炎师徒二人身上的国学大师贬国学、自己人打自己的悲剧，决不是偶然现象。他们二人在国学领域和政治场面上的双重影响，大大地助长了近代中医学术研究中舍本逐末、弃中从西、名实颠倒、偷换概念，甚至狡言的颓废学风。一百年来，这种学风在学术界有增无减，使中医长期陷于兴衰成败的危机，至今仍然难以自拔。
基于上述，我们应当看到，中医兴衰成败的危机，实质上是对中医自身的科学体系存与废、兴与退的问题。形成这一危机的根源，外来的因素固然不少，但决定性的因素还在于内部。除了中国传统文化式微的时代因素之外，尤其值得质疑的不是中医理论自身的科学性不足，而是当代中医学术界的知识结构不够合理，理论思维基础薄弱。俗话说：“不是中医自身学术不行了，而是中医队伍的学术水平不行了”。这一点是社会上一切关心中医学术发展的人们，应当高度重视而又不容混淆的问题。
, 百拇医药(李致重 中华中医药学会)
人类文化科学的发展，先后曾经出现过两次高峰。两次高峰的主要特点是：1.第一次文化科学高峰在春秋秦汉之际，第二次文化科学高峰在欧洲文艺复兴以后。2.前者是研究“物之事”形上属性的科学为代表的时代；后者是研究“物之质”形下特点的科学为代表的时代。3.前一个时代以哲学的成功为标志；后一个时代以物理、化学的成功为代表。4.前一个时代使人类的精神文化产品空前丰富；后一个时代使人类的物质文化产品登峰造极。
过去人们常说，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据三者之分。后世面对第一次文化科学高峰的产品时，对其义理、文章的传承，考据之学(包括疏、注、笺、证)至关重要。然而，考据之学不仅仅是文字训诂、版本和语词校勘上的功夫，更需有深厚的文化、历史、哲学的功夫。因为考据的目的既然在于对义理、文章的传承，那么考据的任务首先是忠实义理、文章内在的名实关系，以揭示和阐明其本来的宗旨。这一根本目的和任务，是不可疏忽、不容动摇的。
, 百拇医药
“实”，指的是所研究的客观实在以及研究者对它的认识；“名”，指的是研究者用语词(概念)对客观实在所做的描写或表述。可见名与实的关系，即语词(概念)对所研究的事实以及对其认识的反映。联系到科学研究的全过程，名与实的关系可从以下五个层次加以解析：1.科学研究的事实(或对象)；2.研究者的思考(或研究)；3.由研究而产生的思想成果；4.借助于文字、符号、语言；5.形成表述该思想(或学说)的概念(范畴)体系。
此五个层次中，前三者属于实，后二者属于名。
庄子曾经说过：“名者实之宾也”。就是说，实为主，名为宾；概念借助语词而形成，所以由语词形成的概念，必须准确地反映事实以及研究者对事实的认识。
名与实的问题，是中国名家所研究的学问，也是中国哲学的内容之一。它与现在的某些逻辑学思想相似。所以，对历史文献的名实关系的考证，就是对义理、文章的阐述和解释的重要一环。尤其对于第一次文化科学高峰时期的以哲学为基础的义理、文章，考据者不仅要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字语言功底，更要通晓道家、儒家、阴阴家、名家、墨家、法家等先秦诸子。也就是说，在哲学上具有广泛、坚实的基础者，才是考据以哲学为基础的义理、文章的胜任者。由此我们不难明白，对第一次文化科学高峰产生的中国古籍的考据，是一种极其重要而又十分难做的大学问，非一般人或哲学贫困者所能为。历代注释《黄帝内经·素问》者近两百家，而备受推崇者不过王冰、张景岳等几人。这一事实，也证明了我们在这里所讲的道理。
, 百拇医药
清代康熙时，大兴文字狱。时至乾隆、嘉庆年间，考据之风甚盛。然而在此期间，重名轻实的考据，即由语词到语词、由概念到概念的考据屡见不鲜。重视小学功夫、轻视哲学审思，也就成为乾、嘉王朝以后国学考据中的普遍倾向。中医近代的衰落，尽管原因很复杂，但是因为这种重名轻实的考据学风而形成的国学大师贬国学——自己人打自己的悲剧，尤其令人尴尬难堪，心痛欲碎。其中最典型的人物，当推俞樾(1821-1907)与章太炎(1869-1936)师徒二人。
俞樾与章太炎，都是清末民初名声显赫的国学大师。他们的文字语言学的功底很深，考据方面的著作不少；因为曾经参与朝政或者其它政治活动，所以他们的社会影响远较一般人大很多。他们虽然不是专业中医学者，但是凭借从语词到语词、概念到概念的考据习惯，在中医方面各有专论。俞樾1879年撰有《废医论》(见《命搂杂纂》)，章太炎后来也撰有《章太炎医论》(原名《猝病新论》)。他们将从阴阳五行，到以藏象为核心的中医基础理论一概否定，成为由近代国学大师敲响中国中医丧钟的代表人物。今天看来，出现这一国学大师贬国学的原因，大体有三：其一，对中医的理论知之太浅，其二，对传统的哲学过于贫困，其三，对新来的西医太多迷信。
, 百拇医药
在解读俞樾与章太炎二人从语词到语词、概念到概念的所谓考据之前，这里首先就中西医的名、实、方法论，做一些简要的比较和说明。
中医研究的对象是形上之人，通过证候，把人的自然、社会、精神情志、整体状态的诸般形上属性，尽收眼底——这是中医的“实”。以藏象经络和病因病机为核心的概念(范畴)体系——这是中医的“名”。以中国哲学为基础的阴阳五行——这是中医的“方法论”。其中的五行，是世界上最早的，希腊原子论、四之素说不可企及的，具有中国原创特色的一般系统理论模型。这也是西方不可能产生中医理论体系的根本原因。
西医研究的对象是形下之人，通过解剖，把人在组织、器官、细胞、分子层次上的诸般形下特点，尽收眼底——这是西医的“实”。以生理、解剖、病理为核心的概念(范畴)体系——这是西医的“名”。以近代物理、化学为基础的观念与方法——这是西医的“方法论”。
可见，两种医学体系的名、实、方法论，各不相同。所以考据时必须以各自的实与方法论为基础进行，才能真正理解其名所代表的义理、学问的含义和宗旨。
, http://www.100md.com
俞樾在其《废医论》以名代实的考据时，并不通此理，而且他简直是在倚老卖老、强作权威、捕风捉影。比如，他依据《周礼》里讲医卜并重，而以后世卜渐灭而医渐盛的现象，提出“卜可废医不可废乎”的质疑。又如，他依据《黄帝内经·素问》在“移精变气论”里“古无医也，巫而已矣”的只言片语，又据《世本》等书中巫医并称的说法，提出“古之医巫一也，今之医巫一也，吾未见医之胜于巫也”的判断。再如，他不顾历史与专业学术上的原因，搬弄《周官》、《黄帝内经·素问》、《史记·扁鹊传》在具体脉学上的不同说法，贸然提出“昔王充做《论衡》有龙虚、雷虚诸篇，曲园(注：俞樾的别号)先生本此而做脉虚之篇，脉虚之篇成，而废医之论决”。
章太炎在他的《医论》中，对中医的实和方法论全然不顾，把目光盯在语词、概念和一些枝节上。他虽然算不得什么近代科学主义者，却完全以西医为标准来论说中医。他把“经脉”等同于“血管”，把“三焦”等同于“淋巴腺”，把“阴毒”等同于“鼠疫”……他把矛头直指中医的藏象理论，提出“五脏附五行无定说”。因而批评《黄帝内经》和《八十一难》说：“所说脏腑部位经脉流注，多与实验不相应”；“五行比傅者，尤多虚言”；“五行五运不可据也”……他不懂五行是建立在哲学基础上的一般系统理论模型，反而误认为中医的藏象是“五行比傅”。其实在这里，用西医的语词、概念来“比傅”中医的，恰恰正是他自己。这种置研究对象与方法于不顾，违背名实关系，从语词到语词，从概念到概念的考据，显然是对中医理论体系的歪曲和篡改。
, 百拇医药
发生在俞樾、章太炎师徒二人身上的国学大师贬国学、自己人打自己的悲剧，决不是偶然现象。他们二人在国学领域和政治场面上的双重影响，大大地助长了近代中医学术研究中舍本逐末、弃中从西、名实颠倒、偷换概念，甚至狡言的颓废学风。一百年来，这种学风在学术界有增无减，使中医长期陷于兴衰成败的危机，至今仍然难以自拔。
基于上述，我们应当看到，中医兴衰成败的危机，实质上是对中医自身的科学体系存与废、兴与退的问题。形成这一危机的根源，外来的因素固然不少，但决定性的因素还在于内部。除了中国传统文化式微的时代因素之外，尤其值得质疑的不是中医理论自身的科学性不足，而是当代中医学术界的知识结构不够合理，理论思维基础薄弱。俗话说：“不是中医自身学术不行了，而是中医队伍的学术水平不行了”。这一点是社会上一切关心中医学术发展的人们，应当高度重视而又不容混淆的问题。
, 百拇医药(李致重 中华中医药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