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行诀》抄本汇集的重要意义
《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下简称“辅行诀”)旧题“梁华阳隐居陶弘景撰”。《南史》卷76陶弘景(456~536)本传云：“性好著述，尚奇异，顾惜光景，老而弥笃。尤明阴阳五行，风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图产物，医术本草，著帝代年历”，“所著《学苑》百卷、《孝经》《论语》集注、《帝代年历》、《本草集注》、《效验方》、《肘后百一方》、《古今州郡记》、《图像集要》及《玉匮记》、《七曜新旧术疏》、《占候》、《合丹法式》，共秘密不传。及撰而未讫又十部，唯弟子得之。”《隋书·经籍志》主据梁阮孝绪《七录》而撰，“隋志”无“辅行诀”名，则《七录》亦未著录。然据陶氏本传云“唯弟子得之”语，或“辅行诀”为弟子所得而递相传承欤，卷中所引人名皆汉末至梁前著名医家，“山林隐居”与陶氏经历合，则旧题“华阳隐居陶弘景撰”疑非出于依托也。
“辅行诀”一卷原藏敦煌藏经洞，1908年3月法国伯希和率法国中亚探险队闯入敦煌，对藏经洞疯狂劫掠，经卷精华，席卷而去，所著《伯希和西域探险记·敦煌藏经洞访书记》(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对劫经事有所自白。据传守洞道士王圆箓为伯希和所劫经卷装箱时，趁其不备暗藏《辅行诀》，1918年售予河北省威县张渥南，珍藏于家，递传至其孙张大昌，原卷毁于“文革”，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事业不可弥补的损失。幸有张大昌弟子传本尚在，基本保存了“辅行诀”主体面貌。
, 百拇医药
“文革”期间张大昌先生将“辅行诀”抄本寄赠中国中医研究院，引起著名中医文献学家王雪苔、马继兴先生高度关注，几经寻访，王先生得到两个传抄本，收录于1988年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敦煌古医籍考释》，马先生得到三个传抄本，收录于1998年江苏古籍出版社《敦煌医药文献辑校》，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极大关注，迫切希望获得更多抄本研究之。“辅行诀”不仅对临床有重要启发，而且对研究中医文献亦有巨大意义。张仲景《伤寒论》所勤求博采之古书从“辅行诀”里能够得到答案，确证张仲景主据《汤液经法》而成书；“辅行诀”引用《汤液经法》方剂多首，《汤液经法》著录于《汉书·艺文志》，确证我国方剂学至迟在西汉已臻成熟，等等。这些重要学术思想均可从《辅行诀》中探讨出来。
最近由学苑出版社出版的《传承集》，收录张大昌入室弟子及私淑弟子抄本凡21本。对献出抄本者，《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传承集》各具抄者姓名，不用甲乙代称，简介抄录简况，以存历史真实，这既是对抄录者之尊重，亦为后续考证者提供线索。关于各本抄录时间，以抄本附注之抄毕时间为据，无抄录时间者，则以有据可考之事为参照条件详细研判其大致抄录时间，对无法研判抄录时间者则言“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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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各本，文字繁简每有不同，相异之处，多出于张大昌先生增补。增补原因，不是有意作伪。大昌先生中医学养颇为深厚，既精中医文献，亦精中医临床，每根据临床心得或古籍所载与《辅行诀》参照，认为有当补当正处辄补之正之，或研究《辅行诀》及课徒时有所发现而增改字词，所以这21个抄本字词甚至段落，每有不同。如，收于《敦煌医药文献辑校》的大小勾陈汤、大小螣蛇汤已确证为其增补；抄本中的表格亦为其增补，所谓雕琢愈细，愈失其真；有的抄本有“补文”、“更补文”，有的抄本则无，大昌弟子对这类文字是否为敦煌原件所固有，意见颇为分歧，有人谓“有”，有人说“无”；有的抄本有金石方，有的抄本则无，是否为原卷所有，读者亦有不同意见。至于1974年张大昌笔录本中的“经云：心为帝王，精神所舍，其脏坚固，邪不能客，客之则伤心。心伤则神去，神去则身死矣。又手心主是动则病，手心热，肘臂挛急，腋肿。甚则胸胁支满，心中澹澹大动，面赤目黄，喜笑不休，是为心实者。脉所生病者，则烦心心痛，掌中热”等等文字，以及1977年前张大昌笔录本残卷后附之“小汤加减例”，包括小补汤加减例和小泻汤加减例等，亦当为张大昌先生所修润增补。《辅行诀》原卷有小补汤加减例，但没有“七加减者应七曜”的严密对应格式。中国中医研究院前院长王雪苔先生对增补现象曾提出意见，大昌先生亦表示接受，无奈在弟子多个抄本中已经作了增改。
, 百拇医药
《辅行诀》是中医临床与中医文献极为宝贵的财富，追寻它的原貌虽然当今已经不可能了，但是可以通过这些传抄本运用校读法，从语言特点、某些中医理论出现的时代先后以及文史哲医多种知识进行综合考察，一点一点地鉴别考证，找出何者为敦煌原卷所固有，何者为大昌先生所后增，尽量寻找出接近敦煌原卷的文本来，对于中医文献及临床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汇集21个抄本结集成册，目的也正在此。
据知还有一些抄本保存在个人手里。我们希望这些同志珍重这些抄本，切勿散失，使它们早晚有一天成为中医界共同财富。
中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好发展机遇，回顾往昔，使人增加信心，增长智慧；展望未来，使人眼界开阔，步伐坚定。在我们阅读《辅行诀》抄本的时候，对于中医的悠久历史和广阔发展前景，愈加信心百倍。, 百拇医药(钱超尘 北京中医药大学)
“辅行诀”一卷原藏敦煌藏经洞，1908年3月法国伯希和率法国中亚探险队闯入敦煌，对藏经洞疯狂劫掠，经卷精华，席卷而去，所著《伯希和西域探险记·敦煌藏经洞访书记》(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对劫经事有所自白。据传守洞道士王圆箓为伯希和所劫经卷装箱时，趁其不备暗藏《辅行诀》，1918年售予河北省威县张渥南，珍藏于家，递传至其孙张大昌，原卷毁于“文革”，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事业不可弥补的损失。幸有张大昌弟子传本尚在，基本保存了“辅行诀”主体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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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张大昌先生将“辅行诀”抄本寄赠中国中医研究院，引起著名中医文献学家王雪苔、马继兴先生高度关注，几经寻访，王先生得到两个传抄本，收录于1988年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敦煌古医籍考释》，马先生得到三个传抄本，收录于1998年江苏古籍出版社《敦煌医药文献辑校》，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极大关注，迫切希望获得更多抄本研究之。“辅行诀”不仅对临床有重要启发，而且对研究中医文献亦有巨大意义。张仲景《伤寒论》所勤求博采之古书从“辅行诀”里能够得到答案，确证张仲景主据《汤液经法》而成书；“辅行诀”引用《汤液经法》方剂多首，《汤液经法》著录于《汉书·艺文志》，确证我国方剂学至迟在西汉已臻成熟，等等。这些重要学术思想均可从《辅行诀》中探讨出来。
最近由学苑出版社出版的《传承集》，收录张大昌入室弟子及私淑弟子抄本凡21本。对献出抄本者，《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传承集》各具抄者姓名，不用甲乙代称，简介抄录简况，以存历史真实，这既是对抄录者之尊重，亦为后续考证者提供线索。关于各本抄录时间，以抄本附注之抄毕时间为据，无抄录时间者，则以有据可考之事为参照条件详细研判其大致抄录时间，对无法研判抄录时间者则言“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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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各本，文字繁简每有不同，相异之处，多出于张大昌先生增补。增补原因，不是有意作伪。大昌先生中医学养颇为深厚，既精中医文献，亦精中医临床，每根据临床心得或古籍所载与《辅行诀》参照，认为有当补当正处辄补之正之，或研究《辅行诀》及课徒时有所发现而增改字词，所以这21个抄本字词甚至段落，每有不同。如，收于《敦煌医药文献辑校》的大小勾陈汤、大小螣蛇汤已确证为其增补；抄本中的表格亦为其增补，所谓雕琢愈细，愈失其真；有的抄本有“补文”、“更补文”，有的抄本则无，大昌弟子对这类文字是否为敦煌原件所固有，意见颇为分歧，有人谓“有”，有人说“无”；有的抄本有金石方，有的抄本则无，是否为原卷所有，读者亦有不同意见。至于1974年张大昌笔录本中的“经云：心为帝王，精神所舍，其脏坚固，邪不能客，客之则伤心。心伤则神去，神去则身死矣。又手心主是动则病，手心热，肘臂挛急，腋肿。甚则胸胁支满，心中澹澹大动，面赤目黄，喜笑不休，是为心实者。脉所生病者，则烦心心痛，掌中热”等等文字，以及1977年前张大昌笔录本残卷后附之“小汤加减例”，包括小补汤加减例和小泻汤加减例等，亦当为张大昌先生所修润增补。《辅行诀》原卷有小补汤加减例，但没有“七加减者应七曜”的严密对应格式。中国中医研究院前院长王雪苔先生对增补现象曾提出意见，大昌先生亦表示接受，无奈在弟子多个抄本中已经作了增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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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行诀》是中医临床与中医文献极为宝贵的财富，追寻它的原貌虽然当今已经不可能了，但是可以通过这些传抄本运用校读法，从语言特点、某些中医理论出现的时代先后以及文史哲医多种知识进行综合考察，一点一点地鉴别考证，找出何者为敦煌原卷所固有，何者为大昌先生所后增，尽量寻找出接近敦煌原卷的文本来，对于中医文献及临床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汇集21个抄本结集成册，目的也正在此。
据知还有一些抄本保存在个人手里。我们希望这些同志珍重这些抄本，切勿散失，使它们早晚有一天成为中医界共同财富。
中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好发展机遇，回顾往昔，使人增加信心，增长智慧；展望未来，使人眼界开阔，步伐坚定。在我们阅读《辅行诀》抄本的时候，对于中医的悠久历史和广阔发展前景，愈加信心百倍。, 百拇医药(钱超尘 北京中医药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