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急诊发展受限的根源在于“不异祖术” ——答王昆文先生
本人《传统观念对中医急诊发展的影响》一文发表后，受到了王昆文先生的关注，他认为中医急诊发展缓慢主要“是由于受到近代唯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和冲击，对中医药文化的漠视和贬低，对现代西方医学的盲目迷信和崇拜，中医从整体上已经被严重异化或‘西化’……”(《中国中医药报》3月25日)
为什么科学主义一冲击，中医药文化就被国人“漠视和贬低”呢？中医就会在整体上“严重异化”呢？这是一个值得拷问的问题。而首先应该受到拷问的恰恰就是不愿“异化”的中医药文化本身。
包括医学在内的所谓科学主义传入中国之前，学中医药的哪个不熟读四大经典？哪个中医师的匣箧里找不出几本历朝历代的救急医籍来？哪个人患了“急”病，不仰仗中医来救急？那个时代想轻视经典都难，想学术“异化”都不行，想求他医救急都无门，因为少有中医典籍以外的其他书籍可寻，少有中医学术以外的学术可学，“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离开中医救急，就只有死路一条。照理说这些精通古籍，深得经典真谛，又掌握了比王先生罗列的多得多的急救理论、方法和实用技术的没有被“异化”的中医老祖宗们，绝对应该是中医精良，活人有术，我们有一万个理由相信在救急时一定是效如桴鼓，药到病除，在处理急症时不受病人欢迎都不行，“落后”的外来急救之术在国门内外叫板，敢在急救上和中医比拼，只能是“鲁班门前耍大斧，李白笔下吟诗文”。然而，事情就是这么奇怪，以煌煌数千年经典作为理论支撑，以“外敷(止血、止痛)、灌肠、催吐、催嚏、开噤、刺血、针、灸、刮痧等”作为技术手段，以“大承气汤、大陷胸汤、大黄牡丹汤、黄连解毒汤和白头翁汤等”至少需要煎熬半个时辰以上的急症方药为主要给药方式，以“不但能治急证，而且可治内、外、妇、儿各科的急证”为主要资本的中医急诊，就是挡不住有人要用原本弱小的外来医学，拿他们“不值钱”的生命来试手艺。中医的急诊也因此如同中医其他的市场一样，一夜之间竟被外来的医学占据了大半河山。写到这里，我不禁要问：为什么当时强势的中医药文化，被后来弱势的科学主义所凌驾？当时很繁荣的中医急诊为什么没能长盛不衰？显然不“异化”祖术——日日新，不愿吸收科学主义的精华是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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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不管是人或物，如不能施惠于社会，他自然会被社会藐视。为了避免这种状况，中医急诊的“异化”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王先生在文中罗列了一大堆没有“异化”(如果较之先秦中医实际也“异化”了)的中医急救手段，如把这些没有“异化”的方法直接用于现在的急诊病人又如何呢？“小承气”之类的汤剂依祖法制作至少要半个时辰以上才能送到病人口中，病人家属不知能否同意花这么长的时间来作生命赌注？“三宝”之类的散剂服用也许很方便，可是不省人事的病人又不知道愿不愿意配合吞咽？“吹鼻取嚏”的方法据说可以解决“牙关紧闭”让病人开口服药，但医生吹而病人不嚏者很常见，对这种情况，没有被“异化”的中医给的结论是“有嚏者生，无嚏者死……”而这些难题，在被“异化”的中医眼里根本就不是问题。
所以说，科学主义背景下的中医药文化“异化”，其实就是中医药根据社会需求来变迎社会，以弥补已有知识和技术的不足。严格地说这种“异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为基因的中医药与“生”俱来的，只不过她的“异化”堕性是在科学主义冲击下排除的，在中医药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得到了激发和释放，使我们获得和发明了许多适应社会需求的新东西，这里的“异化”实际就是“创新”的同义语。很多人以为“创新”是个时髦新词，其实《礼记》早就有了“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创新意识，而《吕氏春秋·慎大览》更是结合医道明确提出：“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譬之若良医，病万变，药亦万变。病变而药不变，向之寿民，今为殇子矣”，“时不与法俱在，法虽今而在，犹若不可法”。可见，我国传统文化是比较强调更新知识结构和与时俱进思想观念的，要求人们适应和推动社会发展，而不能因循守旧，阻挡历史进步。
, 百拇医药
事实也正是如此，如果没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中医急诊，在“5.12”大地震救灾中，我们就看不见中医的身影；“禽流感”的防控中，我们就听不到中医的声音；群体性伤害救治中，我们就看不到中医的手段……中医急诊也就基本断了可持续发展之路。因为没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思维，没有用“世易时移，变法宜矣”的眼光来看待中医急诊，而是用是传统“宗法”的“自非式”(把中医急诊吸收的现代技术视为非中医)思维来衡量中医急诊，于是乎就出现了“纯正”中医们满眼都是的“中医还失去了参与救治大规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传染病的机会，中医外科和骨伤科已经越来越难觅踪影，一些在历史上很有名的丸散膏丹已经在市场上近乎消失”的悲凉境象，“为什么中医急诊的应用及其范围却反而更加萎缩了”的悲哀鸣叫。
如果说我在《传统观念对中医急诊发展的影响》中认为，中医急诊在发展过程没有甄别传统文化中的“中庸观”、“孝悌观”、“宗法观”的糟粕而影响了其发展，那么中医急诊发展中没有吸收传统文化中“世易变法”思想和“创新”精髓，则是引起中医急诊发展缓慢的又一悲剧。, 百拇医药(张毅 四川省遂宁市中医院)
为什么科学主义一冲击，中医药文化就被国人“漠视和贬低”呢？中医就会在整体上“严重异化”呢？这是一个值得拷问的问题。而首先应该受到拷问的恰恰就是不愿“异化”的中医药文化本身。
包括医学在内的所谓科学主义传入中国之前，学中医药的哪个不熟读四大经典？哪个中医师的匣箧里找不出几本历朝历代的救急医籍来？哪个人患了“急”病，不仰仗中医来救急？那个时代想轻视经典都难，想学术“异化”都不行，想求他医救急都无门，因为少有中医典籍以外的其他书籍可寻，少有中医学术以外的学术可学，“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离开中医救急，就只有死路一条。照理说这些精通古籍，深得经典真谛，又掌握了比王先生罗列的多得多的急救理论、方法和实用技术的没有被“异化”的中医老祖宗们，绝对应该是中医精良，活人有术，我们有一万个理由相信在救急时一定是效如桴鼓，药到病除，在处理急症时不受病人欢迎都不行，“落后”的外来急救之术在国门内外叫板，敢在急救上和中医比拼，只能是“鲁班门前耍大斧，李白笔下吟诗文”。然而，事情就是这么奇怪，以煌煌数千年经典作为理论支撑，以“外敷(止血、止痛)、灌肠、催吐、催嚏、开噤、刺血、针、灸、刮痧等”作为技术手段，以“大承气汤、大陷胸汤、大黄牡丹汤、黄连解毒汤和白头翁汤等”至少需要煎熬半个时辰以上的急症方药为主要给药方式，以“不但能治急证，而且可治内、外、妇、儿各科的急证”为主要资本的中医急诊，就是挡不住有人要用原本弱小的外来医学，拿他们“不值钱”的生命来试手艺。中医的急诊也因此如同中医其他的市场一样，一夜之间竟被外来的医学占据了大半河山。写到这里，我不禁要问：为什么当时强势的中医药文化，被后来弱势的科学主义所凌驾？当时很繁荣的中医急诊为什么没能长盛不衰？显然不“异化”祖术——日日新，不愿吸收科学主义的精华是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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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不管是人或物，如不能施惠于社会，他自然会被社会藐视。为了避免这种状况，中医急诊的“异化”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王先生在文中罗列了一大堆没有“异化”(如果较之先秦中医实际也“异化”了)的中医急救手段，如把这些没有“异化”的方法直接用于现在的急诊病人又如何呢？“小承气”之类的汤剂依祖法制作至少要半个时辰以上才能送到病人口中，病人家属不知能否同意花这么长的时间来作生命赌注？“三宝”之类的散剂服用也许很方便，可是不省人事的病人又不知道愿不愿意配合吞咽？“吹鼻取嚏”的方法据说可以解决“牙关紧闭”让病人开口服药，但医生吹而病人不嚏者很常见，对这种情况，没有被“异化”的中医给的结论是“有嚏者生，无嚏者死……”而这些难题，在被“异化”的中医眼里根本就不是问题。
所以说，科学主义背景下的中医药文化“异化”，其实就是中医药根据社会需求来变迎社会，以弥补已有知识和技术的不足。严格地说这种“异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为基因的中医药与“生”俱来的，只不过她的“异化”堕性是在科学主义冲击下排除的，在中医药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得到了激发和释放，使我们获得和发明了许多适应社会需求的新东西，这里的“异化”实际就是“创新”的同义语。很多人以为“创新”是个时髦新词，其实《礼记》早就有了“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创新意识，而《吕氏春秋·慎大览》更是结合医道明确提出：“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譬之若良医，病万变，药亦万变。病变而药不变，向之寿民，今为殇子矣”，“时不与法俱在，法虽今而在，犹若不可法”。可见，我国传统文化是比较强调更新知识结构和与时俱进思想观念的，要求人们适应和推动社会发展，而不能因循守旧，阻挡历史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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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也正是如此，如果没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中医急诊，在“5.12”大地震救灾中，我们就看不见中医的身影；“禽流感”的防控中，我们就听不到中医的声音；群体性伤害救治中，我们就看不到中医的手段……中医急诊也就基本断了可持续发展之路。因为没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思维，没有用“世易时移，变法宜矣”的眼光来看待中医急诊，而是用是传统“宗法”的“自非式”(把中医急诊吸收的现代技术视为非中医)思维来衡量中医急诊，于是乎就出现了“纯正”中医们满眼都是的“中医还失去了参与救治大规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传染病的机会，中医外科和骨伤科已经越来越难觅踪影，一些在历史上很有名的丸散膏丹已经在市场上近乎消失”的悲凉境象，“为什么中医急诊的应用及其范围却反而更加萎缩了”的悲哀鸣叫。
如果说我在《传统观念对中医急诊发展的影响》中认为，中医急诊在发展过程没有甄别传统文化中的“中庸观”、“孝悌观”、“宗法观”的糟粕而影响了其发展，那么中医急诊发展中没有吸收传统文化中“世易变法”思想和“创新”精髓，则是引起中医急诊发展缓慢的又一悲剧。, 百拇医药(张毅 四川省遂宁市中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