撑起农村基本医疗卫生这片天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伴着毛泽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一支主要靠“一根针，一把草”的赤脚医生大军奔赴广大农村，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中草药运动——
编者按：眼下，医改方案尘埃落定。如何学习、贯彻、落实医改意见提出的“坚持中西医并重方针”、“充分发挥中医药(民族医药)作用”是摆在中医药界面前的重大课题。其中，如何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中充分发挥中医药作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草药运动可提供若干借鉴和启示。那场运动既有国家政策的保证，又有财政上的支持以及《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的宣传，还具有合作医疗、巡回医疗队、科研小分队、三土(土方、土医、土药)四自(自种、自采、自制、自用)、中草药展览、编写中草药手册等多种表现形式。回顾那场运动，吸取其经验，有助于中医药领域在推进医改中更好地发挥自身的作用。
一场全国性的中草药运动
国家领导人对中草药运动的关怀
, http://www.100md.com
早在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主席就医药卫生工作做出了重要指示，号召“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这就是所谓的“六·二六”指示。毛主席这一指示的提出主要是针对卫生部的，他认为当时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的城市人口服务，而广大的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
相对于城市的医疗条件，当时广大农村面临缺医少药的困难。究其原因，西医的费用相当高，农民很难负担得起，因此西医在农村很难达到普及。而中医则不同，中国中草药资源丰富，许多药材分布在生长条件适宜的广大农村地区，中草药材唾手可得；而且相对于西医来说，中医药治疗的特点是便宜、简单、方便、有效。因此，毛主席号召“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中医药也就很自然地成为完成这一号召的主要手段。
周恩来总理以及当时的卫生部长、几位副部长都对中草药在中国医疗工作中的作用给予了相当高的重视，纷纷带领医疗队下去为农民看病治病。
, 百拇医药
1967年6月22日，周恩来总理亲自组派第一批北京医疗队去西北农村。同年，周恩来总理又亲自组派过两支医疗队，一次到甘肃酒泉地区，一次到甘肃张掖地区进行巡回医疗。1971年2月7日，周恩来总理亲自参观了在北京举办的“全国中草药新医疗法展览会”的预展。此外，周恩来总理还分别于1971年1月31日、2月3日、2月6日、2月8日几次接见卫生部及其有关直属单位的负责同志、全国中草药新医疗法展览会工作人员，了解中医药的发展情况并安排布置中医药工作的重点及执行方针等。
在“六·二六”号召的指引下和国家一些领导人的直接支持与参与下，全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中草药运动。
国家财政上的支持
自“六·二六”指示下达后，国家几大部委先后联合发出药品降价的通知，通过降低药品的价格来支持农村药品的供应：1965年7月11日，化工部、商业部联合发出《关于调低一部分药品价格的通知》，降低一些品种的价格。1965年8月15日卫生部、商业部、化工部、全国供销总社发出《关于积极做好成药下乡的联合通知》，规定下乡成药的价格坚决贯彻微利多销精神，出厂利润不超过3%，批发利润不超过1%，零售利润不超过2%。1965年8月31日，全国物委与化工部、商业部、卫生部共同研究，降低了一批下乡成药的价格，其中出厂价平均下降20.7%。1969年10月2日，商业部军代表、国家计委下达《关于降低中药价格的联合通知》。通知指出：在安排价格时，必须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财经工作总方针，要有利于合作医疗制度；有利于逐步缩小在药品供应方面的城乡差别；有利于改善经营管理。要求经过降价和初步改革后，全国中药的再生产费用约留3%左右。利润分配原则上工业大于商业，产地略大于销地，零售稍高于批发。为坚决贯彻执行药品应当降价的指示，在这次降价中，对零售只降不升。这次调整的分类价格，一律于1969年12月1日起在全国同时执行。
, 百拇医药
几次降价、限价出售中草药提高了农村对中草药的购买能力，为初期中草药在农村的推广和使用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二报一刊”的报道
《解放军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以上二种报刊与杂志简称为二报一刊)对这场运动进行了相应的报道，扩大了这场中草药运动的声势与影响。以《人民日报》为例。《人民日报》1968年9月14日率先头版头条发表文章“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上海市的调查报告”，以整版内容对中草药运动中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涌现出来的“赤脚医生”现象展开了讨论。这种以整版篇幅对中医药进行讨论的做法在《人民日报》一直延续到1976年8月31日该刊发表“把群众性的医疗卫生工作办好——关于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的讨论(一○七)”为止，先后发表了107篇关于合作医疗、赤脚医生以及中草药的文章。其中从1969年8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利用、推广中草药，备战、备荒、为人民——关于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的讨论(十七)”，到1970年1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中西医结合，开展群众性的草医草药运动——关于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的讨论(二十五)”，先后有7篇文章整版专门讨论中草药的相关问题。
, 百拇医药
全国性的运动
当时中国所处的社会环境、国家领导的重视、国家财政上的支持以及“二报一刊”的大力宣传推动了这场中草药运动迅速地开展起来，遍及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以及少数民族地区。中草药的主要产地在山区，因此，山区农村的公社、大队走到了这场运动的前列，如云南省的百药山、江西省的三清山，安徽省的黄山等地区。后来，随着中草药运动的深入开展，水网、平原、牧区等地区的农村以及大城市郊区等中草药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也根据各自地貌和所产药物的特点，开展起带有地域特色的中草药运动。如地处水网地区的江苏省高邮县周山公社，积极发掘并利用水产药物；地处平原地区的湖北钟祥县前锋大队采用山药移植，使野生药物变成家种药物，扩大了中草药的种植范围，等等。
颇具想象力的运动形式
中草药运动的前期运动形式，主要是中央或地方政府通过组建医疗队、科研小分队到农村进行巡回医疗、中医药科研、开门办学等方式进行中医药的推广。后来随着中草药运动的深人，地方性的合作医疗制度、赤脚医生现象相继涌现，成为中草药运动的主体，他们大搞“三土四自”、“中草药展览”以及编写帮助普及中医药知识、指导医疗实践的中医药手册等活动，极大地推广了这场中草药运动。
, 百拇医药
深入农村的巡回医疗、科研和人才培养
“六·二六”指示下达后，全国各地医院、医学科研院所纷纷组建医疗队到农村进行巡回治疗。比如1965年9月27日北京市由北京医学院、中医研究院、中苏友谊医院、同仁医院、中医医院等5个单位组成的第一批9个医疗队共91人，于2月初去通县、顺义等县开展了巡回医疗工作。1974年至1975年6月，上海市有1000多名医务人员组成58个医疗队奔赴黑龙江、云南、贵州、西藏、安徽、江西、浙江、山东等省、自治区的边远山区和农村为贫下中农服务。医疗队深入农村，除送医送药上门外，往往就地取材，运用当地所产的中草药治疗疾病。
同时，医学科研院所纷纷组建科研小分队深入农村，将当地长期应用的有效药物、方剂挖掘出来，运用中医药理论和现代科学方法对药物的药理、毒理、化学结构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经过改方组方、剂型改革、临床实验等，进一步确定药物的疗效并制成了许多成药制剂。如中国医学科学院组建中草药科研小分队到粤北山区搞科研，进行中草药研究。1966年3月14日中医研究院在山西省稷山县农村建立了一所专门研究农村疾病的研究所。通过开展农村卫生工作，培养农村卫生人员，搜集整理和研究农民同疾病斗争的经验，开展防治农村疾病的研究工作。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获奖项目许多是这时的研究成果，其间研发的具有显著截疟疗效的青蒿素，至今仍作为治疗疟疾的首选药物，并作为近几十年中医药科研的突出成就而被人津津乐道。
, 百拇医药
医疗队与科研小分队在农村进行医疗与科研活动的同时，也开门办学，教授中医中药知识。据现北京工业大学李泽琳研究员回忆，20世纪70年代周恩来总理曾组派去江西德兴的医疗队和科研小分队，小分队中西苑医院的周超凡大夫就在当地开展教学工作，为当地人传授中草药知识。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河南医学院学报》报道：河南医学院广大师生坚持面向农村，开门办学，大力开展以培训赤脚医生为主的各种短训班，为农村培养各种卫生人员4300多人。
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
巡回医疗队、科研小分队不能长久生活在农村，因此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地区性缺医少药及医疗技术差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制度这种新事物应运而生了。赤脚医生就是当地的卫生员，由于这些卫生员还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所以他们同农民一样不穿鞋子，因此被称作“赤脚医生”。李德成将赤脚医生定义为：“赤脚医生一般是就地取材，从行医世家子弟和回乡知识青年略懂医术者、且阶级成分较好的人中挑选，集中到县医院或卫生学校、乡卫生院等机构进行短期培训，然后回到所在生产大队，一面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一面为社员防病治病”。这一定义是颇为恰当的。
, 百拇医药
覃祥官就是当时湖北省长阳县众多赤脚医生中的普通一员，但是他的名字和事迹却被后人耳熟能详。1966年，覃祥官率先提出了合作医疗的设想：农民每人每年交1元合作医疗费，村里再从集体公益金中人均提留5角钱作为合作医疗基金。除个别痼疾需要常年吃药的以外，群众每次看病只交5分钱的挂号费，吃药不要钱。他的想法在长阳县乐园公社付诸实施。12月5日的《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报道了此事，文章题为“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对合作医疗制度大加赞扬。之后，合作医疗制度以星火燎原之势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起来。覃祥官也因此被后人誉为“合作医疗之父”。合作医疗降低了人们看病的花销，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当时农民看病难的问题。赤脚医生的推广和实行合作医疗制度可以说是这场中草药运动的主要推动力。
大搞“三土四自”运动
“三土”(土方、土医、土药)是指培训土医生(赤脚医生)，发掘利用当地中草药和行之有效的土方土法；“四自”(自种、自采、自制、自用)是指对中草药的自种、自采，并利用自种、自采的中草药制成中草药制剂加以使用。当时的农村卫生室和村民小组土药房大都开辟了药园，种植了大量的常用药物。“三土四自”不但调动了人民采药、认药、种植药材以及开发中成药的积极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医疗成本，成为巩固合作医疗的重要手段。
, 百拇医药
但是在中草药的采集过程中出现了“不看药材成熟与否，不管需要多少就大量采集”的现象。这种现象导致了药源的破坏，资源的减少，并引起了一些有远见的专家学者的重视，他们纷纷写文章，提醒人们在采集药材过程中要注意保护药源。例如《人民日报》于1969年8月30日(第3版)和1971年3月29日(第3版)分别发表题为“保护中草药药源”和“大家都来保护中草药资源”的文章，提出采药要留种、避免乱砍乱伐，提倡引种移植来扩大药源等。
办中草药新医疗法展览会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还采取了举办中草药新医疗法展览会的方式来普及中草药知识。最早举办中草药展览比较集中的时期是1970年前后。据中国中医科学院胡世林研究员回忆，云南省作为中草药的王国，走在较大型的中草药新医疗法展览会的前列，1970年时他曾作为卫生部考察组的成员去参观云南省的中草药展览。此外，陕西省商洛地区在1970年10月举办了“商洛地区战备中草药展览”。在这一时期，类似云南、陕西省这样，由省、市以及区、县、大队的行政单位举办中草药新医疗法展览会的，在全国还有很多。展览会后他们大多把展出的内容编辑整理成中草药书籍。如根据江阴县中草药新医疗法展览会资料编撰的《土方草药选编》、根据广西中草药新医疗法成就展览会资料编撰的《中草药新医疗法处方集》，等等。1971年2月8日~10月15日卫生部、商业部和燃化部在北京联合主办“全国中草药新医疗法展览会”，此次展览会将中草药新医疗法展览推向高潮。在正式展出之前，该展览经历了6个月的筹备时间，于1970年12月9日进行了预展，1971年2月7日周恩来总理亲临审查，2月8日正式展出。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为展览会送来资料4050件，展品23258件，新鲜药用植物430种。其中展出2037件，上版面1202项，实物835项。展出期间还发行有关资料11种，最后经修订、补充编成《全国中草药新医疗法展览会资料选编》。1972年5月23日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成《全国中草药新医疗法展览会》纪录片，并在北京和全国各地开始上映。此次展览为普及和宣传中草药知识起了很大的作用。
, http://www.100md.com
编写中草药手册
编写中草药手册也是这场中草药运动的重要形式之一。中草药手册的编写过程是对当地中草药物从植物形态到功能主治的一次系统的总结过程。中草药手册的编写，不仅起到了普及中草药知识的作用，而且总结了当地的药物，为中草药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该时期所编写的中草药手册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范围广：当时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除台湾、香港、澳门外)包括西藏地区都有中草药“实用手册”问世。大多数省市的地市一级，部分省市如广东、福建、浙江、广西的县一级也有“实用手册”。解放军不少驻地医院也编写了“实用手册”。
2.数量多：根据我们的不完全统计，现存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草药著作有1000种之多。
3.实用性强：在当时“备战备荒”的思想主导下，中草药运动强调实用性，特别是在广大农村的使用。由于当时准备在西药断绝供应的战争环境下，只有就地取材，所以大多数中草药及验方简便、易取、易用。
, 百拇医药
4.真实性较强：在当时的政治形势和人们的道德标准下，做伪、甚至不认真都可能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因此“实用手册”的真实性较强。
5.地域性极强：我国幅员辽阔，各地所产的草药不尽相同，而且我国少数民族众多，各居住区也有各自的不同的药物及用药特点，再加上“备战”的前提也要求就地取材，因此“实用手册”的地域性极强。
在此期间编写的《全国中草药汇编》和《中药大辞典》是全国中草药资源普查的重大成果，具有重大意义。
突出成就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这场中草药运动，是在中国经历了3年自然灾害，全国人民严重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开展的，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当时人们看病贵、看病难的难题。该运动是由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倡导的一场中草药运用及研发的普及和推广运动。
1980年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了一组统计数字，肯定中国在农村问题上的两大突出成就，一是以只占全球7%的耕地，养活了占全球22%的人口；二是以低于发达国家170倍的人均医疗费用，解决了广大农村的医疗问题。这是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草药运动成果的最有力肯定。D4, 百拇医药(张卫 张瑞贤)
编者按：眼下，医改方案尘埃落定。如何学习、贯彻、落实医改意见提出的“坚持中西医并重方针”、“充分发挥中医药(民族医药)作用”是摆在中医药界面前的重大课题。其中，如何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中充分发挥中医药作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草药运动可提供若干借鉴和启示。那场运动既有国家政策的保证，又有财政上的支持以及《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的宣传，还具有合作医疗、巡回医疗队、科研小分队、三土(土方、土医、土药)四自(自种、自采、自制、自用)、中草药展览、编写中草药手册等多种表现形式。回顾那场运动，吸取其经验，有助于中医药领域在推进医改中更好地发挥自身的作用。
一场全国性的中草药运动
国家领导人对中草药运动的关怀
, http://www.100md.com
早在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主席就医药卫生工作做出了重要指示，号召“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这就是所谓的“六·二六”指示。毛主席这一指示的提出主要是针对卫生部的，他认为当时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的城市人口服务，而广大的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
相对于城市的医疗条件，当时广大农村面临缺医少药的困难。究其原因，西医的费用相当高，农民很难负担得起，因此西医在农村很难达到普及。而中医则不同，中国中草药资源丰富，许多药材分布在生长条件适宜的广大农村地区，中草药材唾手可得；而且相对于西医来说，中医药治疗的特点是便宜、简单、方便、有效。因此，毛主席号召“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中医药也就很自然地成为完成这一号召的主要手段。
周恩来总理以及当时的卫生部长、几位副部长都对中草药在中国医疗工作中的作用给予了相当高的重视，纷纷带领医疗队下去为农民看病治病。
, 百拇医药
1967年6月22日，周恩来总理亲自组派第一批北京医疗队去西北农村。同年，周恩来总理又亲自组派过两支医疗队，一次到甘肃酒泉地区，一次到甘肃张掖地区进行巡回医疗。1971年2月7日，周恩来总理亲自参观了在北京举办的“全国中草药新医疗法展览会”的预展。此外，周恩来总理还分别于1971年1月31日、2月3日、2月6日、2月8日几次接见卫生部及其有关直属单位的负责同志、全国中草药新医疗法展览会工作人员，了解中医药的发展情况并安排布置中医药工作的重点及执行方针等。
在“六·二六”号召的指引下和国家一些领导人的直接支持与参与下，全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中草药运动。
国家财政上的支持
自“六·二六”指示下达后，国家几大部委先后联合发出药品降价的通知，通过降低药品的价格来支持农村药品的供应：1965年7月11日，化工部、商业部联合发出《关于调低一部分药品价格的通知》，降低一些品种的价格。1965年8月15日卫生部、商业部、化工部、全国供销总社发出《关于积极做好成药下乡的联合通知》，规定下乡成药的价格坚决贯彻微利多销精神，出厂利润不超过3%，批发利润不超过1%，零售利润不超过2%。1965年8月31日，全国物委与化工部、商业部、卫生部共同研究，降低了一批下乡成药的价格，其中出厂价平均下降20.7%。1969年10月2日，商业部军代表、国家计委下达《关于降低中药价格的联合通知》。通知指出：在安排价格时，必须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财经工作总方针，要有利于合作医疗制度；有利于逐步缩小在药品供应方面的城乡差别；有利于改善经营管理。要求经过降价和初步改革后，全国中药的再生产费用约留3%左右。利润分配原则上工业大于商业，产地略大于销地，零售稍高于批发。为坚决贯彻执行药品应当降价的指示，在这次降价中，对零售只降不升。这次调整的分类价格，一律于1969年12月1日起在全国同时执行。
, 百拇医药
几次降价、限价出售中草药提高了农村对中草药的购买能力，为初期中草药在农村的推广和使用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二报一刊”的报道
《解放军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以上二种报刊与杂志简称为二报一刊)对这场运动进行了相应的报道，扩大了这场中草药运动的声势与影响。以《人民日报》为例。《人民日报》1968年9月14日率先头版头条发表文章“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上海市的调查报告”，以整版内容对中草药运动中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涌现出来的“赤脚医生”现象展开了讨论。这种以整版篇幅对中医药进行讨论的做法在《人民日报》一直延续到1976年8月31日该刊发表“把群众性的医疗卫生工作办好——关于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的讨论(一○七)”为止，先后发表了107篇关于合作医疗、赤脚医生以及中草药的文章。其中从1969年8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利用、推广中草药，备战、备荒、为人民——关于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的讨论(十七)”，到1970年1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中西医结合，开展群众性的草医草药运动——关于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的讨论(二十五)”，先后有7篇文章整版专门讨论中草药的相关问题。
, 百拇医药
全国性的运动
当时中国所处的社会环境、国家领导的重视、国家财政上的支持以及“二报一刊”的大力宣传推动了这场中草药运动迅速地开展起来，遍及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以及少数民族地区。中草药的主要产地在山区，因此，山区农村的公社、大队走到了这场运动的前列，如云南省的百药山、江西省的三清山，安徽省的黄山等地区。后来，随着中草药运动的深入开展，水网、平原、牧区等地区的农村以及大城市郊区等中草药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也根据各自地貌和所产药物的特点，开展起带有地域特色的中草药运动。如地处水网地区的江苏省高邮县周山公社，积极发掘并利用水产药物；地处平原地区的湖北钟祥县前锋大队采用山药移植，使野生药物变成家种药物，扩大了中草药的种植范围，等等。
颇具想象力的运动形式
中草药运动的前期运动形式，主要是中央或地方政府通过组建医疗队、科研小分队到农村进行巡回医疗、中医药科研、开门办学等方式进行中医药的推广。后来随着中草药运动的深人，地方性的合作医疗制度、赤脚医生现象相继涌现，成为中草药运动的主体，他们大搞“三土四自”、“中草药展览”以及编写帮助普及中医药知识、指导医疗实践的中医药手册等活动，极大地推广了这场中草药运动。
, 百拇医药
深入农村的巡回医疗、科研和人才培养
“六·二六”指示下达后，全国各地医院、医学科研院所纷纷组建医疗队到农村进行巡回治疗。比如1965年9月27日北京市由北京医学院、中医研究院、中苏友谊医院、同仁医院、中医医院等5个单位组成的第一批9个医疗队共91人，于2月初去通县、顺义等县开展了巡回医疗工作。1974年至1975年6月，上海市有1000多名医务人员组成58个医疗队奔赴黑龙江、云南、贵州、西藏、安徽、江西、浙江、山东等省、自治区的边远山区和农村为贫下中农服务。医疗队深入农村，除送医送药上门外，往往就地取材，运用当地所产的中草药治疗疾病。
同时，医学科研院所纷纷组建科研小分队深入农村，将当地长期应用的有效药物、方剂挖掘出来，运用中医药理论和现代科学方法对药物的药理、毒理、化学结构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经过改方组方、剂型改革、临床实验等，进一步确定药物的疗效并制成了许多成药制剂。如中国医学科学院组建中草药科研小分队到粤北山区搞科研，进行中草药研究。1966年3月14日中医研究院在山西省稷山县农村建立了一所专门研究农村疾病的研究所。通过开展农村卫生工作，培养农村卫生人员，搜集整理和研究农民同疾病斗争的经验，开展防治农村疾病的研究工作。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获奖项目许多是这时的研究成果，其间研发的具有显著截疟疗效的青蒿素，至今仍作为治疗疟疾的首选药物，并作为近几十年中医药科研的突出成就而被人津津乐道。
, 百拇医药
医疗队与科研小分队在农村进行医疗与科研活动的同时，也开门办学，教授中医中药知识。据现北京工业大学李泽琳研究员回忆，20世纪70年代周恩来总理曾组派去江西德兴的医疗队和科研小分队，小分队中西苑医院的周超凡大夫就在当地开展教学工作，为当地人传授中草药知识。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河南医学院学报》报道：河南医学院广大师生坚持面向农村，开门办学，大力开展以培训赤脚医生为主的各种短训班，为农村培养各种卫生人员4300多人。
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
巡回医疗队、科研小分队不能长久生活在农村，因此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地区性缺医少药及医疗技术差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制度这种新事物应运而生了。赤脚医生就是当地的卫生员，由于这些卫生员还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所以他们同农民一样不穿鞋子，因此被称作“赤脚医生”。李德成将赤脚医生定义为：“赤脚医生一般是就地取材，从行医世家子弟和回乡知识青年略懂医术者、且阶级成分较好的人中挑选，集中到县医院或卫生学校、乡卫生院等机构进行短期培训，然后回到所在生产大队，一面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一面为社员防病治病”。这一定义是颇为恰当的。
, 百拇医药
覃祥官就是当时湖北省长阳县众多赤脚医生中的普通一员，但是他的名字和事迹却被后人耳熟能详。1966年，覃祥官率先提出了合作医疗的设想：农民每人每年交1元合作医疗费，村里再从集体公益金中人均提留5角钱作为合作医疗基金。除个别痼疾需要常年吃药的以外，群众每次看病只交5分钱的挂号费，吃药不要钱。他的想法在长阳县乐园公社付诸实施。12月5日的《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报道了此事，文章题为“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对合作医疗制度大加赞扬。之后，合作医疗制度以星火燎原之势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起来。覃祥官也因此被后人誉为“合作医疗之父”。合作医疗降低了人们看病的花销，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当时农民看病难的问题。赤脚医生的推广和实行合作医疗制度可以说是这场中草药运动的主要推动力。
大搞“三土四自”运动
“三土”(土方、土医、土药)是指培训土医生(赤脚医生)，发掘利用当地中草药和行之有效的土方土法；“四自”(自种、自采、自制、自用)是指对中草药的自种、自采，并利用自种、自采的中草药制成中草药制剂加以使用。当时的农村卫生室和村民小组土药房大都开辟了药园，种植了大量的常用药物。“三土四自”不但调动了人民采药、认药、种植药材以及开发中成药的积极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医疗成本，成为巩固合作医疗的重要手段。
, 百拇医药
但是在中草药的采集过程中出现了“不看药材成熟与否，不管需要多少就大量采集”的现象。这种现象导致了药源的破坏，资源的减少，并引起了一些有远见的专家学者的重视，他们纷纷写文章，提醒人们在采集药材过程中要注意保护药源。例如《人民日报》于1969年8月30日(第3版)和1971年3月29日(第3版)分别发表题为“保护中草药药源”和“大家都来保护中草药资源”的文章，提出采药要留种、避免乱砍乱伐，提倡引种移植来扩大药源等。
办中草药新医疗法展览会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还采取了举办中草药新医疗法展览会的方式来普及中草药知识。最早举办中草药展览比较集中的时期是1970年前后。据中国中医科学院胡世林研究员回忆，云南省作为中草药的王国，走在较大型的中草药新医疗法展览会的前列，1970年时他曾作为卫生部考察组的成员去参观云南省的中草药展览。此外，陕西省商洛地区在1970年10月举办了“商洛地区战备中草药展览”。在这一时期，类似云南、陕西省这样，由省、市以及区、县、大队的行政单位举办中草药新医疗法展览会的，在全国还有很多。展览会后他们大多把展出的内容编辑整理成中草药书籍。如根据江阴县中草药新医疗法展览会资料编撰的《土方草药选编》、根据广西中草药新医疗法成就展览会资料编撰的《中草药新医疗法处方集》，等等。1971年2月8日~10月15日卫生部、商业部和燃化部在北京联合主办“全国中草药新医疗法展览会”，此次展览会将中草药新医疗法展览推向高潮。在正式展出之前，该展览经历了6个月的筹备时间，于1970年12月9日进行了预展，1971年2月7日周恩来总理亲临审查，2月8日正式展出。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为展览会送来资料4050件，展品23258件，新鲜药用植物430种。其中展出2037件，上版面1202项，实物835项。展出期间还发行有关资料11种，最后经修订、补充编成《全国中草药新医疗法展览会资料选编》。1972年5月23日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成《全国中草药新医疗法展览会》纪录片，并在北京和全国各地开始上映。此次展览为普及和宣传中草药知识起了很大的作用。
, http://www.100md.com
编写中草药手册
编写中草药手册也是这场中草药运动的重要形式之一。中草药手册的编写过程是对当地中草药物从植物形态到功能主治的一次系统的总结过程。中草药手册的编写，不仅起到了普及中草药知识的作用，而且总结了当地的药物，为中草药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该时期所编写的中草药手册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范围广：当时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除台湾、香港、澳门外)包括西藏地区都有中草药“实用手册”问世。大多数省市的地市一级，部分省市如广东、福建、浙江、广西的县一级也有“实用手册”。解放军不少驻地医院也编写了“实用手册”。
2.数量多：根据我们的不完全统计，现存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草药著作有1000种之多。
3.实用性强：在当时“备战备荒”的思想主导下，中草药运动强调实用性，特别是在广大农村的使用。由于当时准备在西药断绝供应的战争环境下，只有就地取材，所以大多数中草药及验方简便、易取、易用。
, 百拇医药
4.真实性较强：在当时的政治形势和人们的道德标准下，做伪、甚至不认真都可能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因此“实用手册”的真实性较强。
5.地域性极强：我国幅员辽阔，各地所产的草药不尽相同，而且我国少数民族众多，各居住区也有各自的不同的药物及用药特点，再加上“备战”的前提也要求就地取材，因此“实用手册”的地域性极强。
在此期间编写的《全国中草药汇编》和《中药大辞典》是全国中草药资源普查的重大成果，具有重大意义。
突出成就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这场中草药运动，是在中国经历了3年自然灾害，全国人民严重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开展的，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当时人们看病贵、看病难的难题。该运动是由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倡导的一场中草药运用及研发的普及和推广运动。
1980年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了一组统计数字，肯定中国在农村问题上的两大突出成就，一是以只占全球7%的耕地，养活了占全球22%的人口；二是以低于发达国家170倍的人均医疗费用，解决了广大农村的医疗问题。这是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草药运动成果的最有力肯定。D4, 百拇医药(张卫 张瑞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