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经》制怒方法初探
“怒”作为七情之一，是一种不可忍受的负性情绪，对人的健康危害极大 。《内经》中有“怒则气上”、“多阴者多怒”、“血有余则怒”、“肝病者，两胁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肝气虚则恐，实则怒”等大量涉及“怒”的内容，成为后世医家发挥和完善中医情志理论的基础。由于怒对人体的影响以消极为主，所以研究制怒方法对于养生保健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和较高的实践价值。本文试从《内经》原文出发探讨制怒的方法。
脏腑精气生怒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素问·天元纪大论》说：“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思忧恐。”两篇所说虽有出入，但喜怒生于五脏是其共同的认识，即五脏精气导致情志的产生。
在《内经》其他篇中，又分别从生理病理和预防的角度，详细论述了怒生于脏腑的具体机制，如《灵枢·五变》说：“黄帝曰：人之善病消瘅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五脏皆柔弱者，善病消瘅。黄帝曰：何以知五脏之柔弱也？少俞答曰：夫柔弱者，必有刚强，刚强多怒，柔者易伤也。黄帝曰：何以候柔弱之与刚强？少俞答曰：此人薄皮肤，而目坚固以深者，长冲直扬，其心刚，刚则多怒，怒则气上逆，胸中蓄积，血气逆留，髋皮充肌，血脉不行，转而为热，热则消肌肤，故为消瘅。”这里虽然是以解释消渴病的发病机理为主，但其中两次提到“刚强多怒”，说明脏腑刚强是怒多的原因之一。《灵枢·本藏》说：“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脏不受邪矣。”将“悔怒不起”作为“五脏不受邪”的条件之一，从发病学的角度反证了怒与五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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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血是怒的物质基础
《内经》在强调怒生于五脏的同时，又阐述了怒与气血的关系。《素问·调经论》曰：“血有余则怒，不足则恐”，指出血的多少与怒和恐有关。同时，该篇还从气血运行的角度论述了情志与气血的相关性，如：“血并于阴，气并于阳，故为惊狂……血并于上，气并于下，心烦惋善怒。血并于下，气并于上，乱而喜忘”，指出气血运行失常是惊狂、心烦、记忆力减退等情志异常的重要机制，其中“血并于上，气并于下”可导致心烦善怒。《素问·四时刺逆从论》也说：“血气上逆，令人善怒。”明代医家江涵墩在《笔花医镜》中说：“怒气泄则肝血必大伤，怒气郁则肝血又暗损，怒者血之贼也”，从病理的角度强调了怒与肝血的关系。
制怒之法
一般认为易怒属于性格因素，但也有一些人表现为阶段性或周期性的易怒，这就说明制怒需要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法，根据《内经》理论，笔者将制怒法归纳为以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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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情胜情 《内经》提出了用情志制怒的方法，后世称之为“以情胜情”法。《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和《素问·五运行大论》均有“怒伤肝，悲胜怒”的说法。其理论依据是，在五行学说中，怒对应于肝和木，悲对应于肺和金，在五行生克关系中金克木，所以说“悲胜怒”。翁寿承在《吴医汇讲》中说：“肝为木脏,欲散而苦急。经曰：‘肝气虚则恐,实则怒’,又曰：‘怒则气上’。夫以将军之官,至刚之脏,复以愤怒而助其气,是急也,非散也,故曰伤也。若夫悲者,有所哀痛而然也。经曰：‘悲则气消’,则当气逆之时,适以此消气者值之，谓之曰胜,谁曰不然。”文中详细解释了悲胜怒的机制。对于“悲胜怒”的方法，张子和的描述则较为具体，即：“悲可以治怒，以怆恻苦楚之言感之。”
调整脏腑功能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东方生风…在脏为肝…在志为怒”，说明怒与肝具有不同于他脏的亲和力。因此“肝病者，两胁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此处所说的“肝病”其性质并不明确，《灵枢·本神》的表述就比较清楚，即“肝藏血，血舍魂，肝气虚则恐，实则怒。”朱丹溪根据《内经》肝的生理病理特点提出“司疏泄者，肝也”(《格致余论》)，后世医家据此认为“易怒”属“肝失疏泄”。《杂病源流犀烛》则更明确地指出：“治怒为难，惟平肝可以治怒，此医家治怒之法也。”因此，从调整脏腑功能的角度来看，善怒者应从泻肝着手，后世运用龙胆泻肝丸、泻青丸、丹栀逍遥散等治疗肝火上炎之烦躁易怒，其理论依据当起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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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阴阳平衡 《灵枢·行针》说：“多阳者，多喜；多阴者，多怒”，说明个体阴阳的盛衰对喜怒的影响有不同的倾向性，阳气多者热情爽朗多喜乐，阴气多者沉滞抑郁而多恼怒，此处言多阴者多怒。但在《素问·病能论》中，则根据狂证的表现，提出怒是阳气盛的结果：“帝曰：有病怒狂者，此病安生？岐伯曰：生于阳也。帝曰：阳何以使人狂？岐伯曰：阳气者，因暴折而难决，故善怒也，病名曰阳厥。”这种两处结论不一致甚至相反的情况，在《内经》中并不鲜见，孟迎春等提出的假说似可解释这一问题，孟氏认为，愤怒和郁怒是人们发怒的两种基本表现形式，前者是指怒而发泄，指向他人或他物，后者是指怒而不发，郁结于心指向自我。按照中医理论的一般规律，多阴者之怒应属郁怒，阳气盛之怒应属愤怒。
因此，从调节阴阳平衡的角度出发，制怒的方法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多阴者之郁怒，予疏理气机，解除阴盛所致的抑郁沉滞状态，可选逍遥散、柴胡疏肝散等；二是阳盛所致的愤怒，应平抑上亢之阳，《内经》“使之服以生铁络为饮”治疗“阳厥”，其实已经反映了这一治疗原则，后世运用黄连解毒汤、镇肝熄风汤、礞石滚痰丸等治疗烦躁、怒狂等，即是对《内经》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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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邪制怒 《内经》还提出了邪气导致多怒的观点，如《素问·缪刺论》说：“邪客于足少阴之络，令人嗌痛，不可内食，无故善怒，气上走贲上。”指出“邪客于足少阴之络”是“无故善怒”的原因，这里没有明确说明是什么邪气。但在《素问·风论》中则叙述较为明晰，说：“心风之状，多汗恶风，焦绝善怒吓，赤色，病甚则言不可快，诊在口，其色赤。肝风之状，多汗恶风，善悲，色微苍，噎干善怒，时憎女子，诊在目下，其色青”，说明心风和肝风均可导致善怒。由于后世医家对于心风和肝风的认识有分歧，所以其直接的指导意义并不十分确定，但至少可以说明，以驱邪为手段能够达到制怒的目，至于驱邪的具体方法则应以辨证施治为依据，灵活选择与病证较为吻合的治疗手段。
针刺制怒 《内经》中还提到了易怒的针刺疗法，如《灵枢·杂病》曰：“喜怒而不欲食，言益小，刺足太阴；怒而多言，刺足少阳”，其中“喜怒而不欲食，言益小”与脾虚肝旺，肝脾不调证吻合，刺足太阴经可以补脾虚，达到协调肝脾关系而制怒的目的；“怒而多言”与肝胆气盛证一致，刺足少阳经可以疏泄肝胆之气以制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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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五运六气 运气学说是《内经》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内容是讨论不同年份的气候变化规律，以及气候变化对生物体，尤其是对人体生理、发病的影响，其中也有情志方面的内容，如：《素问·气交变大论》说：“岁木太过，风气流行，脾土受邪。民病飧泄，食减体重，烦冤、肠鸣、腹支满，上应岁星。甚则忽忽善怒……岁土不及，风乃大行，化气不令，草木茂荣。飘扬而甚，秀而不实，上应岁星。民病飧泄霍乱，体重腹痛……善怒。”指出在“木太过”和“土不及”的年份，民众均可出现“善怒”，提示在这两类年份，人们应该注意控制情绪，最大限度地减少怒对健康的影响。
修身养性 《灵枢·本神》云：“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脏不受邪矣。”这段话至少反映了两个观点，一是：“志意和”是“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的原因；二是要做到“五脏不受邪”，就要“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这里的“志意和”就是说心态要保持乐观从容,心平气和，是修身养性的最佳境界，修身养性以减少发怒，应属制怒诸法中之最佳者。, 百拇医药(马作峰 姜瑞雪 王平 张六通 湖北中医学院)
脏腑精气生怒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素问·天元纪大论》说：“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思忧恐。”两篇所说虽有出入，但喜怒生于五脏是其共同的认识，即五脏精气导致情志的产生。
在《内经》其他篇中，又分别从生理病理和预防的角度，详细论述了怒生于脏腑的具体机制，如《灵枢·五变》说：“黄帝曰：人之善病消瘅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五脏皆柔弱者，善病消瘅。黄帝曰：何以知五脏之柔弱也？少俞答曰：夫柔弱者，必有刚强，刚强多怒，柔者易伤也。黄帝曰：何以候柔弱之与刚强？少俞答曰：此人薄皮肤，而目坚固以深者，长冲直扬，其心刚，刚则多怒，怒则气上逆，胸中蓄积，血气逆留，髋皮充肌，血脉不行，转而为热，热则消肌肤，故为消瘅。”这里虽然是以解释消渴病的发病机理为主，但其中两次提到“刚强多怒”，说明脏腑刚强是怒多的原因之一。《灵枢·本藏》说：“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脏不受邪矣。”将“悔怒不起”作为“五脏不受邪”的条件之一，从发病学的角度反证了怒与五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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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血是怒的物质基础
《内经》在强调怒生于五脏的同时，又阐述了怒与气血的关系。《素问·调经论》曰：“血有余则怒，不足则恐”，指出血的多少与怒和恐有关。同时，该篇还从气血运行的角度论述了情志与气血的相关性，如：“血并于阴，气并于阳，故为惊狂……血并于上，气并于下，心烦惋善怒。血并于下，气并于上，乱而喜忘”，指出气血运行失常是惊狂、心烦、记忆力减退等情志异常的重要机制，其中“血并于上，气并于下”可导致心烦善怒。《素问·四时刺逆从论》也说：“血气上逆，令人善怒。”明代医家江涵墩在《笔花医镜》中说：“怒气泄则肝血必大伤，怒气郁则肝血又暗损，怒者血之贼也”，从病理的角度强调了怒与肝血的关系。
制怒之法
一般认为易怒属于性格因素，但也有一些人表现为阶段性或周期性的易怒，这就说明制怒需要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法，根据《内经》理论，笔者将制怒法归纳为以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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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情胜情 《内经》提出了用情志制怒的方法，后世称之为“以情胜情”法。《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和《素问·五运行大论》均有“怒伤肝，悲胜怒”的说法。其理论依据是，在五行学说中，怒对应于肝和木，悲对应于肺和金，在五行生克关系中金克木，所以说“悲胜怒”。翁寿承在《吴医汇讲》中说：“肝为木脏,欲散而苦急。经曰：‘肝气虚则恐,实则怒’,又曰：‘怒则气上’。夫以将军之官,至刚之脏,复以愤怒而助其气,是急也,非散也,故曰伤也。若夫悲者,有所哀痛而然也。经曰：‘悲则气消’,则当气逆之时,适以此消气者值之，谓之曰胜,谁曰不然。”文中详细解释了悲胜怒的机制。对于“悲胜怒”的方法，张子和的描述则较为具体，即：“悲可以治怒，以怆恻苦楚之言感之。”
调整脏腑功能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东方生风…在脏为肝…在志为怒”，说明怒与肝具有不同于他脏的亲和力。因此“肝病者，两胁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此处所说的“肝病”其性质并不明确，《灵枢·本神》的表述就比较清楚，即“肝藏血，血舍魂，肝气虚则恐，实则怒。”朱丹溪根据《内经》肝的生理病理特点提出“司疏泄者，肝也”(《格致余论》)，后世医家据此认为“易怒”属“肝失疏泄”。《杂病源流犀烛》则更明确地指出：“治怒为难，惟平肝可以治怒，此医家治怒之法也。”因此，从调整脏腑功能的角度来看，善怒者应从泻肝着手，后世运用龙胆泻肝丸、泻青丸、丹栀逍遥散等治疗肝火上炎之烦躁易怒，其理论依据当起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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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阴阳平衡 《灵枢·行针》说：“多阳者，多喜；多阴者，多怒”，说明个体阴阳的盛衰对喜怒的影响有不同的倾向性，阳气多者热情爽朗多喜乐，阴气多者沉滞抑郁而多恼怒，此处言多阴者多怒。但在《素问·病能论》中，则根据狂证的表现，提出怒是阳气盛的结果：“帝曰：有病怒狂者，此病安生？岐伯曰：生于阳也。帝曰：阳何以使人狂？岐伯曰：阳气者，因暴折而难决，故善怒也，病名曰阳厥。”这种两处结论不一致甚至相反的情况，在《内经》中并不鲜见，孟迎春等提出的假说似可解释这一问题，孟氏认为，愤怒和郁怒是人们发怒的两种基本表现形式，前者是指怒而发泄，指向他人或他物，后者是指怒而不发，郁结于心指向自我。按照中医理论的一般规律，多阴者之怒应属郁怒，阳气盛之怒应属愤怒。
因此，从调节阴阳平衡的角度出发，制怒的方法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多阴者之郁怒，予疏理气机，解除阴盛所致的抑郁沉滞状态，可选逍遥散、柴胡疏肝散等；二是阳盛所致的愤怒，应平抑上亢之阳，《内经》“使之服以生铁络为饮”治疗“阳厥”，其实已经反映了这一治疗原则，后世运用黄连解毒汤、镇肝熄风汤、礞石滚痰丸等治疗烦躁、怒狂等，即是对《内经》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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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邪制怒 《内经》还提出了邪气导致多怒的观点，如《素问·缪刺论》说：“邪客于足少阴之络，令人嗌痛，不可内食，无故善怒，气上走贲上。”指出“邪客于足少阴之络”是“无故善怒”的原因，这里没有明确说明是什么邪气。但在《素问·风论》中则叙述较为明晰，说：“心风之状，多汗恶风，焦绝善怒吓，赤色，病甚则言不可快，诊在口，其色赤。肝风之状，多汗恶风，善悲，色微苍，噎干善怒，时憎女子，诊在目下，其色青”，说明心风和肝风均可导致善怒。由于后世医家对于心风和肝风的认识有分歧，所以其直接的指导意义并不十分确定，但至少可以说明，以驱邪为手段能够达到制怒的目，至于驱邪的具体方法则应以辨证施治为依据，灵活选择与病证较为吻合的治疗手段。
针刺制怒 《内经》中还提到了易怒的针刺疗法，如《灵枢·杂病》曰：“喜怒而不欲食，言益小，刺足太阴；怒而多言，刺足少阳”，其中“喜怒而不欲食，言益小”与脾虚肝旺，肝脾不调证吻合，刺足太阴经可以补脾虚，达到协调肝脾关系而制怒的目的；“怒而多言”与肝胆气盛证一致，刺足少阳经可以疏泄肝胆之气以制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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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五运六气 运气学说是《内经》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内容是讨论不同年份的气候变化规律，以及气候变化对生物体，尤其是对人体生理、发病的影响，其中也有情志方面的内容，如：《素问·气交变大论》说：“岁木太过，风气流行，脾土受邪。民病飧泄，食减体重，烦冤、肠鸣、腹支满，上应岁星。甚则忽忽善怒……岁土不及，风乃大行，化气不令，草木茂荣。飘扬而甚，秀而不实，上应岁星。民病飧泄霍乱，体重腹痛……善怒。”指出在“木太过”和“土不及”的年份，民众均可出现“善怒”，提示在这两类年份，人们应该注意控制情绪，最大限度地减少怒对健康的影响。
修身养性 《灵枢·本神》云：“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脏不受邪矣。”这段话至少反映了两个观点，一是：“志意和”是“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的原因；二是要做到“五脏不受邪”，就要“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这里的“志意和”就是说心态要保持乐观从容,心平气和，是修身养性的最佳境界，修身养性以减少发怒，应属制怒诸法中之最佳者。, 百拇医药(马作峰 姜瑞雪 王平 张六通 湖北中医学院)