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老给病人寄了25年药
他过去是地下党，现在是老教授；他为人谦和厚道，德高望重；他是一滴水，但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芒
开栏的话：名医，是社会的宝贵财富。他们不但造福于公众的健康，更是医务界乃至社会道德的指向标。从本期起，本报推出“名医故事”栏目，为您展示名医大家的风采。
专家小传
毕增祺教授，生于1925年。1952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医学院。1954年，公派赴前苏联列宁格勒第一医院学习。1972年受命出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医官。1980年代与同道创建中国肾脏病学科，创建北京协和肾内科，至今奋战在临床一线。
“铃——”，2009年4月3日上午，河南渑池县张村68岁老人郑秀仙家里的电话铃响了，话筒里传来一个熟悉、亲切的声音：“是郑秀仙吗？我是北京协和医院的毕大夫啊，你最近可好？”郑秀仙感动得话都说不出来了，这是25年前的救命恩人，更是给自己无偿邮寄了25年药的毕老啊。
, http://www.100md.com
这位毕老，就是北京协和医院肾内科德高望重的毕增祺教授，如今已经85岁高龄。对他来说，郑秀仙是他挂念的千千万万名患者中的一位；对郑秀仙来说，毕老的救治是自己当年唯一的幸存机会。
从不说患者“不行了”
回忆当年，郑秀仙感慨万分。1978年，才37岁的她忽然出现了尿少、浮肿、恶心、无力等症状，到郑州的医院一看，医生就下了“尿毒症”的诊断。家人赶紧把她送到北京求治。辗转了几家医院，结论都是“治不了”。在一家中医医院，郑秀仙亲耳听到医生在隔壁对她的亲戚说：“这样的病人我们见多了。拉回去吧，爱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吧，也就半年的时间了……”郑秀仙当时就瘫软在地。
后来，他们听说协和医院有位“毕大夫”医术高明，于是抱着最后的希望挂了毕教授的号。“毕老没说吓唬我的话，只是跟我说：‘先治一治看看情况吧。’我当时病得早就走不动道了，可就觉得自己有救了。”
, 百拇医药
毕教授说：“行医57年，我从来不对病人说过头的话，一定要鼓励病人。像‘不行了’这种话千万不能随便说，病人的心理一旦垮了，再好的药也救不过来了。”
“治一治”三个字说起来很轻松，但实践起来并不那么简单。经过半年的中西医结合治疗，郑秀仙大踏步地走出了医院。回家以后，她继续吃着毕增祺教授发明的中成药“肾衰一号”、“肾衰三号”。为了不让病人来回奔波劳碌，又考虑到病人病情稳定，毕教授开始和科里的大夫一起为病人邮寄药品。
“协和医院每次寄来药品，里面都附着开好的收据，方便我报销。毕老真是想得周全。”郑秀仙感动不已。多年来，除了长期吃的药，平时有什么头疼脑热的，郑秀仙都会想到毕教授。5年前，郑秀仙感觉头痛头晕，脑CT说有“脑梗”，于是提笔向毕教授咨询。1周后，毕教授回信了，认真细致地提出了建议。
事实上，通过电话、信件，毕教授跟240多名慢性肾病患者保持着多年联络。翻开毕老的患者通讯录，上面整整齐齐、密密麻麻印着患者的电话、地址，内蒙、新疆、海南、江西……遍布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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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过去了，如今68岁的郑秀仙肾功能依旧保持着当年出院的水平，她每天早晚出去锻炼身体，家务活都包了，说起话来底气十足，根本听不出来是一位多年的“病号”。最近，毕教授在电话里嘱咐她说：“药继续吃，但没必要天天吃，一周吃3次就行了。注意蛋白质别吃得太多，生活要规律……”
郑秀仙说：“这辈子能遇到毕教授，真是我的福分。上次一个医生说，你可真幸运，很多比你年轻的肾病病人都不在了。”
经常免了挂号费
北京朝阳医院泌尿外科的薄玉红医生曾与毕增祺教授共事多年，她说：“很多找毕老看病的患者都是看了很多家医院走投无路的，都带着一大堆药。可到了毕老这里，开的药往往特别简单，给病人能省就省。”
“挂号太难了，好多病人为了等一个床位都要在北京住半个月以上，实在不容易。所以我经常对病情稳定的病人说：你的病吃这种药就可以，下次不必挂我的号了，又贵又难挂，找普通的大夫都能开。”毕教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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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诊，毕教授问诊、查体最认真，他总是耐心地听病人把话说完，再加上很多挂不上号的病人央求加号，下班时间总是拖得很晚，经常赶不上医院的班车。
很多时候，毕教授连挂号费都不收。按理说隔日给病人解释化验单，病人应该再挂号，可毕教授都给病人免了。有时，病人病情复杂，毕教授当时没想好解决方案，就对病人说：“你的资料先放我这里，我考虑一下。”回去查资料、分析思考以后，定出方案，再邀病人来门诊，挂号费只收一次。
毕增祺教授说：“要得到病人的信任，一定要站到病人的立场上考虑。给病人带上一个笼统的帽子，开一张处方，打发病人出医院，很容易，但解决不了问题。”
一次失误记一辈子
在北京协和医院院史展示墙上，毕增祺教授作为协和名医赫然在列，上面写着：“毕老为人谦和厚道，德高望重，毋须浓墨重彩，写就亮丽人生。一滴水折射出太阳的光芒，毕老无愧‘协和精神’代言人。”
, 百拇医药
在医学界，毕教授是治学严谨的楷模。薄玉红医生回忆，当年无论平时和节假日，肾内科办公室晚上的灯光总是亮到很晚。毕教授带领着他创建的协和肾内科团队，加班加点搞学术。周末，毕教授不是在科室里，就是在图书馆里查阅资料。“科里每次查房，毕教授话不多，但一开口，总是直指要害，让人心悦诚服。”
1980年代，毕增祺教授与北京医学院的王叔咸教授等人一起创建了中国肾脏病学科，先后在学会担任秘书、副主任委员、常委等职务。行医半个多世纪，学术成果无数，但毕教授对40多年前的一次“失误”依然难以释怀。当时毕教授还是一名主治医师，协和医院和职业病研究所新开了一个病房。一天，收进来一名急诊病人，当时已经无尿。上级大夫是搞职业病出身的，执意给病人开了输液处方，结果病人不到半天就去世了。“这是一个处置不当的病例，是我经手的病人中唯一一次，我记了一辈子。”
由此，毕教授坚信两点：一是不能盲从，二是不能全信书本。“书上说，慢性肾衰病人的寿命只有几年，可我很多病人都活过了20年，而且生活得很好。”毕教授本人1972年即被诊断为冠心病，前几年还查出了糖尿病，可他健健康康地过了84岁生日，每周还出两个下午的门诊，参加一次科里查房。每次查房之前，他都事先做很多准备，包括在网上查阅资料。去医院当天，都是早上5点半起床，6点半出门赶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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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教授总是走在最前面的人。上世纪90年代，很多年轻人还不知电脑、网络为何物，毕教授已经把电脑玩得很熟了。闲暇时他常从网上下载电影，2年前还开了自己的博客。
鲜为人知的传奇人生
1925年，毕增祺出生于安徽省歙县一个小康之家，后因父亲早逝，家道中落。1946年，毕增祺考入上海同济医学院。早在高中期间，他就接受了民主思想，大学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他冒着生命危险，为上海的解放做了很多准备工作。
在校期间，毕增祺秘密担任着上海同济医学院的党支部书记。经常是，上午还在上课，中午接到通知：“下午你别来学校了，要抓人了。”当年很多地下党同学，因为被国民党通缉，不得不提前中止了学业。而在众多教授、同学的帮助和掩护下，毕增祺不但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任务，迎来了解放，还顺利地拿到了毕业证书。
1954年，毕增祺被公派赴前苏联列宁格勒第一医院攻读内科研究生。他始终认为，自己能有今天是很多人无私帮助的结果。因此，对人、对社会，毕增祺从来都抱有善意。毕增祺教授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唯一一次跟人吵架是在文革期间，因为科里的一位大夫拒绝出门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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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毕增祺接到紧急通知，以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常任代表的身份前往美国纽约。当时中美尚未建交，政治环境复杂。在美期间，毕增祺担任代表团的医官，所有代表的保健、常见病诊治都靠他一人。此外，国内有团体访美，毕增祺也要负责全团的防病及饮食卫生。为了预防食物中毒，每次宴会前，毕增祺都要亲自品尝。在外交家乔冠华的回忆录里，有这样一段话：“……协和医院的毕大夫为人很好，医术高明……”在美期间，毕增祺的母亲去世了，由于不能回国，他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对上述鲜为人知的往事，毕增祺教授很少提及，他说：“我小时候家庭经济很困难，党和人民支持我读了三个大学——同济大学医学院、前苏联列宁格勒医学院、北京中医学院，前后13年，都是公费。改革开放开始，才算真正把工作做到了实处。可是1990年底，我就到了离休年龄。我想，如果不继续做点工作，是很大浪费，有负于党和人民的培养。”▲, 百拇医药(本报记者 张 彤)
开栏的话：名医，是社会的宝贵财富。他们不但造福于公众的健康，更是医务界乃至社会道德的指向标。从本期起，本报推出“名医故事”栏目，为您展示名医大家的风采。
专家小传
毕增祺教授，生于1925年。1952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医学院。1954年，公派赴前苏联列宁格勒第一医院学习。1972年受命出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医官。1980年代与同道创建中国肾脏病学科，创建北京协和肾内科，至今奋战在临床一线。
“铃——”，2009年4月3日上午，河南渑池县张村68岁老人郑秀仙家里的电话铃响了，话筒里传来一个熟悉、亲切的声音：“是郑秀仙吗？我是北京协和医院的毕大夫啊，你最近可好？”郑秀仙感动得话都说不出来了，这是25年前的救命恩人，更是给自己无偿邮寄了25年药的毕老啊。
, http://www.100md.com
这位毕老，就是北京协和医院肾内科德高望重的毕增祺教授，如今已经85岁高龄。对他来说，郑秀仙是他挂念的千千万万名患者中的一位；对郑秀仙来说，毕老的救治是自己当年唯一的幸存机会。
从不说患者“不行了”
回忆当年，郑秀仙感慨万分。1978年，才37岁的她忽然出现了尿少、浮肿、恶心、无力等症状，到郑州的医院一看，医生就下了“尿毒症”的诊断。家人赶紧把她送到北京求治。辗转了几家医院，结论都是“治不了”。在一家中医医院，郑秀仙亲耳听到医生在隔壁对她的亲戚说：“这样的病人我们见多了。拉回去吧，爱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吧，也就半年的时间了……”郑秀仙当时就瘫软在地。
后来，他们听说协和医院有位“毕大夫”医术高明，于是抱着最后的希望挂了毕教授的号。“毕老没说吓唬我的话，只是跟我说：‘先治一治看看情况吧。’我当时病得早就走不动道了，可就觉得自己有救了。”
, 百拇医药
毕教授说：“行医57年，我从来不对病人说过头的话，一定要鼓励病人。像‘不行了’这种话千万不能随便说，病人的心理一旦垮了，再好的药也救不过来了。”
“治一治”三个字说起来很轻松，但实践起来并不那么简单。经过半年的中西医结合治疗，郑秀仙大踏步地走出了医院。回家以后，她继续吃着毕增祺教授发明的中成药“肾衰一号”、“肾衰三号”。为了不让病人来回奔波劳碌，又考虑到病人病情稳定，毕教授开始和科里的大夫一起为病人邮寄药品。
“协和医院每次寄来药品，里面都附着开好的收据，方便我报销。毕老真是想得周全。”郑秀仙感动不已。多年来，除了长期吃的药，平时有什么头疼脑热的，郑秀仙都会想到毕教授。5年前，郑秀仙感觉头痛头晕，脑CT说有“脑梗”，于是提笔向毕教授咨询。1周后，毕教授回信了，认真细致地提出了建议。
事实上，通过电话、信件，毕教授跟240多名慢性肾病患者保持着多年联络。翻开毕老的患者通讯录，上面整整齐齐、密密麻麻印着患者的电话、地址，内蒙、新疆、海南、江西……遍布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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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过去了，如今68岁的郑秀仙肾功能依旧保持着当年出院的水平，她每天早晚出去锻炼身体，家务活都包了，说起话来底气十足，根本听不出来是一位多年的“病号”。最近，毕教授在电话里嘱咐她说：“药继续吃，但没必要天天吃，一周吃3次就行了。注意蛋白质别吃得太多，生活要规律……”
郑秀仙说：“这辈子能遇到毕教授，真是我的福分。上次一个医生说，你可真幸运，很多比你年轻的肾病病人都不在了。”
经常免了挂号费
北京朝阳医院泌尿外科的薄玉红医生曾与毕增祺教授共事多年，她说：“很多找毕老看病的患者都是看了很多家医院走投无路的，都带着一大堆药。可到了毕老这里，开的药往往特别简单，给病人能省就省。”
“挂号太难了，好多病人为了等一个床位都要在北京住半个月以上，实在不容易。所以我经常对病情稳定的病人说：你的病吃这种药就可以，下次不必挂我的号了，又贵又难挂，找普通的大夫都能开。”毕教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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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诊，毕教授问诊、查体最认真，他总是耐心地听病人把话说完，再加上很多挂不上号的病人央求加号，下班时间总是拖得很晚，经常赶不上医院的班车。
很多时候，毕教授连挂号费都不收。按理说隔日给病人解释化验单，病人应该再挂号，可毕教授都给病人免了。有时，病人病情复杂，毕教授当时没想好解决方案，就对病人说：“你的资料先放我这里，我考虑一下。”回去查资料、分析思考以后，定出方案，再邀病人来门诊，挂号费只收一次。
毕增祺教授说：“要得到病人的信任，一定要站到病人的立场上考虑。给病人带上一个笼统的帽子，开一张处方，打发病人出医院，很容易，但解决不了问题。”
一次失误记一辈子
在北京协和医院院史展示墙上，毕增祺教授作为协和名医赫然在列，上面写着：“毕老为人谦和厚道，德高望重，毋须浓墨重彩，写就亮丽人生。一滴水折射出太阳的光芒，毕老无愧‘协和精神’代言人。”
, 百拇医药
在医学界，毕教授是治学严谨的楷模。薄玉红医生回忆，当年无论平时和节假日，肾内科办公室晚上的灯光总是亮到很晚。毕教授带领着他创建的协和肾内科团队，加班加点搞学术。周末，毕教授不是在科室里，就是在图书馆里查阅资料。“科里每次查房，毕教授话不多，但一开口，总是直指要害，让人心悦诚服。”
1980年代，毕增祺教授与北京医学院的王叔咸教授等人一起创建了中国肾脏病学科，先后在学会担任秘书、副主任委员、常委等职务。行医半个多世纪，学术成果无数，但毕教授对40多年前的一次“失误”依然难以释怀。当时毕教授还是一名主治医师，协和医院和职业病研究所新开了一个病房。一天，收进来一名急诊病人，当时已经无尿。上级大夫是搞职业病出身的，执意给病人开了输液处方，结果病人不到半天就去世了。“这是一个处置不当的病例，是我经手的病人中唯一一次，我记了一辈子。”
由此，毕教授坚信两点：一是不能盲从，二是不能全信书本。“书上说，慢性肾衰病人的寿命只有几年，可我很多病人都活过了20年，而且生活得很好。”毕教授本人1972年即被诊断为冠心病，前几年还查出了糖尿病，可他健健康康地过了84岁生日，每周还出两个下午的门诊，参加一次科里查房。每次查房之前，他都事先做很多准备，包括在网上查阅资料。去医院当天，都是早上5点半起床，6点半出门赶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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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教授总是走在最前面的人。上世纪90年代，很多年轻人还不知电脑、网络为何物，毕教授已经把电脑玩得很熟了。闲暇时他常从网上下载电影，2年前还开了自己的博客。
鲜为人知的传奇人生
1925年，毕增祺出生于安徽省歙县一个小康之家，后因父亲早逝，家道中落。1946年，毕增祺考入上海同济医学院。早在高中期间，他就接受了民主思想，大学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他冒着生命危险，为上海的解放做了很多准备工作。
在校期间，毕增祺秘密担任着上海同济医学院的党支部书记。经常是，上午还在上课，中午接到通知：“下午你别来学校了，要抓人了。”当年很多地下党同学，因为被国民党通缉，不得不提前中止了学业。而在众多教授、同学的帮助和掩护下，毕增祺不但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任务，迎来了解放，还顺利地拿到了毕业证书。
1954年，毕增祺被公派赴前苏联列宁格勒第一医院攻读内科研究生。他始终认为，自己能有今天是很多人无私帮助的结果。因此，对人、对社会，毕增祺从来都抱有善意。毕增祺教授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唯一一次跟人吵架是在文革期间，因为科里的一位大夫拒绝出门诊。
, 百拇医药
1972年，毕增祺接到紧急通知，以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常任代表的身份前往美国纽约。当时中美尚未建交，政治环境复杂。在美期间，毕增祺担任代表团的医官，所有代表的保健、常见病诊治都靠他一人。此外，国内有团体访美，毕增祺也要负责全团的防病及饮食卫生。为了预防食物中毒，每次宴会前，毕增祺都要亲自品尝。在外交家乔冠华的回忆录里，有这样一段话：“……协和医院的毕大夫为人很好，医术高明……”在美期间，毕增祺的母亲去世了，由于不能回国，他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对上述鲜为人知的往事，毕增祺教授很少提及，他说：“我小时候家庭经济很困难，党和人民支持我读了三个大学——同济大学医学院、前苏联列宁格勒医学院、北京中医学院，前后13年，都是公费。改革开放开始，才算真正把工作做到了实处。可是1990年底，我就到了离休年龄。我想，如果不继续做点工作，是很大浪费，有负于党和人民的培养。”▲, 百拇医药(本报记者 张 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