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视角中的传染病
2003年4月下旬，新加坡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的陈鸿能博士曾给中国中医科学院的李经纬教授打来电话，推荐用达原饮防治非典，“效果很好”。研究中医史已45年的李经纬说，当初吴又可是在瘟疫初起、病因不明的情况下，用药清热利湿，调节人体功能平衡以防病治病，“这与非典的情形类似”。
用西医来解释非典比较单纯，“非典型性肺炎”源于冠状病毒感染。但是采访中，关庆维反问本刊记者：“你觉得非典在广州和在北京是一样的吗？”关庆维说，用中医的视角看，非典在广州表证是“风瘟夹湿”，到了北京，是“风瘟夹寒”，之所以有这种区别，和地域有关。“中医讲三因制宜，因人、因地、因时。所以，中医药介入非典后，治愈率很高，并发症也少了，愈后非常好。”“甲型H1N1流感在中医看来属于风邪入侵，但是因患者所处地区不同会表证为‘风瘟夹湿’、‘风瘟夹寒’或者‘风瘟夹燥’，所以必须对症下药。所谓的普适良方是没有的，也不能把治疗药当预防药来使用。”
在关庆维看来，西医对病毒没什么特效药，而且，病毒的变异性很大，西药生产是滞后的。抗生素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现的，但只能对抗细菌。“非典的时候，最开始都是西医治疗，后来吴仪专门召集老中医开会研究中医如何参与治疗，中医才能进入医院。中医上手后，高热的患者3天退烧，发展成急症的没了。而经过西医治疗的很多患者虽然活了下来，但基本上都留有后遗症——股骨头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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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儿科王”刘弼臣作为中医专家曾参与治疗非典，但是本刊记者已无法采访到他。孟庆云告诉本刊记者，刘弼臣已在4个月前去世。不过，刘弼臣在非典后接受某专业杂志采访时，曾提及这段与关庆维所说如出一辙的经历，并指出：“股骨头坏死主要是因为缺钙，为什么缺钙？使用了大量激素!激素的常用量是多少？用来控制急性症状每天也不过40～60克啊!非典的时候一次都用到了120克呀!多惊人的数字。这样子，钙的排出会有多大呀!”“股骨头坏死早期，中医是可以治愈的，但是像这种因为激素的大量使用导致的不可逆转性坏死，中医也没有办法。”
关庆维说：“中医认为：天地之间有一种‘戾’气，这是明朝名医吴又可提出来的，不是风、不是寒、不是热、不是湿……就在人的身上反应了。你说风吧，它跟风不同，不是伤风感冒；你说寒，也不是伤寒，它和伤寒病的症状也不同；你说热，它跟热病也不同。所以吴又可创建了‘瘟疫’学说。他提出瘟疫为感天地之戾气所成，认为戾气是一种肉眼看不见的微小致病物质，通过口鼻侵犯肌体，经空气和接触传播。戾气种类多，具有特异性、易感性，特异的戾气引起相应的病患，对人和动物及不同种属之间的动物具有不同的敏感性。戾气致病除其毒性外，同时取决于人体正气的盛衰。戾气同时有流行性，致病有大流行和散发性的不同。疫病的流行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在中医界部分人看来，吴又可的瘟疫学说预测到了致病微生物的客观存在，揭示了传染病的诸多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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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弼臣曾说，中医把瘟疫分三大类型，寒疫——用发寒的方法治疗；热疫(火疫)——用温凉的方法治疗；湿疫——用祛湿的方法治疗。所以非典呢，大家早期当寒症治疗，后期又当热症治，用上了大寒的石膏……结果寒治、热治都没效，最后用祛湿的药才对了症。而这个“湿”有两方面，可“寒化”，也可以“热化”。所以临床上不能机械地治疗，要用临床经验试调。
非典那年孟庆云在北京，他注意到：“那年北京气候湿润，没有沙尘暴。此外，非典流行还有其他很值得玩味的特点。比如吃辣椒的省份得非典的很少，在广州有，但湖南人爱吃辣椒，疫情越过了湖南，在湖南没有发生，反而到了河南、山西发生很多，这是地域的特点。另外，平常生活很粗放的人不得，越是精细的人，比如吃饭很讲究卫生反而容易得。当时抽烟的人得的少，不抽烟的人、很干净的人得的多。”
“张仲景时代，以非发疹性传染病为主，特别是流感为多，所以他用温法治伤寒。到了唐宋时期，发疹性传染病为多，一开始就高热，再用温药不合适，开始用凉药。”之所以有这种变化，中医科学院主编的《中国疫病史鉴》从地理环境因素做了分析：“从历史的观点看，地理环境的变迁是社会与自然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我国南北方自然地形、水热条件的区别有史以来并无明显的变化；另一方面，人口增长，城市化却有一个随着社会经济文化中心转移而由北往南的明显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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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疫病史鉴》主编梁峻指出，综观整个古代疫病流行资料，中国古代疫病流行有三个高峰期，第一是在公元3世纪至6世纪，正是东汉末年及三国战乱时期，政治及战争因素对疫病流行的影响是很明显的；第二个高峰期是公元12世纪至15世纪，南宋、元及明代前期，这一时期疫病流行曲线上升的一个共同原因是由于南宋王朝偏安江南，促使南方地区人口增加，城市繁荣；第三个高峰期便是公元16世纪以后，相当于明代后期至清代，这个时期人口增加，城市发展，海内外交通都达到了中国古代的鼎盛期，因而对疫病流行的影响作用也都达到了高峰。而张仲景、刘完素，包括吴又可、吴鞠通等医史留名的中医名家就分别出现在这些年代，他们都属于根据个人所在行医地区环境，自出机杼、灵活变通的名医。
关庆维说，中医关于这方面认识有三个特点。一是天人合一。人生活在地球上，但是和天地的气候有一定关系，比如天地的形势都有关系，人得病是天气和人互相作用的结果。并不见得有这种天气，人都得这个病，人自身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两者相互作用才发病。二是认为有规律可循、可以预测。三是有一套从预测到防治的办法。
对于甲型H1N1流感，无论是关庆维还是孟庆云都觉得并不可怕。“按照中医的观点，这就是一种外感性传染病，一种自限性疾病。这种病与气候有关，就像非典，最后的消亡是因为季节，天气热了。”几乎所有接受采访的中医专家都持有这一观点。
即使是中医，同样认为防治传染病，最科学有效的办法是切断传染源。“鼠疫的时候，意大利人发明了隔离；霍乱的时候，大家讲求切断水源。对于甲型H1N1流感这种输入型传染病，最关键的是切断传染源。所以，像国家目前加强对交通关口的检疫，对密切接触者实行隔离，都是古已有之的科学办法。”
(本文有删节), 百拇医药
用西医来解释非典比较单纯，“非典型性肺炎”源于冠状病毒感染。但是采访中，关庆维反问本刊记者：“你觉得非典在广州和在北京是一样的吗？”关庆维说，用中医的视角看，非典在广州表证是“风瘟夹湿”，到了北京，是“风瘟夹寒”，之所以有这种区别，和地域有关。“中医讲三因制宜，因人、因地、因时。所以，中医药介入非典后，治愈率很高，并发症也少了，愈后非常好。”“甲型H1N1流感在中医看来属于风邪入侵，但是因患者所处地区不同会表证为‘风瘟夹湿’、‘风瘟夹寒’或者‘风瘟夹燥’，所以必须对症下药。所谓的普适良方是没有的，也不能把治疗药当预防药来使用。”
在关庆维看来，西医对病毒没什么特效药，而且，病毒的变异性很大，西药生产是滞后的。抗生素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现的，但只能对抗细菌。“非典的时候，最开始都是西医治疗，后来吴仪专门召集老中医开会研究中医如何参与治疗，中医才能进入医院。中医上手后，高热的患者3天退烧，发展成急症的没了。而经过西医治疗的很多患者虽然活了下来，但基本上都留有后遗症——股骨头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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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儿科王”刘弼臣作为中医专家曾参与治疗非典，但是本刊记者已无法采访到他。孟庆云告诉本刊记者，刘弼臣已在4个月前去世。不过，刘弼臣在非典后接受某专业杂志采访时，曾提及这段与关庆维所说如出一辙的经历，并指出：“股骨头坏死主要是因为缺钙，为什么缺钙？使用了大量激素!激素的常用量是多少？用来控制急性症状每天也不过40～60克啊!非典的时候一次都用到了120克呀!多惊人的数字。这样子，钙的排出会有多大呀!”“股骨头坏死早期，中医是可以治愈的，但是像这种因为激素的大量使用导致的不可逆转性坏死，中医也没有办法。”
关庆维说：“中医认为：天地之间有一种‘戾’气，这是明朝名医吴又可提出来的，不是风、不是寒、不是热、不是湿……就在人的身上反应了。你说风吧，它跟风不同，不是伤风感冒；你说寒，也不是伤寒，它和伤寒病的症状也不同；你说热，它跟热病也不同。所以吴又可创建了‘瘟疫’学说。他提出瘟疫为感天地之戾气所成，认为戾气是一种肉眼看不见的微小致病物质，通过口鼻侵犯肌体，经空气和接触传播。戾气种类多，具有特异性、易感性，特异的戾气引起相应的病患，对人和动物及不同种属之间的动物具有不同的敏感性。戾气致病除其毒性外，同时取决于人体正气的盛衰。戾气同时有流行性，致病有大流行和散发性的不同。疫病的流行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在中医界部分人看来，吴又可的瘟疫学说预测到了致病微生物的客观存在，揭示了传染病的诸多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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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弼臣曾说，中医把瘟疫分三大类型，寒疫——用发寒的方法治疗；热疫(火疫)——用温凉的方法治疗；湿疫——用祛湿的方法治疗。所以非典呢，大家早期当寒症治疗，后期又当热症治，用上了大寒的石膏……结果寒治、热治都没效，最后用祛湿的药才对了症。而这个“湿”有两方面，可“寒化”，也可以“热化”。所以临床上不能机械地治疗，要用临床经验试调。
非典那年孟庆云在北京，他注意到：“那年北京气候湿润，没有沙尘暴。此外，非典流行还有其他很值得玩味的特点。比如吃辣椒的省份得非典的很少，在广州有，但湖南人爱吃辣椒，疫情越过了湖南，在湖南没有发生，反而到了河南、山西发生很多，这是地域的特点。另外，平常生活很粗放的人不得，越是精细的人，比如吃饭很讲究卫生反而容易得。当时抽烟的人得的少，不抽烟的人、很干净的人得的多。”
“张仲景时代，以非发疹性传染病为主，特别是流感为多，所以他用温法治伤寒。到了唐宋时期，发疹性传染病为多，一开始就高热，再用温药不合适，开始用凉药。”之所以有这种变化，中医科学院主编的《中国疫病史鉴》从地理环境因素做了分析：“从历史的观点看，地理环境的变迁是社会与自然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我国南北方自然地形、水热条件的区别有史以来并无明显的变化；另一方面，人口增长，城市化却有一个随着社会经济文化中心转移而由北往南的明显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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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疫病史鉴》主编梁峻指出，综观整个古代疫病流行资料，中国古代疫病流行有三个高峰期，第一是在公元3世纪至6世纪，正是东汉末年及三国战乱时期，政治及战争因素对疫病流行的影响是很明显的；第二个高峰期是公元12世纪至15世纪，南宋、元及明代前期，这一时期疫病流行曲线上升的一个共同原因是由于南宋王朝偏安江南，促使南方地区人口增加，城市繁荣；第三个高峰期便是公元16世纪以后，相当于明代后期至清代，这个时期人口增加，城市发展，海内外交通都达到了中国古代的鼎盛期，因而对疫病流行的影响作用也都达到了高峰。而张仲景、刘完素，包括吴又可、吴鞠通等医史留名的中医名家就分别出现在这些年代，他们都属于根据个人所在行医地区环境，自出机杼、灵活变通的名医。
关庆维说，中医关于这方面认识有三个特点。一是天人合一。人生活在地球上，但是和天地的气候有一定关系，比如天地的形势都有关系，人得病是天气和人互相作用的结果。并不见得有这种天气，人都得这个病，人自身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两者相互作用才发病。二是认为有规律可循、可以预测。三是有一套从预测到防治的办法。
对于甲型H1N1流感，无论是关庆维还是孟庆云都觉得并不可怕。“按照中医的观点，这就是一种外感性传染病，一种自限性疾病。这种病与气候有关，就像非典，最后的消亡是因为季节，天气热了。”几乎所有接受采访的中医专家都持有这一观点。
即使是中医，同样认为防治传染病，最科学有效的办法是切断传染源。“鼠疫的时候，意大利人发明了隔离；霍乱的时候，大家讲求切断水源。对于甲型H1N1流感这种输入型传染病，最关键的是切断传染源。所以，像国家目前加强对交通关口的检疫，对密切接触者实行隔离，都是古已有之的科学办法。”
(本文有删节),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