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中医药之海上丝绸之路
传统中医药学向来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之所以能够不断完善和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不断地进行着十分成功的异质文化间的交流。中外医学交流是中国各门学科与国外学术交流中最为繁荣和卓有成效的。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在与海外的医药文化交流中一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中国传统医药学孕育于中华文明的温床中，一代又一代先贤的智慧和心血薪火相传，一路呵护着中华民族从久远的洪荒岁月健康、自信地走到今天，而它自身也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文化宝库中最璀灿夺目的一部分。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自秦汉以来历2000多年而不衰，其沿海港口如饶平、潮州、澄海等分别是历史上各个时代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在以农耕文明为主宰的封建王朝时期，以广东为主体的岭南文化虽然处于中土文化的河床之外，但其兼收并蓄的海洋性特征却促成了岭南医学自成一体，别有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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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指五岭以南地区，包括现今广东、海南两省及广西一部分地区，属热带亚热带气候。广东是岭南医学的故乡，也是岭南中草药的主产地之一。与中原地区的中医药学相比，岭南医学有着自己独特而久远的历史。
有文字记载的广东医学史，是从秦朝开始的。据清光绪《广州府志》卷29记载“秦，安期生，琅琊卖药东海边，时人皆言千岁也……”博罗县罗浮山是岭南医药活动的肇始之地，秦汉时期，罗浮山云集各地的方士，在山中采药炼丹，服食丸散，以求长生不老之术。
考古学家于1956年在广州市先烈路发掘的西汉初年的古墓中，发现了中药朱砂和可供煎药、预防疾病使用的铜熏炉。1983年在广州市象岗山发掘的西汉越王墓葬物中，发现了中药羚羊角及五石散以及捣药工具铜臼、铁杆。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岭南医学采中原之精粹，纳四海之新风，兼收并蓄，自成一格，是祖国医学“因地、因时、因人”三因制宜思想的具体体现。其特点是重视岭南炎热多湿，植物繁茂、瘴疠蛇虫等环境因素，着眼于岭南多发病、常见病的治疗，勇于吸收民间医学经验和外来医学新知，充分开发利用本地药材资源，形成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医家风格和用药习惯。
, 百拇医药
在药物方面，广东的名特产中药早在汉代就有所记载。著名的有德庆的何首乌、新会的陈皮、广州石牌的藿香、化州的橘红、阳春的砂仁、粤西的肉桂、徐闻的莨姜、连县的玉竹和黄精、肇庆的枳实和紫背天葵等。
在医家方面，涌现出了葛洪、释继红、何梦瑶等一大批著名医家。其中，东晋道医葛洪，所著《肘后备急方》总结了晋朝以前的医学成就和民间疗法，是我国最早的急症专著。葛洪之妻鲍姑同样是晋代著名的医学家，鲍姑医术精湛，擅长针灸，至今在风景如画的越秀山下道观中，还供奉着她的坐禅塑像。
传统中医药学向来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之所以能够不断完善和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不断地进行着十分成功的异质文化间的交流。中外医学交流是中国各门学科与国外学术交流中最为繁荣和卓有成效的，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在与海外的医药文化交流中一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唐代著名僧人鉴真东渡日本途中路过广州时，就曾见到广州“江中多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被贬谪岭南期间说当时的广州“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当国外贸易转向以海上贸易为主的情况下，广州成为海外药物传入中国的主要港口和集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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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的海外药物不断经广州输入国内，大大促进了中国药物学的发展。李珣，五代时一位杰出的药物学家、独立撰写了一部以专门收载从广州输入的海外药物为主要内容的本草学著作，这就是《海药本草》。该书增加了延胡索、仙茅、海松子等大量药物，有些至今仍是中药中的常用药。明代著名药物学家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引用《海药本草》文字达百余次。《海药本草》更成为广东中医药文献中的瑰宝。
据不完全统计，历代广东中医药文献约408部，其中宋元以前41部，明代24部，清代230部，民国初年113部。历代岭南医家约953人，其中宋元以前30人，明代44人，清代429人，民国初年450人。中医队伍中，师承传授者占50%，以儒通医者占27%。形成了内科综合类、伤寒金匮类、温病瘟疫类、骨伤科类等9大岭南医家学派。值得一提的是，广东骨伤科医生大多为武打出身，清末民初的骨外科名医何竹林、蔡忠、管镇乾、李干才、梁财信等人既是骨伤科医家又是武林中人。
中医药学的命运从来与中华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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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类迈入19世纪，曾经不可一世的陆地文明无可挽回地衰落了，海洋文明逐渐成为了世界的主宰。与海洋共生的珠江文化昂然走进了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央。
珠江是仅次于长江、黄河的中国第三大河，她养育了包括香港、澳门在内的珠江流域南中国。黄河入海逶迤而苍凉，长江出海局促而悲壮，而珠江则是夺八门出海，奔放不羁，清朝诗人陈恭尹面对珠江曾由衷地发出这样的感叹“海水有门分上下，江山无地限华夷。”
珠江由东江、西江和北江汇流而成。三江汇同，广东鼎立。这种有容乃大的开放地形，在西风东渐的近代，首先带来的是敢为天下先的思想和政治的变革。
回顾整个中国近现代史，洋务运动、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其发生地无不在广东。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近代史上那些开天辟地的风云人物，大多出自广东。
珠江文化，披3000年海洋文明之长风，会合近代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成果，有力地影响并参与到这个千年古国的现代化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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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文化决定了近代中华民族的命运，也决定了近代中医药学的命运。
最初改变传统中医药学命运的是西方医学的传入。西方医学是以古希腊、罗马医学为基础，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公元1557年，葡萄牙侵占广东澳门，1568年澳门区主教卡内罗在澳门创办仁慈会，开设了圣拉斐医院和麻风病院。这是外国人在中国首次创办医院。公元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广东肇庆，利用医疗进行传教活动，在广东长达17年。美国传教士伯驾是西医输入中国的先锋，他于公元1834年来到广州，次年在广州成立“眼科医局”，继而建立了“博济医院”。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教会医院和教会学校在广东纷纷出现，继而开遍全国其他5个通商口岸。同时，西医药书籍开始在广东翻译和出版，西药房与药厂也随之登陆广州。
西方医学的传入，为封闭的广东带来了新的医学知识和治疗方法。由于西医西药在某些领域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普通民众的就医心理发生了变化。中国固有的中医药学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社会上开始出现废医存药的思想，逐渐形成了一股怀疑中医、否定中医、扼杀中医的浪潮。
传统中医药学面临的危机在广东出现了，继而漫向全国。, http://www.100md.com(陆金国 广州中医药大学)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中国传统医药学孕育于中华文明的温床中，一代又一代先贤的智慧和心血薪火相传，一路呵护着中华民族从久远的洪荒岁月健康、自信地走到今天，而它自身也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文化宝库中最璀灿夺目的一部分。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自秦汉以来历2000多年而不衰，其沿海港口如饶平、潮州、澄海等分别是历史上各个时代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在以农耕文明为主宰的封建王朝时期，以广东为主体的岭南文化虽然处于中土文化的河床之外，但其兼收并蓄的海洋性特征却促成了岭南医学自成一体，别有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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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指五岭以南地区，包括现今广东、海南两省及广西一部分地区，属热带亚热带气候。广东是岭南医学的故乡，也是岭南中草药的主产地之一。与中原地区的中医药学相比，岭南医学有着自己独特而久远的历史。
有文字记载的广东医学史，是从秦朝开始的。据清光绪《广州府志》卷29记载“秦，安期生，琅琊卖药东海边，时人皆言千岁也……”博罗县罗浮山是岭南医药活动的肇始之地，秦汉时期，罗浮山云集各地的方士，在山中采药炼丹，服食丸散，以求长生不老之术。
考古学家于1956年在广州市先烈路发掘的西汉初年的古墓中，发现了中药朱砂和可供煎药、预防疾病使用的铜熏炉。1983年在广州市象岗山发掘的西汉越王墓葬物中，发现了中药羚羊角及五石散以及捣药工具铜臼、铁杆。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岭南医学采中原之精粹，纳四海之新风，兼收并蓄，自成一格，是祖国医学“因地、因时、因人”三因制宜思想的具体体现。其特点是重视岭南炎热多湿，植物繁茂、瘴疠蛇虫等环境因素，着眼于岭南多发病、常见病的治疗，勇于吸收民间医学经验和外来医学新知，充分开发利用本地药材资源，形成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医家风格和用药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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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药物方面，广东的名特产中药早在汉代就有所记载。著名的有德庆的何首乌、新会的陈皮、广州石牌的藿香、化州的橘红、阳春的砂仁、粤西的肉桂、徐闻的莨姜、连县的玉竹和黄精、肇庆的枳实和紫背天葵等。
在医家方面，涌现出了葛洪、释继红、何梦瑶等一大批著名医家。其中，东晋道医葛洪，所著《肘后备急方》总结了晋朝以前的医学成就和民间疗法，是我国最早的急症专著。葛洪之妻鲍姑同样是晋代著名的医学家，鲍姑医术精湛，擅长针灸，至今在风景如画的越秀山下道观中，还供奉着她的坐禅塑像。
传统中医药学向来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之所以能够不断完善和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不断地进行着十分成功的异质文化间的交流。中外医学交流是中国各门学科与国外学术交流中最为繁荣和卓有成效的，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在与海外的医药文化交流中一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唐代著名僧人鉴真东渡日本途中路过广州时，就曾见到广州“江中多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被贬谪岭南期间说当时的广州“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当国外贸易转向以海上贸易为主的情况下，广州成为海外药物传入中国的主要港口和集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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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的海外药物不断经广州输入国内，大大促进了中国药物学的发展。李珣，五代时一位杰出的药物学家、独立撰写了一部以专门收载从广州输入的海外药物为主要内容的本草学著作，这就是《海药本草》。该书增加了延胡索、仙茅、海松子等大量药物，有些至今仍是中药中的常用药。明代著名药物学家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引用《海药本草》文字达百余次。《海药本草》更成为广东中医药文献中的瑰宝。
据不完全统计，历代广东中医药文献约408部，其中宋元以前41部，明代24部，清代230部，民国初年113部。历代岭南医家约953人，其中宋元以前30人，明代44人，清代429人，民国初年450人。中医队伍中，师承传授者占50%，以儒通医者占27%。形成了内科综合类、伤寒金匮类、温病瘟疫类、骨伤科类等9大岭南医家学派。值得一提的是，广东骨伤科医生大多为武打出身，清末民初的骨外科名医何竹林、蔡忠、管镇乾、李干才、梁财信等人既是骨伤科医家又是武林中人。
中医药学的命运从来与中华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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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类迈入19世纪，曾经不可一世的陆地文明无可挽回地衰落了，海洋文明逐渐成为了世界的主宰。与海洋共生的珠江文化昂然走进了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央。
珠江是仅次于长江、黄河的中国第三大河，她养育了包括香港、澳门在内的珠江流域南中国。黄河入海逶迤而苍凉，长江出海局促而悲壮，而珠江则是夺八门出海，奔放不羁，清朝诗人陈恭尹面对珠江曾由衷地发出这样的感叹“海水有门分上下，江山无地限华夷。”
珠江由东江、西江和北江汇流而成。三江汇同，广东鼎立。这种有容乃大的开放地形，在西风东渐的近代，首先带来的是敢为天下先的思想和政治的变革。
回顾整个中国近现代史，洋务运动、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其发生地无不在广东。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近代史上那些开天辟地的风云人物，大多出自广东。
珠江文化，披3000年海洋文明之长风，会合近代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成果，有力地影响并参与到这个千年古国的现代化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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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文化决定了近代中华民族的命运，也决定了近代中医药学的命运。
最初改变传统中医药学命运的是西方医学的传入。西方医学是以古希腊、罗马医学为基础，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公元1557年，葡萄牙侵占广东澳门，1568年澳门区主教卡内罗在澳门创办仁慈会，开设了圣拉斐医院和麻风病院。这是外国人在中国首次创办医院。公元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广东肇庆，利用医疗进行传教活动，在广东长达17年。美国传教士伯驾是西医输入中国的先锋，他于公元1834年来到广州，次年在广州成立“眼科医局”，继而建立了“博济医院”。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教会医院和教会学校在广东纷纷出现，继而开遍全国其他5个通商口岸。同时，西医药书籍开始在广东翻译和出版，西药房与药厂也随之登陆广州。
西方医学的传入，为封闭的广东带来了新的医学知识和治疗方法。由于西医西药在某些领域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普通民众的就医心理发生了变化。中国固有的中医药学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社会上开始出现废医存药的思想，逐渐形成了一股怀疑中医、否定中医、扼杀中医的浪潮。
传统中医药学面临的危机在广东出现了，继而漫向全国。, http://www.100md.com(陆金国 广州中医药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