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医互补是历史必然
从中西医学术体系发展看
中西两种医学由于发生、发展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基础上，因此二者由形式到内容成为完全不同的学术体系。两种体系具有明显的互补特色，中医注重整体和西医注重局部互补；中医注重宏观和西医注重微观互补；中医机体反应观和西医病原致病观互补。当代医务工作者，深深感到中西医结合的必要性，中西医优势互补是将世界医学发展推向新高峰的必然趋势。
中医、西医学术体系完全不同
由于中西两种医学采用了完全不同的研究方法，西医采用了实验研究的方法，中医则采用了逻辑推理的方法。方法不同，导致了两种医学形式和内容的完全不同，但两者研究的对象却同是人体和人体的疾病。鉴于此，我们可以通过比较清楚地看出，二者在对待人体和疾病时，具有三个方面的不同倾向。
西医偏重于微观认识
, 百拇医药 中医则偏重于宏观认识
自从16世纪西方现代工业逐步崛起之后，西方医学凭借现代大工业提供的先进工具，很快把研究的对象由宏观转向微观。1665年英国人虎克首先用自制显微镜观察了软木薄片，提出了植物细胞的概念。此后荷兰人莱文虎克利用270倍的显微镜，首次观察了人骨细胞和横纹肌细胞，并描绘出了详细图样。19世纪初，德国大哲学家奥肯指出：所有有机体都是由细胞组成的。19世纪30年代末，德国的两位生物学家施米顿和施旺发现了细胞核，并描述了细胞的基本结构。他们认为，虽然机体的外部形态千差万别，但其内部构造却是统一的，即由细胞组成。19世纪中叶，在上述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另一位著名的德国病理学家魏尔啸认为：“每一个动物都是许多生命单位的总和，每个生命单位皆表现出所有生命的特征。”疾病被认为是机体内部一群细胞发生变化的结果，是微观变化的综合，这一观点为西医注重微观认识开创了新天地。魏尔啸的学说从19世纪到20世纪一直左右着整个西医发展的趋势。西方医学对疾病的微观认识始终是现代西医认识论的主流，这一认识贯穿于西医基础理论的各分支学科，如解剖、生理、组胚、生化、病理，并牢牢地影响着西医临床各科的治疗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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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未曾受益于现代大工业提携的中医，却只能沿着传统的逻辑推理方法缓慢前进。综观古今中医图书，无一观点不出于逻辑推理。《内经》提出的“外感六淫”说和“内伤七情”说，陈无择的“三因论”，因它们不是实验研究的产物，故而只能从宏观角度去认识病因。《素问·至真要大论》“病机十九条”是中医论述病机脍炙人口的纲领性文字，由于都是宏观的认识，因此缺乏精密的定位、定性和定量。近年来人们对《内经》“病机十九条”进行了重新归纳，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归类，然而归来归去也只能宏观地论述，对疾病发生发展的微观变化仍然一无所知。整个中医学的病因、病机、理法方药，全属宏观范畴，结论多出于逻辑推理。
西医偏重于局部认识
中医偏重于整体认识
早在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伟大的解剖学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已开始重视人体局部结构和疾病的局部形态改变。公元2世纪盖伦建立了一系列生理、解剖方面的实验方法，把西方医学的注意力由整体向局部引导。但是在此后漫长岁月中，西方世界在没有大工业的条件下，医学和所有上层建筑一样，完全处于神权思想的束缚之中，对病变局部的认识始终停滞不前，相反大量推理说教又逐步占领了西方医学认识领域。由16世纪开始，随着西方世界以大工业为龙头的经济基础的变革，先进的生产工具使西医的微观洞察水平明显增强的同时，局部认识亦随之加强，被神权思想禁锢了10多个世纪的西方医学，通过实验研究，迅速地在通向微观和局部的两条道路上同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当今西医的局部认识几乎形成了西医诊断、治疗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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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由《内经》开始就建立了较为完整的整体观点，通过阴阳学说、五行生克观点突出了人体的统一性、联系性和完整性。认为构成人体的各个组织、器官之间，在结构上不可分割，在功能上相互协调，相互为用，在病理上相互影响，在治疗上也强调整体调节和治疗作用。《内经》还特别强调“人与天地相应”说，《灵枢·岁露》说：“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素问·五常大论》说：“必先岁气，无伐天和”，均说明了在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方面不仅着重全身各部分之间的统一，同时注重人和周围环境的统一。当然《内经》在着重论述整体观点、天人相应观点的同时，也曾有过一些局部解剖方面的论述。但是从汉代以后，中国经历着漫长的封建社会，孔孟之道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损”，“袒胸裸腹有失大雅”，这一观点严重地影响了人们对疾病局部的探讨。虽然也出现过像王清任那样的勇于创新、力求向病变局部探索的医学家，但由于中医的发展始终未具备大工业的条件，这种局部探索的创新精神最终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而能够得到大力发展的只能是以逻辑推理为主要研究手段的整体观点和天人相应论。事实也的确如此，《内经》所倡导的“整体观点”经过历代医学家的不断充实和发展，不仅在说理上更加透彻，在体系上则更加完整，但中国医学史上曾有过的一点局部观念早被湮没在整体学说的汪洋大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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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医偏重于病原致病观
中医偏重于机体反应观
18世纪以前，中西两种医学在病因学方面的认识并无质的差异，二者均以思辨推理的方法论证病因，古希腊医学认为引起疾病的病原有四，即气、火、水、地四元素说，与中医的五行学说基本类同。西方医学把产褥热的病因归咎于“宇宙—地球—大气的变化”，与中医“天人相应”的观点大体一致。但是当西方得天独厚地享受到大工业的洗礼后，这种情况就开始异变。1847年奥地利医生塞梅尔维斯首先注意到产褥期的发热是因为感染了腐败物质。接着英国外科医师李斯特提出了创伤之所以发炎，是由于细菌侵入感染所引起。在病原认识史上特别应该称道的是德国医生郭霍(1843-1910年)，他在病原学发展方面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人们称他为病原微生物学的奠基人。19世纪后半期西方医学建立了牢固的病原微生物的致病观念，这一观念借助大工业技术的提携，近百年来随着免疫学的兴起，西方医学对病原致病性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并形成完整的由实践到理论的学术体系，成为人们认识疾病病因、病理的基础准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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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对病因的认识始终是在《内经》“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的原则下进行思维推理，认为导致疾病的原因不外“正气之虚”与“邪气之实”两端，在二者中前者则至关重要，后者仅可充作发病之条件而已，因此中医一贯提倡“正虚致病说”，治疗方面则以“扶正固本”为治疗诸多疾病的大法。《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这里所说的“本”就是调理阴阳，所谓调理阴阳就是调节机体的反应性。《内经》之后，张仲景、巢元方、陈无择等对病因的论述颇多，虽然提出了“外感六淫”、“内伤七情”、“饮食所伤”、“劳逸太过”等说，尤其是陈无择的“三因”致病说等，都没有超脱《内经》思维推理的框架。中医病因认识始终如故，只注重机体的反应性，忽略了对真正病原的进一步认识。在中医学发展史上虽然也曾有过牛痘苗的首先应用，也有过吴又可的“戾气”致病说，但是由于没有大工业的基础后盾作用，这些具有无限生命力的创新活动和观点，由于不能及时导入实验研究之中，从而只能销声匿迹于逻辑思辨的茫茫大海中。明、清两代发展起来的温病学派，对《伤寒论》外感热病的病因概念作了十分重要的纠正和补充，但是由于它仍然沿用逻辑推理的老手法，也毫无实验研究的工作条件，因此，其结果仅是异“风寒”为“风热”，异麻桂为桑银而已。近代医学家王清任、唐宗海、张锡纯力求在传统中医理论方面有所革新，但由于仍然得不到充分的实验研究条件，在病原致病性方面的贡献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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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互补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中西两种医学各自沿着自己的轨迹发展到近代，尽管西医的实验研究有着巨大的先进之处，但是当魏尔啸的细胞病理学正以崭新的手段横扫中世纪西方医学的陈迹，开创历史新纪元的时候，在揭开疾病微观奥秘的欣喜之中，在事物发展的另一个侧面，却又孕育着一粒不祥的种子。人们的思路由微观到超微观，由细胞到细胞核、线粒体、核糖核酸，然而在一定程度上却忽视了所有这一切都不能脱离整体调节作用的客观事实。这一倾向一直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西方医学便不可避免地发出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致命伤。于是在西方医学的营垒里，便相继出现了巴甫洛夫的神经反射学说、塞里氏的应激能学说，1937年哈里斯发现了丘脑—垂体内分泌的全身调节作用。他们的研究和观点旨在使西方医学由局部再回到全身，由微观再兼顾到宏观。这种观点通过近30年来免疫学方面的长足发展，同样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再看中医的近代发展史，虽然不像西医那样显明，但隐约中也可看到有识之士试图把认识由宏观移向微观的尝试。吴有可的“戾气说”，王清任的“解剖学”，唐宗海、张锡纯的“中西汇通”，都是这一尝试的具体表现。综观中西医近百年动态，双方已各自开始了针对自身缺陷的纠偏。一切事物，但凡发展，都是以逐步纠偏、逐步完善为前提的，这也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西医作为现代科学技术的一部分，在现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中，为了自身完善的需要，向一切可以提供营养的对象全力索取，从而达到壮大自身的目的。
, 百拇医药
近年来西方世界掀起了中医热，虽然临床治疗的需要也是其原因，但是更深层的含义则是西方已开始向中医借鉴，必欲取其精华而用之。可以断言，蕴藏在中医宝库中的整体观点、天人相应观点等当是西医首先掘取的内容，然后加以实验研究，在短期内为我所用，力图出现西医学术的再腾飞。时至今日，将中医学术体系由宏观推向微观已是当务之急，这是当前发展中医的惟一途径。
现代科学技术已形成了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网络系统，中医至今沿用推理思辨的古法缓缓行进。这种局面的形成前已述及，乃源于漫长的封建社会，个体农业和分散手工业没有给中医发展提供向微观进展的机会，我们不能苛求于古人。但是时至今天，中国当代工业已跻身于世界行列，中医向微观推进的条件已完全具备。当代中医工作者要顺应事物发展的规律，大胆地把思维推向微观，把西医的实验手段接过来，为我所用，发展自身，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期达到保住中医特色，并且开创现代中医的新局面。在当前条件下，发展中医最有效的方法是首先向西医索取，因为西医之长正是中医之短。中西医结合是向西医索取(当然也包括中西医互相索取)的主要模式，但是在这一模式的内涵中，作为中医工作者应该始终把握住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观念，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发展中医的目的。, 百拇医药(裴正学 甘肃省医学科学研究院)
中西两种医学由于发生、发展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基础上，因此二者由形式到内容成为完全不同的学术体系。两种体系具有明显的互补特色，中医注重整体和西医注重局部互补；中医注重宏观和西医注重微观互补；中医机体反应观和西医病原致病观互补。当代医务工作者，深深感到中西医结合的必要性，中西医优势互补是将世界医学发展推向新高峰的必然趋势。
中医、西医学术体系完全不同
由于中西两种医学采用了完全不同的研究方法，西医采用了实验研究的方法，中医则采用了逻辑推理的方法。方法不同，导致了两种医学形式和内容的完全不同，但两者研究的对象却同是人体和人体的疾病。鉴于此，我们可以通过比较清楚地看出，二者在对待人体和疾病时，具有三个方面的不同倾向。
西医偏重于微观认识
, 百拇医药 中医则偏重于宏观认识
自从16世纪西方现代工业逐步崛起之后，西方医学凭借现代大工业提供的先进工具，很快把研究的对象由宏观转向微观。1665年英国人虎克首先用自制显微镜观察了软木薄片，提出了植物细胞的概念。此后荷兰人莱文虎克利用270倍的显微镜，首次观察了人骨细胞和横纹肌细胞，并描绘出了详细图样。19世纪初，德国大哲学家奥肯指出：所有有机体都是由细胞组成的。19世纪30年代末，德国的两位生物学家施米顿和施旺发现了细胞核，并描述了细胞的基本结构。他们认为，虽然机体的外部形态千差万别，但其内部构造却是统一的，即由细胞组成。19世纪中叶，在上述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另一位著名的德国病理学家魏尔啸认为：“每一个动物都是许多生命单位的总和，每个生命单位皆表现出所有生命的特征。”疾病被认为是机体内部一群细胞发生变化的结果，是微观变化的综合，这一观点为西医注重微观认识开创了新天地。魏尔啸的学说从19世纪到20世纪一直左右着整个西医发展的趋势。西方医学对疾病的微观认识始终是现代西医认识论的主流，这一认识贯穿于西医基础理论的各分支学科，如解剖、生理、组胚、生化、病理，并牢牢地影响着西医临床各科的治疗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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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未曾受益于现代大工业提携的中医，却只能沿着传统的逻辑推理方法缓慢前进。综观古今中医图书，无一观点不出于逻辑推理。《内经》提出的“外感六淫”说和“内伤七情”说，陈无择的“三因论”，因它们不是实验研究的产物，故而只能从宏观角度去认识病因。《素问·至真要大论》“病机十九条”是中医论述病机脍炙人口的纲领性文字，由于都是宏观的认识，因此缺乏精密的定位、定性和定量。近年来人们对《内经》“病机十九条”进行了重新归纳，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归类，然而归来归去也只能宏观地论述，对疾病发生发展的微观变化仍然一无所知。整个中医学的病因、病机、理法方药，全属宏观范畴，结论多出于逻辑推理。
西医偏重于局部认识
中医偏重于整体认识
早在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伟大的解剖学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已开始重视人体局部结构和疾病的局部形态改变。公元2世纪盖伦建立了一系列生理、解剖方面的实验方法，把西方医学的注意力由整体向局部引导。但是在此后漫长岁月中，西方世界在没有大工业的条件下，医学和所有上层建筑一样，完全处于神权思想的束缚之中，对病变局部的认识始终停滞不前，相反大量推理说教又逐步占领了西方医学认识领域。由16世纪开始，随着西方世界以大工业为龙头的经济基础的变革，先进的生产工具使西医的微观洞察水平明显增强的同时，局部认识亦随之加强，被神权思想禁锢了10多个世纪的西方医学，通过实验研究，迅速地在通向微观和局部的两条道路上同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当今西医的局部认识几乎形成了西医诊断、治疗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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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由《内经》开始就建立了较为完整的整体观点，通过阴阳学说、五行生克观点突出了人体的统一性、联系性和完整性。认为构成人体的各个组织、器官之间，在结构上不可分割，在功能上相互协调，相互为用，在病理上相互影响，在治疗上也强调整体调节和治疗作用。《内经》还特别强调“人与天地相应”说，《灵枢·岁露》说：“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素问·五常大论》说：“必先岁气，无伐天和”，均说明了在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方面不仅着重全身各部分之间的统一，同时注重人和周围环境的统一。当然《内经》在着重论述整体观点、天人相应观点的同时，也曾有过一些局部解剖方面的论述。但是从汉代以后，中国经历着漫长的封建社会，孔孟之道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损”，“袒胸裸腹有失大雅”，这一观点严重地影响了人们对疾病局部的探讨。虽然也出现过像王清任那样的勇于创新、力求向病变局部探索的医学家，但由于中医的发展始终未具备大工业的条件，这种局部探索的创新精神最终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而能够得到大力发展的只能是以逻辑推理为主要研究手段的整体观点和天人相应论。事实也的确如此，《内经》所倡导的“整体观点”经过历代医学家的不断充实和发展，不仅在说理上更加透彻，在体系上则更加完整，但中国医学史上曾有过的一点局部观念早被湮没在整体学说的汪洋大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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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医偏重于病原致病观
中医偏重于机体反应观
18世纪以前，中西两种医学在病因学方面的认识并无质的差异，二者均以思辨推理的方法论证病因，古希腊医学认为引起疾病的病原有四，即气、火、水、地四元素说，与中医的五行学说基本类同。西方医学把产褥热的病因归咎于“宇宙—地球—大气的变化”，与中医“天人相应”的观点大体一致。但是当西方得天独厚地享受到大工业的洗礼后，这种情况就开始异变。1847年奥地利医生塞梅尔维斯首先注意到产褥期的发热是因为感染了腐败物质。接着英国外科医师李斯特提出了创伤之所以发炎，是由于细菌侵入感染所引起。在病原认识史上特别应该称道的是德国医生郭霍(1843-1910年)，他在病原学发展方面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人们称他为病原微生物学的奠基人。19世纪后半期西方医学建立了牢固的病原微生物的致病观念，这一观念借助大工业技术的提携，近百年来随着免疫学的兴起，西方医学对病原致病性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并形成完整的由实践到理论的学术体系，成为人们认识疾病病因、病理的基础准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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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对病因的认识始终是在《内经》“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的原则下进行思维推理，认为导致疾病的原因不外“正气之虚”与“邪气之实”两端，在二者中前者则至关重要，后者仅可充作发病之条件而已，因此中医一贯提倡“正虚致病说”，治疗方面则以“扶正固本”为治疗诸多疾病的大法。《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这里所说的“本”就是调理阴阳，所谓调理阴阳就是调节机体的反应性。《内经》之后，张仲景、巢元方、陈无择等对病因的论述颇多，虽然提出了“外感六淫”、“内伤七情”、“饮食所伤”、“劳逸太过”等说，尤其是陈无择的“三因”致病说等，都没有超脱《内经》思维推理的框架。中医病因认识始终如故，只注重机体的反应性，忽略了对真正病原的进一步认识。在中医学发展史上虽然也曾有过牛痘苗的首先应用，也有过吴又可的“戾气”致病说，但是由于没有大工业的基础后盾作用，这些具有无限生命力的创新活动和观点，由于不能及时导入实验研究之中，从而只能销声匿迹于逻辑思辨的茫茫大海中。明、清两代发展起来的温病学派，对《伤寒论》外感热病的病因概念作了十分重要的纠正和补充，但是由于它仍然沿用逻辑推理的老手法，也毫无实验研究的工作条件，因此，其结果仅是异“风寒”为“风热”，异麻桂为桑银而已。近代医学家王清任、唐宗海、张锡纯力求在传统中医理论方面有所革新，但由于仍然得不到充分的实验研究条件，在病原致病性方面的贡献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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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互补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中西两种医学各自沿着自己的轨迹发展到近代，尽管西医的实验研究有着巨大的先进之处，但是当魏尔啸的细胞病理学正以崭新的手段横扫中世纪西方医学的陈迹，开创历史新纪元的时候，在揭开疾病微观奥秘的欣喜之中，在事物发展的另一个侧面，却又孕育着一粒不祥的种子。人们的思路由微观到超微观，由细胞到细胞核、线粒体、核糖核酸，然而在一定程度上却忽视了所有这一切都不能脱离整体调节作用的客观事实。这一倾向一直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西方医学便不可避免地发出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致命伤。于是在西方医学的营垒里，便相继出现了巴甫洛夫的神经反射学说、塞里氏的应激能学说，1937年哈里斯发现了丘脑—垂体内分泌的全身调节作用。他们的研究和观点旨在使西方医学由局部再回到全身，由微观再兼顾到宏观。这种观点通过近30年来免疫学方面的长足发展，同样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再看中医的近代发展史，虽然不像西医那样显明，但隐约中也可看到有识之士试图把认识由宏观移向微观的尝试。吴有可的“戾气说”，王清任的“解剖学”，唐宗海、张锡纯的“中西汇通”，都是这一尝试的具体表现。综观中西医近百年动态，双方已各自开始了针对自身缺陷的纠偏。一切事物，但凡发展，都是以逐步纠偏、逐步完善为前提的，这也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西医作为现代科学技术的一部分，在现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中，为了自身完善的需要，向一切可以提供营养的对象全力索取，从而达到壮大自身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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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西方世界掀起了中医热，虽然临床治疗的需要也是其原因，但是更深层的含义则是西方已开始向中医借鉴，必欲取其精华而用之。可以断言，蕴藏在中医宝库中的整体观点、天人相应观点等当是西医首先掘取的内容，然后加以实验研究，在短期内为我所用，力图出现西医学术的再腾飞。时至今日，将中医学术体系由宏观推向微观已是当务之急，这是当前发展中医的惟一途径。
现代科学技术已形成了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网络系统，中医至今沿用推理思辨的古法缓缓行进。这种局面的形成前已述及，乃源于漫长的封建社会，个体农业和分散手工业没有给中医发展提供向微观进展的机会，我们不能苛求于古人。但是时至今天，中国当代工业已跻身于世界行列，中医向微观推进的条件已完全具备。当代中医工作者要顺应事物发展的规律，大胆地把思维推向微观，把西医的实验手段接过来，为我所用，发展自身，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期达到保住中医特色，并且开创现代中医的新局面。在当前条件下，发展中医最有效的方法是首先向西医索取，因为西医之长正是中医之短。中西医结合是向西医索取(当然也包括中西医互相索取)的主要模式，但是在这一模式的内涵中，作为中医工作者应该始终把握住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观念，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发展中医的目的。, 百拇医药(裴正学 甘肃省医学科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