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感兴趣的“INTEREST”
INTEREST研究之所以让人感兴趣,有两个主要原因,其一也是最重要的,这一临床试验改变了目前中国的肺癌临床实践。自1999年多西他赛作为NSCLC二线治疗的标准方案以来,10年期间二线治疗的主要格局虽有突破但患者的生存获益并没有大的改观。2004年培美曲塞的问世,开辟了两个化疗药物疗效相等而要以生活质量论英雄的时代,尽管在最终的生活质量结局上,两个化疗药物谁也胜不了谁。而今天,我们也清楚了必须根据组织学类型来选择二线化疗药物,腺癌选择培美曲塞,鳞癌选择多西他赛。厄洛替尼的BR.21临床试验,确立了该药在晚期NSCLC二、三线治疗中的地位,但该研究仍然是一个安慰剂对照的研究,目前的结果只能说该药优于安慰剂,却不能说明其是否优于多西他赛或培美曲塞。
对中国人而言,这些来自西方的数据是否“水土不服”或可完全照搬,仍然是一个谜。INTEREST研究中22%的患者来自亚洲,其中又大部分来自中国,又是第一个EGFR-TKI与二线标准药物多西他赛头对头比较的大规模随机对照临床试验,这使得我们在肺癌二线治疗药物选择时心更有底气更壮:在非选择的肺癌患者中,二线治疗完全可以首选吉非替尼。
第二个令人感兴趣的原因,在于这一临床研究引出了一些新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关于EGFR突变或拷贝数增加是否可预测疗效的争论。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不管突变或拷贝数增加与否,多西他赛和吉非替尼的疗效均相等。换句话说,就是在二线治疗这种情况下,其实不需对EGFR突变或拷贝数进行检测。但请注意,在INTEREST中,用于分析EGFR突变对生存影响的仅有76例患者,显然,例数过少时对结论的解释就必须十分小心。
另一种情况是,该研究的标本大部分来自一线治疗前的组织,这些样本是否能代表二线的情况?这也需我们仔细地考量。从更为宏观的角度看,不管是吉非替尼还是多西他赛,在二线治疗中的作用仍难令人满意,因为二者的无进展生存(PFS)期只有2.2和2.7个月,客观有效率只有9.1%和7.6%。如果我们不满足于诊治10例肺癌患者只能使1例获益这样的现状,那就必须继续探索EGFR和疗效之间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EGFR和NSCLC二线治疗之间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中国的贡献
INTEREST是中国大陆肺癌学界参加的第一项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全球总共24个国家149所医院参与了这项研究工作,我国5所医院最终贡献了222例,占了亚洲贡献病例的70.7%(222/314例),全球的15.1%(222/1466例),在最后发表的论文作者名单上,大陆学者就占了4位。
可以说,中国的学者和患者对此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INTEREST也使我们真正地融入了国际合作的河流中,我们认识了世界,世界也因此认识了我们。, 百拇医药
对中国人而言,这些来自西方的数据是否“水土不服”或可完全照搬,仍然是一个谜。INTEREST研究中22%的患者来自亚洲,其中又大部分来自中国,又是第一个EGFR-TKI与二线标准药物多西他赛头对头比较的大规模随机对照临床试验,这使得我们在肺癌二线治疗药物选择时心更有底气更壮:在非选择的肺癌患者中,二线治疗完全可以首选吉非替尼。
第二个令人感兴趣的原因,在于这一临床研究引出了一些新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关于EGFR突变或拷贝数增加是否可预测疗效的争论。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不管突变或拷贝数增加与否,多西他赛和吉非替尼的疗效均相等。换句话说,就是在二线治疗这种情况下,其实不需对EGFR突变或拷贝数进行检测。但请注意,在INTEREST中,用于分析EGFR突变对生存影响的仅有76例患者,显然,例数过少时对结论的解释就必须十分小心。
另一种情况是,该研究的标本大部分来自一线治疗前的组织,这些样本是否能代表二线的情况?这也需我们仔细地考量。从更为宏观的角度看,不管是吉非替尼还是多西他赛,在二线治疗中的作用仍难令人满意,因为二者的无进展生存(PFS)期只有2.2和2.7个月,客观有效率只有9.1%和7.6%。如果我们不满足于诊治10例肺癌患者只能使1例获益这样的现状,那就必须继续探索EGFR和疗效之间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EGFR和NSCLC二线治疗之间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中国的贡献
INTEREST是中国大陆肺癌学界参加的第一项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全球总共24个国家149所医院参与了这项研究工作,我国5所医院最终贡献了222例,占了亚洲贡献病例的70.7%(222/314例),全球的15.1%(222/1466例),在最后发表的论文作者名单上,大陆学者就占了4位。
可以说,中国的学者和患者对此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INTEREST也使我们真正地融入了国际合作的河流中,我们认识了世界,世界也因此认识了我们。,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