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差错让全球头疼
编者按：谁能保证一辈子不犯错!可要放在患者那里怕就没这么大度了，毕竟一次错误的代价可能就是一条生命。但很遗憾，频发的医疗事故目前已成了让全球医疗界都头疼的难题。但要改变这种现状，光靠医生个人显然远远不够。在近日举行的“医疗安全与医院管理高层论坛”上，专家们提出，只有在整个医疗系统上下工夫，避免错误再次发生才是根本所在。基于国内的医疗现状，我们到底该做些什么呢？本期，本报特邀请各方专家，共同探讨这一话题。
45%医疗行为有差错
4月4日，诺华中国—卫生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学术交流合作伙伴项目启动，卫生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主任李洪山、北京诺华制药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总裁邓建民、哈佛联盟医学国际首席执行官安德鲁·杰恩等主办方领导，以及清华大学医学院副院长曹泽毅教授等专家出席了此次会议。之后，首届主题论坛“医疗安全与医院管理高层论坛”也在4日、5日相继举行。
如何保证安全是医生治病救人的永恒主题，也因此，医疗安全成为当下国内外专家共同关注的焦点。会上，美国塔夫茨大学医学院副教授、马萨诸塞医疗保健系统副总裁兼首席质量官伊凡·本杰明首先公布了美国最新的一项调查数据——在美国成年患者中，仅55%接受了有科学依据的治疗，意味着45%的医疗行为存在差错。“这表明美国医疗体系的质量也非常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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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人们开始关注医疗安全只是不久前的事情。”本杰明在会上告诉《生命时报》记者。1999年，美国医学科学院发布报告称，美国每年有4.4万—9.8万人死于医疗差错。如果这个数字准确的话，医疗差错将位列美国居民死因的第八位。来自法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的数据显示，大约4%—8%的住院病人曾遭受过医源性伤害。
为了说明医疗质量的不稳定性，本杰明使用了“故障率”的概念，即每100次医疗事件中的出错次数。据美国统计，从故障率的角度考虑，“医疗行业是个高危行业。如果与民航业做比较的话，医疗行为的安全水平远不及航空业，仅仅相当于航空公司托运行李的水平。”
那么，我国的医疗安全情况如何呢？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不无遗憾地说：“中国还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不过，据他介绍，2002年前后，世卫组织调查显示，全球住院患者的抗菌药物使用率大概为30%，而中国住院患者中使用抗生素的比例高达80%—90%，滥用程度可见一斑。另一方面，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组织的一项全国范围的调查显示，仅有9.5%认为“医疗很安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汪昕教授则透露，2005年他和同事们花5个月做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排除手术、病情等自身医疗原因外，1000名手术病人中，仍有8人不得不到手术室接受第二次手术，最高时甚至达到16人。拿全国3000万外科住院病人算，至少10万病人“二进宫”，如把县级医院手术时出现的问题也算进去，将远远大于这个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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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错误，是医疗系统问题
在多数患者心中，医生是个神圣的职业，只要有责任心，便可避免错误。对于这样的“见解”，伊凡·本杰明表示不敢苟同。“人总会犯错的，医生也是人。问题关键在于，医生为何会犯错？”
为此，本杰明举了个例子：医生在给一个小男孩开氧可酮时，错将1.5毫克写成15毫克。小男孩服药2小时后出现呼吸暂停。“我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这是谁干的’。我在医院讲这个案例时，人们就会问，是哪个医生把剂量开错了？但是，在对当事医生、护士、药剂师、患者母亲等相关人士进行深入调查后，我们发现最大的问题是出在医疗系统身上。”本杰明解释道，这位医生非常聪明、能干而且很负责任。可他在事发的那天太疲劳了!前一天晚上他去参加了医师培训，碰巧还要帮个请病假的同事干活，并要给很多病人开出院药单。“一个人在这种状态下，是很容易犯错的。”他接着分析道，那家医院尚未安装一种广为使用的软件；社区医院的药剂师向家长询问了剂量，但依然开了15毫克的药；孩子的母亲也知道这是成人用量，却未咨询医生……总之，这一系列的漏洞才导致了问题的发生。“所以我们要对事不对人，毕竟许多人都犯了错误，所以说，这是系统出了问题。”
, http://www.100md.com
哈佛医学院副教授肯思·桑兹指出：“不必怀疑医务人员是否具有奉献精神，而应检讨我们的制度、体系是否可靠。”肯思·桑兹强调，“建立可靠高效的医疗系统，才能让医疗可靠性从90%提高到99%。”
为了说明制度的价值，美国奥本山医院质量与患者安全部部长苏珊·阿布科教授提到了“瑞士奶酪模型”。瑞士奶酪上有很多孔，这些孔就像是潜在的漏洞，而我们的系统就像是一摞瑞士奶酪，如果奶酪上的孔碰巧彼此相连形成了一条通道，错误便发生了。“因此，我们要做的是查找原因，从制度设计上想办法，而不是去惩罚医生。”
清华大学医学院副院长曹泽毅表示，美国能够对医生给予理解和分析，这种科学化、人性化的分析值得我们学习。“事实上，中国医生肯定比美国医生更忙、更累、更辛苦。可这些在我们这里，好像不构成理由。”▲
医生压力大
医疗误解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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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论坛上，来自美国的研究数据显示，医疗安全与医疗费用间并没有绝对的相关性。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在发言中表示，这一结论的前提是“他们解决了医生的待遇、医生的价值体现等问题。”安全无疑应该成为医疗行为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但鉴于中国特殊国情及目前的医疗环境，中国的医疗安全问题更加复杂。政府投入、市场趋利、政策导向、医疗定价和专业管理都是我们面临的新挑战。
“没有投入就没有安全可言。”据有关医疗质量调研结果显示，医护人员在医疗中常犯的错误中，仅1%是与缺乏相关知识相关，位居前三的分别是技术方面的错误(35%)、忽略必要的信息(16%)、不小心(11%)。“目前，中国医生的劳务价值并未得到合理的体现!”廖新波表示，他们的付出与所得并不相称。因此，我们必须加大对医院的投入。
廖新波认为，护理人员严重不足、收费过低也会影响医疗质量的提高，这对医疗安全的提高也是不利的。“6元钱洗次头在哪里可以做到？只有在医院!”他表示，护理人员的劳动收费价格始终在低水平徘徊，尽管我国的经济每年都在增长，但数年前的标准一直执行到现在也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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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来自上海市呼吸内科住院病人的调查数据显示，在三级医院中，护理费用仅占1.33%，二级医院和一级医院分别为3.11%和6.4%。而各级医院相应的药费却分别占65.32%、62.19%和59.11%。“更为糟糕的是，不少医院管理者抱有‘重医轻护’的观念。”他进一步指出，虽然医护人员短缺是个全球性的难题，但中国则显得更为可怜。只有护理收费价格与价值得到平衡时，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和提高护理质量，保证患者权益，保证安全。
“中国医生压力太大，患者对医疗的误解太多太严重!”廖新波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患者对误诊是很恐慌的，然而误诊其实是不可避免的。一旦医生出现差错，院方、科室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来应对医疗纠纷，无形中也浪费了本已有限的医疗资源。▲
让医生敢汇报差错
“在中国，出错就意味着惩罚。”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仁济医院院长范关荣告诉《生命时报》记者，而在美国体系里，追究原因才最重要。针对性质类似的医疗差错，中美两国的处理措施却有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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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2月，一位5岁的男孩右跟腱挛缩，但医生却为左脚的跟腱施行了延长术。这家医院赔偿了患者20万元，科室主任被撤职。
与此类似，美国一位左腿有病的患者因为医生的疏忽，在右腿上“挨了一刀”，但医生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我们不会直接处罚医生，我们关注的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差错的发生，如何才能避免问题再次出现。但是，如果医生差错率过高，可能会影响到对他的综合评价，从而可能不利于其晋升。”苏珊·阿布科表示。那么，为了预防医疗错误的发生，美国通常会采取哪些方法呢？
建立一个可靠的组织体系。“我们采取四个战略来改进质量和增强医疗安全。如采用计算机化的医嘱系统、电子病例，还有电子处方和安全报告；同时我们还要提高报告的透明度。”肯思·桑兹还介绍说，美国医院正致力于建立一个高度可靠的组织体系。“对一个很小的故障，它都会迅速反应。”
出了差错，不惩罚医生。据阿布科介绍，在其供职的奥本山医院，内部网络上也有不良事件的报告系统，要求医生出现医疗差错后进行报告，再由质量管理部门进行分析，寻找原因。“此报告制度是无惩罚性的，医生不会因为暴露自己的差错而受惩罚。我们必须消除他们的恐惧心理，才能够更客观、更深入地了解事情的真相。”可在中国就不一样了。“中国医生犯不起错，更别说内部报告自己犯错了!”廖新波说。
分析根源查找原因。阿布科表示，不良事件发生后，他们会找到当事人，绝不仅仅满足于他们简单的解释，而是不断追问“为什么”以了解产生问题的原因，从而对管理系统进行修改。对此，曹泽毅说，这点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对医务人员发生问题后关键不是处分个别人，而是要寻找发生问题的根源和体制上的原因，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本版文章由本报记者江大红采访整理), 百拇医药
45%医疗行为有差错
4月4日，诺华中国—卫生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学术交流合作伙伴项目启动，卫生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主任李洪山、北京诺华制药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总裁邓建民、哈佛联盟医学国际首席执行官安德鲁·杰恩等主办方领导，以及清华大学医学院副院长曹泽毅教授等专家出席了此次会议。之后，首届主题论坛“医疗安全与医院管理高层论坛”也在4日、5日相继举行。
如何保证安全是医生治病救人的永恒主题，也因此，医疗安全成为当下国内外专家共同关注的焦点。会上，美国塔夫茨大学医学院副教授、马萨诸塞医疗保健系统副总裁兼首席质量官伊凡·本杰明首先公布了美国最新的一项调查数据——在美国成年患者中，仅55%接受了有科学依据的治疗，意味着45%的医疗行为存在差错。“这表明美国医疗体系的质量也非常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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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人们开始关注医疗安全只是不久前的事情。”本杰明在会上告诉《生命时报》记者。1999年，美国医学科学院发布报告称，美国每年有4.4万—9.8万人死于医疗差错。如果这个数字准确的话，医疗差错将位列美国居民死因的第八位。来自法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的数据显示，大约4%—8%的住院病人曾遭受过医源性伤害。
为了说明医疗质量的不稳定性，本杰明使用了“故障率”的概念，即每100次医疗事件中的出错次数。据美国统计，从故障率的角度考虑，“医疗行业是个高危行业。如果与民航业做比较的话，医疗行为的安全水平远不及航空业，仅仅相当于航空公司托运行李的水平。”
那么，我国的医疗安全情况如何呢？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不无遗憾地说：“中国还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不过，据他介绍，2002年前后，世卫组织调查显示，全球住院患者的抗菌药物使用率大概为30%，而中国住院患者中使用抗生素的比例高达80%—90%，滥用程度可见一斑。另一方面，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组织的一项全国范围的调查显示，仅有9.5%认为“医疗很安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汪昕教授则透露，2005年他和同事们花5个月做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排除手术、病情等自身医疗原因外，1000名手术病人中，仍有8人不得不到手术室接受第二次手术，最高时甚至达到16人。拿全国3000万外科住院病人算，至少10万病人“二进宫”，如把县级医院手术时出现的问题也算进去，将远远大于这个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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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错误，是医疗系统问题
在多数患者心中，医生是个神圣的职业，只要有责任心，便可避免错误。对于这样的“见解”，伊凡·本杰明表示不敢苟同。“人总会犯错的，医生也是人。问题关键在于，医生为何会犯错？”
为此，本杰明举了个例子：医生在给一个小男孩开氧可酮时，错将1.5毫克写成15毫克。小男孩服药2小时后出现呼吸暂停。“我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这是谁干的’。我在医院讲这个案例时，人们就会问，是哪个医生把剂量开错了？但是，在对当事医生、护士、药剂师、患者母亲等相关人士进行深入调查后，我们发现最大的问题是出在医疗系统身上。”本杰明解释道，这位医生非常聪明、能干而且很负责任。可他在事发的那天太疲劳了!前一天晚上他去参加了医师培训，碰巧还要帮个请病假的同事干活，并要给很多病人开出院药单。“一个人在这种状态下，是很容易犯错的。”他接着分析道，那家医院尚未安装一种广为使用的软件；社区医院的药剂师向家长询问了剂量，但依然开了15毫克的药；孩子的母亲也知道这是成人用量，却未咨询医生……总之，这一系列的漏洞才导致了问题的发生。“所以我们要对事不对人，毕竟许多人都犯了错误，所以说，这是系统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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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医学院副教授肯思·桑兹指出：“不必怀疑医务人员是否具有奉献精神，而应检讨我们的制度、体系是否可靠。”肯思·桑兹强调，“建立可靠高效的医疗系统，才能让医疗可靠性从90%提高到99%。”
为了说明制度的价值，美国奥本山医院质量与患者安全部部长苏珊·阿布科教授提到了“瑞士奶酪模型”。瑞士奶酪上有很多孔，这些孔就像是潜在的漏洞，而我们的系统就像是一摞瑞士奶酪，如果奶酪上的孔碰巧彼此相连形成了一条通道，错误便发生了。“因此，我们要做的是查找原因，从制度设计上想办法，而不是去惩罚医生。”
清华大学医学院副院长曹泽毅表示，美国能够对医生给予理解和分析，这种科学化、人性化的分析值得我们学习。“事实上，中国医生肯定比美国医生更忙、更累、更辛苦。可这些在我们这里，好像不构成理由。”▲
医生压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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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论坛上，来自美国的研究数据显示，医疗安全与医疗费用间并没有绝对的相关性。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在发言中表示，这一结论的前提是“他们解决了医生的待遇、医生的价值体现等问题。”安全无疑应该成为医疗行为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但鉴于中国特殊国情及目前的医疗环境，中国的医疗安全问题更加复杂。政府投入、市场趋利、政策导向、医疗定价和专业管理都是我们面临的新挑战。
“没有投入就没有安全可言。”据有关医疗质量调研结果显示，医护人员在医疗中常犯的错误中，仅1%是与缺乏相关知识相关，位居前三的分别是技术方面的错误(35%)、忽略必要的信息(16%)、不小心(11%)。“目前，中国医生的劳务价值并未得到合理的体现!”廖新波表示，他们的付出与所得并不相称。因此，我们必须加大对医院的投入。
廖新波认为，护理人员严重不足、收费过低也会影响医疗质量的提高，这对医疗安全的提高也是不利的。“6元钱洗次头在哪里可以做到？只有在医院!”他表示，护理人员的劳动收费价格始终在低水平徘徊，尽管我国的经济每年都在增长，但数年前的标准一直执行到现在也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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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来自上海市呼吸内科住院病人的调查数据显示，在三级医院中，护理费用仅占1.33%，二级医院和一级医院分别为3.11%和6.4%。而各级医院相应的药费却分别占65.32%、62.19%和59.11%。“更为糟糕的是，不少医院管理者抱有‘重医轻护’的观念。”他进一步指出，虽然医护人员短缺是个全球性的难题，但中国则显得更为可怜。只有护理收费价格与价值得到平衡时，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和提高护理质量，保证患者权益，保证安全。
“中国医生压力太大，患者对医疗的误解太多太严重!”廖新波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患者对误诊是很恐慌的，然而误诊其实是不可避免的。一旦医生出现差错，院方、科室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来应对医疗纠纷，无形中也浪费了本已有限的医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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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出错就意味着惩罚。”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仁济医院院长范关荣告诉《生命时报》记者，而在美国体系里，追究原因才最重要。针对性质类似的医疗差错，中美两国的处理措施却有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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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2月，一位5岁的男孩右跟腱挛缩，但医生却为左脚的跟腱施行了延长术。这家医院赔偿了患者20万元，科室主任被撤职。
与此类似，美国一位左腿有病的患者因为医生的疏忽，在右腿上“挨了一刀”，但医生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我们不会直接处罚医生，我们关注的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差错的发生，如何才能避免问题再次出现。但是，如果医生差错率过高，可能会影响到对他的综合评价，从而可能不利于其晋升。”苏珊·阿布科表示。那么，为了预防医疗错误的发生，美国通常会采取哪些方法呢？
建立一个可靠的组织体系。“我们采取四个战略来改进质量和增强医疗安全。如采用计算机化的医嘱系统、电子病例，还有电子处方和安全报告；同时我们还要提高报告的透明度。”肯思·桑兹还介绍说，美国医院正致力于建立一个高度可靠的组织体系。“对一个很小的故障，它都会迅速反应。”
出了差错，不惩罚医生。据阿布科介绍，在其供职的奥本山医院，内部网络上也有不良事件的报告系统，要求医生出现医疗差错后进行报告，再由质量管理部门进行分析，寻找原因。“此报告制度是无惩罚性的，医生不会因为暴露自己的差错而受惩罚。我们必须消除他们的恐惧心理，才能够更客观、更深入地了解事情的真相。”可在中国就不一样了。“中国医生犯不起错，更别说内部报告自己犯错了!”廖新波说。
分析根源查找原因。阿布科表示，不良事件发生后，他们会找到当事人，绝不仅仅满足于他们简单的解释，而是不断追问“为什么”以了解产生问题的原因，从而对管理系统进行修改。对此，曹泽毅说，这点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对医务人员发生问题后关键不是处分个别人，而是要寻找发生问题的根源和体制上的原因，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本版文章由本报记者江大红采访整理),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